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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起重慶奉節，東至湖北宜昌，全長193千米的長江三峽，是我國「基建狂魔」稱號的時代印記。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佇立在萬裡長江上的人造奇蹟，不僅給我國帶來了上千億的清潔電源，也造福了這一方土地上的百姓。
如今的三峽，已經成為了人們外出旅遊打卡的必備景點之一，如果追溯它的起源，其實早在1918年，孫中山同志就提出了興建三峽工程的設想：「建造攔水的大壩，既能使得航運便利，又可以利用地勢之差，帶來水力。」
這一設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結合長江水能的實際規模，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三峽大壩的修建上，花費了將近2000億人民幣，這一天文數字，可以養活多少百姓，因此在三峽工程設計之初，自然存在一些反對的聲音。
1992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京召開，審議通過《關於興建三峽工程的決議》。
在上呈國務院的專家團隊意見表決書中，九位專家拒絕籤名，他們分別是：李玉光、侯學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郭來喜、黃元鎮、方宗岱，以及廖文權。
以郭來喜為主的九位專家，為何會一致反對修建三峽大壩？他們所反對的理由，或者所擔心的危害，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這個帶著反對意見的表決書，至今還珍藏在國家文物保管所，可見其歷史意義，對於邁向21世紀新徵程的中國，是十分深刻的。
一波三折
作為孕育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母親河，萬裡長江九曲迴腸，水文豐富。
1932年，國民政府為開發揚子江上遊水力，首次組織專業勘測隊，在三峽進行了將近三個月的勘查測量，初步提出了在黃陵廟以及葛洲壩進行水庫建設的方案。
1944年，受國民政府委託，美國專家薩梵奇在三峽進行實地考察，提出了《三峽——揚子江計劃初步報告》，2年後，國民政府和美國正式籤訂合約，委派美國墾務局代理負責三峽大壩的設計工程。
次年春，國統區通貨膨脹嚴重，經濟社會一片混亂，隨著解放戰爭拉開帷幕，連連退敗的國民黨政府撤回了美國技術人員，三峽水電設計工作被迫停止，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再次提上日程。
1949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中下遊地區特別是湖北境內的荊州流域防洪抗洪問題，成為了每年春夏雨季必須重點關注的自然災害之一。
1950年初，由國務院直接督辦的長江水利委員會在武漢正式成立。
長江水利委員會成立後，首先規劃建設了「荊江段分洪工程」。
這個工程的第一期，由30萬軍民參與，在短短75天之內爭分奪秒的興建完工，速度之快震驚了中外水利界，極大的緩解了長江上遊噸量巨大且頻繁來臨的洪水，確保了荊江大堤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然而南方汛期反覆無常，洩洪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舉措。
1953年，毛主席聽取長江幹流水庫規劃工作報告，言簡意賅地指出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必要性：「這麼多大水庫依然無法控制洪水，為什麼不在三峽這個總閘上就把它關起來？」
在有關部門和專業人士的通力合作下，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的科研、勘探、設計論證工作全面展開。
1955年3月，一批蘇聯專家抵達武漢，在長江水利委員會第七地形勘測隊的帶領下，深入調研三峽地區地貌單元、巖層屬性、水文狀況等多方麵條件。
然而在同年年底，周總理在聽取國內專家和蘇聯專家的意見時，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蘇聯專家認為，三峽工程規模巨大，基本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而國內學者則認為，三峽大壩的建立，可以起到「上調蓄、下補償」的整體效益。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敢闖敢幹的民族，為了充分利用長江流域高達五億千瓦的水力資源，保障長江中下遊地區民眾生存的長遠發展，1958年，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會議上，周總理正式報告批准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
「二五」期間，水電部組織100餘名專家在三峽研究壩址，並計劃投資4億元，於1961年正式動工。
然而由於國際形勢，蘇聯方面撤回了有關專家和資金技術支援，國內也遭遇糧食欠收和經濟困難，三峽工程的原定計劃不得不進行調整。
直到1970年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武漢軍區和湖北省報告的「葛洲壩工程」，為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三峽打下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四個現代化建設擺在了國家發展方向的重點議程之上。
自1986年起，鄧小平同志多次聽取了三峽工程相關工作匯報。
作為帶動中部地區發展的極具潛力的項目，他明確指出：
「三峽建設是關乎子孫後輩千代萬代的大事，要找到一個『利遠大於弊』的方案，謹慎謹慎再謹慎，再決定開工。但幹成此事的決心是萬萬不可動搖的！」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國務院組織了14個專家團隊，對三峽工程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可行性論證，一致認為「早建比晚建好，建比不建好」，規劃三峽大壩初步方案為高185米，蓄水位175米。
然而直到1993年，三峽工程才正式開始動工，可見其中的困難艱巨。
聯名反對
1992年，在提請第七屆全國人大審議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這個被預估為世界上最大水利發電工程的三峽大壩，水庫淹沒區域覆蓋湖北、重慶等20多個區縣，3400萬平方米的住宅房屋，預計移民人數將達到110多萬。
如此巨大的規模，在我國基礎建設行業堪稱史無前例，從當時國民經濟狀況和各方面的實際考量下，說服民眾、籌集資金、設備招標等方面，都是空前的挑戰。
因此三峽到底「該建還是不該建」、「建在哪最好」、「怎麼建最好」，各種意見眾說紛紜。
在七屆五中投票表決《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前夕，以郭來喜為主的九位專家公開表示拒絕在同意書上簽字，而結合九位專家的學術背景，他們的反對意見自然不是空口無憑，或者泛泛而談。
以兩位學者為例：郭來喜教授，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成員，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旅遊地理研究組織創建者，主持的省市級旅遊地理規劃項目多達13個；侯學煜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國自然資源研究會首屆理事長，中國生態學、植被學、土壤學的奠基者之一。
從深厚的學術視野中關注的三峽大壩建設問題，有理有據。
其一，九位專家認為三峽大壩的攔截，不僅會造成上億噸的泥沙囤積，魚類的洄遊也會被迫中斷，超過500多種陸生珍稀植物在三峽完全蓄水後會被全部淹沒，這將對長江水域生態多樣性帶來不可挽回的打擊。
其二，三峽大壩靜態投資預計為1350億人民幣，這其中還不包括原有城鎮的損毀價值，如此巨大的資金在當時的國力之下，完全可以直接用來改善國民生活條件。
而被包圍在內的水庫覆蓋區，也還留有許多不可搬遷的古代建築和文物，這一破壞性也是不可挽回的。
其三，三峽大壩總設計長約2300米，全線澆築高度達185米，完工後便會一舉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壩，如此巨大的目標，在當時國際局勢的嚴峻氛圍下，也不由得擔心其成為國防建設的負擔之一。
時至今日，仍有「炸毀三峽大壩以毀滅中國」的謬論之談。
反對建設三峽大壩的意見還有很多版本，但最能引發人們思考的，還是前兩條。
關於生物多樣性的擔憂，確實在三峽大壩建成後，類似於中華鱘這樣的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在生存繁殖上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而位於三峽周邊的巴楚文明，也有將近1200多個重點文物建築。
從多方面的考量出發，除了九位公開聯名反對的專家之外，在七屆五中全會的最終表決上，也有一部分代表選擇了棄權。
這些人的觀點，僅僅是從自然生態利益以及傳統文化保護的角度出發，展示了政府決策的多元性，而絕不是站在國家的對立面，來汙名化三峽大壩的建設。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個方案如果沒有任何的不同意見，是不切實際的。
三峽大壩從討論研究到實地勘測、從可行性分析到正式落地動工，自始至終都是公開、透明、專業化的決策氛圍，也只有在前期調研中，吸取多方面的意見，才能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
正是存在以這九位專家為代表的反對意見，在三峽的施工過程中，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文物保護、堤壩設計等等方面，都從科學性、可持續性等多方面進行反覆研究，而不僅僅是將目光放在短暫的經濟效益上。
隨著實踐的發展，三峽工程的全局性和正確性也逐步顯現。
利在千秋
全國人大通過三峽工程的決議後，為保證項目順利實施，國務院在1993年1月成立了三峽建設委員會，由李鵬同志擔任委員會主任，直接領導管理三峽工程建設的有關工作。
同時，負責移民工作的三峽工程移民開發局，也在三峽建設委員會的督辦下正式成立。
1993年夏，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獲批成立，負責三峽大壩主體工程建設和建成後的運營管理。
為了籌集資金，中國三峽總公司和國家對外貿易經濟部開展對外合作，1996年，國家批准發行三峽債券，首次發行債券認購總額便高達10億人民幣。
1997年11月8日，在完成了1.4億立方米的土石方開挖後，三峽工程第一階段的大江截流目標圓滿完成。
而為二期、三期工程準備的各項招標工作也在國際社會上取得了強烈反響，德國、瑞士、法國、加拿大等多國的知名企業，在水輪發電機的國際採購招標中中標建造。
二期工程從1998年持續到2003年，耗時六年才徹底完成，實現了水庫的初期蓄水、第一批發電機組正常運營和永久船閘正式疏通。
直到2009年，全部機組發電和樞紐工程全體竣工，三峽工程全部施工任務才宣告完成。
從1993年到2009年，三峽工程總工期耗時17年，總投資2039億人民幣，主體建築物三峽大壩，蓄水庫容393億立方米，左右安裝的32臺7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以及2臺5萬千瓦電源站，總裝機容量達2250萬千瓦，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水利樞紐工程的紀錄保持者。
三峽工程帶來的水文發電，全年累計近一千億千瓦，相當於降低了五千多萬噸煤的使用，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近一億噸，換算成GDP，三峽一年所產生的電能，相當於為國家創造了一萬億元產值，而在西電東送工程中，三峽電力所輻射的範圍也遍布數十個省份。
自1992年起，文物部門便在三峽周邊進行搶救性發掘，在2009年全部蓄水完成之前，已經對所有文物進行保護完畢。
而對於攔河築壩改變上下遊水文特徵的必然結果，中國三峽集團在魚類保護、增殖放流、植物野外遷地管理等多方面開展了後續工作。
2013年，三峽集團在長江宜昌江段放流了中華鱘幼魚八千餘尾，胭脂魚兩千餘尾，在三峽庫區的天然生態漁場中，放流的經濟魚類總共達到1300萬尾。
以中華鱘研究所為基礎的水生生物資源保護研究平臺，在珍稀魚類的保護和科普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三峽庫區多達129座城鎮、將近114萬移民的巨量級安置工作中，45%的三峽工程投資資金都用於此。
通過就近搬遷、舉家搬遷等開發性移民，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多元產業建設，也帶動了就業率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從三峽大壩延及長江中下遊，直至河口相關地區，27個重點監測站，全年無休實時監測，覆蓋的監測內容包括水文、農業、溼地、大氣、地震，以及人群健康等十幾個項目。
2014年夏季，三峽大壩旅遊景點正式對遊客免費開放，單日接待遊客上限為4萬人，帶動了附近地區第三產業的階梯式增長。
四百裡的長江三峽風光，成為了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
一期工程結束後，長江水位從66米提高到88米，二期工程水位提升至135米，三期完工後最終水位提升至175米，而在貫徹穩生態、保質量的長期施工方案下，水位的上漲幅度基本容納在自然條件可以接受的範圍。
如今的三峽航道上，上萬噸的船隊可以直達重慶，三峽大壩在防洪、灌溉、發電、旅遊等等方面的效益，到目前為止都是世界上任何水利設施無法超越的。
當初在資源緊張的條件下，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的三峽工程，如今反哺給中國的效益，遠遠大過了人們的想像。
結語
三峽工程橫跨兩個世紀，耗時之久前所未有，也彰顯了我國國力逐步發展的事實。
有人擔憂水庫變「泥庫」，而經過水文學、泥沙模型、洩槽結構等多方面設計的堤壩，不僅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長江流域的生態條件，更是日日俱新。
在後來記者對郭來喜教授的採訪中，當問到他對三峽大壩如今取得的成就看法時，郭來喜教授的觀點也依舊不失偏頗。
在他看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追求經濟效益，永遠不是對立的，而是合而大同、共生共榮的良性循環。
三峽工程的建設，是在綜合考慮防洪抗災、水利航運、清潔能源等多方面基礎上，作出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正確決定。
它在洩洪能力、升船機效力、水電站總裝機等十個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也用多年的檢測數據表明，我國的經濟發展，絕不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
2021年1月1日，長江、漢江幹流武漢段進入十年休漁期，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舉措。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只有在良性的開發之上，合理利用資源，規避自然災害風險，我們才能讓子孫後代，經濟發展、生活富裕，邁向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