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是一個貴族。
據蘇格拉底自述，他是土生土長的雅典人，除了為城邦徵戰之外，一生沒有離開過雅典，堪稱名副其實的雅典之子。而在雅典的四大公民等級中，至少要牛軛極以上才能夠被徵召加入重裝步兵（雅典海軍的槳手一般由貧窮的自由民充任），因為只有牛軛極才能承擔重裝步兵的武器費用。可知蘇格拉底在城邦四大等級中，位在牛軛級及其之上。
蘇格拉底喜歡在廣場上與青年人交談，與那些自詡有知的智者們辯論。這常常作為其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證據，但問題是哪怕在巔峰時期的雅典，位於牛軛級的農民們也不得不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在農忙時，他們要把軛架在兩頭牛上，在家奴的幫助下，一邊趕著牛犁地，一邊在後面撒種。所謂牛軛級的稱謂，即源於對雅典有產農民的日常生活的形象概括。而蘇格拉底，在不務農業，不治百工，整日在雅典的市場上遊蕩的情況下竟然可以不至於餓死，甚至可以供養家庭和子嗣（《斐多篇》中蘇格拉底的家人曾經出場）。這恰恰證明蘇格拉底家庭的殷實，而正是這種殷實為蘇子贏得了多於常人的閒暇。
在雅典帝國巔峰期，雅典城中擠滿了外邦來的演說家和修辭家們，他們被蘇格拉底稱為智者，青年捕手。《高爾吉亞》篇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描繪了智者們在雅典的生存狀態，他們會在雅典城中圍獵富有的雅典貴族青年（當然也包括外邦富商之子），教授他們高超的演說技巧和修辭方法，為他們鋪就步入公共生活的坦途。作為回報，以高爾吉亞為代表的雅典「網紅」學者們也會收取不菲的教學費用。這些智者們為了更好地吸引學徒，他們往往會發表面向數百人的公共演說，把自己的排場弄得極大，用現在的話說非常「高大上」。如此宣傳之下，雅典青年們自然趨之若鶩，紛至沓來。
蘇格拉底招收弟子的方法與智者們相比非常的不同。他會在廣場上和年輕的雅典青年們私下交談，三五成群，竊竊私語。這種少數人之間隱秘的交流，用蘇格拉底自己的話說「哲學生活一定是導向私域的。」最詭異的是當蘇格拉底這麼幹的時候，他是不收費的。那麼問題來了，蘇格拉底究竟靠什麼來維持生計？他不耕田、不做工、也不收學費，也沒有所謂學生私下供養他個人生活的記錄。
蘇格拉底是一個對自己的公共形象看得極重之人。在《克裡託》篇中，克裡託曾經和蘇格拉底提到有朋友打算劫獄，營救蘇格拉底，將他送至外邦居住，結果被蘇格拉底嚴詞拒絕。蘇格拉底認為他的罪是雅典法庭公開審判、投票的結果，而這個結果顯然是符合審判程序的，是合法的。如果他選擇逃亡，在觸犯雅典法律的同時，等於變相承認了雅典人對他的一切指控不但合法，而且合理——蘇格拉底就是一個膽敢挑戰城邦法律，破壞政制的叛徒。那麼為了捍衛城邦的法律，維護城邦政制，即使這個審判的結果缺乏公正性，蘇格拉底最終拒絕逃亡，選擇慷慨赴死。
一個如此關心自己的榮譽，生怕一日因私而害公之人，說他破壞自己不收費的承諾，私下接受學生的饋贈，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只剩下，蘇格拉底有祖業，而這個祖業至少能保證他在不從事任何生產性活動的情況下，能夠維持自己及其家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從蘇格拉底的交友圈來看，無論是柏拉圖本人，《理想國》中的格勞孔和阿達曼妥思、或者是《宴飲篇》中愛蘇格拉底愛得死去活來的阿西比德，幾乎清一色都是雅典本土貴族精英。
同性愛戀是雅典貴族圈子中的不傳之秘，可以被視作貴族們的特權。在這段同性關係中，一般由一個通曉知識、社會經驗豐富的老人充當愛者，一個年輕的少年充當服侍愛者的愛人。兩者之間未必會有肉體的歡愉，但一定會充滿靈魂之愛。在這段友愛互助的關係中，愛者會將自己的平生所學和為人處世的經驗向愛人傾囊相授，幫助他儘快長大成人。在《羅馬書》中，保羅對猶太人之間的同性濫交嗤之以鼻，說他們是在敗壞道德。但是我們要注意保羅的指責對象並不是貴族，而是他那些又愚又弱（fool and weak）的猶太兄弟姊妹們。對於普通人來說，一夫一妻制顯然是最利於社會穩定，因為在德性不足之人那裡，貴族之間的同性愛戀只可能演變成同性濫交，成為破壞社會倫理的不穩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保羅本人終身未娶。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蘇格拉底曾經擔任過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持戟之士；他有祖業、有閒暇，招收學生卻不收學費；他的朋友圈中幾乎全部都是雅典本土的貴族青年，他甚至擁有一個同性情人。那麼唯一能夠定義蘇格拉底身份的只可能是貴族。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三十僭主之亂中，三十僭主要求蘇格拉底效忠，替他們去逮捕那些不聽話的民主派人士。等到民主派上臺之後，又為什麼還是要審判已經以實際行動與僭主們劃清界限的蘇格拉底。因為三十僭主和蘇格拉底，甚至柏拉圖從來就是同一群人。這一點柏子本人說得非常明白，三十僭主中的不少人都是他的至交好友。也正是因為他們是同一群人，拒絕了僭主（其實就是雅典貴族）敕令的蘇格拉底沒有被僭主們送上祭壇，因為那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相反，等到民主派上臺之後，人畜無害的蘇格拉底卻慘遭清算，接受「人民的審判「，最後飲毒酒而死。
所謂貴族制和寡頭制有什麼區別，我要說沒有任何區別。亞里斯多德所謂的變態政體，指代的是一種短暫暴走的狀態。貴族不殺人的時候，他們被稱為貴族，等到貴族開始殺人，雙手沾滿人民的鮮血時候，他們就被革命成功之後的民主派稱為寡頭。也就是說，所謂僭主制更像是作為政爭勝利者的他者對於貴族制的一種蔑稱。塔西佗說得好：「當一個統治者變得不受歡迎的時候，他做的任何事，無論好的還是壞的，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人們對於統治者的態度有時並不取決於他到底做了什麼，而取決於人民對他的態度。當人民愛提比略的時候，尤利亞家族就是萬世永系的神聖家族，是羅馬精神的化身（incarnation）；等到人民不再愛提比略了，凱撒就成了暴君的代名詞。問題在於哪怕提比略被稱暴君，提比略就不再是提比略了嗎，他就從此轉性了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所謂的貴族和寡頭又有什麼區別呢？
因此澄清蘇格拉底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他有助於我們廓清所謂的三十僭主之亂背後的真相，更好地理解奠定柏拉圖一生思想底色的核心理念——反民主。
公元前403，不久之前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大敗，慘遭被斯巴達託管噩運的雅典爆發了一場革命（民主派顛覆了斯巴達培植的三十僭主政權，成功復闢），這場革命的結果是將勢衰已久的貴族殘餘徹底掃入雅典的歷史垃圾堆，建立了一個徹底的以平民為統治基礎的政府。在當時，這場革命非常不出名的結果之一是將一個有點神經質，不那麼富有，名叫蘇格拉底的落魄貴族送上了刑場。
民主派並不打算對貴族們施行誅九族的刑罰，他們只是試圖用這種「抓典型」的方式讓殘餘的貴族們噤若寒蟬，乖乖閉嘴。這場革命還為後世提供了一個洞察歷代革命本質的模板，我這麼說並不是說雅典革命對後來的羅馬內戰，以及繼之而來的改朝換代有什麼影響；或者說法國大革命的參與者們曾經從雅典人那裡學到什麼絕活。所謂總體戰：父子告奸、抓特務、定量配給，嚴格控制戰時經濟，和一個政權「姓資還是姓社」，「姓民主還是姓專制」沒有任何關係。任何一個當權者，當他窮途末路，手邊的各種軍事、經濟、政治、社會資源已告枯竭，而反對派還在那蠢蠢欲動的時候，就會這麼幹。
如果我們注意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雅典一度盛行的父子告奸狂潮的話，就不會對這些在其後任何革命中採取的舉措感到些許詫異，這實在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比如，在《歐第甫戎》篇中，前往人民法庭受審的蘇格拉底在法的門前「偶遇」了正試圖告發親生父親的歐第甫戎。歐第甫戎的父親不慎打死了他手下的一個奴隸，怒不可遏的歐第甫戎選擇前往法庭告發他的父親，由此引發了他與蘇格拉底之間關於雅典孝道——虔誠——的大討論。
正如哈蒙德所觀察到的那樣，革命往往在那些相對富裕的希臘城邦爆發，比如科基拉和其後的雅典。也正是在那樣的地方，才會出現以財富多寡為標準的階級分野，和繼之而來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在古代，這種矛盾表現在貴族和貧民之間的對抗；在現代，則叫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但是無論鬥爭的名稱怎麼變，不變的是人類的無限欲望和其所在社會有限財富之間的內在張力。而這種張力，越是在一個社會組織相對簡單的地方和時代，才會顯得越發明顯，越容易被有識之士敏銳地捕捉到。
就在柏拉圖撰寫《理想國》大約2000年之後，他的一位後學，一名法國貴族，一個在一場更暴虐的革命中倖存下來的貴族後裔，撰寫了一本反思那場驚世駭俗的大革命的書籍《舊制度與大革命》，此人即為託克維爾。正如我前面所述，我並不認為雅典革命對後面的一切革命有過任何消極或者積極的影響。我所見到的是，在任何一次劇烈的社會動蕩過後，當群眾的狂歡散盡，必有一人，或者是這場革命的參與者和同齡人，或者是革命倖存者的後裔。他會試圖探究那場將無數人的生命席捲殆盡的革命真正的本質，在大革命的廢墟中尋找被大眾遺忘的回憶，從失敗中總結可能的歷史教訓，發現問題，並尋找可能的解決之道。在這個過程中，他一面稱頌殉道者的高義，將他們樹立為近乎於半神的人物，即道成肉身，一面試圖訴諸於他們所在文明一切已知的「理論成果」，試圖為他們所發現的問題提供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The one 們有時會說出正確的見解，有時則未必，但他們一旦會說，一定會實踐。這是他們的正義實現，是一種隱匿的「復仇」。這種復仇不是停留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式的物理層面，而直接上升到靈魂的高度。他們會回到當年的現場，藉助手中的紙和筆重新對當年的那些當事人們進行道德和靈魂的大審判。蘇格拉底說：「我去死，你們活著。」他們則對蘇格拉底說：不，你上天堂，他們下地獄。
通過他一系列的對話錄，柏拉圖將他的恩師成功塑造成了雅典智慧的化身（當然這並不是說蘇格拉底不是智慧的化身）。普魯塔克則在他的名人錄中向他的讀者描繪了一個近乎於完人的羅馬蘇格拉底——加圖的形象。在普魯塔克那裡，加圖就是羅馬正義的化身，加圖的一生就是正義的一生，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一生，加圖哪怕在吃飯，都在實踐正義。他甚至早就預見到了凱撒和龐培的陰謀，只是羅馬人不聽從他的教導而已。
身處於大革命之後的貴族後裔託克維爾，在他所處的時代，美國已經誕生，他已經可以藉助美國這個窗口提供的視野更加深刻地理解民主，對時代車輪之下的普通人多少有了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這使得他可以將更多的精力專注於對專制本身的批判上。在他看來革命不過就是舊制度在新時代的延續，它存在的理由之一是去完成那些舊制度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更好地進行中央集權。至於革命的最終結果，不過就是換了個可能比舊國王還不如的新主子（指拿破崙）：
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平等的奴僕；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併集中全部權利，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在總結革命給法國人留下的的深刻教訓時，託氏一面對貴族的墮落痛心疾首，一面對農民的處境有了更多細微的體察。他指出恰恰是數百年來王權對貴族的打壓和馴化，使貴族日益成為依附於王權而存在的寄生蟲，他們的統治權越來越少，卻越來越多地享有充當主人第一奴僕的專有特權，貴族逐漸蛻變成了種姓。他們一方面與自己領地的人民之間已經不再具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一方面卻仍要對他們「當家做主」，時刻提醒他們自己那並不存在的主權。
至於農民，他們似乎比過去更自由了，但實際上只是換了一種被奴役的方式，還要忍受比過去更多的壓迫：
當體面人不再關注人民的時候，人民其實也失去了自己最好的老師，值得效仿的對象。之後他們幹革命時種種暴力的舉措，也就不足為奇，恰恰是替代了貴族的中央政府教育的結果。
最後，託克維爾給這些教訓開出了藥方：「追求自由，比追求平等更重要」。他認為，只有自由才能使各個階級的公民擺脫孤立無援的狀態，彼此接近，重新聯合起來，在公共事務中，相互理解，說話對方，與人為善。
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個解決方案，而更像是一個問題。意即大革命的失敗，真的是因為法國人對平等的喜好超過了自由嗎，就算他們真的如託克維爾所言「在自由中只尋求自由本身」，他們就不會受奴役了嗎？
至於柏拉圖，在他所處的年代，沒有美國、沒有基督教，他甚至未必知道羅馬。雅典的革命有一個祖國，並局限於阿提卡之內，它不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現出來：「法國革命卻沒有自己的疆域， 它超越一切國籍，組成了一個理念上的共同祖國，各國的人都能成為它的農民。」大部分雅典人除了為國徵戰，終身未出阿提卡，蘇格拉底甚至對克裡託說：「爹親娘親不如雅典親。」對於這樣一個人，我們很難按照現代人甚至按照對託克維爾的標準來要求他。他所能得到的信源是有限的，所能見到的比較對象也非常有限，「所有城邦都治理得很差勁。」
柏拉圖也不會像託克維爾那樣，對人民有多少理解之同情。相反，他對他們嗤之以鼻，說只滿足於吃穿用度的城邦是豬的城邦；雅典的農人和工匠明明沒有專業的政治知識，還要參與政治，去做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明明只是在船上幫閒，卻覺得自己可以成為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城裡造個房子，卻覺得自己可以建造一個城邦，這些行為都是不正義的。蘇格拉底的名言「知識即德性，無知即無德」用在他們身上還真是恰如其分。德性是靈魂之美，一個人只有知道了什麼是德性，才有可能產生愛的情感，始終不渝地追求美。而一個連什麼是德性都不知道的人卻要去追求德性，在柏拉圖看來是非常可笑的。人民群眾的道德觀或者說正義觀，正如格勞孔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呼喊正義只是因為無力作惡，而不是因為他們理解了什麼是正義。
那麼什麼是正義，正義就是平等。另按照愛比克泰德對自由的定義，人一旦去做自己權力範圍外的事物，就是不自由，相當於讓自己陷入被奴役的境地。也就是說，在柏拉圖這裡，自由與平等是一體兩面的存在，這個存在就是正義。而革命年代的雅典人，顯然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對於他們來說，不存在追求自由和追求平等何者更重要的問題，兩者同等重要。他們要麼同時得到兩者，要麼什麼都得不到。
我們還要見到，作為革命的同齡人和旁觀者，柏拉圖所處的輿論環境也與後來人不一樣。作為一名貴族後裔，託克維爾至少已經能夠在公開場合自由地談論「重大歷史事件」，臧否時人。而作為一個親眼見到自己的叔伯兄弟慘死街頭的前朝遺民，柏拉圖顯然得不到這樣的機會。這就導致柏子本人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微隱寫作來表達他炙熱的情感。比如，「吾降至比雷埃夫斯」，暗喻哲學家由光明入黑暗，道成肉身，降至骯髒汙穢的民主派大本營，比雷埃夫斯港；又如，玻勒馬霍斯在強留蘇格拉底時說「你看我們人多勢眾」，暗諷「暴民們」像猴子一樣，靠人多話事。
說過了差異，再來說共性。作為「舊制度」下的貴族，託克維爾與柏子對於兩類人顯然有特殊的關照，他們就是資產階級（商人）和文人，只是相比於商人他們更討厭文人。在評價文人、「哲學家」時，託克維爾看到的是他們對社會性質普遍而抽象理論的執著，但事實上他們的生活嚴重脫離實際，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由於缺乏政治自由，他們對真正的政治——權力運作的邏輯——知之甚少。這種無知反過來助長了他們的大膽創新，毫無節制地進行所謂的哲學思辨，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柏拉圖則乾脆提出要對城邦文學進行嚴格的道德審查，要把荷馬史詩中一切有損公民德性的詩句刪去。他還說，詩人們所製造的不過只是真實事物的影像而已。荷馬什麼都沒有幹，也什麼都不懂；他既不懂軍事，也不懂政治，充其量就是模仿精英的行為和言論而已。他明明對知識一無所知，雅典人卻把他奉作全希臘的教師，這是非常可笑的。雅典人要立即給詩人們戴上花環，把他們禮送出境。至於託克維爾所說的「哲學家」其實就是柏拉圖口中智者的代名詞。他把智者們稱為販賣知識的批發商和零售商，圍獵富有、家世顯赫的貴族青年的心靈捕手。當然智者們的德性是不是真如柏拉圖所描繪得那麼不堪，他們的修辭術是不是真的只是「一針靈」式的百搭絕活，是存疑的，但柏子本人對他們的厭惡卻是可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國》中，作為智者代表的色拉敘馬霍斯是與商人代表克法洛斯家族共同出現的，他是玻勒馬霍斯的座上賓。色拉敘馬霍斯是一名客居雅典的流動知識分子，克法洛斯家族則是外國富商，他們都不是雅典人，都沒有雅典戶口。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就會發現大部分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被稱為智者的「哲學家」，高爾基亞、呂西亞斯（玻勒馬霍斯的弟弟，克法洛斯之子）、普羅泰格拉，他們都不是雅典人。那麼按照柏拉圖的邏輯，難道說哲學家是雅典特色，只有雅典才出產哲學家，其他地方只產智者？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邏輯。
對於柏拉圖如此隱匿的心思，我還是不猜為罷。我所能理解的是，站在託克維爾的角度，他對文人、哲學家，甚至資產階級的抨擊，並不代表他將他們視為決定革命前途的決定性力量，他對作為群體的法國人，甚至貴族本身的指責與抨擊都要比以上這些階級嚴厲得多。他真正要說的是，恰恰是專制對貴族德性的劣化，對人民群眾的愚弄，為文人、「哲學家」，甚至資產階級的粉墨登場，繼而佔據大革命這場歷史變革的主舞臺提供了贊助：
每種公共激情都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而原來本該佔領那個舞臺，引領時代變革的作為政治精英的貴族卻被排除在外。那麼當革命的權柄被交到這些人手裡的時候，革命最終實現軟著陸的可能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一個城邦中最有德性，最出類拔萃的人被排除於政治生活之外，柏拉圖筆下的各種景象也就不足為奇了：人們將詩人奉若神明，被錯誤的意見所左右。作為外邦人的商人一面與客外知識分子勾兌，一面與民主派暗通款曲，三方聯手一起「引入新神，敗壞青年」。其中，客外知識分子提供意識形態工具，民主派負責敗壞青年，商人們則給予兩者資助。最後，這些真正引入新神，敗壞青年的人殺害了那個最正義的人——蘇格拉底。
從我本人出發，我很難對柏拉圖和託克維爾對文人、智者、資產階級的態度和理解給予肯定。正如託克維爾對自己的定位一樣，他不是在敘述歷史，而是在評價歷史。而當一個人在評價歷史中的世情之時，其實是很難保持客觀的，他們會不自覺地流露出自己的階級熱情而不自知，或者他們知道，也對此視而不見。
真正令我讚嘆的是這兩個最後的貴族身上那種由內而外的德性，那是一種真正的靈魂之美，是一個腐朽而搖擺的世界中的一股清流。柏拉圖與託克維爾之間這場穿越兩千年的神交——兩個偉大靈魂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我饑渴得活像個饕餮。」
我已經等不及開啟另一場新的智慧之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