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在誕生之後，
就和狡猾自然創造的傳染病密不可分；
而人類文明最偉大的一刻，
就是戰勝瘟疫的那一刻。
羅馬帝國曾是一個覆蓋地中海、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它的輝煌至今讓人追憶，它的衰落更引發了許多學者和歷史愛好者的廣泛討論。
對於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多數分析集中在政體制度、軍事組織、戰爭等方面，即聚焦在人為因素上。俄克拉何馬大學教授凱爾·哈珀卻把重點放在了人類以外的因素上，包括氣候變遷、疾病影響等自然生態因素。
在凱爾·哈珀看來，被多數人忽視的自然的力量，在羅馬帝國衰亡過程中發揮了比想像中更強大的作用。
在《羅馬的命運》這本書中，他通過考古資料、基因科學、氣候和疾病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數據分析，展現了氣候和疾病在羅馬帝國幾個世紀興衰演變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氣候和疾病因素，是影響羅馬歷史命運的隱藏玩家。
即使在能預測天氣、能通過人工降雨等手段小幅度幹預天氣的今天，氣候仍然是影響生產和生活的大事。在古代，天氣更是與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的生活休戚相關。古代社會，農業是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靠天吃飯。
旱災、洪災、蝗災等對農民來說都是致命的不可抗力，不但糧食歉收，還會引發地方性的疾病，損失很多人口。只有風調雨順的好年頭，農業收成才有保障，有足夠的糧食養育充足的勞動力，進而生產各類產品、擴展貿易規模、促進經濟發展。
凱爾·哈珀認為，羅馬帝國早期的繁榮，就受益於一段羅馬氣候最優期，或叫作羅馬溫暖期，作者推斷時間大概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間。這段時期內，太陽活動程度高而且穩定，火山活動平靜，總體特點就是溫暖、溼潤，降水充足，氣候穩定，適宜農業發展。考古資料顯示，那段時期的小麥收成就非常好。作者也把這段的羅馬稱為「最幸福的時代」。
「最幸福的時代」結束後，氣候條件開始動蕩，降水減少、溫度降低，給人的直觀感覺就是又冷又幹，這很符合古羅馬人對老年人的印象，因此，也把3世紀這段時期叫作「世界的晚年」。
四世紀的北大西洋濤動曾帶來一段雨水充足的時期，但並不穩定也不持久。到了查士丁尼時代，進入「晚古小冰期」階段，氣候變得更不友好，甚至536年成為北半球過去兩千年來最冷的一年，也被稱作「無夏之年」。
從「羅馬氣候最優期」到「晚古小冰期」，中間的氣候變化並非直線改變而是反覆動蕩的，但總體趨勢的確是越來越不適宜農業生產和人類生活。在這種趨勢的影響之下，龐大的羅馬帝國人口、農業和經濟狀況也確實越來越差，在社會秩序上也產生了更多連鎖破壞效果。
如果說「最幸福的時代」的羅馬帝國是一個體格健壯的青年，那麼在「世界的晚年」它已經進入亞健康狀態，到了「晚古小冰期」則成了一個病弱瀕死的老人。
作者引入一個「韌性」的概念，來表達帝國在運行過程中對氣候、疾病、戰爭、經濟、人口等各方面破壞力量的抵抗能力或者說承受能力。
這就類似於人類對疾病的抵抗力。總體上，羅馬氣候最優期之後的氣候都不利於羅馬帝國的發展，並且越來越惡劣。羅馬帝國從壯碩青年到亞健康狀態再到病弱老人的過程，就是它憑藉自身的韌性持續抵禦惡劣氣候以及其他方面破壞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羅馬帝國的力氣逐漸被惡劣氣候消耗掉，變得越來越弱。
鼠疫桿菌的徵途：從貝魯西亞到地中海世界
在氣候影響之外，作者重點闡述了羅馬帝國經歷的三次大規模瘟疫對帝國的破壞作用。這三次瘟疫分別是：166 年爆發的安東尼瘟疫，據推測主要病因是天花；249 年爆發的西普裡安瘟疫，據猜測很可能是一種線狀病毒，我們熟知的伊波拉病毒就是線狀病毒的一種；541 年爆發的查士丁尼瘟疫，被證實為鼠疫。
古代醫療知識匱乏，技術落後，在大規模瘟疫面前，古人們幾乎是「坐以待斃」，能否存活只能依靠身體自身的抵抗結果，所以我國古代人會把瘟疫看作上天的懲罰，古羅馬人也把瘟疫看作上帝的懲罰和憤怒。
瘟疫在古代是極其可怕的，能夠迅速吞噬大量人口，比戰爭吞噬的人口還要多。羅馬帝國發生的這三次瘟疫，也毫不留情地帶走了許多羅馬平民和貴族的生命。
古代人口的存活率遠沒有現代高，飢餓、疾病等問題就能奪走許多生命，導致人口增長緩慢。在「最幸福的時代」的時代，羅馬是以充足的糧食供應為基礎，憑藉技術和貿易兩種機制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逐漸積累了大量的人口，在安東尼瘟疫爆發之前達到了當時的一個最大極限。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值得驕傲的成就。
安東尼瘟疫首先打斷了羅馬帝國持續的人口增長趨勢，多數估算的總體死亡人數在 10%~20% 之間，按照病原體是天花構造的流行病學模型推算，則整個帝國的死亡率達到 22%~24%。不過，此時的帝國處於強勢的青年狀態，韌性還很強，並沒有因為安東尼瘟疫就動搖了根本，卻也無法恢復如初。
西普裡安瘟疫的殺傷力更強大。根據亞歷山大裡亞一位主教的報告推算，亞歷山大裡亞的人口減少了約 62%。同理推斷，其他地區的人口也遭到了極大破壞。這對於處於「世界的晚年」的亞健康狀態的羅馬帝國，無疑是沉重一擊。此時的羅馬帝國結構已經岌岌可危。
查士丁尼瘟疫的死亡率同樣可觀。提起鼠疫，人們頭腦裡首先想到的是中世紀爆發的可怕的黑死病，相信同為鼠疫的查士丁尼瘟疫並不會比黑死病仁慈多少，據推測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約為人口總數的一半。而此時羅馬帝國已經處於病弱的末期，經此打擊更是一蹶不振了。
在氣候因素影響羅馬帝國從盛到衰的基礎上，這三次瘟疫也都以驚人的死亡率，連番打擊了羅馬帝國。在氣候和瘟疫的雙重作用之下，羅馬帝國的衰亡已經是必然的結果。
不可否認，羅馬帝國的衰亡有著多重的原因，人為因素和非人因素都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羅馬的命運》中，作者凱爾·哈珀之所以單獨把氣候和疾病因素提出來，作為本書的主角進行詳細闡述，是因為自然和生態因素的力量和影響往往是隱形的，也容易被忽視，但這力量和影響又是強大和持續的，其結果往往超出預料。
要捕捉自然這樣的隱形力量的影響，需要跳出人類衡量自身的固有尺度和角度，站到一個更高的時間尺度上、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歷史，就像僅僅用幾代人的時間考察不出滄海桑田的變化，而不考慮氣候條件的影響則對農業收成變化的評估就不夠周全一樣。
那麼，羅馬帝國的衰亡，可以算作自然的勝利麼？個人更傾向於認為這是自然和人類共同作用的結果，或者粗略地說是一半一半，缺一不可。
每次大瘟疫會讓羅馬帝國辛苦養育多年的人口數量急劇降低，的確展示了隱形的自然力量的強大，給人一種只能「聽天由命」的感覺。
但我們不要忘了，瘟疫之所以能夠在羅馬帝國如此廣闊的範圍內持久流行，也是藉助了羅馬帝國相對發達的交通網絡、貿易帶動下頻繁的人口流動的傳播，城市人口集中、衛生條件落後、民眾身體素質較差等因素，也是普通疾病以及大規模瘟疫能奪走這麼多生命的必要條件。
所以，在正視自然力量的同時，也不必忽略人類自身的作用。歷史的走向都是人類與自然的合力促成，單獨拿出哪一個都不夠充分。
凱爾·哈珀之所以在《羅馬的命運》中把自然的力量當成主角，也是為了提醒大家不要再忽視自然的力量產生的影響。不僅在審視歷史時不能忘記自然因素，在涉及當今世界的問題時，更要時刻把生態因素納入考慮的範疇。
本文為豆瓣霧凇老師為《羅馬的命運》一書寫的書評。正如書中的羅馬文明一樣，每個文明都並非獨立於自然界，也難免遭遇種種自然的考驗，瘟疫便是其中之一。
時值抗「疫」的緊要關頭，在這裡也分享一段《羅馬的命運》作者哈珀關於微生物、疾病與自然的精彩觀點，以饗讀者。
微生物的種類大概共有一萬億；每個人身上平均約有 40 萬億個細菌。它們已經存在了 35 億年。這是一個微生物的世界——我們只是生活在其中。在這萬千種類中，絕大多數微生物都對我們漠不關心。
已知只有約 1400 種微生物對人類具有致病性。儘管我們擁有免疫系統這樣卓越的防禦性武器，但這些微生物還是進化出分子工具——致病因子——來威脅我們。一個充滿病原體的星球的崛起，是微生物進化的結果，而人類數量的激增以及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無情地改變地貌的行為，反過來又深刻影響了微生物的進化。
進化是由隨機突變的盲目力量所推動的，但我們創造了進化進行修改和實驗的環境。
在本書中，我們只是處於一種新認知的初始階段，正掙扎著從越來越多的、混亂的新數據中理出頭緒。世界各地的實驗室不斷得出這樣的事實——歷史上的重要病原體都非常年輕。
微生物基因學的未來發展很可能會進一步彰顯出過去幾千年來（並且一直到今天）物種進化的戲劇性。
我們對「新興傳染病」的迫切認識就是一種肯定，說明創造性的進化破壞力還在持續，甚至可能在加速。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分類法只把約 100 年內出現的疾病算作「新興傳染病」，但這個時間段的選擇是武斷的，而且具有誤導性。
過去的幾千年一直是致病性微生物在瘋狂進化的新時代。羅馬帝國就被捲入了這條劇烈加速的湍流中。
古人敬畏命運女神可怕的統治，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意識到，歷史的主宰者似乎是結構與機緣——自然法則與純粹運氣——的混合體。
羅馬人生活在人類故事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羅馬人無法想像，他們所建立的文明正是自身的成功和無常環境的受害者。
羅馬人的持久力之所以讓我們感到痴迷，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的知識所帶來的惋惜之情——他們正站在未知變化的無形邊緣上。
人類與自然漫長且錯綜複雜的故事充滿了悖論、驚奇和盲打誤撞。這就是為什麼歷史的特殊性很重要。
和人類一樣，自然也很狡猾，但是受制於過去的境遇。我們的故事和這個星球的故事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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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
[美] 凱爾·哈珀 著 李一帆 譯
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結合了當代最前沿的基因科學、
氣候研究、疾病研究的技術，
為我們重新講述羅馬覆滅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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