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學術著作其實像偵探小說：作者提出一個懸念，然後拋出一個接一個的線索，在每一個線索上誘導你深入，然後又用新出現的論據給它打上問號，直到最後的解釋浮出水面。
作家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這樣一本「偵探小說」。為什麼今天我們所見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現出如此之豐富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的起源何在？
就這個引人入勝的問題，福山引領讀者進行了一場穿越時空、跨越學科的「追蹤」：從生物學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風貌的不同，從部落文明的特點到宗教的政治影響，從歷史發展的經濟基礎到各個社會不同群體的博弈縱橫，福山試圖把近年來生物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不同領域的知識進展整合到一個問題框架中來，在一團亂麻中找到政治發展的脈絡。
這顯然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寫作計劃。在一個學術日益專業化、精細化、技術化的時代，幾乎已經沒有學者敢於提出如此之氣勢磅礴的問題，更不用說就此寫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體的基礎上理解局部，從歷史全貌出發定位當代，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維方式，而不符合21世紀初的「學術範式」。但福山先生卻「偏向虎山行」—某種意義上，這不僅僅是挑戰，甚至可以說是挑釁：對從技術性細節出發理解我們所身處的世界這一可能性的質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問題而言，打開視野的廣度又是必然要求。顯然，如福山自己所說，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如此之多領域的專家，但是對不同領域權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該書從本質上而言不僅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無數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許福山在每一個領域都不能稱為專家，但一個學者的敏銳性和洞察力，從來就更多取決於他通過問題意識組織和提煉知識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對知識本身的掌握。就串連龐雜的細節組織成一個「偵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沒有讓人失望。
為什麼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夠徵服世界
提起福山，人們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歷史終結論」。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福山表達了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最後的形態，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爾喬亞則代表了「最後的人」。由於這一觀點發表於冷戰結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視為西方取得冷戰勝利的宣言。當然，基於同樣的原因，它也被視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義代表，並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是，過去二十年來，福山先生的問題意識一直在慢慢轉向。從2004年的《國家建構》，到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國》，到2008年的《信任：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再到最近出版的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個幾乎可以說「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漸浮現。甚至可以說，前面幾本書都是為最後這本書所做的準備工作，最後這本書構成了對前面幾本書的整合與深化。
在何種意義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構成對《歷史的終結》的「180度轉向」？與其說對同一個問題「新福山」給出了與「舊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說「新福山」所關注的是全新的問題。如果說觸動福山寫作《歷史的終結》的，根本上而言是「為什麼自由民主制最終能夠徵服世界」，那麼觸動他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則是「為什麼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夠徵服世界」。
從關注「同一性」走向關注「多樣性」，從關注「終結」走向關注「起源」，從關注「人性」走向關心「歷史」，這個問題意識的轉向顯然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而與過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發展緊密相關。在這二十年來，福山和我們一樣，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國落地生根的艱難：中東歐在轉型過程中的陣痛、非洲許多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種族和部落動員、美軍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後「移植」民主的艱難，乃至最近中東地區民主化過程中的動蕩與反覆……固然，也有韓國、巴西、波蘭這樣相對成功的案例，但是這二十年的風雲變幻，使得「西方的勝利」這樣的結論顯得過於輕率和樂觀。
那麼，「為什麼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夠徵服世界」？或者說，為什麼今天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如此多樣？對這個問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福山的主要切入點是：國家建構。什麼叫「國家建構」？沿著韋伯對國家的定義，福山將「國家建構」理解為政府的統治能力。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政府國防、徵稅、官僚機構架構、維持社會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等能力。
客觀地說，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對政治發展的認識有三個維度：國家建構、法治和問責（他使用「問責」一詞，以囊括在民主制發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態，但就其當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編按：本書譯為「負責制」］）。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間的平衡，但在整本書中，福山對「國家建構」這個維度的格外強調是清晰可見的。
這首先體現在書的構架上。在整本書的三個核心內容部分，「國家建構」部分排在最前面，所佔篇幅也遠大於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從內容上而言，福山對世界各國政治傳統分野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就集中於對其政治源頭「國家建構」成敗與早晚的分析。由於將「國家建構」視為政治發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對比較政治史的講述，刻意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也就是說，他不是把歐洲模式當做政治發展的「常規狀態」，把其他國家視為偶然的「變異」。相反，他在書中強調，「我把中國作為國家建構的原型，追問為何其他文明沒有複製這一模式」。（參見本書第24頁）將中國作為坐標的原點，是因為早在秦朝，「中國就獨自創造了韋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即，中國成功地發展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廣大的疆域與人口」。（參見本書第25頁）如果說「為什麼他們沒能成為歐洲」是西方學者慣常的思考出發點，現在福山想掉過頭來問：「為什麼我們沒有成為中國？」
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是因為它最早開始了「國家建構」進程。查爾斯•蒂利所說的「戰爭製造國家」，中國是最早最經典的例證：春秋戰國時期的幾百年徵戰給當時的各地君主帶去「國家建構」壓力—唯有那些能夠最大程度軍事動員、控制和管理生產以及汲取社會資源的政權能夠「適者生存」。於是，集權最成功的秦國「脫穎而出」，並在徵服其他國家後將這一「秦國模式」推廣到整個中國。
相比之下，印度從很早開始就是「弱國家」傳統—或許由於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國之間的戰爭從未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那種頻度和烈度，而且其國家建設的進程被婆羅門教的興起所阻截和壓制—根據該教的教義，宗教首領的權力高於世俗政治首領的權力。這一歷史悠久的傳統為今天印度的「強社會弱國家」、「強問責弱治理」的政治形態埋下了伏筆。
中東則像是一個「遲到」因而「發育不全」的中國。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中東的政治傳統長期是部落式的，伊斯蘭教在7世紀的興起給中東地區帶來「國家建構」的契機，之後埃及和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奴隸制則把這個國家建構過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國家建構時間上的「遲到」、宗教的「尚方寶劍」地位、最高權力繼承體制的缺乏以及軍事奴隸制對外來力量的依賴，使中東的這種國家建構從未達到過中國的高度。
歐洲的傳統則介於中國和印度之間，一方面，中世紀之後連年不斷的王朝徵戰給歐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的「國家建構」壓力；另一方面，這種壓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經形成的法治傳統、教會和貴族勢力、城市經濟等制度環境。於是，集權的壓力與分權的傳統相互作用，形成了獨特的歐洲。
可見，對於「政治為何如此多樣」這個問題，除了開篇談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強調的是，各國在擺脫部落制和封建制過程中，政權與社會不同集團的力量對比與博弈，以及「國家建構」與法治、問責制之間的發展順序。換言之，在歷史的源頭，「國家建構」的成敗與時機是決定一個國家走向的第一推動力。
國家建構的強調，不是為了弘揚專制主義
「國家建構」越成功越好嗎？顯然不是。在書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當國家建構與法治、問責構成平衡時，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才構成「現代政治的奇蹟」。而「一個沒有法治和問責制的強國家相當於專制。它越現代和制度化，其專制就越有效」。（參見本書第137頁）秦國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被其稱為「極權主義的原型」。
那麼，為什麼對政治發展的「國家建構」維度格外強調？與其說這是因為福山過去二十年有一個價值轉向，不如說他對現實形勢的判斷出現了變化。
現實形勢如何？在書中，福山時不時流露出這樣一種看法：就那些轉型中的國家而言，是國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過程常常成為失序化過程。即使是那些相對成熟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機。「現代民主制的失敗有各種情況，但21世紀初這一失敗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國家能力的薄弱：當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腳和陷入僵局，因此無法作出困難的決定以確保其經濟與政治的長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設施建設的緩慢、歐洲福利國家的滯漲乃至美國赤字問題的困境，都是民主制裡國家能力欠缺的表現。
也就是說，現實政治形勢的演化使他越來越擔憂，在國家能力、法治和問責的「三角關係」中，人人過於強調前者對後二者的傷害，卻往往忽視國家能力同時往往也是建設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書中的努力，是試圖彌補這個認識上的盲點。換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對國家建構的強調，不是為了弘揚專制主義，而是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與民主。
基於對國家能力的強調，福山認為，過度宣揚經濟上的放任主義是對歷史和現實的誤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麼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應該是索馬利亞—在那裡，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實際上索馬利亞的經濟一團糟。
同樣，基於對國家能力的強調，他也對「社會放任主義」的觀念（姑且發明這個詞）進行了批評。我們今天習慣於把英國的憲政發展歸功於「教會」、「貴族」等社會性因素對王權的制衡，卻沒有足夠重視在這一過程中，英國社會並沒有失去對王權的尊重—它從未失去其保守主義的這一面。如果王權越軟弱、一個國家就越容易實現民主和法治，那麼世界上最早實現民主和法治的，不應該是英國，而是匈牙利—13世紀初，匈牙利就產生了匈牙利版的「大憲章」，但是在匈牙利，貴族如此之強大，王權如此之弱小，以至於政治體制演變成了「寡頭統治」。正如美國南部社會的種族主義、印度社會的種姓文化所展現的，「社會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進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帶來另一種形式的專制。
此外，福山還對沒有國家能力保障的「法治」發展表示質疑。他對哈耶克所說的「自發擴展秩序」表示異議：在他看來，法治在英國的生根不完全是「自發秩序自然演進」的結果，無論是早期的國王、後來的教會還是諾曼徵服之後的中央權力，都曾相當大程度上訴諸自上而下的強制或幹預去建立一個統一的法律秩序。
始終只有一個福山
對「國家建構」如此強調，是否可以說，「新福山」已經否定了「舊福山」？「舊福山」二十年前的觀點已經「過期作廢」？
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你看，連福山都不談民主，轉而談論國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國，不少「國家主義者」為福山的問題意識轉向感到歡欣鼓舞。但對《起源》一書真正嚴肅的閱讀會使我們認識到，與其說福山試圖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歷史的終結》，不如說他試圖用《起源》去完善《終結》。
何以如此？福山與中國一些國家主義者的根本不同在於：他對國家能力的強調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則性的。即，他對國家能力的強調不是基於一種抽象的觀念，而是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處方」。因為他認為，目前，在世界上許多轉型國家和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欠缺導致諸多政治問題，所以應當強化國家能力。但就中國的政治傳統而言，在《起源》一書中，他的判斷始終是「國家能力過強」，而「法治與問責不足」。「推斷有問責體制的社會會最終戰勝那些沒有它的社會，有一個重要原因：政治問責給制度的適應性變遷提供了一個和平的路徑。在王朝階段，中國的政治體系始終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即『壞皇帝』的問題。……在對上而不是對下負責的當代中國，這個問題仍然至關重要。」（參見本書第436—437頁）
同樣，不能將福山對「社會因素」的警覺視為站在國家的角度敵視社會。固然，他強調我們不能無條件地將一切社會自發性力量當做文明的動力，但是，當他試圖解釋英國道路（問責制政府）與法國道路（弱專制主義）更不用說俄羅斯道路（強專制主義）的不同時，他訴諸的解釋因素恰恰是社會力量的強大和團結程度。在英國，貴族、底層士紳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團結構成了抵禦王權、達至憲政的強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國的貴族、士紳和資產階級被法國王權瓦解分化，而在俄羅斯，他們則對王權幾乎是徹底依附。
因此，從價值上而言，似乎始終只有一個福山。雖然對世界各地情勢的總體判斷使他現在更強調國家能力—因為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貫徹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紙空言，而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作為基本秩序的維護者，民主很可能成為民粹的狂歡。但如果脫離語境，將這種強調應用於那些國家能力已經超強甚至過剩的國家，就成了認識上的刻舟求劍。
如何把握國家能力的「度」？
問題在於，強調「國家建構」，矯枉可能過正。如何把握國家能力的「度」？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難題。
對於思想者而言，一個悖論在於，時代往往是有意義問題意識的來源，但是為時代寫作又有可能導致問題感的短視。福山的老師亨廷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有過一次矯枉過正的經歷。為了超越民主專制類型學的政治學視角，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表達了統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體現政治發展的觀點，並在這個意義上把美蘇歸為一類而不是兩類國家。他的這一觀點曾經啟發了幾代學人，但是到1989年，蘇聯及其陣營的垮臺則某種意義上否證了亨廷頓的觀點：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國和蘇聯並不是一類國家。
當福山頻繁地將國家能力強化等同於政治發展、將國家權力的分散化等同於「政治衰敗」時，同樣的危險也隱約可見。尤其在中國，這樣的觀點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條主義的國家主義者當做武器彈藥。固然，一定的國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發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問責也是國家能力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秦朝、更不用說納粹德國會最後崩坍—摧垮這些政權的，並不是權力分散化、封建化帶來的「政治衰敗」，而恰恰國家能力的無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與問責使國家能力的發展變得「有價值」。對比政治發展的三個維度，我們會發現，由於法治原則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問責原則中的自治與參與精神，這兩個維度具有內在價值，相比之下，國家能力則僅僅具有「工具價值」—幾乎不會有人認為不顧及民眾死活的「強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國家能力這種「工具」服務於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時，我們才能把它視為褒義的「政治發展」。如果不劃出這條界限，一味將國家能力的深化稱為「政治發展」，將國家權力的分散和下沉稱為「政治衰敗」，這既不合乎我們的倫理直覺，也不合乎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國家能力的相對「衰敗」使法治與問責的「發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書中指出的，「馬爾薩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農業社會—和「後馬爾薩斯的世界」有著根本的不同。在「馬爾薩斯的世界」裡，國家建構在政治各維度中顯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賴於對土地的徵服和人口的掠奪，而佔領土地和掠奪人口則依賴於強大的國家能力。但在一個「後馬爾薩斯的世界」裡，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賴科技創新和資本聚集，而科技創新與資本安全則更多地依賴於法治與問責制。換言之，即使歷史上國家能力曾經是政治各維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個已經徹底變遷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則並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選擇問題上「重新帶回國家」，一定程度上，福山過去二十年的個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識界的思想史走向。這種轉變既是現實的變遷使然，也是知識的邏輯使然。冷戰之後的世界政治形勢要求知識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應，而不僅僅是用歷史必然性來「一言以蔽之」。對未來的闡述不能替代對現實的解釋，對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對歷史多樣性的追問。如果說《政治秩序的起源》對《歷史的終結》有明顯超越的部分，大約就是對其「歷史決定論」色彩進行了塗改：一個制度是合理的並非意味著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著它在將來也會「一直如此」。回訪歷史往往會使一個人的樂觀變得更加審慎，因為歷史往往意味著路徑依賴、意味著制度惰性、意味著文化慣性，而對歷史的超越則取決於人們刻意的選擇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起源》是對《終結》一書的推翻，不如說是對它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