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中國，主要看是放大問題還是放大成就。用英文講就是，看這杯水是半滿的還是半空的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蘆垚/四川成都報導
自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以下簡稱「UNDP」）推出人類發展指數以來，中國首次邁入了「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行列，在187個國家中列第91位。
2014年10月23日，在中國（成都）國際防災·減災論壇上，UNDP發布了《2014年人類發展報告》。聯合國助理秘書長、UNDP助理署長兼亞太局局長徐浩良特別指出了報告的以上亮點。
UNDP每年都會推出各國人類發展指數的最新結果和排名。2014年的報告，除了推出年度排名，對各國的發展能力作出靜態評價之外，還引入了兩個新概念，關注動態的可持續能力。
這兩個概念，一是脆弱性，一是抗逆力。前者是指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抗風險能力，後者則是指鞏固和保持發展成果的能力。
2015年是聯合國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截止日期。這意味著，新的發展議程已迫在眉睫。因此，今年UNDP的年度報告可能會對聯合國的未來政策制定有著特殊影響。報告甚至明確建議，「2015年後發展議程的主要目標應該是盡力減少貧困和降低能使人們陷入貧困的脆弱性，消除極端貧困不僅要朝『零貧困』努力，還要守住減貧成果」。
徐浩良是此次發布會上UNDP的最高級別官員，也是非中國政府委派的在聯合國任職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瞭望東方周刊》對其進行了專訪。
提供社會保障能力與國家貧富無關
《瞭望東方周刊》：此次報告為什麼要特別關注脆弱性和抗逆性？
徐浩良：目前，全球約有12億人每天的生活成本不超過1.25美元。如果按照UNDP最新發布的多維貧困指數衡量，目前僅在91個指數覆蓋的國家中，就有近15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儘管貧困總人口正在減少，但很多脫貧者重新返貧。現在，仍有近8億人一旦遭受衝擊便會面臨重新陷入貧困的風險。
就中國來說，以每天1.25美元的極端貧困線標準計，截至2009年，有1.5億貧困人口；以每天2美元的中度貧困線標準計，有3.5億貧困人口。中國既要想辦法幫助1.5億人脫貧，也要保障在1.25美元和2美元之間的2億人不會重陷極端貧困。
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必須加強教育和衛生保障的投入。這兩方面對人口的長遠發展影響深遠。
《瞭望東方周刊》：報告提出一個觀點，社會保障政策和經濟發展水平並沒有完全對應的關係，並不是只有富裕國家才有能力負擔社會保障或普遍的基本服務。
徐浩良：報告對一組收入水平和政府體制各不相同的國家進行了對比分析，這些國家有的剛開始推廣這些政策，有的已經全面實施了這些政策。它們不僅有傳統福利國家（如丹麥、挪威和瑞典），還包括正在快速發展的國家（如韓國）和發展中國家（如哥斯大黎加）。這些國家在其人均GDP低於當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時，就已經開始採取完善的社會保障措施。
報告提出了一個數據：為全球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福利所需的金額，僅佔全球GDP的不到2%。在12個低收入的非洲和亞洲國家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所需成本佔各國GDP的比例參差不齊，從布吉納法索的10%左右到印度的不到4%。
只要低收入國家重新分配資金，提高國內資源的利用率，並獲得全球募捐，就可以負擔基本社會保障方案。
只從收入看發展水平很有局限。我們從1990年就開始推廣人類發展的概念，強調要綜合看待人類發展水平。
去年李源潮副主席會見海倫·克拉克（UNDP署長）時說，UNDP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介紹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我們從1979年開始在中國工作，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不斷跟中國政府探討、交流和推廣這些概念。
中國是半滿的還是半空的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還從外界學習了哪些經驗？
徐浩良：之所以強調教育等保障政策，是因為不能簡單提供資金，使貧困人口產生依賴性，而是要提高他們及其後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其可持續發展能力。
比如在巴西，當地政府支持的是有條件的現金轉移。以前，政府只是給貧困人口一筆錢希望幫助他們脫貧，但這並不能保證受助者確實把錢用來給孩子上學。現在巴西政府明確提出，要滿足讓孩子受教育的條件，才給這些家庭資金支持。
中國也在學習這方面的經驗。除了醫療保障政策，中國在做的很多事情都與此有關。不僅是政府，一些民間機構、社會組織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比如給孩子提供午餐。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的報告指出中國已經邁入了「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行列，你如何評價中國的發展？
徐浩良：我1995年進入聯合國工作，後來因為涉及美國稅收問題，聯合國要求我放棄美國綠卡。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是難以做到的。但我認為中國發展肯定會越來越好，所以就放棄了綠卡。我想，如果在聯合國工作不下去，回中國找工作就行了。
評價中國，主要看是放大問題還是放大成就。用英文講就是，看這杯水是半滿的還是半空的。
從報告涉及的社會保障政策看，中國近幾年做得不錯，但還可以繼續加大投入。2013年醫療健康支出佔到GDP的5.57%，而教育投入在2012年時佔GDP4.28%左右，這二者和發達國家還有距離。但中國體量太大，要從整體上進行一定水平的全覆蓋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在聯合國官員人數總體偏少
《瞭望東方周刊》：你進入聯合國工作已經20年了，這20年也是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發生劇變的一段時間，這期間中國人在聯合國的任職情況有何變化？
徐浩良：我大學本科畢業於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橋梁系，在國內高校工作了幾年後去美國留學，先後讀了管理和國際關係。1993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書時，在UNDP一個部門找到了一個實習崗位。實習結束後，我獲得了一份15天的聘用合同，之後續了15天，後來又延長到30天，再延長到3個月。通過不斷續籤短期合同，逐漸在聯合國站住了腳。直到1995年4月，我獲得了一份駐哈薩克斯坦的合同，為期兩年。
當時這個領域的中國人非常少，現在哥大國際關係學院中國學生非常多，我們招的實習生中中國學生也非常多。
但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官員人數總體偏少，在聯合國秘書處職員中只佔1%左右，約350人，其中一半是職業官員。這其中只有極少數職務較高的，能夠達到局級、副局級的。
作為聯合國僱員，我們代表聯合國的利益。但一個人的思想意識與其成長經歷不可能完全分開。因此，很多發達國家都在資助本國年輕人去聯合國工作。
目前在聯合國秘書處有關政治問題、人道主義問題、維和問題等核心部門的高級職位上，幾乎沒有中國官員，這不反映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地位和影響不靠僱員人數和職位來反映，但如果中國官員人數較多，也體現了發展成就和軟實力。
中國要考慮採取一些措施，讓更多中國人加入聯合國工作，爭取到更高的職務。但這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從最低級的僱員走到除了政治任命外的最高職務，花了15年，按常規來講是非常快了。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如何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徐浩良：今年7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其中顯示中國2010～2012年提供的國際援助達到143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每年的對外援助資金基本相當於UNDP每年在全世界的項目資金。
但是，中國的對外援助大多是通過雙邊合作，這使外界抱有一些成見。
因此，我們正在和商務部等其他中國政府部門合作，幫助中國搞南南合作，通過三邊合作，提高我們的附加值，提高有效性。
比如，我們一起在柬埔寨搞了一個木薯生產項目，提高木薯質量，增加外匯收入。以前中國援助就是提供人員培訓，但對培訓需求和培訓後續跟蹤做不到位，因為沒有人手。但我們在那裡有辦公室和工作人員，可以持續跟蹤，這樣就能提高項目的有效性。
中國完全有能力通過雙邊做很多事情，但是輔以多邊的形式，對國際聲譽的提高肯定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