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美利堅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傑出教授，研究建構主義、東協與亞洲區域主義、全球國際關係等國際關係議題，著有《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建構世界秩序：機構和世界政治的變遷》等。他曾於2014年-2015年任國際研究協會（ISA）主席，也是亞洲政治與國際研究協會（APISA）的創始人之一。
【編譯】楊紫茵（國政學人編譯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校對】任瀟依
【審核】李源
【排版】高思慧
【美編】黃竹音
【來源】Amitav Acharya(2020). The Myth of the 「Civilization State」: Rising Powers and the Cultural Challenge to World Order.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34(2), 139-156.
《道德與國際事務》（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該期刊由卡內基理事會出版，現主編是該理事會主席Joel H. Rosenthal。根據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9年該刊影響因子為0.906，在55種道德類期刊中排名第35位，在95種國際關係類期刊中排名第69位。
「文明國家」的神話：大國崛起和
對世界秩序的文化挑戰
The Myth of the 「Civilization State」: Rising Powers and the Cultural Challenge to World Order
「文明國家」要取代「民族國家」成為現代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重塑世界秩序嗎？「文明的衝突」能否解釋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阿米塔·阿查亞在本文分析了印度、中國、土耳其和俄羅斯四個 「文明國家」崛起的歷史淵源和現狀，並提出「文明國家」強調文明身份的兩個解釋，指出世界政治的衝突不能簡單歸因於非西方「文明國家」的崛起。
「文明」這個概念重回全球政策辯論的前沿。中國、印度、土耳其和俄羅斯等新興大國的領導人在制定國內外政策平臺時強調了他們的文明身份（civilizational identity）。美國總統唐納·川普的國內外政策也明顯強調了本國的文明身份。一些分析人士認為，21世紀可能屬於文明國家，就像過去幾個世紀被民族國家主導一樣。但是，文明國家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嗎？它會進一步破壞自由國際秩序嗎？以及，它會助長文明衝突嗎，如塞繆爾·亨廷頓所預言的那樣？或者，來自東亞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思想是否有助我們多元化地思考世界秩序和研究國際關係？
2017年7月，川普在波蘭發表演講時問道，「我們是否有願望和膽量保護我們的文明以面對顛覆和摧毀它的人們？」2019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的凱潤·斯金納（Kiron Skinner）將川普政府與中國的關係視為「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爭」，並斷言「美國以前從未有過」。隨後，中國領導人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間接地回應了美國的表述，指宣揚種族優勢和「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中國領導人呼籲亞洲文明「增強文明自信」並「在先輩們鑄就的光輝成就的基礎上」，「努力續寫亞洲文明新輝煌」。[1]莫迪當選印度總理後，也經常在外交政策演講中提及印度的古代文明成就。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回應了2019年3月紐西蘭基督城兩個清真寺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宣稱「十字軍的殘餘無法阻止土耳其的崛起」，並且「將無法使伊斯坦堡（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作者認為，以上這些言論特別引起了西方媒體和知識界的擔心和焦慮。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認為，「文明國家」的思想可能會取代19世紀「民族國家」的思想，成為世界政治的組織框架。他認為，這樣的國家會拒絕「普遍人權或共同的民主標準」並且興起排他性的國內政治。克里斯多福·科克（Christopher Coker）在他最近出版的書中考察了中國、印度、俄羅斯和伊斯蘭哈裡發國，並得出結論說，文明國家的崛起可能消除「自由文明的夢想」。
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 or 「civilizational state」）的概念讓人想起塞繆爾·亨廷頓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亨廷頓的觀點引發了一場全球辯論。每當發生重大國際危機時，無論是恐怖襲擊的發生還是國內種族衝突的爆發，這個概念都會被重提。從9·11事件到敘利亞內戰，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幹預，再到中美緊張局勢，西方的專家和政策制定者們都會發現亨廷頓的觀點為理解國際危機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分析視角。同時，他的觀點也因提出了一種簡單化和聳人聽聞的世界觀而受到廣泛批評和譴責。
阿查亞認為，自亨廷頓25年前提出該觀點以來，世界政治已經發生了變化，三類全球性的發展使人們對於文明的新關切有所不同。第一是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危機，這是20世紀90年代宣稱自由秩序勝利的人們所沒有預料到的。第二是日益增長的民粹主義困擾了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促使其捍衛自己的文明身份。第三是亞洲大國如中國和印度實力增強，他們的外交政策（如同美國和土耳其）相比90年代更加強調他們的文明身份。在這三方面的發展下，文明國家的概念對現存自由秩序提出的挑戰似乎會比原先人們擔心的更加廣泛和有力。但是對文明國家崛起的擔憂究竟是合情合理的還是毫無根據？
作者指出，儘管亨廷頓模糊了文明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他的觀點本質上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文明國家」這一說法的優點是將兩個單詞連為一個概念以消除歧義。但如亨廷頓的論文一樣，「文明國家」也過分簡化了世界在文化上和戰略上的斷層和現實。作者在本文中以中國、印度、土耳其和俄羅斯為例講述了文明國家的出現，他的主要觀點是：儘管美國領導的自由秩序正在萎縮並面臨著一些政府以「文化」作為武器的危險，但這不意味著文明國家正在取代民族國家，或導致各類醉心於自我擴張和搬弄是非的相互競爭的文明國家的出現。作者認為，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利用文明建立民族身份和制定外交政策不是一件新的事情。對於新興民族國家來說，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國家，都經常援引民族文化特色作為建立民族團結的一種方式，其中一個明顯例子便是美國。文明身份一直是後殖民國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被統治和被剝削的眾多國家中，有兩個世界上最古老、最先進的文明，中國和印度。因此，當他們進入國際舞臺並面臨極為不平等的政治競爭環境時，這些後殖民國家的領導人常常訴諸於該國的古典歷史以為其獨立性辯護，並在世界政治中樹立新的身份和話語。
文明複雜的本質使「文明國家」這一概念過分簡化為一種特定文化獨特和排他的代表。
--印度
印度早期民族主義領導者如泰戈爾和聖雄甘地等人提倡印度政治文化，在西方經常引起關注和被人指責。但是古代印度文明兼收並蓄，遠非同一。印度的主要政治哲學結合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還有狹隘主義和寬容主義。今時今日，莫迪政府正在以古代印度教文明為基礎推進印度民族主義議程，撤銷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並頒布了一項歧視穆斯林移民的公民法律。但是，他面臨國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體的嚴重反對，在經歷一系列州選舉失敗之後莫迪的權力已經開始減弱。因此，作者認為，文明國家的出現與當今執政黨的政體政治息息相關，因此不應將其視為永久現象。
--中國
魯恂·派伊（Lucian W. Pye）曾說，「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如印度一樣，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和行為都是多元的。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主導思想，強調統治者應施行仁治，以身作則，並認為為了換取忠誠和服從，統治者應當以確保人民的福利、維護和平與秩序為責任。法家思想主導了壽命相對較短的秦朝的政治觀。漢朝時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結合起來，這影響了此後中國的政治文化。幫助推翻帝制的民族主義領導者並不介意提及本國的文明傳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強調了中國和亞洲文明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一些中國學者提出「天下」的觀念，以取代當前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上並視國家間無政府狀態為自然，「天下」則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和一個更具合作性的秩序的基礎。近些年來，中國領導人經常提及儒家思想和「天下」傳統觀，但面對西方大國的挑戰，中國領導人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亞主權觀的堅定捍衛者。實際上，堅持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式的戰略必要性使得中國更有可能抵抗住建立一個文明國家的誘惑。
--土耳其
在埃爾多安的領導下，土耳其似乎正在轉向伊斯蘭文明身份。但是與印度和中國不同，土耳其本身不是一個文明，而只是更大的伊斯蘭文明綜合體的一部分。它沒有也不能宣稱有一個獨特的伊斯蘭歷史，因為歷史上伊斯蘭教在不同的國家和大陸上有過多個政治中心，包括敘利亞的倭瑪亞哈裡發王國、巴格達的阿拔斯哈裡發帝國、西班牙科爾多瓦的西方哈裡發王國、埃及的法蒂瑪哈裡發王國、伊斯坦堡的奧斯曼帝國和德裡的莫臥兒王朝。儘管伊斯蘭的核心信仰和行為是基本一致的，但多極性還是導致了多樣的文明。在奧斯曼統治下的土耳其仍然只是其中一個伊斯蘭文明的歷史中心。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基礎中有世俗化傾向。現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爾末·阿塔圖爾克援引土耳其多元的文化和文明的歷史作為國內和對外政策的基礎。他表示土耳其的文明遺產不僅有伊斯蘭文明，同時也包括西臺、弗裡吉亞和呂地亞人的古文化。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更強調伊斯蘭文明身份，但這也會帶來傳統主義者和世俗現代主義者之間的競爭和共存，這與中國和印度與多元傳統共存的情況不同。隨著西方知識分子、媒體和領導人加深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和文明的偏見、既定印象甚至是敵意，土耳其轉向民族主義和自身文明身份的進程將會加速。
--俄羅斯
相比印度和中國，俄羅斯是一個更晚近的政治和文明主體。儘管俄羅斯的政治歷史始於公元862年留裡克王朝的建立，但俄羅斯帝國在1721年才成立。俄羅斯的傳統文明是由斯拉夫身份認同和俄羅斯東正教會塑造的。俄羅斯的文明敘事，至少在一些知識分子與宗教和政治領袖看來，包含了自認為是「第三羅馬」的宣告。和土耳其情況一樣，俄羅斯當前的文明轉向是在嘗試融入西歐後出現的——實際上是「普京主義」的崛起。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嘗試成為歐洲乃至西方的一部分。但是近來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爭議變得更具歷史性和內向性，顯現出獨特的文明傾向，導致該轉變的因素同樣也有利於普京加強他的威權統治。俄羅斯也因此更強調其歐亞身份，而非單純認為本國是一個歐洲國家；它拒絕西方價值觀，甚至重提沙皇時代關於成為羅馬帝國捍衛者和繼承者的主張。
回顧一下像阿塔圖爾克、孫中山和尼赫魯這樣的新興國家和後殖民國家的民族主義領導人的言論，人們可以認識到他們對文明身份的接納相對溫和。作為同西方支配權相對抗的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必須要團結不同文化和族群，同時他們也需要超越文化狹隘主義以獲得西方的幫助。如今，印度、中國和土耳其仍然奉行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時也經常以文明作為獲得西方國家的尊重和認可的一種手段。文明身份並不意味著拒絕與世界融合。
在考慮文明國家的崛起時，我們必須謹記限制和約束文明國家的兩個因素：
一是領導人援引文明國家話語的動機通常與政權安全密切相關。一些文明國家正在面臨不斷加大的經濟和政治挑戰，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金磚國家的整體經濟表現就明顯下降。面對經濟下降和合法性危機時領導人往往會轉向壓制，因此強調文明身份可能鞏固會其國內地位並有利於政權生存。
二是國家間必須跨越文明鴻溝，建立經濟和戰略聯繫。經濟和戰略因素不僅會導致和平或衝突，同時也可以限制文明作為塑造世界秩序的一支獨立力量的作用。文明國家的邏輯時常會與他們的戰略同盟相衝突。作者認為，當前中俄的戰略協作關係更多是出於經濟、軍事和政治考量，包括體制安全、威權主義和對抗美國的全球主導權。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研究日益受到歡迎，這也豐富了對於世界政治與秩序的研究和分析，特別是在西方文明主導的時代逐漸走向終結，而如中國和印度等文明大國正加速崛起和復興的背景下。
2017年，阿查亞曾在同一期刊發表題為《自由霸權之後：一個多元世界秩序的出現》的文章，他把新興世界秩序描述為「多元的」。多元世界本質上是一個多文明世界。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中人們不能再依據西方文明的主導來理解全球事務。在全球多元關係中，理想的情況是，世界秩序是不同文明和國家之間交流和相互學習的產物，而不是西方「自由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作者並不是說世界政治將沒有衝突或現存的衝突中不用考慮文化差異，但是把衝突歸因於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國家追求競爭性和排他性的身份，並拒絕普世主義，這是一種極大的過度簡化。文明國家的概念在東西方之間建立了一個錯誤的二元關係。儘管川普使用了一些關於文明的辯詞，當前西方大部分關於文明國家的論述還是集中在一些非西方國家（中國、印度、土耳其和俄羅斯）。這些論述大多暗示這些國家的價值觀被懷疑是反動的和有害的。這類觀點的支持者忽視了這些國家以及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傳統普世價值，包括開放性、非排他性和寬容性，他們也拒絕了在這些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之間建立共同基礎的可能性。作者認為，我們不應讓這種論述給我們的分析造成束縛，如過分強調文化的消極作用、妖魔化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我們需要更細緻入微的對話，不僅承認文明間的差異，也承認其共同價值，並且利用它們來克服我們當今遇到的種種全球挑戰。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國家逐漸成為近現代國際體系中的基本單位。政治權力不再是源於神權，而是源於人權，個體通過權利轉讓賦予政治權力「主權」。[2]隨著人權意識的覺醒，「民族」既是現代國家形成的動因，也是團結國家內部的核心概念。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來源於民族，民族通過民族主義原則和意識形態為國家提供了合法性形成一個政治共同體。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民族」這個概念是一種舶來品。直到民國時期，中國才逐漸培養起民族主義意識，形成「中華民族」的概念。因此，相比起「民族國家」，有些學者認為「文明國家」可能會更「接地氣」。因為自古以來中國人更認同「中華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比「民族」更具有普世性。由此認為中國人對「文明」的重視，是基於一種「天下觀」。在這樣的世界觀影響下，當代中國也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傳承和發展「天下觀」。這樣的說法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注意，西方知識分子認為「文明國家要挑戰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然而，這樣的認識十分武斷。阿查亞的這篇文章正是對這一觀點進行反駁。
通過分析印度、中國、土耳其和俄羅斯四個國家近年來提出文明身份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阿查亞批判了一些西方學者對文明國家的片面認識。這些國家之所以強調其文明身份，一方面是因為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需要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地位而提出的政治表述。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不能簡單歸因於「文明衝突」。單純妖魔化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也並不能阻止西方國家的實力減弱。阿查亞希望西方和非西方社會都能正視文明國家的客觀存在，並且承認世界是由多種文明組成的，我們應該求同存異，共同推進人類進步與發展。
[1] 新華網2019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訪問時間：2020年10月17日
[2] 孫向晨：《民族國家、文明國家與天下意識》，載《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9期，第64-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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