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終結篇」走紅學術圈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最近在中國受到廣泛重視，因為他顯然對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給予了高度肯定。
有必要先交代一些背景。福山的成名作是1989年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的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他認為人類長久以來在不同體制之間的摸索、選擇與彷徨已告一段落，因為民主政體及市場經濟已成而且必將恆久成為普世價值，再無可逆。他的大膽判斷與結論在蘇聯解體、東歐轉向之後更是聲名大噪。然而紅了20年的福山理論，近年來，卻因為美國及西方的強勢不再及中國的崛起而備受質疑，面對質疑的福山，不得不有所反思，但他仍堅持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略作修正，並先後完成《政治秩序的起源》與《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兩本書。
很明顯，他的修正理論建立在他提出的新概念——「政治秩序」之上。他認為「政治秩序」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1）國家治理能力；（2）法治；（3）民主問責。三者缺一不可。以此三元素檢視現代國家，他的評斷是，中國的問責與發治弱於美國，但治理能力強於美國；印度的問責優於中國，但其他兩項不如中國。這樣的修正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質疑。
現在，讓我從三個角度來評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及「歷史終結論的修正理論」。
(一）福山在他早先的「終結論」中的所謂的「普世價值」，包括了兩個部分：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這其中，市場經濟作為一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沒有問題。問題主要出在民主政體那一部分。
仔細看，這民主政體就是福山後來在修正論中所提出的政治秩序，只是他把政治秩序又進一步分解成了三個元素或要素，即國家治理能力、法治及民主問責。再仔細推敲，應可發現這三元素其實就相當接近甚至等於傳統西方政治學中的「三權」，也即是行政（國家治理能力）、司法（法治）與立法（民主問責）。這三權或三元素，以美國為例，就分別隸屬於三個部門：政府、法院及議會。所以福山的觀察與結論，就是三者之中，中美各有強弱。
（二）其實，福山看到的或許只是表相而不是真象。他沒看到的真象，一個在美國，一個在中國。
在美國，且不談福山引以為傲的民主問責（包括了政黨與國會）目前已問題叢生（政黨惡鬥及利益集團橫行），並非只有優點而無缺點，更關鍵的是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美國之所以「優越」的「霸權因素」，特別是美國獨有的獨佔性的印鈔權，舍此不見而孤立地觀察或評價一個政體或模式的
良窳是沒有科學意義的。直率地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及其「修正論」未免都失之於簡化與粗糙。
至於在中國，福山看到了「國家治理能力」（普遍表現在令世人驚愕的「中國速度」之上），但我很奇怪他竟未看到在「國家治理能力」背後的「黨」的元素，而且，竟然在他跟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對話時都未察覺。福山在去（2015）年11月與王岐山會晤時問王岐山「不知中國能否做到法治，及司法獨立？」王岐山的回答非常坦率，他說：「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推行，這就是中國特色。」
在中國特色下，「黨」不僅領導司法，領導人大、政協，領導政府，領導軍隊。在這方面，中國特色與新加坡特色頗有相近之處：同樣是一個有效率的黨，及因而產生的出色的國家治理能力。只是必須要補充一點，中國特色與新加坡特色之下，出色的黨跟出色的領導人是高度相關的。
（三）也正因為這些「特色」的存在及不可忽視，所以可以對福山理論作第三個角度的評論。如果我的認知無誤，福山似乎一直都在試圖為人類的發展模式探索出一個理想範式。柏林圍牆倒了，他得到了一個靈感，蘇聯解體了，更強化了他的信念，然而美國（及西方）與中國國勢的消長卻逼得他必須對原來的理論進行反思與修正，於是他建構出了「政治秩序論」，後者儼然成為他自認的政治學中的「一般理論』.但如前所云，一個他心目中可放諸四海而皆準甚至還可歷久而長青的」一般理論「，就理論而言，是不存在的。
（四）福山教授有所見，有所不見，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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