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裡 弗拉基米洛維奇 安德羅波夫（1914年6月15日－1984年2月9日）蘇聯政治家，長期擔任蘇聯黨、政領導職務，曾任克格勃主席，於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任職後推行改革，兩年之後，於1984年逝世，由契爾年科接任總書記職務。
安德羅波夫--
蘇共總書記生命中的幾個瞬間
尤裡 安德羅波夫作為蘇共總書記留在歷史當中。總書記這個詞，在俄羅斯人今天的記憶中，更接近於褒義。安德羅波夫在位時施行了強硬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對藝術嚴管嚴控，同遊手好閒作鬥爭，同時還寫過詩歌。
《安德羅波夫牌》
將一種大眾產品冠以一國領導人的名字，並作為綽號而留在歷史中，可不是每個國家首腦都能獲得的殊榮。但安德羅波夫得到了這種榮譽。
這種1983年9月1日開始銷售的伏特加酒開始叫作《女學生》牌或者《一年級女生》牌。半公升經濟裝的伏特加，在勃烈日涅夫執政末期賣到5盧布30戈比，且總是漲價。而這款新伏特加定價4盧布70戈比。蘇聯公民們很認可，並把它叫作《安德羅波夫牌》。這種伏特加的名稱甚至可以解碼成《看他是多麼善良的安德羅波夫》（俄文«Вот Он Добрый Какой Андропов»，組成這句話的每個詞的首字母合起來成為водка一詞，即伏特加）
成為傳奇之後，《安德羅波夫牌》並沒有存活多久，兩、三年之後，在戈巴契夫時期就靜悄悄的退市了，1983-1984年間蘇維埃伏特加「季節金曲」就成為了過去時。
害怕重蹈覆轍
鎮壓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事件不僅影響到了尤裡 安德羅波夫的健康（那些日子他得了梗塞），同時也影響了日後他在政治路線上的立場。
這位蘇共總書記後來經常回憶起這樣的情景，1956年的10月末，蘇聯大使館的汽車在布達佩斯郊外遭遇伏擊，被用子彈掃射。安德羅波夫同使館的武官參贊和司機一起在深夜的街頭步行了兩個小時才得以回到大使館。
在那個夜晚，他親眼目睹了街頭成百上千的人群，很多共產黨員被拴住腳倒掛在樹上。後來安德羅波夫在蘇聯實行的嚴苛而保守的政策很明顯和這些回憶相關，尤裡 安德羅波夫不想讓匈牙利事件在蘇聯捲土重來。
人體模特
個人的領袖魅力從來不是安德羅波夫強有力的一面。他甚至給周圍的人留下了沒有情感的印象。1983年安德羅波夫和裡根一起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他們兩位被稱為是最「沒有能力達成一致」的世界領袖。
法國外長在同安德羅波夫會面之後，發現蘇共總書記沒有任何俄羅斯人常表現出來的奇怪的舉止和人的溫情。
當尤裡 弗拉基米洛維奇已經病入膏肓的時候，為使民間相信總書記仍在積極活動，採取了一種奇特的方式：用他的專車拉著一個人體模特在莫斯科的街頭呼嘯而過。人民也確實相信了。
詩人
別看外表冷漠，安德羅波夫終生都在創作詩歌，確實，這些詩歌從沒發表過。下面是其中一首：
（我們在世間月下如此短暫，
生活只在瞬間，
無生才是永恆，
地球在宇宙間旋轉
人類的生與逝）
安德羅波夫的《五人幫》
尤裡 安德羅波夫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審慎的幹部政策。未來的蘇共總書記的第一位《老師》曾是輪船上的水手長，青年安德羅波夫在那艘船上實習過。水手長對這位大學生說：「尤拉，生活，就是溼滑的甲板。為了別在上面滑倒，移動的時候就不能著急。每次一定要預先選好落腳點！》
安德羅波夫在仕途的階梯上盡了最大的努力謹慎對待，以防邁出錯誤的步伐，他理智地為自己選擇了每一步的合適的落腳點。
七十年代，安德羅波夫事實上在蘇聯上層精英圈子裡建立起了自己同盟者的《內部政黨》。他把這些人五人分成一夥，而每個五人幫內，成員們相互認識，但不知道幫外的其他人。這個工作原則最終顯露了效率。
安德羅波夫終生保持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喝酒不抽菸。他喜歡滑雪，在他家裡和盧卞卡的辦公室裡都備有啞鈴和槓鈴。
現在談尤裡 弗拉基米洛維奇訓練的周期就有些複雜了，但在《委員會委員》們的辦公室中放置運動設施，正是安德羅波夫時代保留下來的習慣。
安德羅波夫有一句很知名的話：「我們不了解我們所生活的國家」。但他想了解，也實施了改善國家整體水平的內部政策，同腐敗和不勞而獲進行了鬥爭。安德羅波夫不止一次強調：《重工業、國防、自然資源只能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國家才是有效的經濟管理者》。他親自下工廠，雖然沒許諾工人們會很快改善生活，但保證大家都會從遵紀守規中得益。
中國前領導人江澤民在自己的談話中提到，中國在自己的經濟發展中走的是《安德羅波夫路線》，並且因此得以避免了國家的分裂。安德羅波夫領導的改革，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
按照官方的統計數據，1983年蘇聯的經濟增長率是4.2%（1982年為3.1）；居民收入水平增加了3.1%；工業生產增長4%；農產品生產增長了6%。
在對外政策當中安德羅波夫始終態度很強硬。只要回憶一下南韓《波音》飛機事件就足夠說明這一點了。另一個知名事件是，1983年7月，安德羅波夫在克裡姆林宮接見了來訪的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 科爾和外長漢斯 根舍。在歐洲布置美國《潘興式飛彈》曾是當時很棘手的問題。安德羅波夫很堅決：「西方不必懷疑。只要潘興式飛彈在歐洲出現，我們必將採取對應的措施》。結果，在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潘興式飛彈」最終也沒有在歐洲出現。
安德羅波夫是個有學識的人，在他的辦公桌上放著黑格爾和笛卡爾的書。在政治局成員問他這些書對他有什麼用的時候，尤裡 弗拉基米洛維奇回答道：「為了跟你們有可交談的話題」。眾所周知，安德羅波夫對米哈伊爾 巴赫金（蘇聯文藝學家、藝術理論家）提供了極大的支持，讓他返回莫斯科，並為組織這位文藝理論家卓有成效的工作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幫助。
有一個說法是，有了巴赫金的協助，安德羅波夫建立和培養了新的文化陣線，巴赫金就是《延遲行動的武器》，是植入世界的使文化模式解體的種子。在巴赫金身上和他的炒作當中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手段。對天才的哲學家的支持曾經是某種長期計劃的一部分。
不管怎樣，最終像他的詩中寫的：
我們在世間月下如此短暫，
生活只在瞬間，
無生才是永恆。
功過只能任由後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