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墨；轉自：天眼視點
當地時間14日（北京時間今天上午），美國政府宣布制裁北約盟友土耳其，緣由是土方「大規模」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飛彈系統。雙方為此扯了一年多，美國之前已經實施不痛不癢的制裁作為警告，這次的制裁則是動了真格！美國務卿、「人類公敵」蓬佩奧親自宣布：美方對負責採購S-400系統的土耳其國防工業局實施制裁，具體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國防工業局發放美國產品、技術的出口許可和授權，對局長伊斯梅爾·德米爾等數名土方人員實施財產凍結和籤證限制等。這個制裁最厲害的不是制裁了幾名土耳其國防官員並凍結他們的財產，而是禁止向土耳其出售任何軍事技術、裝備。這等於美國跟土耳其這個北約盟友徹底翻臉！在此之前，美國停止了與土耳其F-35生產合作合同，取消了土耳其訂購的所有F-35訂單，並且驅逐了土耳其赴美培訓的飛行員。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說，制裁依據《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AATSA）。土耳其是首個根據這一法律遭受美國制裁的北約盟國。蓬佩奧表示，儘管我們反覆警告，土耳其還是繼續從俄羅斯購買並測試S-400系統。今天對土耳其SSB的制裁，表明美國將全面實施《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AATSA），我們不會容忍任何國家與俄羅斯軍方的重大交易。CAATSA，是川普任上由美國國會兩黨於2017年推出的一個法律，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哪個國家和地區大量買俄羅斯武器，美國就制裁誰。此前，美國依據該法律對印度也實施過不痛不癢的制裁，並以向印度提供遠比俄羅斯更先進的武器，來誘惑印度擺脫對俄羅斯武器的依賴。美國政府去年也依據這個臭名昭著的國內法律，悍然制裁了我軍負責武器裝備採購的最高負責人。當時，我國外交部、國防部都提出了嚴正交涉和抗議。為了壓服土耳其放棄採購俄羅斯S-400飛彈防禦系統，川普曾當面向埃爾多安施壓，然而埃爾多安不予理會，兩人不歡而散。在去年北約70周年紀念活動上，美國副總統彭斯還發出最後通牒：土耳其必須做出選擇，要麼俄羅斯，要麼北約。其他北約成員國紛紛附和。土耳其的回應是：土耳其作為主權國家，堅持獨立自主的軍事採購政策，不會接受任何人的施壓。在美國宣布最新的重大制裁措施後，土耳其外交部和總統埃爾多安迅速做出反應，指責美方犯下「嚴重錯誤」，並發誓制裁只會促使土耳其加速建立「完全獨立的國防工業」。土耳其2017年籤訂S-400系統購買合同，俄方2019年開始交付。美方及北約堅決反對土方購買這套武器系統，稱它無法與北約武器系統兼容，並且可能有助俄方追蹤美國與盟國合作研發的F-35型隱形戰鬥機。土耳其跟美國交惡，美國這回沒有成為孤家寡人，而是得到了北約其他成員國的大力支持和讚賞。土耳其跟美國和其他西方各大國交惡，不僅僅是採購俄羅斯S-400飛彈防禦系統，等同對北約這個將俄羅斯作為假想敵的集體防務組織的背叛，更由於土耳其在兩個根本性問題上觸犯了西方國家的難以容忍的底線：第一，埃爾多安背棄土耳其世俗化的傳統，轉而推行倒行逆施的政教合一制度，並大肆鎮壓反對派，與西方國家形成根本性的文化與價值觀衝突。第二，土耳其試圖以武力向周邊擴張勢力，同希臘、以色列等周邊國家發生嚴重的領土、主權爭端，令西方國家備加警惕，並公開給予埃爾多安最嚴厲的警告。有中文媒體和專家認為，埃爾多安與西方交惡，投入俄羅斯懷抱，是前幾年土耳其發生針對埃爾多安的軍人政變時，提前從普京那裡得到秘密通報，並且政變背後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影子，土耳其為此還抓了一名美國牧師，指控其參與了土耳其政變。不過，就我掌握的信息，上述分析只存在於中文媒體和中文專家口中。土耳其與美國交惡，從公開資料來看，主要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兩個方面原因。土耳其跟美國的直接衝突，是土耳其通緝的一些反對派政治和宗教領導人逃往美國，土耳其要求美國引渡這些政治和宗教人士，美國政府則以不符合美國法律為由斷然拒絕。我認為，土耳其若堅持其目前的內政外交政策，被北約除名是遲早的事，雙方由盟友變成敵人是必然的發展趨勢。雖然土耳其對中國並不十分友好，但美國的敵人越多，只會削弱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間接利好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為防失聯，請加微信：daige811，謝謝！
即便是夏日，讀《南渡北歸》 仍覺寒冷，心如滴血···不錯，這是廣告，但卻是良心廣告。
聽說很多人都夢想過自己做廣告代言的那一天——不管你想沒想過，反正我是想過。
我是這樣想的：我推薦的東西，一定要自己試過，我覺得好才推薦。
毫無疑問，這種想法就像「假如我當了領導」、「假如我當了明星」、「假如我當了富翁」一樣，通常屬於白想。
但是沒想到，折騰半生，猝不及防地，真地有人找我做廣告了。
我是不是應該說：「一直以來找我的人很多，我都推了，直到……」
但事實上我想說，我很雞凍。
這雞凍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我終於有了不忘初心的機會。自從這個號召發表以來，我一直就想響應，但我的初心裡簡直沒什麼好東西，我巴不得忘掉它們。所以我一直認為，可以「不忘初心」，這是個國家級的待遇。
現在機會終於來了！聽著，我以我已逝的青春的名義宣布：不管以後還有沒有人找我打廣告，我推薦的，一定是我覺得好的。
關於我要推薦的這本《南渡北歸》，
點擊 下單文案底部【閱讀全文】購買此書，貨到付款！
即便是夏日，夜讀《南渡北歸》，依然讓我從心裡感到寒意。窗外吹進的是絲絲熱風，心裡湧出的卻是冰冰的寒涼，沒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南渡北歸》，講的正是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決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各自命運的遭遇和劇變。《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描繪了抗日戰爭時期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多樣的命運和學術追求。
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國開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這一年，毛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畫了一條深刻的分界線。
這一年，有些知識分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分子去了臺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新中國，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堅守國外的陣地。
回望歷史，有時如夢一般，真實與假設難辨真偽，清晰與模糊交替出現。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寧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太適合
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28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寧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只能總結。
為了對民國及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們選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更能把歷史的真實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 吳晗與胡適：師生的殊途——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1948年11月底，時為清華教授，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胡適留下，不要跟著國民黨亂跑找死。當時這邊許諾，讓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斬釘截鐵地給來人以著名的三句話拒絕了，哪三句著名的話呢？這裡不說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證。
胡適南行之後，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他這樣說，是因為吳晗曾經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願看著吳晗從此走上不歸路。吳晗隨後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其實，沒有誰對誰錯，每條路都有他的不確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歷史環境，本文不以當時的事例映射當下，畢竟時代在進步，國家在發展，只想以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來警醒後人，對社會起到正面的引導作用。
1948年底，胡適離京南行後，受蔣委託，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做，就是10年。蔣政權逃離大陸後，胡適在美自謀生路。這麼大一個知識分子，與其他人一樣，填表求職，買米買面，其間苦痛，不足為外人道也。
1957年，蔣介石親請胡適回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離美赴臺。
1962年，當吳晗在北京副市長任上時，胡適在臺北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一時，臺灣大慟，蔣介石為之親挽：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只會打麻將的小腳太太江冬秀看著如此壯觀浩瀚，湧動不息的人潮，對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份上，不容易啊。
臺灣人所以會對胡適先生有這樣的情懷，是因為49年前後，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分子要麼就留在大陸，要麼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臺灣大學時，連教師都招不夠，還是用從大陸史語所跟過來的研究員們當教授才解決了當時的困難。所以，以胡適當時的地位，在臺灣非常困難的時候，願意回臺灣擔任這個職務，主持中央研究院，臺灣的老百姓從心裡覺得胡先生是認同我們的，來支持我們的，對他非常感激。那種感激之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吳晗有一個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黨員，是一個思想極激進，身體極虛弱的女人。吳和袁是姐弟戀，吳對袁的愛情，確實純之又純，因為袁震身體的緣故，據說連夫妻生活都是沒有的。這樣的愛情感動了當時的許多人。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正處於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教授，吳晗與他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樣，過著貧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時起，吳的人生道路，開始由袁震引領，為黨開始工作並出了大力。後來的結果是，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這就變得更加嚴重了。妻子袁震也跟著被揪鬥。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許自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在同院的萬裡送來一碗紅豆粥以示慰問。想不到，這碗粥竟成為袁震最後的晚餐。身體早已跨掉的袁震，當晚被只有10歲的養子和養女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因其身份拒絕搶救。凌晨，躺在醫院大廳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歸天。死時，兩眼半睜，死不瞑目。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煥然一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就是他那段時間的寫照。
1956年，吳晗找郭沫若、茅盾、鄧拓等人，聯名上書周恩來，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規模最大的永樂皇帝陵——長陵。很多專家堅決反對發掘行動，但是那時吳晗風頭正健，時常出入毛主席的書房，最後決定拿出個定陵讓吳晗「試掘」，長陵才算保存下來。
發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真是一句辛辣的讖語，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後來種種不詳的遭遇，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
1966年文革開始後，吳晗也沒能逃脫文革的狂飈，其與胡適的書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69年10月，吳晗被鬥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胡、吳師生的道路選擇不是個例。那時，選擇離開的必經過深思熟慮。留下如能相安無事，誰願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穆、梁實秋等人。選擇留下的，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或者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或者對新政權抱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吳晗、馮友蘭、陶孟和及後來大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只是沒過幾年，夢想就被擊得粉碎。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何以走到這一步？當時政治的原因我們不去談它，從知識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來進行討論，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依然只能靠別人恩賜而無法自己掌握。
—— 陳寅恪：誰的骨頭最硬 ——
陳寅恪，自早年起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家長達13年，精通多種語言。陳先生讀書只為知識，不為學位。雖學富五車，卻無一張文憑。上世紀20年代中期，清華大學開辦國學研究所時，梁啓超向校長曹雲祥舉薦他。曹校長覺得陳寅恪無「名望」、無「博士」、無「著作」，是「三無學者」，梁啓超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清華不請，國外的大學就一定要請了。曹校長一聽，趕快聘請。35歲時，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一起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48年底， 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時，陳寅恪雖然與胡適一起離京南飛，卻因了種種際遇留在大陸而未去臺灣。
有一種說法，陳初時並未受到中共的關注。1949年底，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為史達林祝壽時，史達林突然問起陳寅恪，以示關心，因斯的著作《論中國革命問題》引用了陳的文字。毛當時並不知道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國查訪，才知道他留在了廣東嶺南大學。
陳寅恪因其學問廣博，在史學界的地位如泰山北鬥。50年代初，中央一再邀請陳寅恪赴京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但屢被陳拒絕而不得其職。但陳真正讓當世及後世學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高貴品格。陳曾向北京方面提出兩條要求：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參加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氣勢夠強的，這骨頭夠硬的。
毛在40年代曾評價魯迅，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然而奇特的是，1957年反右期間，毛在上海小住，羅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沉思後回答：以我估計，（魯迅）要麼關在牢裡還要繼續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魯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認為陳先生的骨頭才真正是最硬的。 ↓
文革爆發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被批鬥。1967年夏，因妻子唐篔屢被「革命者」亂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陳寅恪擔心妻子先他而去，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預先寫下一副輓聯：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時已80高齡奄奄一息的陳寅恪，被趕出家門。10月，終銜冤負屈而去。
一代巨儒，含恨逝去。
骨頭硬如陳寅恪者結局如斯，骨頭軟的結果如何？
說馮友蘭吧。
從馮友蘭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讀書，雖然可以使人有知識，但不一定能使人有胸懷；雖能使人知榮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氣，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氣。
有些知識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實不如一個普通老百姓。
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以氣節來求全如馮友蘭等知識分子，實在無異逼人做烈士。但我想，在這樣的時代，即便做不了英雄，也不必去做了幫兇。這也是一種氣節！
—— 梁思成與林徽因：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祖國——
世人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多是因為林與徐志摩，與金嶽霖的種種傳說和緋聞。但梁、林真正對社會的貢獻卻是其對中國建築史和中國建築藝術的總結與發揚。梁思成在其《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曾滿含深情地寫道：……沒有她（林徽因）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8年12月，解放軍進駐清華園，進逼北京城。有一件事讓梁、林出乎意外又心存感動。幾位解放軍代表來到梁家，請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圖上標明北京需要保護的古建築與文物存放地點，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護。由此，梁、林夫婦自願留在了清華園。
才女林徽因設計了國徽，參與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1955年，因病去世。林徽因去世的當夜，曾有話要到梁思成說，卻被護士以夜深為由拒絕，遂成終生遺憾。林的早逝，是上帝對他的眷愛，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即便如此，梁思成為其設計的墓碑在文革期間還是被清華的紅衛兵砸毀。如果活著，等待她的，不知是何等悲慘的命運。
一個設計了國徽，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的人，卻失去了丈夫為自己設計的墓碑，人若有靈，不知林徽因會做何想！
但梁思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文革爆發後，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與彭真一夥的「反動分子、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鬥。後又以「國民黨潛伏特務」的罪名與外界隔離。梁思成本來身體就不好，二十歲出頭時因為追求林徽因遭遇車禍，從三十二三歲時起，上半身就箍著鋼架子。一身是病，虛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動的梁思成，每到鬥鬼會時，都要坐在一輛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接受批鬥。每次鬥完，梁都如死人一樣長時間緩不過氣來。
他曾經絕望地對家人說：抗戰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長沙，後昆明，再李莊。面對飢餓與疾病，我過關斬將，終於迎來了勝利之日。現在看來，我是過不了文革這一關了。
他一語成讖，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一代建築學宗師溘然長逝。
梁家其實是兩代悲劇。梁任公的一生，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當其時也，縱橫捭合，是大劇，正劇。任公是大學者，大英雄，青史留名，又頗得善終，怎麼能是悲劇？
梁思成的前半生，特別是抗戰前，生活，學術風生水起。北京著名的「太太的客廳」，他是男主人。抗戰期間，自北京而長沙、昆明、李莊，都是因了戰爭的緣故。當時抗戰情勢危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過程極為艱難。知識分子得蔣公護佑，難則難矣，但多為生活之難，而非心靈之難，思想之難。中國讀書的種子和未來的希望得以保存。所以，這段時間，不是悲劇，不是苦劇，是全民抗戰的歷史大劇。
抗戰勝利，內戰開始，梁家的悲劇自序幕始，到落幕終，結果已為世人所見。讓人不勝唏噓之至。
突然就想起一句詩來：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史詩巨著：《南渡北歸》
曾經留下的，夢想被擊得粉碎。
曾經離去的，眼望故土，無能為力，滿懷心酸。
整部作品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啓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作品對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作了細緻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和埋藏於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又不勝唏噓，扼腕浩嘆。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此文不便全文顯示在公眾號，文章內容極度敏感，但仍殘存於網絡，大家可以百度搜索題目：「嶽南：《南渡北歸——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文章只是一個引子，整部書才是必讀之精華，看完文章後，如果有興趣深入了解，可以回到這裡，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連結購買此書。
本平臺推薦的此書：▲這是最新增訂版，未刪節最全本，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增加十二萬字增訂內容，首次披露臺灣中研院大量珍貴史料、照片，增加大量親歷者採訪資料，如曾氏家族後人、劉文典等大師後人親述。▲精細校訂，用心裝幀。
點擊閱讀全文，填寫收件人信息，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