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的今天，清晨，日本海軍在朝鮮牙山灣口豐島西南海域襲擊中國海軍艦船，在這中日雙方的第一次海戰中，中方慘敗，濟遠艦以一敵三，不敵敗走，中日甲午戰爭的序幕就此拉開。然而，「中日甲午戰爭」的這種說法不經意地忽略掉了當年事件的另一個主角——朝鮮。同屬東亞的朝鮮，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國、俄國和日本之間，也是列強踏入東亞的最後一塊神秘封地。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朝鮮問題逐漸成為東亞國際關係的焦點。朝鮮，成為新興近代國家日本與傳統宗主國大清王朝的角力場，並最終引燃了中日大戰的導火索。
△ 1858 年6月26日，清朝與英國在天津籤訂《天津條約》（《倫敦新聞畫報》報導）
因其特殊的戰略地位，從甲午戰爭至今的一個多世紀，朝鮮半島仍是東亞乃至國際社會的特殊焦點。歷史與現實相糾纏，也使得它今天的現實更為複雜。也正因為此，更值得我們穿越歷史的迷霧，疏理當年中日這場甲午之戰的起源。
東學之亂
1894年，瀰漫於整個東亞的不安定，首先是從中日之間的小國朝鮮引起的。而新年之初即爆發的這場政治動蕩，又似乎預示了它的影響將超越整個甲午之年，甚至更加久遠，最終直接引發整個東亞格局的大動蕩。
甲午年正月初十，朝鮮全羅道古阜郡爆發了一場農民騷亂。騷亂起因很簡單：糧食連年歉收而地方官員依舊以高壓姿態徵以重稅。其實1894年的這場農民起義，並不是朝鮮歷史上石破天驚的第一次，而只是近幾年綿延不斷的農民騷亂的又一起，也是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下，底層民眾孤注一擲式的反抗。但與以往不同的是，甲午之年的這場農民起義，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令當權者心驚肉跳的巨大能量。
△ 1894年，朝鮮交涉通商事務督辦大臣趙秉式在外事活動中（法國《插圖報》報導）
起義者領袖是東學黨人全琫準——東學黨人自稱「東學道」，其創始人叫崔濟愚。1860年某一天，崔濟愚自稱得到天主啟示，授予咒文，布教濟民。東學道雖然從創立之初就被朝鮮政府當作「左道」、「邪教」而嚴加禁止，創始人崔濟愚也很早就被處死，但是它提出的諸如「懲辦貪官汙吏」、「斥倭斥洋」等口號，很好地迎合了中下層民眾，因而在地下得以迅速傳播。這次起義更像是東學黨人積蓄了若干年能量的一次總爆發，東學軍紀律異常嚴明，最初取得節節勝利。沿途參加東學軍的農民也越來越多，起義隊伍一路高歌猛進。到了5月底，起義軍攻佔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黨聲勢大振，其他地區的東學道徒也群起響應，東學軍規模空前盛大，已席捲了朝鮮全國五分之三的土地、擁有十幾萬武裝力量了。
起義軍節節勝利的消息不斷傳到首都漢城，42歲的朝鮮國王——高宗李熙一直處於驚恐不安之中。到了1894年，統治朝鮮的李朝已持續了5個世紀。1863年，朝鮮國王哲宗李昪駕崩，因其早逝無子，出身皇族的李熙繼了位。因其繼位時年僅11歲，其生父大院君李昰應攝政。
1873年，大院君李昰應辭去攝政，將政權移交給年滿21歲的高宗李熙。但李熙生性懦弱，繼位後，朝政漸漸為其寵妃閔氏所控，閔妃在宮中組成閔家勢力專權朝政。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臺，由此朝鮮王室就形成了以閔妃和以大院君為首的兩個勢力集團，彼此形同水火。兩大勢力內鬥不斷，在國政和對外政策上也針鋒相對。5月31日當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報，朝堂大臣皆大驚失色。儘管朝廷內部紛鬥不斷，但這一次，兩派的意見基本一致：向清借兵鎮壓「亂黨」。
其實早在農民起義爆發後不久的3月初，袁世凱即電告清廷，要求派兵船赴朝鎮壓。「……乞即電令水師，迅速派遣兩艘兵船來仁（川），以盡彈壓之責。」作為清朝駐朝鮮最具實權的官員——「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感到幫助屬國朝鮮平定叛亂、維護王室統治，是作為宗主國的清朝義不容辭的責任。更何況，曾經盡顯「天朝大國」之威武的宗藩體制，眼下只剩下朝鮮這個僅存的碩果。
到了1894年，袁世凱已經在朝鮮駐了12年之久。他肯定沒有意識到，自己人生遭遇的這個甲午之年，不僅是他駐朝生涯的終結，也是大清王朝對朝鮮宗主身份的終結。而隨著朝鮮這最後一個「屬國」的離去，天朝之國持續了幾百年的宗藩體制也蕩然無存。
最後的屬國
滿族建立清朝、統治中原以後，繼續享用先前王朝積累下來的政治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宗藩體制」。宗藩體制是中國政治上的特殊現象。學者黃枝連先生對兩國關係是這樣形容的：「在正常的情況下，天朝與藩屬國所維持的只是一種間接的、鬆散的、形式主義的、低姿態的禮儀關係。」
《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一書解釋說，宗藩體制下，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的模式是，以中國為宗主國，而將其他國家都視為中國的屬國；作為宗主國，中國有義務保護各屬國，也有權力幹預各屬國的內政外交；作為屬國，各國要向中國請封、朝貢，接受中國對其內政外交的幹涉——雖然這種幹涉是非常罕見的，各國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保持著實際上的獨立自主。
對於屬國來說，來自中國的冊封不但使其政權擁有更為充分的合法性證明，而且藉此獲得了抵禦外憂內患的強大外援。「在成為中國的屬國之後，既不必擔心來自中國方面的入侵，還可以依賴中國抵禦來自其他國家的侵略。因而，屬國可以節省下為保持龐大的武備力量所必需的開支。」在宗藩體系之內，屬國比中國獲益更大。
「雖然中國幾乎在每次改朝換代之後，都要對朝鮮半島進行重新徵服，以便將之納入宗藩體系之內，但一般來說，中國很少運用武力來確認和維護這種宗藩關係。大多數屬國都是和平地、自願地開始向中國朝貢的。」《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一書裡說。宗藩體制的鼎盛時代是明代，而這「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對周邊15個國家留下『不徵』的祖訓之後到來的」，從中可以看出宗藩制度的非軍事性。
在宗藩體制之下，天朝除了獲得大國的聲威之外，單純從物質利益上來說，實際收穫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種追求「天朝大國」的威嚴感和滿足感。1592年，豐臣秀吉率20萬兵徵討朝鮮，明朝幫助朝鮮抗擊日本的戰役持續7年之久，雖然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明朝的損失也是巨大的。當時明代吏部一官員對此總結說：「勞七年之士馬，費百萬之金幣，方全一屬國。」當宗主國國力強盛時，作為屬國的小國獲得的實際利益，遠遠超出他們向宗主國付出的部分，因此他們也很願意依附於宗主國、強化這種宗藩關係。比如在明代，朝廷曾要求朝鮮三年一貢，而朝鮮方面卻堅持一年三四次朝貢。
滿清徵服明朝以後，朝鮮曾一度自詡為正統，認為滿清為夷狄，因而不向滿清稱臣，且決心為明朝報仇。後清朝派兵橫掃朝鮮半島，迫使朝鮮與清朝建立了宗藩關係。1832年，英國人胡夏米前往朝鮮，要求與其通商，朝鮮方面的回覆是「朝鮮服事大清國，只尊大清國的旨」。這種回答在具有近代意識的英國人眼裡是不可理喻的，胡夏米在給朝鮮國王的回覆中，直截了當地表示這種定位「凌辱貴國之體面」，仍無濟於事。雙方的認識顯然有巨大差異。
可是進入到19世紀中期，大清王朝開始走向衰落，它推行的外交、政治和技術上的「有限現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抗擊列強，原本在宗藩體系下臣屬於清朝的各朝貢國多在列強的逼迫和離間下，中止對中國的朝貢關係。1883年，清朝與法國為爭奪越南而交戰，兩年後，中法戰爭結束，李鴻章與法國代表在天津籤訂《中法新約》。根據條約，清朝承認法國與越南籤訂的所有條約，這意味著清朝自此喪失了對越南的宗主權。就在同一年，不甘寂寞的英國效法法國入侵緬甸，迫使緬甸脫離中國，淪為英國的保護國。逐步放棄對越南、緬甸等南部屬國的宗主權，對於已有日薄西山之相的清王朝來說，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對當時的清王朝來說，令他們多少有些安慰的是，當其他屬國紛紛棄之而去的時候，朝鮮這個北方屬國，至少看起來還保持著與清朝相當穩定的關係。雖然清朝在英國的炮艦之下被迫打開大門，並被迫與列強相繼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而也不得不進入條約體制，但同時與朝鮮的這種宗藩體制卻仍然保留著。對清政府來說，朝鮮不僅是重要的朝貢國，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是中國北部的一個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離了來自日本和俄羅斯的威脅，清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掉以輕心。
早在中法戰爭爆發之前，清廷內部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充分意識到中國真正的危機並不來自邊遠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對的真正威脅，除了國內的騷亂以外，主要來自毗鄰京畿的北方，中國如果喪失對朝鮮半島的宗主權，將會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在內的許多滿漢大臣真正關切的是京畿周邊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和平。為了保護朝鮮以屏御將入侵中國東北之敵，總署理衙門建議，把與朝鮮公牘往來中涉及洋務者，從原來的禮部管轄，改為由李鴻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與朝鮮通遞文函、相機開導，並將結果報告總理衙門。這樣，李鴻章就成為中國政府處理朝鮮事務的主要負責人。
動搖的「藩屬」
在北方，大清王朝日益感覺到了來自日本的威脅。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倒幕廢藩」，開始走向強盛。日本崛起後，首先破除了朝鮮與琉球的宗藩關係，並在一天之內將琉球王國吞併。
介於中日兩國之間的琉球群島，在歷史上與兩國都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17世紀後，琉球同時向中日兩國朝貢。「至清末，日本將琉球置於薩摩藩屬下，清廷未予過問，默認為『兩屬』。」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說。然而，隨著明治維新的開展，日本國力強盛，遂開始覬覦琉球王國，試圖強制讓琉球成為日本的藩國。1875年，日本強行把琉球併入自己的領土，引來大清國抗議。1879年，日本正式吞併琉球，改名為衝繩縣。李鴻章《復何如璋書》裡說：「以威力相角，爭區區小國之貢，非惟不暇，亦且無謂。」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進行了國政改革，統一對外事務於政府。他們當時就曾試探地接觸朝鮮，但是第一次的接觸並不愉快。當時日本派特使帶了一封文書到達朝鮮，這封讀起來語氣比較誠懇的信，表示希望與朝鮮「大修鄰好」「是我皇上之誠意也」。但是信裡的「皇上」字眼觸怒了朝鮮政府。「守舊的朝鮮政府，以日本文書中『皇上』字樣，違背舊例。朝鮮統治者以為除大清國皇帝外，不復知有『皇上』，拒絕接受此項文書，也不接待來使。」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說。日本不甘心，兩年後，又派特使到朝鮮，「再請通使」，又被拒絕。朝鮮的冷淡使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為不滿。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乘「雲揚號」軍艦，到朝鮮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和朝鮮方面形成糾紛。日本方面深知，要解決與朝鮮的糾紛，首先要面對的是大清王朝。於是1876年1月，森有禮作為「特命全權公使」，前來清朝交涉，也是想藉機了解清朝對朝鮮的態度。森有禮到總理衙門拜見恭親王奕訢，而總理衙門在給其書面答覆中稱：「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
單有總理衙門的這番話並不能讓森有禮安心，他後來在拜訪李鴻章時，又再次詢問清朝與朝鮮的關係。李鴻章答：「高麗奉正朔，如保不算屬國？……高麗屬中國幾千年，何人不知？……邦字指高麗諸國，此是外藩，為外屬，錢糧政事向歸本國經理，歷來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說不算屬國？」——李鴻章一方面強調朝鮮仍是「屬國」，另一方面又再次重申「錢糧政事」等由朝鮮自己處理。此番問答，顯示清朝方面仍以中國傳統的宗藩觀念為根據，認為中國與朝鮮的宗屬關係只要得到名義上的承認即可，不需要用條約加以固定。不得不說，這個觀念在當時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彼時國際社會也開始學會用條約來規定並約束彼此關係。此體制下的朝鮮是否是真正的獨立國或從屬國的問題，在對外交涉上一直成為爭論的問題。
「清廷既不肯為朝日關係居間，又不能阻止日本向朝鮮提出交涉，在邏輯上只有讓朝日實行直接交涉。」王芸生後來評價說。經過一番交涉談判，1876年2月26日，朝鮮與日本籤訂了《朝日修好條約》，史稱《江華條約》。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除此之外，朝鮮還同意向日本開放三個通商口岸，日本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
放寬歷史的視野來看，《江華條約》的籤訂，對於清朝而言，它對未來局勢最大的隱患並不在於日本通過建交而可以名正言順地使自己的勢力滲入，而在於朝日雙方對彼此政治主體資格的認定。《江華條約》第一款開篇就寫明：「朝鮮國乃自主之邦，擁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實際意味著宣告朝鮮對中國在形式上的「藩屬關係」至此廢除。日本藉此具有近代意義的國際條約，強化朝鮮「獨立政治主體」的地位，而藉此排擠清朝的影響。
但是，對清朝的統治者來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仍然堅信自己作為「宗主國」地位不可撼動。所以《江華條約》的籤訂也並沒有遭遇來自清朝的阻力。梁啓超後來在《李鴻章傳》當中，重提此事，並痛心地說：「中日之戰，起於朝鮮，推原禍始，不得不謂李鴻章外交遺恨也。」康有為弟子羅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一書也提到，後來日艦在仁川一帶測量朝鮮海岸，「中國視之漠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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