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的反靈知主義與極權主義的起源
作者：Arthur Versluis. 翻譯：Eversint（ 霍奕彬）
轉自第一哲學家公眾號 ID: firstphilosopher
在20世紀的後半葉，對古典時代晚期被稱為靈知主義的宗教現象的研究有了重大的進展（1）。在不同尋常的拿戈瑪第經集（Nag Hammadi library）——1945年於埃及的陶罐中發現的靈知主義著作集——被發現之前，我們能夠沿著漢斯·喬納斯（2）所開創的路線對靈知主義有一個簡單、漫畫式的見解。到了20世紀晚期，那種過於簡單化的靈知主義特徵[這些特徵由那些晚期古典時代反對它的人所總結，比如艾雷尼厄斯（Irenaeus）與埃皮法尼烏斯（Epiphanius）]，例如二元論的、反宇宙秩序的、悲觀的，已經被拋棄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發現埃裡克·沃格林和他的追隨者們喋喋不休的宣稱「靈知主義者」是現代極權主義的起源。這種對靈知主義的錯誤解讀意味著異教研究的某種現代變種。
沃格林最著名的關於「靈知主義」的論述是一篇1958年的文章，儘管在這之前很多年他就已經針對「靈知的」政治或者群眾性政治運動開始了寫作。我們有理由認為沃格林將要在科學、政治與靈知主義之間建立某種堅實的聯繫，這三個事物被羅列在那篇文章的標題中，沃格林要定義什麼是靈知主義以及這種思想是怎樣的顯現在當代的政治與科學之中。通過借鑑反靈知主義的艾雷尼厄斯，在引言中沃格林簡要的描繪了靈知主義的綱領——作為靈知本身的知識的實現（realization）（3）他並沒有闡明這個知識到底是什麼。相反的，他寫道，靈知主義者的目的「總是去摧毀舊世界並過渡到一個新世界」（4）在這個誤導性的描述的結尾，沃格林警告說通過知識來進行自我救贖有著其自身的魔力，而且這種魔力並非無害。存在之結構不會因為人們發現其存在缺陷並逃避它就會改變，沃格林告訴我們，並且隨後宣布「靈知主義者」想要摧毀這個世界的願望是不會得逞的，僅僅會增加社會的失秩。
對沃格林關於靈知主義的界定加以拆解會告訴我們為什麼它是如此徹底的具有誤導性。他暗示靈知僅僅是慣常知識的另一種形式。但是「靈知主義者」想要追求關於上帝的知識，或者換一種說法，超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既然「知識」預設了主體知道客體，那麼靈知最好被描述為獨立的意識與神聖的啟示之內在聯合的實現。「啟示「暗示著存在一個「啟示者」，而靈知主義的許多著作都涉及一個神聖的啟示者：基督。靈知主義並不能被描述為「自我救贖」。靈知著作重複的強調神聖的聯繫，以及，人類追求靈知的努力與相應的神聖恩典或天使的助力都是被需要的。沃格林最為有趣的斷定乃是宣稱「靈知主義者」尋求摧毀舊世界，並且這種試圖去幹擾存在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靈知主義的「意圖乃是無用功。
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靈知主義者從事過任何此類活動。隨著古典時代晚期基督教的抬頭，靈知主義代表著從柏拉圖主義（Platonism）或者赫密斯主義（Hermetism）向基督教的轉向。在拿戈瑪第經集中，靈知主義者經常堅持基督的決定性啟示力量並把其與當時的其他宗教傳統加以區分。柏拉圖主義與赫密斯主義在拿戈瑪第著作集中得到了討論，但是並沒有任何對「毀滅世界」甚至蓄意摧毀社會秩序的意思表示。相反，該著作堅持一種反抗社會與世俗權力的直接的心靈體驗。這裡有很多關於啟示的例子以及一些類似於《多瑪福音》中被稱為「基督的隱微教誨」的倫理戒條。
沃格林從柏拉圖到馬克思到尼採的關於靈知主義曲折敘述（在討論到尼採之前他都沒提到——更不必說定義了——什麼是靈知主義或者靈知），是毫無意義的：「在這個思想良心的殘忍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靈的運動在尼採的靈知體系中其功能與柏拉圖的periagoge（靈魂的轉向與開放）相對應。不過在這種靈知的運動之中人仍然與超越的存在分開。權力意志衝擊著已經成了一座監牢的存在之牆。他迫使靈進入到欺騙並自己戳穿欺騙的迷宮之中（5），[中譯參照《沒有約束的現代性》，p32）]。於是在沒有引用任何靈知主義的權威著作的情況下，沃格林宣稱 尼採代表了「靈知相對於超越性的隔離」。更有甚者， 他（譯者註：指尼採）代表了通向「騙局」的「權力意志」，這一切相應的就導致了如下聲明：「去統治就意味著成為上帝，為了成為上帝，靈知的人就將騙局與自我傷害的折磨加諸自身。（6）[中譯未採取《沒有約束的現代性》p32頁的譯文]。總而言之，「靈知」與「靈知主義的」是被顛倒並無用了。「靈知」在此處被描述為「隔絕」，但是在這之前沃格林承認它意味著「自由」、與「拯救」。
在討論黑格爾時，沃格林也給了他一定「靈知主義者」的帽子，隨後寫下了如下文句：「靈知想要主宰存在，為了控制存在，靈知主義者構建了他的體系。構建體系乃是靈知主義者的思考方式，不是哲學的。」（7）[《沒有約束的現代性》，p42]這種論調背後的套套邏輯（tautology）是這樣的：據說靈知主義者有體系；黑格爾有一個體系，所以黑格爾是靈知主義者，不止如此，所有的體系構建這都是靈知主義者。為什麼沃格林宣稱「靈知尋求對世界的統治呢？」，他難道在早前沒有寫道靈知主義者想要逃離這個世界而不久之後又宣稱靈知主義者要毀滅世界麼？難道所有的這些論述都沒有無視靈知是內在之靈的啟示以及與神聖的同一麼？這裡的問題是：沃格林的著作有著一個全然不同的動機。（8）
為了理解這個動機，我們需要考慮到那些分散在沃格林著作各處的明顯的線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宣稱整個宗教改革運動以及整個現代性必須」被理解為靈知運動對西方制度的成功入侵」（9）「這種靈知運動的革命性的噴發……在各個方面是如此的廣泛以至於這次演講中我們甚至不能嘗試去探討其最一般的特徵「（10）接著，沃格林對理察·胡克的《教會政體》（Ecclesiastical Polity）進行了速寫式的介紹，對16世紀清教主義的概述，並得出了整個清教運動都是靈知主義的結論。考慮到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總的來看對神秘主義的敵視——更不必說靈知主義——我們能夠唯一能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沃格林看來，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以及整個宗教改革運動）都是靈知主義的，哪怕這些改革者對靈知主義恨之入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修辭顛倒（rhetorical inversion）恰恰正好是沃格林嚴格歸屬為靈知主義的那種特徵。（11）
沃格林並不僅僅把它對靈知主義的譴責拓展到黑格爾與新教主義身上，事實上，他的凌駕設計整個現代世界。「所謂靈知運動指的是諸如進步主義、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法西斯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之類的運動（12）[參見《沒有約束的現代性》p67] 但是靈知主義的無處不在僅僅在我們相信如下命題時才有邏輯上的必然性：正如沃格林所相信的，「所有的靈知運動都有著取消存在的基礎及其超越性的起源的計劃，並以內在化的世俗秩序取代之，這一秩序的完美性由人類行動之王國加以保證。」（13）這一對「靈知主義」的定義走得太遠以至於包含了任何試圖改革社會的努力。
沃格林與阿爾弗雷德·舒茨保持了數年的通信，並於1953年一月寫道其對舒茨的基督教觀點的關注。在這封被披露的信件中，沃格林闡述了他對「本質的基督教」以及所謂的「歷史末世論的靈知」之間的區分」（14）「宗派運動以及新教主義內部的這種趨勢堅持說末世論的基督教才是最為本質的基督教，但是我所認為的本質主義的基督教在他們看來乃是腐敗墮落的天主教。「如果這還不夠清楚的話，沃格林在這封信接近結尾的地方直言不諱地寫道：「本質主義的基督教可以被定義為天主教」（15）現在重點已經昭然若揭了：新教的與現代性是靈知的，但除了一些特定的例子之外，天主教不是。
接下來，一副更大的圖景展開了，這幅圖景確切的說不是沃格林有意構造的。在這封信以及大量的後來著作中，沃格林混淆了靈知主義與「歷史末世論」或千禧年主義。但是靈知主義反對對基督教持有一種歷史主義的視角。難道有任何研究過靈知的歷史的人會分不清以下兩種人的區別麼？一種是信仰「橫向的」歷史信念（pistis）的人，另一種是信仰靈知（「縱向的」實現）的人。這種區分在許多靈知著作中佔據了核心地位。真的，在《多瑪福音》中基督直接告訴他的門徒說，當真理就在此地，在「縱向的」當下時，他們卻在別的地方尋找他（歷史的或者「水平的」）。我們可以在《腓力福音》（Gospel of Philip）與《拿戈瑪第經集》中找到類似的勸誡。
究竟是為什麼，沃格林對靈知主義的歷史主義特徵投入了如此巨大的時間和精力呢？而況歷史主義恰恰是靈知主義所極力反對的？基督教的歷史末世論傳統到底發源自何處？對於天主教內部而言，沃格林頻繁的引用中世紀時卡拉布裡亞（Calabrian）的修道院長，費厄列的約阿西姆（Joachim of Fiore），關於三個相繼展開的歷史時期的設想：聖父的時代、聖子的時代，以及聖靈的時代。約阿西姆預告了「第三時代」即將在不遠的將來開始，並衍生出許多千禧年主義的觀點。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說。這種千禧年主義的趨勢實在是靈知（一個人自身「縱向的」靈魂實現）的缺失所導致的結果，這種可能性乃是處於天主教內部的。對正統的靈知[哪怕這是亞歷山太的革利免（St.Clement of Alexandria)的教導]的否棄以及天主教強調歷史信念以及教會的中介力量的社會等級結構的抬頭才是「歷史末世論」的起源。
早期靈知主義者——實際上是所有靈知主義者——都堅持個人必須追尋直接的內在心靈實現（靈知）。這並不是說這一傳統必然的包含著無政府主義或者全然的個人主義——僅僅存在一個小小的公共團體並不背離耶穌和他的門徒。這不僅僅在規模相對較小的早期靈知主義團體中，即便是更為晚近的靈知傳統，例如基督教理論家雅各布·伯麥（雅各布·伯麥）（17），這一點都是明顯的。這些靈知團體是為了幫助個人實現心靈實現而存在的，它們並不有世俗的或者歷史的企圖；他們的目標是「縱向的」。當這一來自於靈知主義的推動力不在場之時，「水平的」以及歷史終結論的整全性等級制教會得到了發展。這個教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積極地敵視、審訊、迫害甚至抹殺那些信仰某種形式的靈知主義的人士。
如果沃格林錯誤的將他命名為「天主教的本質主義基督教」的典型特徵（歷史主義）錯誤的安插到靈知主義身上，那麼另外一種解讀的可能性就出現了。如果沃格林對靈知主義的攻擊是為了掩蓋極權主義的真正起源的修辭把戲，又會如何呢？早期及隨後的靈知主義者一直就是基督教內部的抗議者。他們是那些想要保持獨立甚至可以為了信仰而犧牲的人。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來看，他們就是殉難者。我們可以從一個驅逐甚至謀殺反對派的法團中的哪一部分找到社會的總體化的徵兆呢？嗯，比如，宗教裁判所可不可以是現代極權主義的真正前身呢？
這樣的分析並非毫無先例。艾倫·德·博努瓦（Alain·de·Benoist）將極權主義的根源定位在一神教，一位總體化的、沒有任何神祗能超越其上的神明，並且這位大神指揮猶太人去殺戮他們的敵人，對於侍奉其他神明的人則「……用刀劍把那城裡的居民殺掉，把那城和城裡的一切，以及牲畜，都用刀劍完全毀滅……用火把城和在城裡掠奪的一切戰利品焚燒」（18）[中譯參《聖經》和合本《申命記》第13章]。我們不需要在指責一神教的路上走得太遠，儘管如此，我們仍需要承認在如下兩種觀點中確實存在著張力：其中一種觀點對基於歷史末世論模式有著教條式的執著並導致了對異議者的謀殺，而另一種觀念的捍衛者則知道了心靈的實現。這一對立是基督教徒、猶太教徒以及伊斯蘭教徒內部從古至今的爭論的一部分。這就是沃格林通過混淆靈知主義與歷史主義-千禧年主義所掩蓋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來看，沃格林的著作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含義。他關於現代極權主義的抬頭的論述暗示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之前的理論體系中有其根源，這一體系以酷刑與死亡作為威脅強加於人，也暗示著馬克思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關於美好未來的信念，以及為了達成這個信念可以為包括大規模屠殺在內的任何手段加以辯護的根源必須從持歷史末世論的基督教中去尋找。異端裁判所折磨並且殺害了像瑪格麗特·波雷特這樣的女靈知主義者以及其他遇難者，那麼到底是誰代表了沃格林所說的「思想良心的殘忍」以及「統治的欲望」呢？既然沃格林欣然的接受了大體上可以被天主教所定義的，「本質主義的基督教」，那麼他為何責難靈知主義也就昭然若揭了。沃格林非但沒有從歷史主義的基督教中尋找極權主義的起源，反倒責怪起那些反對極權主義的靈知主義遇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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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已被證明的那樣，將幾乎所有現代社會的壞事無都歸結為「靈知主義」有著有趣的譜系。沃格林僅僅是這棵繁茂的大樹上的一根樹枝而已。簡單來講，這種論調的鼻祖是費迪南德·克裡斯丁·鮑爾（Ferdinand Christian Baur）（1792-1860），他將宗教的歷史解釋為黑格爾主義的靈知現象，於辯證的進化過程中發展，並向著與神性的統一而前進。（19）鮑爾在圖賓根的新教學校最終被證明是反超自然主義的某種極端形式。鮑爾通過黑格爾主義的有色眼鏡去打量古代的靈知主義，並在黑格爾與靈知主義之間拉起了一條聯繫的線，這根線之後被沃格林所使用，哪怕鮑爾剩下的著作都被捨棄了。（20）從鮑爾那裡尋找資源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為那時沃格林還是個黑格爾主義者。
這棵大樹的下一個重要的樹枝就是漢斯·喬納斯（Hans Jonas），他也透過偏頗的立場從20世紀早期的存在主義那裡看到了靈知主義。喬納斯把靈知主義定義為一種二元論的，拒絕世界秩序的現象。他將靈知主義描述為——不忘強調關於無知的造物主、殘酷的掌權者、墮落的智慧以及靈知的追尋者探求光明王國之努力的靈知神秘主義——在拿戈瑪第經集的《腓力福音》中隨處可見以及在《掌權者的本質》（Hypostasis of the Archons）中表現的更為清晰的某種形式。這種「經典靈知主義」的形式僅僅是諸種不同傾向中的一種。直到20晚期，沃格林的擁護者對沃格林詭異的對靈知及靈知主義的解讀的辯護仍然獨獨依賴喬納斯關於「經典靈知主義」的過時表述。
一位沃格林的濫用的維護者，史蒂芬·麥克奈特，試圖通過把這一濫用拓展到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復古神學（prisca theologia）開始的整個西方秘傳主義來為其辯護。他認為最近的學術研究「降低了古代靈知主義作為現代認識論以及政治失秩之主要來源的地位，此外，沃格林已經承認單純的強調靈知主義是有問題的，他鼓勵對於其他神秘主義傳統例如魔法、鍊金術、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探索.」(22)並不止於攻擊靈知主義，麥克奈特試圖將「異教學」的領域拓展到魔法、鍊金術、費其諾（Ficino）——任何可以捆綁在一起成為傳說中的「現代認識論及政治失秩的源頭」的東西。在討論一篇沃格林1971年發表的文章時，麥克奈特引用了沃格林對他早期研究靈知主義的作品的反省。在這篇文章中，沃格林開始意識到他關於靈知主義的論述是不堪一擊的。他在那篇文章中強調，「一本書一旦誕生就面臨著被教條化的危險，也許關於這個議題（靈知主義）而言，教條化的理解會更加危險……因為關於靈知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的特徵的問題迅速被絕對化了，每天我都能聽到類似這樣的提問：蘇俄政府是不是一個靈知主義政府？當然了事情絕沒那麼簡單——靈知是現代複合體中的一個元素，但是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其他元素……比如說，啟示論傳統以及新柏拉圖主義的體驗與象徵。」（23）換句話說，截止到1971年，沃格林已經了解現代學術的成果並不支持他對靈知主義的詭異觀點，所以他試圖將其追尋現代性的邪惡根源的獵巫活動拓展到諸如文藝復興時的新柏拉圖主義者、魔法師、鍊金術師之類的人身上。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沃格林對於「靈知主義」的濫用已經僵化為政治教條，並且就算是他自己也沒法停止這個過程了。不僅如此，他仍然持有奧秘主義乃是現代性病症的罪魁禍首的基本理論。
下面大家應該關注下這些作者對「秩序」的強調以及對「失秩」的恐懼：這確實是我們慣常會在共產主義，以及，稍微不那麼惡劣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看到的極權主義似的思考方式。在極權主義國家，沒有異議者的任何位置：異議者乃是「失秩」的根源所在，並且必須被扔進監獄，被拷打，或者被殺掉。這就是宗教裁判所的思路，他們也想要把社會與宗教秩序強加於人並不惜付出包括人們的生命在內的任何代價。（24）沃格林的追隨者們會毫不遲疑的接受這種對秩序的崇拜並且極端的拒絕異議者。塞巴（Sebba） 揭示了麥克奈特的論述到底包含著怎樣的暗示：靈知主義的「靈」乃是不可知論的，對真理無知的。但是這種無知並不意味著無辜：他信奉非真理，儘管他知道真理。可是為什麼他想要邪惡？說到底：為什麼存在著邪惡？……古代靈知主義的歷史已經被變成了不和諧的歷史」（25）這種論述根本毫無意義，除非作者把自己想像成現代的艾雷尼厄斯：一位異教徒獵手。這就是針對靈知主義被強加的秩序，現在他已經被公然被稱為「邪惡」了。不僅僅是邪惡，而且是大寫的邪惡，邪惡的化身，反抗歷史教會的One Troth或者極權主義國家（譯者註：此半句意味不明）。在他們對秘傳主義最後一個象徵的憎恨之下沃格林主義者顯示了他們與那些極權主義者的相似之處。而他們曾經宣稱暴露了這些極權主義的起源。
但是並非所有的反靈知主義者都是那麼赤裸裸的妖魔化靈知主義。在這裡有必要提到另一個發展：西裡爾·奧雷根的工作。他的觀點更多是「超知性主義」的副產品：超神學意味著文學理論與哲學的「語義學轉向「。在靈知啟示中，奧雷根幾乎沒花時間把雅克布·伯麥妖魔化成一個瓦倫丁主義的靈知主義者，而是將精力都花在了建立他自己抽象的語言-修辭學建構上了，使用的是諸如「瓦倫丁敘事語法」以及「瓦倫丁主義的語法之畸形」之類的名詞（26）他宣稱「伯麥那些空幻的演講構成了一種對聖經敘事的再轉喻（metalepsis)，因為他那六幕的神聖敘事成為了對每一單獨的聖經敘事的醜化，正如前宗教改革的及宗教改革的神學傳統所闡釋的那樣「（27）
在著作的下一頁伯麥的「思考模式被作為不可挽回的過去而拋棄」。在奧雷根看來，伯麥代表著對某種形式的知識——也許是所有形式的知識——之不可能的希望，這種希望將會逃離控制一切的理性的統治。（30）根據奧雷根的看法，伯麥的想法在今天以及以後都不可能變得有意義——它僅僅代表著一種「錯亂的聖經敘事」，是某種「寄生性」的思想，正如他看待瓦倫丁主義的那樣。靈知主義是「封閉的（pneumapathological）.」(31)這篇冗長的論文有著與沃格林的作品非常相似的潛在動機：這像是某種赫爾伯特·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所提出的單維度極權主義的東西。在這些著作中再清楚不過的就是一種共同協作的努力，旨在駁斥、超越並且消滅一切被他們判定為靈知主義的東西。這是某種霸權性的準極權主義，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像是德爾圖良、皮法尼烏斯、埃雷尼爾斯等早期教父的反靈知言論中。
這一切都即有些好笑又有點兒小悲傷，難道這些反靈知主義不是既有實行又有後果麼。在佛教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理解：在一系列相關但是不同觀點內部對於寬容有著共識。這與我們可以在靈知主義中找到的多元論的論點非常相似。這在那些拿戈瑪第經集的作品中是非常明顯的。但是西方基督教發展出了一種摧毀異議者的機構，為了消滅意見的多元，為了毀滅那些相信靈知的道路可以通向心靈的實現的人們。這種機構有著早期基督徒試圖建立信仰歷史住信念的正統教會的努力的根源，一個藉由排外主義與攻擊而塑造起來的正統教會，一個由那些憎恨靈知傳統所強調的內在心靈實現的人們所塑造的正統教會。
出自古代的反靈知主義正統——這些正統的支持者是如此害怕直接的心靈實現——而出現了在中世紀的全副武裝的反靈知主義，那時焚燒異端與獵巫行動在殘暴的宗教裁判所的指導下發生。這種強力的反靈知主義，伴隨著其理性化的教條，被現代的極權主義所複製。但是，儘管如此，中世紀的人們只要不要讓自己的靈知主義傾向被宗教裁判所所關注，那麼多少還是能享有一點兒自由的，可今日的極權主義的不僅僅能到達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其魔爪不僅僅捏住了外在的自由，也捏住了人思考的方式。這就是奧雷根宣稱今天不可能在跟隨伯麥的思想的宣言所暗示的東西——換言之，靈知的生活是接近人類的。這裡的結論與沃格林所作的結論是不同的。那些想把千禧年或者所展望的烏託邦在地上實現的掙扎，那些把膽敢反對強迫的秩序的人殺掉的意願，到底他們的歷史根源是什麼？毋庸置疑，這些也僅是人性的傾向而已，就其導致了幾百萬的死亡來看，是最差勁的人性的傾向。但是一根歷史的血緣線能夠從基督教千禧年-啟示論道世俗化的黑格爾進化論之間被追索出來，並繼續延伸至馬克思對於未來烏託邦的想像的努力。這已經離列寧和史達林不遠了，離希特勒以及對」寄生蟲「的消滅也就不遠了，最後，我們到達了終點：一個總體化的、異議者不被寬容的、向著想像中就在眼前的千年王國前進的社會。反靈知主義的譜系是複雜的，但是就是在這裡我們能夠找到極權主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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