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西南亞研究所學習之前,我對中東了解甚少。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東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電視上時常有關於中東的新聞:敵對多年的埃及與以色列握手言和,達成和平協議,雙方領導人共獲諾貝爾和平獎,但埃及總統薩達特很快就遇刺身亡;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的國王政權,建立伊斯蘭共和國,隨後爆發了曠日持久的兩伊戰爭;蘇聯突然出兵阿富汗,建立親蘇傀儡政權,但遭遇了伊斯蘭「聖戰」者的激烈抵抗,使其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以色列大舉入侵黎巴嫩,引發大規模難民營屠殺事件,巴解組織被迫撤出貝魯特……這些新聞報導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自然也激起了我認識中東、研究中東的興趣。
我對伊朗伊斯蘭革命尤其感興趣。為何一個看著非常強大並得到美國大力支持的國王政權,在短短幾個星期就土崩瓦解?為何流亡國外的宗教領袖霍梅尼有那麼大的能量,不但能夠遙控指揮國內的革命運動,而且回國時會受到數以百萬計民眾的狂熱歡迎和崇拜?為何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會在中東地區引起如此強烈的反應,導致整個地區的激烈動蕩?為了弄明白這些問題,在西南亞研究所學習期間我閱讀了大量有關的著作和文章,有中文的,但更多的是外文(英文)的。上課時我也與老師和其他同學進行過討論。為了準確地理解和表述有關問題,我還翻譯了幾篇國外的英文論文,其中有兩篇還在國內刊物上公開發表了。到碩士二年級時,經過與施子愉先生討論,我決定將「中東的伊斯蘭教與政治」作為我攻讀碩士期間的研究方向。
我的碩士學位論文選定的題目是「當代中東國際關係中的伊斯蘭教」。為了寫好論文,我曾專程前往北京和上海的有關研究機構、大學和圖書館收集資料。雖然當時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在從事伊斯蘭教研究,但主要研究的是中國伊斯蘭教,很少有人研究中東的伊斯蘭教,可供參考的中文資料實在是鳳毛麟角,因此碩士學位論文使用的文獻資料大多是英文的。論文主要論述了伊斯蘭教有關民族、國家、政治的思想和理論,並結合現實中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埃以和平、伊斯蘭復興運動等具體案例進行討論。雖然這篇碩士學位論文談不上有多高的學術水平,卻是國內較早涉及這一領域的一項研究成果。1986年6月答辯時,幾位前輩老學者都給予了很不錯的評價。
在此後的30多年裡,伊斯蘭問題一直是我最感興趣的研究方向之一,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我先後出版了《傳統的回歸———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1994年,2011年再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當代國際伊斯蘭潮》(1997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兩部著作;參著了《伊斯蘭教與國際政治》(金宜久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等三本書;承擔過「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研究」(1993年)和「中東社會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反應」(2003年)兩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發表了有關伊斯蘭「聖戰」、伊斯蘭經濟、伊斯蘭復興運動、伊斯蘭教與民族主義、伊斯蘭教與兩伊戰爭、阿富汗的「聖戰」、東南亞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等問題的20多篇學術論文;給碩士、博士研究生和校外有關單位開設過「當代世界伊斯蘭教」「中東的伊斯蘭教與政治」等課程和專題講座。
我認為,研究中東問題,一定不能脫離「伊斯蘭」這一特殊因素。現在有的學者,僅從政治權力、經濟利益、民族國家等一般規律來認識和理解中東,而不考慮中東的「伊斯蘭」特殊性,這樣是很難把許多問題說清楚的。另外,也有不少人僅把「伊斯蘭」(這裡說的是「伊斯蘭」,而不是「伊斯蘭教」)當作一種狹義的宗教來認識,因此就很難理解它對中東國家、政治、社會的巨大影響。其實,就中東地區而言,「伊斯蘭」既是一種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更是一種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在中東,其實是沒有「宗教」與「世俗」的區別的,只有「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代」的區別。
1988年9月,我獲得國家公派到英國進修一年的機會,這也是我第一次出國。在此之前,國內老一輩學者能到國外學習和訪問的機會極少,許多人研究了一輩子外國問題也未能到國外看看,因此我很珍惜這次機會。我選擇的進修機構是英格蘭北部的達勒姆大學(Durham University,也譯作杜倫大學)中東和伊斯蘭研究中心——英國的四大中東研究機構之一。我在這裡選聽了兩門課,參加了中心舉辦的學術講座和討論會,更多的時間則是在中心和學校的圖書館看書。然而,一次偶然的機會,又使我開闢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
在達勒姆大學,我認識了一位來自以色列的博士生阿娜特。當她知道我在中國從事中東研究但還未到過中東時,便自告奮勇地要幫我找一個去以色列訪問的機會。不久後,她就告訴我,她原先的碩士導師——特拉維夫大學摩西·達揚中東與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伊塔馬爾·拉比諾維奇教授(Itamar Rabinovich,後來曾出任特拉維夫大學校長、以色列駐美國大使等職)願意邀請我訪問以色列,並可承擔我在以期間的全部費用。
能有這樣一個機會,我當然很興奮,但真正要到以色列去,卻又面臨著不少困難。要知道,當時中以還沒有建交,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中國的「敵人」,國內媒體上還充斥著對以色列嚴厲的批評和譴責。而我當時是中國政府公派的訪問學者,能以這樣的身份去訪問以色列嗎?猶豫之際,我撥通了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教育處的電話,向他們說明情況,並表達了我訪以的願望。使館對此很重視,讓我寫了一份詳細的書面報告。不久後,使館通知我,經請示國內(外交部),同意我以個人身份訪問以色列。這樣,國內就為我訪以開了「綠燈」。
當我拿著特拉維夫大學的邀請函到以色列駐英國大使館申請籤證時,籤證官可能從來沒見過中國護照,拿在手裡翻來覆去看了半天。兩個多星期之後,從以色列使館寄回來的護照上卻沒有籤證,而護照中間夾著一張紙,籤證章蓋在那張紙上。原來,以色列給我做的是「另紙籤證」。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中以沒有建交,他們不便在中國護照上蓋章,二是可能他們為我著想,一旦我的護照上有了以色列籤證,我就不可能到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去了。
1989年4月,我第一次踏上了訪問以色列的旅程,是較早訪問以色列的中國學者之一,此前雖然也有中國學者到過以色列,但要麼是來自香港、臺灣的,要麼是旅居美國的。此次我在以色列停留了20天。在拉比諾維奇教授的安排下,我在特拉維夫大學、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做了兩場學術報告,與一些學術同行進行了交流;應邀到兩位教授家裡做客,體驗了猶太家庭的安息日晚宴;參觀了特拉維夫、耶路撒冷、海法、戈蘭高地等地方;甚至還到一個基布茲裡住了一天一夜……
正是此次以色列之行,使以色列和猶太人成了我後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20多年來,我又多次前往以色列,開展合作研究或參加學術會議,有兩次在那裡待的時間還比較長。1992年中以建交時,我正好在希伯來大學杜魯門研究院做訪問學者,一時間成了以色列多家媒體追蹤採訪的對象。1994年,我到以色列納塔尼亞的一個「烏爾潘」(希伯來語速成學校)學習了4個月的希伯來語,還獲得了一張「初級希伯來語水平證書」。在以色列,我見過沙米爾、拉賓和佩雷斯等領導人,並有機會與他們對話。2014年7月,我在本-古裡安大學做客座教授時,近距離觀察了以色列在加沙實施「護刃行動」的全過程。
1989年9月我從英國回國後,曾先後到外交部亞非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報告訪問以色列的情況。1992年,我和同事楊曼蘇編寫了國內第一本全面介紹以色列的書《以色列———謎一般的國家》(世界知識出版社)。書出版後,市場反應很好,幾次再版仍供不應求。後來,我又陸續出版了10多本有關以色列、猶太民族和宗教的書,其中既有學術專著,也有通俗讀物,還有翻譯作品,包括《猶太國》(商務印書館,1993年)、《猶太人———謎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務印書館,2001年)、《古猶太文明探秘》(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猶太文明史話》(商務印書館,2013年)、《以色列史話》(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年)等。另外,我還在國內外各種刊物發表了數十篇關於以色列政治、外交、歷史、移民,猶太復國主義,猶太民族、宗教以及中以關係等方面的文章。
對以色列和猶太人,儘管國內已有比較深入、廣泛的研究,但很多人仍存在著不少片面甚至極端的看法。正如鄭州大學張倩紅教授所說的:一些人只看到以色列的「佔領者形象」和強硬姿態,而看不到這個彈丸之國嚴峻的安全形勢與急切的安全訴求;一些人只看到戰亂不止、動蕩不安的以色列,而看不到其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一面;一些人只看到美以特殊關係,簡單地把以色列歸納為美國的「僕從」,而看不到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看不到美以關係中的利害紛爭。另外,國內也存在著一種神化、美化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傾向:過分誇大以色列的成就和能力,誇大猶太人的歷史作用和文化貢獻,誇大猶太人和以色列對中國的感恩和友好。這些認知偏差,都應通過對以色列和猶太人客觀、深入的研究加以糾正。
1993年6月,已經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考上了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彭樹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儘管是在職學習,要兼顧雲南大學西南亞研究所的工作,但在1993～1996年的三年中,我還是在西安生活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在西北大學,我一邊讀書學習,一邊研究寫作,還常與王鐵錚、黃民興、王新剛、張倩紅等同門交流切磋,那是我學術生涯中非常有收穫的一段時光。
與雲南大學西南亞研究所同時成立的西北大學伊斯蘭教研究所,1978年改為中東研究所。彭樹智先生是國內世界史學界的著名學者,長期從事亞洲史、中東近現代史、東方民族主義、人類文明交往等領域的教學和研究,曾擔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博學院院長,後來任中東研究所所長。彭先生學識淵博,為人謙和,對學生循循善誘,在學術上卻十分嚴謹,務實求真。而且,彭樹智先生還是一位非常勤奮努力的學者,儘管早已著作等身,到80多歲時仍筆耕不輟。正是在他的帶領下,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最早在國內獲得「中東·南亞史」博士學位授予權。
在彭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下,我選擇了「1949—1979年的中國-中東關係」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在我國的對外關係研究中,中國與中東的關係一直是比較薄弱的領域,不僅研究的學者較少,發表和出版的論文和著作也不多。相比之下,在我國國際關係學和外交學界,對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關係(如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日關係、中俄關係、中國-東南亞關係,甚至中國-中亞關係、中國-非洲關係)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都比中國-中東關係要龐大和豐富得多。這一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確定後,中國-中東關係也就成了我中東研究的第三個主要方向。
研究中國-中東關係,主要的困難還是第一手資料的缺乏。因為涉及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少檔案文獻一直未解密,一般學者也很難得到。能夠利用的資料主要是公開的消息、報導、領導人講話、公報、條約等,某些當事人的傳記或回憶錄,以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覺得,學術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去披露所謂的「外交秘聞」,而是從歷史的宏觀視角考察中國與中東國家關係發展的脈絡和走向,分析各種事件的因果關係,從中找出某些規律和特點。因此,這些公開發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資料,只要下功夫去收集、發掘、整理,並對它們進行分析和思考,同樣也可以得到滿意的結果。另外,國外也有一些學者在關注中國-中東關係,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可參考、利用。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1949—1979年的中國-中東關係》的寫作,並於1996年6月順利通過了答辯,獲得了博士學位。能夠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並取得更高的學位,我感到十分高興和滿足。當時我已年過四十,來讀博士既不是為了就業,也不是為了職稱或者工資,主要還是對知識和學問的追求。事實上,1995年5月我已經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我1992年晉升為副教授,一般要5年後才有資格參評正教授),並被學校任命為西南亞研究所所長了。
當時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1949—1979年的中國-中東關係》大約有15萬字。我本來想答辯之後再花一些時間把1979年以後的中國-中東關係也寫出來,作為一本專著出版,但是由於各種客觀因素(行政工作、上課、指導學生、出國等),當然更主要的還是覺得自己沒有把握寫好,此事就擱置了。沒想到這一放就是20年,直到2015年我卸下了學校行政職務的擔子,才重新回過頭來對當年的博士學位論文進行認真的加工修改。然後又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對1979年之後的中國-中東關係進行仔細梳理、研究和寫作,最後終於完成了一部學術專著《當代中國—中東關係(1949—2014)》(54萬字),於2018年初由中國書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當然,由於資料有限和水平所限,我對此書仍有一些不滿和遺憾之處,只有等以後有機會再加以彌補了。
在中國-中東關係這一研究方向,除了這部專著之外,我還翻譯出版了《中國與以色列-猶太關係1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一書;在各種學術刊物發表了中國-以色列關係、中國-土耳其關係、歷史上的中國-中東關係、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中東關係、中國-中東人文交流、中國向西開放、「一帶一路」等內容的論文10餘篇;並承擔了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重點課題「中國與中東國家關係史研究」(2013年)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有了很大發展,尤其是雙方在能源和經貿領域開展了大量的合作。相比之下,中國對中東政治和安全事務的參與程度仍比較低。正如一位學者所觀察到的:積極進取的經濟政策和謹慎保守的政治安全政策,構成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中東戰略的主要特徵。然而,近年來幾股力量正在把中國推向中東舞臺的中心:一是中國在中東不斷增大的利益;二是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責任;三是中東國家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這就要求中國不僅在經貿方面,而且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在中東發揮更大的作用。我相信,隨著中國對中東事務越來越多的參與,對中國-中東關係的研究也會越來越深入。
我從1983年進入中東研究領域,到現在已經36年了。
除了前面談到的中東伊斯蘭問題、以色列和猶太人、中國-中東關係三個主要方向外,這些年來,我還做過中東歷史和國際關係的研究,做過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等國別問題的研究,以及阿拉伯、庫德等中東民族問題和民族主義的研究。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績:共出版了20多部著作(包括獨著、合著、譯著),在國內外刊物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以及幾十篇知識性文章。另外,我還招收和培養了中東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碩士生50多人(包括4名外國學生);獲得過10多項研究和教學獎勵;2001年以來,還一直擔任中國中東學會的副會長。
我覺得,一個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既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潛心做學問,也要能走得出書齋,服務國家,服務社會。在這方面,我也進行了一些努力。當中東地區發生一些重大事件時,社會上總是很關注,希望更多地了解其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當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2011年出現席捲中東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蘭國」崛起、2017年川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時,我都曾應邀到一些機關、部隊、學校做形勢報告,或接受媒體採訪,與公眾和社會分享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到國外訪問時,我也應邀做過一些有關中國的講座,如「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伊斯蘭教」「中國的中東研究」等,向外國人講好中國故事。1994年我在以色列做訪問學者時,曾到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為工作人員做過關於中東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報告。另外,前些年我還多次參加外交部亞非司召集的形勢研討(分析)會,就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供有關部門決策參考。
在雲南大學,我也利用自己從事中東研究的優勢,推動學校與中東國家開展合作和交流。我們曾邀請三任以色列駐華大使、兩任伊朗駐華大使前來雲南大學訪問,並給師生做報告;邀請過多位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學者前來進行學術交流;與伊朗、以色列的學術機構合作在雲南大學舉辦過4次國際學術會議;在雲南大學舉辦過5次有關以色列、伊朗的文化、旅遊展覽;爭取獎學金讓多名雲南大學師生到中東國家訪問;等等。2006～2015年,我擔任雲南大學副校長,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為了在伊朗開辦孔子學院,我兩次帶隊前往伊朗,尋找合作辦學的夥伴。後來在中國國家漢辦的支持下,終於成功地在伊朗德黑蘭大學開辦了一所孔子學院。
總之,能夠通過自己的研究,為知識的殿堂添磚加瓦,為國家和社會服務,促進中外合作交流,我感到很高興,也覺得很欣慰。
我們是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繁榮發展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我們這一代人以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為主,比上一代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幸運得多,因為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可以心無旁騖地置身書齋,鑽研問題,追求學問;我們有優越的工作條件,有電腦、網際網路等各種先進設施,有各類科研項目可以申報;我們有很多機會走出國門,與國外同行合作交流,探討切磋。所以,我們要感謝這個時代;我們沒有理由不努力,也沒有理由不取得成績。
隨著國家的發展、對外開放的擴大,國內的中東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成果日漸豐富、水平不斷提高。與我們這一代人相比,20世紀60年代之後出生的中東研究學者大多學歷層次高,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理論基礎紮實,思想活躍,勇於創新,而且善於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網際網路、大數據等新的研究手段。更令人羨慕的是,他們中不少人除了懂英語外,還懂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希伯來語等語言,有的人還在中東國家生活和學習過。他們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是中國未來高水平中東研究的希望所在。
中東曾經離我們很遙遠,不僅是地理和距離上的遙遠,還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遙遠。過去,對普通中國人來說,中東是那樣的模糊、神秘和陌生。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交往的增加,今天中東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我們幾乎每天能聽到有關中東的消息、看到有關中東的報導。中東對中國人來說,正在一天天變得清晰、真實和熟悉起來。作為一個研究中東的學者,我對此深感高興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