2016年7月15日夜至16日晨，土耳其發生未遂軍事政變。
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短命政變：不到3小時政變就基本被粉碎，在短暫的混亂中據稱有至少265人（104名政變軍人，161名親政府軍警和平民）死亡。
政變後先是通過記者手中蘋果手機的Facetime顯示自己仍掌控大局、繼而第一時間「空降」伊斯坦堡布置一切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事發後第一次發聲，就聲稱要對軍方進行「大清洗」，他只用了短短幾個小時便證明自己絕非隨口一說——大清洗業已開始，且範圍遠不止於軍方。
據土耳其總理耶爾德勒姆(Binali Yildirim)稱，截止目前官方已逮捕參與政變的軍人2839名（其中將軍42名），法官和檢察官2745名，此外還有大批公務員。有評論稱，此次逮捕是近幾十年來土耳其因未遂軍事政變而進行的最大規模逮捕行為，其廣度、深度令人咋舌，和笨手笨腳、乏善可陳的「7.15」政變本身相比，更是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稍有政治頭腦和常識的人恐怕都無法理解，倘若政變真的有如此廣泛而深刻的人脈基礎，何以會實施得如同一場兒戲。
正因如此，在土耳其話題上多年來一直秉持「政治正確」話語基調、在歷次埃爾多安宣稱粉碎的「未遂政變」中千篇一律強調「反對軍人幹政」、「支持民選政府」的歐美盟友，此次雖仍強調「所有政治派別都應支持民選政府」，但熱情明顯降低，且大多同時補上「各方都應保持克制」（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國務卿克裡）或「希望土耳其自由權利得到全面尊重」（法國外長埃勞）的「但書」，顯然，這一次他們對埃爾多安的支持（如果還能算支持的話）是有保留的。
埃爾多安在第一時間就指責流亡美國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政治家費圖拉赫.葛蘭（Fehtullah Gülen）為「幕後黑手」，大局塵埃落定後更聲色俱厲地要求美國政府引渡葛蘭。事實上作為溫和的宗教主義者和狂熱的「泛突厥」民族主義者，葛蘭曾是埃爾多安的政治盟友，雙方在「政治保守、經濟文化開放」這個所謂「埃爾多安式土耳其主基調」上高度一致，但「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雙方在如何對待原教旨組織、是否應該幹涉敘利亞事務等問題上尖銳對立，一心集權的埃爾多安無法容忍葛蘭在自己陣營內部廣泛的影響力。2013年，埃爾多安指責長期住在美國的葛蘭「陰謀顛覆」、「有搞恐怖主義嫌疑」，並指使土耳其一家法院籤發針對葛蘭的逮捕令，當時這一做法被普遍認為帶有政治報復和轉移公眾對其親信貪腐指控注意力的意味。此次埃爾多安再次將矛頭對準葛蘭，事實上可以視作2013年政治報復行動的延續，這從他同時在法官、檢察官中進行大清洗便可見端倪——恐怕很多人無法理解政變後大肆逮捕法官、檢察官的目的和用意，但牽扯到葛蘭就一目了然了：2013年兩人翻臉的導火索，正是土耳其司法系統掀起反腐風暴，迫使前內政部長居萊爾（Muammer Guler）、前經濟部長恰拉揚（Zafer Çağlayan）等埃爾多安親信受到懲處，埃爾多安本人也因此第一次嘗到在選舉中「吃癟」（雖然不能說失敗且很快就設計扳回）的羞辱，醞釀多年的修憲集權大計也遭受重大挫折。不把葛蘭打成「政變黑手」、「總後臺」，便無法找到在司法系統內搞「總清算」的口實；而一天不對司法系統「秋後算帳」，一心繼續其集權大計的埃爾多安便恐一天寢食難安。因此不管葛蘭是否真的捲入政變（他本人矢口否認，其支持者更直言「埃爾多安自導自演」），但埃爾多安必須這樣去認定，因為他需要如此——一如他曾多次需要認定軍方發動了「未遂政變」（2003年、2005年、2006年、2010年，這四次「未遂軍事政變」是否曾經真的被策划過，至今仍是一個謎）以實現對軍官團的大換血，以及他不止一次把任何突發事件歸咎於「庫德工人黨的恐怖襲擊」，哪怕其中許多起很快被證明和庫德工人黨、甚至和庫德人無關，從而實現自己刺激民族主義情緒以鞏固、提升自身支持率的目標。
至於逮捕如此海量和高級別的軍官、將領，以及在文官中也實行「大清洗」則更不難理解——這些人未必都涉及軍事政變，更遠不見得都是「葛蘭主義」信徒，但他們一定是埃爾多安現實或潛在的政敵、絆腳石或礙眼者，「7.15」這場拙劣無比的政變恰給了埃爾多安一個「大開殺戒」的口實，後者正好借平息政變的大好時機把「涉及政變」做成一個儘可能大的筐，竭力將一切異己往裡裝。
事實上這是埃爾多安的慣技：直到2014年他仍在對2003年「未遂政變」的「幕後黑手」們窮追猛打，繼續其司法追究程序。但相對於這前四個虛無縹緲、若有若無的「筐」，如今的這一個顯然可以做得更大、更深。
如果將「政變」解讀為其本來意義——政治重大變化，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土耳其的「政變」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相對於「7.15」，這場由埃爾多安親手燃起的「政變」之火非但不太可能「短命」，反倒極可能愈演愈烈，波及更廣、更深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