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在威脅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無論他們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甚至是被關在敘利亞的那些，加入伊斯蘭國（ISIS）的各國激進分子。
目前，仍有幾十名來自德國IS戰鬥人員被關押在敘利亞東北部擁擠的監獄和營地中。由於疫情的肆虐，他們的安危使得在德國的親人尤其擔心。焦急的親人們多次向聯邦政府提出了嚴厲的指控。
72歲的普萊爾（Werner Pleil）住在斯圖加特，「我已經一年多沒收到兒子的消息了，現在疫情又這麼嚴重，我對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擔憂。」
他的兒子本是一名職業鞋匠，直到前往敘利亞為恐怖民兵組織伊斯蘭國IS戰鬥。作為被捕的IS成員，他目前被關押在敘利亞政府軍控制的東北部的一座監獄裡。
普萊爾特別擔心：「食物短缺，醫療條件又不足，特別是一個牢房裡關押了25個人，囚犯們會像蒼蠅一樣死於病毒的。」對於這位前新聞攝影師來說，兒子的處境本來已經夠糟糕的了，更別說眼下又碰上了特殊時期。
而敘利亞傳回德國的消息讓他更加不安：一周前，由於對於新冠病毒的恐慌，敘利亞城市哈塞克Hasaka的監獄已經發生了第二次譁變，數以百計的囚犯住在那裡，一個床墊挨著一個床墊，條件十分簡陋。
普萊爾表示：「我沒有其他任何信息，連國際紅十字會也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聯邦外交部也一如既往一無所知。」 這讓他十分生氣。
普萊爾的兒子並不是個例，庫德人領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控制區的25個監獄和難民營關押了來自50個國家的約10000名恐怖組織戰士，70000多名婦女兒童，其中有約70名男性戰士，68名婦女和120名兒童屬於德國公民。
這些德國公民是聯邦政府多年來的一直試圖避免的話題。不過疫情當下，要求聯邦政府對此負責的聲音也迫在眉睫。美國政府多年來都在向歐洲國家政府施壓，要求他們接回本國的IS戰俘。
而這些戰俘本身和他們在德國的親人也希望他們能立即回國。
內憂外患之下，聯邦政府十分擔心這些聖戰分子對國內治安構成風險。
另一方面，行政法院早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下達裁決，「對境外的德國公民也要施加保護，至少是他們的孩子。」
但聯邦政府總是以在敘利亞沒有外交代表為由，只在很被動的情況下接回了少量德國籍IS成員。
據報導，敘利亞已經出現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並採取了防疫措施。400萬人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經過多年戰爭，大多數醫院被摧毀，當地也極度缺乏醫療設備。
敘利亞東北部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被切斷，與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邊境被封鎖，聯合國和世衛組織WHO的救援物資只能通過首都大馬士革轉運，但敘利亞政府顯然扣押了大部分的物資，目前為止只向當地輸送了1200套檢測設備。
東北部唯一一個可以進行病毒檢測的實驗室在去年10月的最後一次土耳其攻勢中被摧毀，土耳其還控制了當地一個重要的抽水站，從那之後，水源供應也成了一個大問題，阿爾霍爾（al-Hol）難民營深受其害。
阿爾霍爾（al-Hol）難民營是最大的難民營之一。那裡容納了將近65,000人，其中94％以上是婦女和兒童，約有11,000是外國人。包括許多德國人。
在這裡，IS的意識形態仍然控制著居民的日常生活，佩戴面紗是標配，不遵守規則的人會被暴打。不斷有守衛被攻擊，一些被關押者被謀殺的事也層出不窮。
擁擠的營地本身就是一座城市，雖然目前已經採取一定的措施，比如分發肥皂，毛巾，洗手液。禁止探訪，禁止超過7人以上的聚會等，也建立了一個80張床位的隔離站。但由於缺醫少藥，一旦病毒在這裡爆發，後果仍然不堪設想。
像文章開頭的普萊爾一樣，在德國的親人們尤其擔心孩子們的處境。
Amina和她的三個孩子住在一起，她是德國著名IS極端分子柯布利茲（Silvio Koblitz）的妻子。他的丈夫在加入IS後開始在網上懺悔，並公開批評組織結果遭到處決。我們對此也曾有過報導：
【聚焦】德籍ISIS成員自我懺悔被處決，伊斯蘭國裡的德國人
他的母親索帕（Gabriele Soppa）總是說，他本不應該把意見公開說出來。但現在她最關心的自己的媳婦和三個孫子孫女。
「Amina很害怕新冠病毒。」 她這樣說道，幾周前她收到了從營地寄出的一封信。「Amina希望至少讓孩子們回到德國，讓他們去上學。她主動聯繫過聯邦外交部，但沒有得到回應。在營地裡對孩子來說是浪費時間，特別眼下面對疫情更加危險。他們（指外交部）怎麼可以拒絕這樣的事情呢？」
來自多特蒙德的格拉斯（Gabi Gläß）的孫子盧卡斯也被關押在敘利亞的營地裡，盧卡斯2014年加入IS組織，如今一雙兒女已經長到2歲和4歲了。
但外交部總是拒絕帶回他們，「他們總是把難民營說得跟天堂一樣，但顯然不現實。」老頭沮喪地說道，「如果新冠病毒到達那裡，不知會發生什麼。」
格拉斯希望孫子帶著媳婦和孩子儘快回到德國，「毫無疑問，他們會接受審判，也必須收到懲罰，但孩子們無辜的呀。」面對採訪，這句話他重複了很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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