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種科學，研習各種藝術，追求各種樂趣，都離不開于敏和他的同事們提供的保護，無聲而強大的保護。如果用四個字來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壯志已酬。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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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篇請參見：
于敏與氫彈（一）氫彈的科學原理 | 袁嵐峰
于敏與氫彈（二）氫彈的科學原理 | 袁嵐峰
在上一期中，我們介紹了何祚庥和于敏等人的氫彈預研工作（于敏與氫彈（三）何祚庥談于敏如何研究氫彈 | 袁嵐峰）。現在，我們可以回答一個問題，也就是本系列文章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兩種氫彈構型，即泰勒-烏拉姆構型和于敏構型，而且于敏構型優於泰勒-烏拉姆構型？
合理的回答是：不知道。
何祚庥的文章說明了一點，于敏是對中國突破氫彈原理功勞最大的人，因此把中國的氫彈構型稱為于敏構型是合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說世界上存在泰勒-烏拉姆構型和于敏構型。不過，于敏構型與泰勒-烏拉姆構型有沒有區別呢？有沒有可能兩者根本就是一回事？
從前面提到的所有信息中，——再次強調一下，這些全都是公開信息，不見得真實，——可以感覺到兩種構型的基本思路似乎差不多。那麼，兩者有沒有真正意義的區別呢？
網上不少文章說有區別，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但實際上，這些全都是無稽之談，因為這兩種構型的細節都是頂級機密！對我們這些吃瓜群眾而言，知道一個都是不可能的，怎麼可能知道兩個？還去比較它們的區別？所以，真正合理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實際上，對于于敏構型是否優於泰勒-烏拉姆構型的整個討論，意義都很有限。如果糾纏於這個問題，就把重點帶偏了，好像如果于敏構型不優於泰勒-烏拉姆構型，價值就降低了似的。但真正重要的，其實就是中國成功掌握了氫彈！至於是以什麼方式掌握的，跟別人的有沒有區別，那完全是枝節問題。我們需要強調一下，兩彈一星的價值主要是在國家安全方面，而不是在科技創新方面。別的國家最關心的是中國有沒有核威懾，而不是中國的核威懾有多少創新。
在研發出氫彈之後，于敏還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例如領導突破了第二代核武器，即提高核裝置的當量質量比以及小型化，又領導突破了中子彈。此外，于敏還開拓指導了我國對慣性約束聚變與X光雷射的研究。不過相關文章中對於這些研究過程的介紹遠沒有像何祚庥那樣詳細，因此我們就不多談了。
但是，于敏有一個戰略決策方面的事跡，絕對值得介紹一下。
八十年代中期，鄧稼先和于敏審時度勢，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做了深刻分析，認為美國核戰鬥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國的發展，很可能會加快禁止核試驗的談判進程，遏制我國核武器的發展。而那個時候中國正處於突破第二代核武器優化設計的關鍵時刻，如果必須做的熱試驗還沒有做完，該拿的數據還沒拿到，核武器事業很可能「功虧一簣」。1986年，鄧稼先和于敏向中央遞交建議書，要求加快核試驗步伐，儘早完成必須要做的核試驗。中央很快批准了他們的建議。
1987年，裡根與戈巴契夫會談
1992年，美國在完成了最後6次核試驗後，果然開始積極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談判。1996年，《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籤署。
正是鄧稼先和于敏的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促使中央作出果斷決策，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 年熱核試驗時間，做完了必須做的熱試驗。該建議為提升我國核武器的水平，保障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推動核武器裝備部隊並形成戰鬥力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中國只做了45次核試驗，僅為美國的4%，經費投入也少得多，但在核武器物理設計方面，經過原子彈、氫彈、小型化、中子彈、安全型初級五個臺階，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這是由於我國採用了正確的核武器發展方針，在目標的選擇和技術途徑的抉擇中採取了積極而又慎重的態度，使得在實際發展中幾乎沒有走什麼彎路。在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核武器成功發展道路上，于敏是當之無愧的重要引領者與設計師。
關于于敏的生平，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沒有出國留過學，完全是在國內受的教育。著名物理學教育家、2016年國際物理教育獎章（ICPE-Medal）獲得者趙凱華教授寫過一篇長文《中國物理教育從無到有並達到國際水平的歷程》（中國物理教育從無到有並達到國際水平的歷程 | 趙凱華），最後一節是「40年代本土科學家的成長」。
趙凱華領取2016年國際物理教育獎章
趙凱華舉的例子包括：馮端、王業寧、吳全德、黃祖洽、葉銘漢、李德平、于敏、馬祖光、周光召。最後，趙凱華指出：
「能培養出國際水平的本土科學家，標誌著我國的科學教育已達到國際水平。從1905年清廷廢科舉興學堂開始，到20世紀40年代末，在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從科盲狀態達到現在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前輩科學教育家篳路藍縷，披荊斬棘，身體力行，言傳身教，功莫大焉。」
我們崇敬于敏，主要是因為他對核武器研究的貢獻。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于敏這樣做的代價是遠離了他喜愛的基礎研究。
美國氫彈之父泰勒和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在基礎研究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成果。例如泰勒提出了姜-泰勒效應（Jahn-Teller effect），這是一個在化學和物理中十分著名的效應，導致分子的對稱性自發降低。
姜-泰勒效應
薩哈羅夫發明了託卡馬克，這是一種重要的核聚變裝置，例如中國科學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的EAST就是一臺託卡馬克。
蘇聯1987年郵票上的託卡馬克
以于敏的天才，他原本可以做出大得多的基礎研究成果。在這個意義上，于敏來研發氫彈，其實是一種大材小用，是一種犧牲。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有一段名言：「我必須學習政治和戰爭，這樣我的兒子們才能自由地學習數學和哲學。我的兒子們應該學習地理、自然歷史、造船、航海、商業和農業，以便讓他們的孩子有權利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塑、掛毯和瓷器。」
約翰·亞當斯
于敏正是為中國人民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現在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種科學，研習各種藝術，追求各種樂趣，都離不開于敏和他的同事們提供的保護，無聲而強大的保護。
如果用四個字來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壯志已酬。
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