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代海防問題的相關研究，長期以[]來被置於倭寇史、軍制史和海疆史三個學術脈絡之下，已有成果豐碩，充分勾勒出整個海防體制的概貌和趨向。近年來，歷史學的區域研究方興未艾，回到當地的社會脈絡，通過區域的、個案的研究揭示一時一地的海防實態，從許多歷史的細部進一步揭示出國家制度的地方實踐。從問題和思路的角度回顧近40年來明代海防史研究現狀，有助於檢討和思考整個海防史研究的理路和存在的問題。
「古有邊防而無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無論是站在傳統王朝國家的立場，還是今人對海防思想與海防體系的認知，中國海防史的書寫從明代開始這一觀點基本被學界同仁接受。這不等於說，明代以前沿海各地不存在地方性的防禦設施應對海寇問題。而是強調進入明代以後，這些沿海防禦設施不再局限於一時一地，不僅要處理活躍在沿海各地的海寇，也要面對各色外來入侵者的騷擾。如果說明代以前是「海防的萌芽」或「海防前史」，明代以後則真正形成海上防禦體系，是海防體制的創成期。正因如此，明代在整個中國海防史研究中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顧近40年來的明代海防史研究，適可作為引子，藉以檢討和思考整個海防史研究的理路和存在的問題。
總體來說，明代海防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被置於倭寇史、軍制史和海疆史三個學術脈絡之下，成績斐然，已經充分勾勒出整個海防體制的概貌和趨向。近年來，歷史學的區域研究方興未艾，回到當地的社會脈絡，通過區域的、個案的研究揭示一時一地的海防實態，從許多歷史的細部進一步揭示出國家制度的地方實踐。出於避免對既有研究成果的「流水帳」羅列，本文試從問題和思路的角度，從倭寇史、軍制史、海疆史和區域視野三個方面進行回顧和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有以教我。
終明一代，倭寇海盜對東南沿海地區的侵擾時有發生，以嘉靖萬曆間禍害最烈。平息「倭亂」一時成為國家要政，有關海防禦倭的著述大量面世，既有專記倭國倭情者，也不乏專門討論海防地理及御倭策略、戰術的兵書，奠定了日後研究的基礎。
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倭寇研究，始於20世紀30年代。李晉華、黎光明、陳懋恆、吳重翰、孟錦華、王崇武等一批學者在日寇加緊侵華、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借古鑑今，以歷史上的倭亂為題進行了一系列開拓性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軍考》及陳懋恆的《明代倭寇考略》二書。
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軍考》從明朝御倭軍隊來源探討倭亂，分上下兩篇，上篇述沿海衛所軍腐敗，不能不調客軍御倭的海防背景，下篇分述從各地調遣的各種客軍的來源、組成和作戰得失等等。作者指出「此書之作，只注重於調遣軍隊」，但全書專論當時召募客兵應變的軍事變革，立意新穎，切中要害，不至流於浮泛，大別於同時期其它倭寇研究著作。
陳懋恆的《明代倭寇考略》全書近10萬字，論倭寇來源、猖獗原因、各省倭禍，倭寇首領等最為詳盡，並有專章討論「倭寇之戡定」，對城戍、戰船、將帥、兵士、民眾等海防體制各個環節均有簡述。她特別注意到戰船的重要性，指出「衛戍雖固，倭從海上來，迎擊追剿，鹹賴水師，故戰船尚矣」，也注意到船隻徵募和船制的地區差異，指出「明初所造船隻，歲久廢敗，倭患起，臨時徵募漁船，或得勝，則仿製以用。故嘉靖以後之船制，參差不一」，認為「大抵沿海各地習慣不同，船之式樣，因地制宜，名稱亦隨之增改。每衛所有船隻，大小參配，各有其用」。
同時期的一些學者，如王庸、吳玉年、王婆楞等，則致力蒐集整理海防禦倭史籍。其中以王婆楞的《歷代徵倭文獻考》最為可觀。全書摘錄各家傳記、奏議、筆錄、簡牘、說部二百餘條，所記始自周代，以明代倭寇問題所佔篇幅最多，約居全書三分之二，作者不僅「蒐集往古徵倭史實，取證於文獻」，同時「目系以按」，按語內容「或補文獻之不足」「或釋文獻之涵義」「或作前後事實之連繫」「間亦申述著者之意見」，堪稱倭寇史料彙編，為入門者提供指引。
早期的倭寇研究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進行的，重在描述倭患的破壞和明軍的平寇戰爭，或表彰御倭將帥，或痛陳官府腐敗，表達了較為強烈的民族情感。20世紀這種研究模式一直延續至50、60年代。前述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於1957年再版重印，李光璧《明代御倭戰爭》、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戰爭》等題材相近的著述也相繼刊行。
值得重視的是陳文石1965年發表的《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作者從明代的禁海政策、貢舶貿易制度與沿海地理經濟條件入手分析私販貿易與寇亂的關係，說明私商、海盜與倭寇結合的禍亂起因，對私販轉為海盜以及官府的剿寇策略和行動有較詳細的描述，隱含了從沿海社會變遷思考寇亂發生發展的新思路，是同期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80年代以後，國內學界興起對倭寇起因、性質問題的研究，更多地從經濟貿易因素切入，試圖回應當時熱議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如戴裔煊在《倭寇與中國》（1987）一文中指出：「嘉靖年間的倭寇運動，實質上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東南沿海地區以農民為主力，包括手工業者、市民和商人在內的被剝削壓迫的各階層人民，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海禁政策的鬥爭，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標誌之一，不是外族入寇」。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及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其他相關的專題論文數量相當可觀。
此後的倭寇研究，由於焦點往往放在明政府的對外政策（中日關係）和海洋貿易，重在揭示倭患起因、性質及與地方社會變遷的關係，兼及海防設施、軍事策略和戰役戰事，從倭患檢討海防運作的專題研究並不多見。反而，相關研究越來越重視從沿海社會自身的發展脈絡理解寇亂的產生，有助於揭示明代中後期社會轉型的地區進程。新近也有一些學者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討論倭亂的影響，進一步拓展了倭寇問題的研究面向，但內容基本與海防問題無涉。
最近30年來研究倭寇問題用力最勤、貢獻最大者，當推已故臺灣學者鄭樑生教授。鄭氏1981年出版《明史日本傳正補》，1985年出版《明代中日關係研究》，爾後陸續編輯《明代倭寇史料》（1~7輯，1987-2005），又撰有與倭寇相關的研究論文逾二十篇，大多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1~13輯，1990-2004）中，題材遍及御倭戰事、兵制、人物和史料評介等。鄭樑生不僅對嘉靖間的剿倭政策和平倭戰役有若干具體細緻的研究，且十分重視方志和文集史料，特別對佚存日本的稀見史料之蒐集整理。譬如他介紹東京公文書館發現的明萬曆年間侯繼高撰《全浙兵制考》一書，就載有海防水陸兵員、船隻及餉銀的重要信息，又如他最早介紹明末鄭大鬱撰《經國雄略》一書，重點指明所載「海防考」的價值，均為了解明代海防的關鍵資料。鄭樑生的遺作《明代倭寇》（2008），雖晚出於範中義、仝晰綱《明代倭寇史略》一書，但系統論述明代倭亂全貌，旁徵博引，反映了作者數十年倭寇研究的基本論點，可作為該項研究的總結之作。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兩岸早期學術交流不甚通暢，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國內學界能充分吸收和借鑑鄭氏上述研究者寥寥無幾。
日本學界對倭寇問題的關注同樣由來已久。早期較為著名者，如片山誠二郎、佐久間重男、中山久四郎、田中健夫等，多圍繞中日關係（海禁政策）和貢舶貿易進行研究。其中，1982年日本教育社出版的田中健夫《倭寇——海上歷史》由於最早在國內出版中譯本，較為國人所知，該書「明朝的倭寇對策」一節專述「海防負責人的更迭」，但行文比較簡略。松浦章《中國的海賊》也專列一章論述明代的海禁政策和倭寇活動。新出的研究如太田弘毅《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則注重倭寇活動的細部研究，其中考察倭寇走私中國的煙硝、鐵至日本，從日本偷運刀劍、扇子、硫黃至中國等問題。
「北虜」「南倭」是明朝軍政大事。舉凡涉足明代軍事制度史研究，都必然要面對邊防（「北虜」）與海防（「南倭」）的問題。已有若干評述文章回顧明代軍制史的研究狀況。總的來說，在內容上，學界對內地的衛所、軍戶、軍屯等制度用力較多，地域上則偏重北方邊鎮的軍事防衛，對沿海衛所和海防的研究相對不足。
目前可見最重要的三部多卷本軍事史通論著作——《中國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和《中國歷代戰爭史》，均把海防問題作為明代部分的重要內容來編寫。《中國軍事史》7卷9冊，全書以軍事制度、軍事工程、軍事裝備、軍事思想、軍事戰略等專題為綱，朝代為目，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多卷集系統研究中國軍事歷史的專著。對明代海患、海防戰略部署、海防築城、水軍和戰船等概說性的描述，散見於各專題卷次之中。軍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軍事通史》17卷20冊，體例以朝代為經、重大軍事事件為緯，內容豐富。其中範中義、王兆春等軍事史家編著的第15卷《明代軍事史》（分上、下冊）對明代海防建設的基本思想和措施，特別是「嘉靖年間的海防和抗倭鬥爭」亦有條理清晰的專章論述。至於臺灣三軍大學編寫的《中國歷代戰爭史》18冊，分述歷代重要戰事，其第14冊明代部分也有「東南沿海抵禦倭寇戰役」一章，編寫體例上詳於戰略和戰事評判。
概論性的海防史著作，以包遵彭及張鐵牛、高曉星的海軍史研究開其先河，而最有參考價值者，應推楊金森、範中義的《中國海防史》。前者主要論述海防武裝力量（海軍）的發展歷程，在明代部分側重描述造船和水軍構成。後者「以朝廷的海防建設為綱」，全面論述了明代至清代後期的海防形勢、海防體制、海防部署和海防鬥爭等等。與一般的敘述方式不同，作者把明代以前的沿海設防視為「海防前史」，提出「明代以前的沿海防禦，是海防的萌芽，而真正形成防禦體系，則在明代」，因此對明代海防防禦體系的建立、整飭和相關戰事著墨尤多。若將該書第一篇「明代的海防（1368-1644）」相關內容，輔以尹章義、範中義、邸富生、宋烜、譚立峰等學者的專題論文，適可從宏觀歷史脈絡揭示明代海防的基本輪廓。
在有關海防制度的具體研究中，黃中青的碩士論文《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浙閩粵沿海島嶼防衛的建置與解體》頗有新意，時見徵引。作者從「海上第一道防禦網」的水寨與遊兵制度入手，分述浙、閩、粵三省寨遊的建置、巡守和作用，對水寨長官及兵員、水寨信地、戰船數額及分配均有較詳細的論述。遺憾的是，雖然作者力圖呈現寨遊制度的建立及其變遷，避免對明代海防運作的鳥瞰泛論，但由於涉及的三省沿海地域極為遼闊，不同省區的社會歷史背景千差萬別，造成海防運作複雜多變，是書於此難以兼顧，錯漏和誤解在所難免。例如，對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兩廣提督吳桂芳奏設沿海水寨兵船，作者直接徵引《請設沿海水寨疏》並將之視為實際推行的做法。實際上吳桂芳於該年九月就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大規模的兵船幾乎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配備到位，僅僅描繪出一個海防藍圖而已。
從軍制史角度探討海防問題的日本學者甚少。川越泰博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對明代海防體制的討論，較早揭示了明代以「沿海衛—守御千戶所—營—水寨—烽堠」為結構的海防體制，不僅從沿海衛所戍軍中明確區分出「守城軍」和「捕倭（出海）軍」，且對巡海軍船的配置和噸數情況、軍兵來源和補給制度也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這些研究迄今看來仍具開拓意義和研究深度，長期以來鮮為治此專題的國內學者徵引參考。唯川越泰博的研究集中在明初海防體制的「創成期」，偏重對海防體制運營構造的靜態分析，未能深入後續變化的動態過程。
對海疆展開歷史考察，毋庸置疑，兼具解答傳統國家民族構成和結構形態的學術價值以及維護現代國家主權利益的現實意義。海疆史研究的主要內容相當寬泛，有的研治者指出，應包括歷代海洋疆域史、歷代海洋政策、歷代海洋思想史、歷代海防、歷代海上貿易、近當代中國海上邊界等等。這些內容包含了王朝國家對領土所有的四個基本要素——戶籍、稅收、派官、駐軍。也有學者提出「海疆史演繹的主題是海洋與陸地的關係、海洋與人的關係」。但事實上，無論是陸疆，抑或海疆，焦點往往放在「歷代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經營與謀劃」。這也就不難理解，「倭患」和西方殖民者相繼東來背景下的明代海防問題，在相關研究中成為討論的重點之一。
相對而言，專門的海疆史研究起步較晚。1979年出版的《中國人民保衛海疆鬥爭史》題旨鮮明，有特殊的時代烙印，其中明代部分介紹了「抗倭鬥爭」。之後陸續出版的通論性著作，如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張煒、方堃主編《中國海疆通史》和安京的《中國古代海疆史綱》，對「明朝的海防建設」和「抗倭鬥爭」均有扼要的闡述。曲金良最近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海洋文化史長編》，試圖涵括和展示歷代海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方方面面，但立論基礎仍是歷史時期的海疆開發。其「明清卷」開篇就介紹明代對沿海疆域的統一，進而述及海防建設和海防戰爭。
對明清海疆政策進行專題研究，以王日根的《明清海疆政策與中國社會發展》和盧建一的《明清海疆政策與東南海島研究》為代表。王日根將海防視為「海疆政策的中心環節」，認為「我們考察明清時期的海疆政策，側重於海防政策、海洋貿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三個方面。由於海洋貿易政策有時是海防政策的派生物，海洋移民政策同樣是在服務海防政策的前提下制定的，因此海防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環節」。是書第一章較為系統地梳理了明代的海防政策及其階段性，對政策的效果也有中肯評價，唯其所舉多為福建地區的史例。在探討明清海防政策的演變中，盧建一重點分析了東南海島的駐防問題，對東南海防水師的建制、戰艦和火器也有所涉獵。她認為「明清海疆政策是對海疆危機作出的反應」，發現隨著經濟重心南移，明清政府防務重心也開始發生南移，因而對東南海島戰略地位的認識經歷了漸進過程。最近出版的何鋒《明朝海上力量建設》乃作者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完成，其研究思路延續了王日根對東南海防敵我力量對比的分析，目的是檢討明代海疆經略之成效。是書探討明代海軍建設過程，並嘗試引進現代國家海上力量的衡量指標，如「外交控制力」「政府控制力」和「科技能力」等分析明朝海上力量建設的效果，是頗有新意的做法。但由於研究「戰線」過大，直接影響了作者對相關史事的深入挖掘，對海軍建設過程的描述難免失於浮泛。
近年來，一些學者試圖結合地方文獻的整理利用，通過區域的、個案的研究揭示一省一地的海防實態，福建、臺灣、浙江、山東、遼東、廣東等地的區域海防史著述相繼面世，數量可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通過大量發掘在地文獻和史跡，目的通常在於揭示海防政策的地方實踐。既有對一省海防史的通論敘述，也不乏結合區域特點，具體討論兵制變遷、巡哨區劃、軍事移民和軍事聚落等等內容，大大拓寬了相關研究的視野。 福建方面較早出現海防史的通論著作，以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編《福建海防史》為代表。鄭克晟梳理了明初福建沿海的混亂局面，分析了明政府推行的禁海和遷民舉措，進而探討了相關海防設施在當地的建立，具有開拓性意義。；盧建一對閩臺海防用力較勤，視野廣闊，其研究探討了本地的海防思想、海防布局和設施、水師組織和訓練，對海防危機中具體的反侵略、騷擾鬥爭也有細部的分析。何孟興對明代澎湖兵防的研究值得重視。作者通過細緻爬梳相關地方文獻資料，整理出明代萬曆中期澎湖遊兵設立的過程，揭示出明代福建泉州海防布置重心從金門到澎湖的轉移。對於萬曆中後期澎湖遊兵的內部組織，包括軍官的數量變化、成員的額數糧餉、兵船的人器配置和勤務的執行經過等，作者也有撰文逐一說明和討論。 浙江海防的研究，以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為代表。該書將名單浙江海防分為早、中、晚三個時間段，分別敘述了各時期倭寇入侵的地方形勢和浙江海防設施、兵力和職官的布置問題。對於重要的御倭戰事，如雙嶼之捷、王江涇之捷、平望之捷、後梅之捷、清風嶺之捷、仙居之捷、乍浦之捷、剿滅徐海、龕山之捷、金塘之捷、擒獲汪直、舟山之捷、台州大捷等，作者均對其發生時間、經過、意義等做了概述。當然，正如芮趙凱所評述的，該書系統闡述了浙江海防在有明一代的演變史實，但其中對於海防職官的考證不無疏漏，對於浙江海防建設過程中的政治較量和人事糾葛也缺少細緻剖析。牛傳彪的研究則關注了明代浙江海區的軍事駐防與巡哨區劃，作者重點考察了巡哨制度的確立和完善、浙江海區的巡哨軍與信（汛）地劃分、巡哨官軍構成和相關的制度規範，揭示出巡哨作為海防體制核心環節的運作實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東海防的研究，近年來的相關研究較多。通論的著述以王賽時的《明代山東的海防體系與軍事部署》和張金奎的《明代山東海防研究》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張金奎的研究從海防的軍事層面轉入海防建設對山東沿海社會發展的影響的探析，指出明初的大規模海防建設，給當地帶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客觀上為沿海的開發提供了人力、物力和智力資源，並為清代改衛設縣進而發展出相對獨立的縣域經濟打下了基礎。趙紅的系列研究，則探討了明代不同時期的海防政策、海防設施在山東的實踐，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由明初山東倭寇入侵的背景入手，馬光運用了大量檔案文獻和出土實物，深入研究了山東沿海衛所設置的特殊性，指出其實際運作的靈活變動，為了解海防軍事制度的具體實施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 最近出版的趙樹國《明代北部海防體制研究》頗有新意。作者將北部海防作為一個整體探討了山東、遼東、京津地區的海防聯動和體制調整。特別是將之置於當時東北亞國際格局變遷的大背景下，探討了援朝御倭戰爭對北部海防的經營和調整，同樣值得參考。 至於筆者有過較多實地調查和文獻閱讀經驗的廣東地區，前輩時賢對海防問題關注已久，已經做了大量工作。 由廣東海防辦和中山大學合編的《廣東海防史》，是海防通史的入門之作。囿於「略古詳今」的體例和篇幅，該書對明代廣東海防狀況僅作粗線條描述。廣東省文物局編《廣東明清海防遺存調查與研究》首次全面系統地梳理了明代海防遺存名錄和分布情況。是書圖文並茂，提供了開展實地調研的最大線索。 在專題研究方面，蕭國健較早結合實地調查資料，梳理出明清兩代廣東沿海的關城和炮臺建置情況，對海防水師的官制和軍備、南頭水寨的沿革有扼要介紹。陳春聲、黃挺、楊培娜分別討論了明代潮州的海防建置及其影響，從中可見王朝國家的海防政策在沿海邊遠地區推行的實況和地方社會的因應過程。黃慶華、湯開建、林發欽對葡人助明政府剿滅海盜相關史事和早期澳門軍事防禦工程的研究，揭示了明代中後期西方人東來的海防危機和廣東當局的對策反應。李慶新對明代屯門地區海防和海道副使職能演變的研究，有助於理解廣東海防體制與貿易轉型的關係。周維強對佛郎機銃在中國傳播過程的研究，反映了西式火器在明代中後期廣東海防中的部署和應用。暨遠志、張一兵對明代廣東海防建制演變的研究簡明扼要，同樣值得參考。譚玉華對學者熟知和引用的汪鋐《奏陳愚見以彌邊患事》的細緻考辨，揭示出明代蜈蚣船的原型和傳入情況，對理解明代海防戰船有重要啟發意義。筆者還原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柘林兵變前後史事的時間序列和人事糾葛，重點探討這起兵變在區域軍事史上的重要意義，由此說明明代中後期海防體制轉變過程中，募兵逐漸取代衛所軍成為正規常備軍的地區實態和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探討明代廣東海防體制的轉變，則主要圍繞明代中後期廣東地區以水寨兵船僱募制為中心新的海防體制逐步取代衛所軍船巡海備倭的過程，呈現出國家海防制度是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中發生轉變；以及明代廣東的官員和文人士大夫們，在日益複雜變動的政治局勢和社會處境中，又是如何從不同的立場和層面，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海防體制調整的曲折過程中來。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從歷史地理學視角探討明代廣東的海防問題，出現了一批引人矚目的研究成果。魯延召以廣東中部的伶仃洋區域為中心，從海防地理形勢、海防部署和海防裝備多個層面分析了「島防—陸防—江防」的空間防禦體系。吳宏岐、李愛軍探討明代中後期廣東海防體系的變革，描述了吳桂芳、殷正茂、凌雲翼等兩廣督撫構築「海陸聯防」「分區防守」的防禦體系之努力。韓虎泰以明代廣東海防為例，討論了明代巡海制度向巡洋會哨制度的轉變。由郭聲波、吳宏岐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第6輯「環南海歷史地理與海防建設」專刊，收錄了多篇有關明代廣東海防問題的專題論文，內容涉及明代倭寇入侵廣東的路線、海防戰船和造船業、海防參將和沿海巡檢司設置等等。總體而言，這些研究凸顯了以往學者關注較少的海防地理因素之重要性，在史料整理和問題拓展兩個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努力。然而，由於過多地著眼空間地理因素，相關研究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新挑戰，即如何把某一時期海防地理靜態的空間結構，還原為動態的時間歷程，進而呈現出區域海防體制的來龍去脈和複雜面相。由於未能把人的活動真正置於其中，海防地理的討論也有刻板化、模塊化的缺失。 研讀上述相關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在「倭寇史」「軍制史」和「海疆史」三個脈絡中展開的明代海防研究，不少研究或僅把海防問題作為背景交代，或重在梳理政策、制度的沿革，往往過於強調全國範圍的一致性，時間和空間跨度較大，往往難以兼顧制度的實況和地區的差別。從「區域史」的視角把通論性的研究和專題的、個案的研究兩種風格統一起來，結合大的歷史背景和具體制度運作實態，有可能把相關研究推向縱深，但毋庸諱言，一些研究區域的個案研究又往往流於碎片化，片面強調地域特徵及其重要性以凸顯研究的意義，亦足自省。 進一步深化明代海防史研究，竊以為，或可將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納入研究視野中考慮。 第一，理解明代海防問題，有必要將之置於當時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才能看出眉目，不能孤立地從軍事制度本身或海防地理的架構切入。時局的變化、突發的倭夷海寇事件和海防制度的改革始終處於連環相扣的關係。「海防政策是明清海疆政策的樞紐，海防自明建國初迅速突顯，成為統治者制定政策的首要因素。」之所以「迅速突顯」，不斷調適，主要原因正是當局面臨前所未有的海洋力量的衝擊，折射出16世紀以後整個東南海域多元力量競爭的複雜海洋局勢。當時推動國家海洋政策調整轉折的內外合力，既有認知海洋世界的部分開明官員士紳，從海洋經濟活動中獲利卻嚴重威脅沿海秩序的「集團軍事力量」，也包括尋求通商貿易的西方殖民力量。由此入手，明代海防問題的研究實際上具有揭示明代乃至整個海洋世界格局轉型的重要意義。 第二，不明人事則難明體制，海防體制的轉變是是明代軍事史上募兵取代衛所軍成為國家正規常備軍的關鍵變化的縮影。相關問題的複雜性不僅僅由於其發生的時間段是明代中後期社會關鍵轉型期，還明顯表現為多方政治勢力在經略倭夷海寇過程中的政治較量和人事糾葛。更多地注意不同立場、動機的歷史人物之間權力和利益的互動糾葛，更有助於進一步呈現海防制度運作的實態。這也是以往的相關研究較少處理的環節。 第三，相關文獻資料的發掘和考析尚有很大的空間。已故陳學霖教授曾舉張居正《文集》之書牘材料，分析進剿海寇的閩廣督撫及高級官員的奏疏函札對研究此時期海寇問題的價值。回到具體的地方社會脈絡，參與海防討論和行動的地方官員士人留下的相關文集圖錄均可補已有官書記載的不足。筆者曾探討過隆慶、萬曆年間任官閩、廣的蘇愚編繪的《三省備邊圖記》（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線裝2冊，為海內孤本），書中收錄了若干幅平寇及升賞的戰爭圖繪，每一幅圖均附記事件的詳情，圖文並重，為前人鮮有注意、引用的資料。作者不僅通過圖像連綴成敘事序列，再現了當時明朝兵船進剿海寇的激烈戰況，也以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了閩廣兩省經略海寇的曲折和細節，於海寇的器械裝備、將士臨陣表現、兩省兵船的協調作戰以及戰術謀略的施展等等，對揭示明代中後期的海防運作有重要參考價值。得益於近年來沿海各地地方文獻的整理出版，有志於考察海防制度在具體地方踐行的實態的研究者，更細緻地爬梳地方志書，同樣是了解制度運作歷史細節繞不開的環節。 水師戰船、火器裝備等技術層面的比較和深入探討值得重視。以往的明代海防史研究運用技術史的觀點和船舶製作、冶金學、化學等輔助學科知識尚不多見，主要集中在佛朗機銃的相關研究中，如周維強的專著《佛朗機銃在中國》即闢有專節探討佛朗機銃與海防的關係，惜其篇幅較少。至於水師戰船的配備和在不同地方的應用，戰船從官造到僱募的轉變等等問題，還需要更多細緻的個案和區域比較研究才能看出眉目。作者陳賢波為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原載《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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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華、陳少豐、李靜蓉、林儀、肖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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