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的總人口中，超過80%的民眾信仰佛教，約5%的民眾信仰基督教，約4%的民眾信仰伊斯蘭教，其餘少量的民眾則分屬印度教及其他宗教。
緬甸的宗教矛盾由來已久，尤其是近年來進入政治轉型時期後國內頻發宗教對抗事件。2012年6月初，一名伊斯蘭信徒強暴女佛教徒的傳言引發了若開邦人與羅興伽人之間的宗教衝突；2013年3月，密鐵拉發生宗教衝突事件，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引發國際的強烈關注，甚至有學者把這兩次事件作為分界線，認為「在穆斯林聚居相對集中的許多城市（例如實兌），佛教徒和穆斯林已經處於徹底隔離的狀態」。更為嚴重的是，2016年10月和11月若開邦北部多次發生嚴重的宗教衝突事件，也就是說，緬甸國內的宗教矛盾和衝突，為宗教恐怖主義滲透到緬甸境內提供了溫床。另一方面，佛教極端主義問題也更趨嚴重，正如有緬甸媒體擔憂，2015年大選之後，一些已經「銷聲匿跡」的佛教極端分子可能會捲土重來，遭受失敗的佛教極端分子在尋找機會重新抬頭，將穆斯林的威脅進行誇大並加以利用。總之，各種宗教衝突事件加劇了緬甸社會的分裂，它不僅加深各種宗教及教派間的誤解和仇恨，而且也進一步加劇國內各政治派別間的分歧。
緬甸地處印度和中國兩大世界文明發源地的交匯處，宗教是其文化的本質。宗教文化在其政治生活和政府決策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並影響到政府與社會、社會群體之間以及國家之間的關係和地區政治格局的變化。因此，全面、深入地考察和認識緬甸宗教群體之間的心理隔閡或者偏見，有助於了解當前緬甸的宗教格局，而且也有助於我們在開展對緬民間外交中把握好宗教衝突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而「社會距離」作為表徵「個人之間、群體之間或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分離程度」的概念，可以測量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關係。那麼，在宗教矛盾和衝突日趨激烈的今天，緬甸民眾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心裏面接受不同的宗教群體？與此同時，是什麼因素引起了宗教群體之間社會距離的差異？本文擬從社會距離的概念出發，對這一問題做一實證分析。
（一）社會距離及其測量
「距離」一詞作為社會學概念最早源於齊美爾（G.Simmel），他認為「距離」本義指空間和時間上的間隔，但實際上他比較強調「距離」的現代性特徵，並從許多方面有效地描述並解釋了「距離」這一概念的現代性意義。此外，相比於塔德（G.Tarde）的概念中對不同群體的社會距離的關注，齊美爾更強調個體之間的社會距離；相比於塔德強調「社會距離」的客觀性，齊美爾更強調其「心理距離」的主觀性特徵。
美國芝加哥學派深受齊美爾對於「距離」概念的闡釋的影響，其中帕克（R.E.Park）（1924）繼承並發揚了齊美爾的社會距離概念，並將其主要運用在對族群關係的理解上。帕克認為社會距離是用以描述人際、社會關係的狀態，表徵相互理解和親密的程度的概念。他從個體之間的關係出發延伸到了種族之間的關係，指出「族群意識」是這樣一種公眾所熟知的心理狀態——它總是使公眾突然地、毫無意料地意識到存在於族群之間的某種距離。這種種族之間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使自發的人類情感被固定化和習俗化，並體現在正式的社會關係甚至是政治關係中。「帕克一方面強調社會距離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正功能，另一方面也意識到社會距離在阻礙社會進步中起到的消極作用，他認為只有突破社會距離的維繫，削弱傳統社會秩序，才能實現種族融合和社會進步」。
博格達斯（E.S.Bogardus）（1925）對於社會距離的研究遵循了帕克對於社會距離的定義。20世紀20年代正是社會科學家廣泛運用社會調查和數據分析來描述社會現象的早期階段，博格達斯重點關注美國社會所面臨的種族問題。正如他所說，有著相近的數據分析方法的社會調查的集合將會帶來對於社會生活中重要議題的大量窺見。他在種族關係領域中大量運用社會測量的思想，使得社會調查成為在跨種族關係研究中具有深遠影響且簡單有效的測量工具。
目前在社會距離的實證測量方面運用較多的就是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該量表由博格達斯於1925年在《社會距離及其測量》一文中所設計用來測量種族之間的社會距離。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採用客觀的外顯性行為對受訪者的原始反映進行測量，要求被訪問者對社會距離量表的七項內容，分別按照自己的態度做出回答。這七項內容分別是：1、願意與其通婚結成近親關係；2、願意讓其成為俱樂部成員；3、願意讓其成為鄰居；4、願意讓其成為同事；5、願意讓其成為國家公民；6、願意讓其成為國家遊客；7、不願讓其與美國發生任何接觸。該量表具有兩方面的特徵——累積性原則和等距離原則。累積性原則意味著，在這7個項目中，社會距離感的強度是不斷累積的；等距離原則是指在量表的7個項目中，任何相鄰的兩個項目之間的社會心理距離相等。
社會距離概念和博格斯達斯量表的提出，使得不同群體之間的親密程度成為可以測量的客觀性的概念，通過定量研究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之前定性研究的缺陷，應用社會距離進行大型抽樣調查研究也為社會距離的測量提供了定量依據。
（二）社會距離在宗教領域的運用
在關於宗教群體關係的現有研究中，相關的探討主要基於定性取向。有國外學者曾經提出了宗教群體的關係中「使得宗教信仰成為偏見，使得宗教團體的組內友誼變成組外敵意的陷阱」。也有國內學者指出，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使得群體內部增強宗教認同、加強凝聚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會導致信徒對其他宗教產生歧視、敵意的心理。這些研究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進行了心理源頭的定性分析。
在「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產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該量表被用來測量各類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尤其以測量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較為典型，但是將其用於宗教群體的測量還很少。宗教領域內的問題非常重要，但是如今對於宗教群體之間關係的討論還主要是定性的，缺乏社會調查的實證依據。
但是這其中也不乏一些學者逐漸意識到在宗教領域研究社會距離的重要意義。如有國外學者把宗教類別作為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之一（其他影響因素包括種族、國籍等）進行探討，測量了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並且研究發現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存在差異。也有學者檢驗了社會距離在有著不同信仰的人們參觀其他宗教信仰的聖地時所扮演的角色。有人以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出生之地——藍毗尼作為案例，分析不同宗教信仰的群體在參觀同一個神聖旅遊地時的差異，發現印度教信眾和基督教信眾之所以參觀藍毗尼，是因為他們認為佛教信眾比起其他宗教群體來說與他們的信仰更為接近，同時，印度教、基督教信眾分別與佛教信眾的社會距離也比與其他宗教信眾之間更小。
在測量上，有學者對「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進行修改，並將其特定地用於宗教群體之間。對其中七個項目分別修改為：1. 願意與其通婚結成近親關係；2.願意在他們的住宅內吃東西；3.願意讓其宗教成員進入我們的廟宇、教堂或寺廟等；4.願意和他們成為個人關係的朋友；5.願意和他們成為鄰居；6.願意讓他們逗留在我們的所在地區；7.願意讓他們待在我們的國家，但是不讓他們擁有居住權。還有的學者針對「伊斯蘭恐懼症」，運用AMPI（Attitude toward Muslim Proximity Index）的六分類量表來測量對伊斯蘭信眾的社會距離。AMPI量表中的六項內容分別是：1.如果伊斯蘭信眾住在你的城市你會感覺怎麼樣；2.如果伊斯蘭信眾住在你相鄰的街道，你會感覺怎麼樣？3.如果伊斯蘭信眾住在你的街道你會感覺怎樣；4.如果伊斯蘭信眾住在你的隔壁，你會感覺怎樣；5.和您親密的親戚與伊斯蘭信眾結婚你覺得怎麼樣；6.如果一個女生/女人在你的學校戴著頭巾，你感覺怎麼樣？回答的選項中包括從1到5，1表示非常開心，5表示非常不開心，數值越大表示社會距離越大。通過對1777名來自英國北部的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和無宗教信仰的在校青少年學生進行測量，檢驗了該量表的良好的內部一致性。量表的結果顯示，在那些支持英國國家黨和認為英國的穆斯林應該接受西方文化的學生中AMPI值較高，但是對於了解伊斯蘭教或者有穆斯林朋友的人來說，AMPI值則較低。同時該研究還提出了另一個值得深究的有趣發現：並不是只要增加與穆斯林的接觸就可以降低對穆斯林的偏見程度。因為對於那些因為不了解穆斯林而害怕的人來說，增加接觸確實可以降低偏見，但是對於某些了解穆斯林的社區來說，則是越了解，歧視程度越高。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宗教團體之間的互動程度高並不總是使得社會距離縮小。
這些實證研究都說明，社會距離的概念和方法對於研究宗教群體之間的關係有著很強的應用價值。但是在過去的研究中，將社會距離運用到東南亞國家的宗教群體關係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對於緬甸這樣一個宗教衝突明顯的宗教多元國家，定量地分析其內部各個宗教之間關係的緊張程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下文將採用社會距離的方法進行具體分析。
（三）數據、變量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數據來源於「緬甸綜合社會調查（2015）」，是迄今為止最為權威的緬甸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按照概率抽樣的設計，本次調查範圍包括全國12個省邦以及內比都特區的城市和農村地區，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法定成年人，樣本量確定3000個，並按2014年緬甸全國人口普查的城鄉人口比例，分配農村樣本為2115個（佔總樣本的70.5%），城市樣本885個（佔總樣本的29.5%）。 其中，農村樣本的初級抽樣單元為42個鄉（township），二級抽樣單元為141個村（village）；城市抽樣單元為59個街區（wards），最後形成200個抽樣點（亦即141個農村村落和59個城鎮街區），並從每個抽樣點隨機抽取15個樣本； 三級抽樣單位為各街區或村落中的家庭住戶；最終抽樣單位為在家庭住戶中的成年個體。調查內容涉及到受訪者個人基本情況、家庭基本情況、就業和收入、經濟評價、宗教和社會、政治態度和公民社會、民主和選舉、政府治理和參與以及對外關係等多個方面。
本文採用緬甸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作為因變量，在數據分析中排除了本宗教群體對自身的社會距離。根據社會距離量表的累積性假設，將量表中針對每個宗教群體的7個項目整合重新生成1個相對應的社會距離指數，用以表徵受訪者對不同宗教信眾（不包含受訪者信奉的宗教）所能接受的最短心理距離。在回歸分析中主要觀測受訪者對小眾宗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信眾的社會距離，而沒有考察佛教信眾的社會距離，這是因為一方面從理論上來說，博格達斯社會距離概念主要適用於主流群體對少數群體的偏見的測量，而佛教信眾不是緬甸的少數群體；另一方面從數據上來說，本次數據中涉及到的緬甸宗教少數群體對佛教信眾社會距離的樣本量較少，分析結果沒有統計顯著意義。
本文自變量包括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性別、年齡、族群等幾個方面。其中，居住地分為城市和鄉村，將城市賦值為1，鄉村賦值為0；受教育程度設為五分類變量，將未接受小學教育或小學肄業賦值為1，小學畢業賦值為2，初中教育程度賦值為3，高中教育程度賦值為4，大學教育程度賦值為5；性別設為虛擬變量，對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年齡設為五分類變量，18-29歲年齡組賦值為1,30-39歲年齡組賦值為2,40-49歲年齡組賦值為3,50-59歲年齡組賦值為4,60歲以上年齡組賦值為5；族群設為五分類變量，將緬族賦值為1，克倫族賦值為2，若開族賦值為3，撣族賦值為4，除這些族群以外的其他族群賦值為5。
在數據描述和分析中，首先描述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信眾之間在7個社會距離量表刻度上的接受程度，然後探索將該社會距離量表整合成社會距離指數之後所得到的緬甸居民（排除本宗教群體之後）對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信眾的社會距離指數的頻率分布；最後是對社會距離指數的影響因素的ologit回歸分析結果。根據新生成的社會距離量表的定序特徵，本文分別針對基督教信眾、印度教信眾和伊斯蘭信眾的3個定序邏輯斯蒂回歸模型（ordinal logit）,用以分析不同人口統計特徵對社會距離的影響。
（一）描述分析
在原始數據中，針對緬甸基督教信眾、印度教信眾和伊斯蘭信眾的社會距離量表的7個項目分別為：1）是否願意與之結婚（簡稱為「接受婚姻」）；2）是否願意與之成為隔壁鄰居（簡稱為「接受近鄰」）；3）是否願意與之成為街坊鄰居（簡稱為「接受遠鄰」）；4）是否願意與之成為朋友（簡稱為「接受朋友」）；5）是否願意與之共事（簡稱為「接受同事」）；6）是否願意與之成為熟人（簡稱為「接受熟人」）；7）是否願意其來緬甸旅行（簡稱為「接受訪緬」）。
表1中的列表明同一宗教群體在不同社會距離上的被接受程度，百分比從上至下百分比遞增，體現了社會距離量表的「累積性」假設。表格中行則表明不同宗教群體在同一社會距離上的被接受程度的差異，從左至右呈遞減的態勢，說明基督教信眾的被接納程度高於印度教信眾，印度教信眾高於伊斯蘭信眾。
圖1通過圖形的方式清楚、形象地展現了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社會距離的總體情況。由圖中可以明顯看出，基督教信眾在各類別的百分比較高，說明在三個小眾信眾群體中，基督教信眾所受到的歧視最小，而伊斯蘭信眾在各類別的百分比都較低，說明伊斯蘭信眾所受到的歧視最大。
對社會距離量表進行整合之後，得到表2的社會距離指數。社會距離指數體現了受訪者對於各個宗教所能接受的最短的社會距離，如1表示能接受結婚，2表示能接受成為近鄰，依次類推，8則表示對於這七種社會距離均不接受，數值越小表示該宗教群體的被接納程度越高。通過表2可以看出，在各個宗教群體的社會距離指數的百分比分布上，基督教信眾在較近社會距離（亦即婚姻、近鄰、遠鄰、朋友）的分布上所佔比例較高，而印度教信眾相對較低，伊斯蘭信眾最低，即就是說，基督教信眾更易被接納，印度教次之，伊斯蘭教最後。
（二）對不同宗教群體的社會距離邏輯斯蒂回歸分析
以上從總體上描述了當前緬甸民眾對基督教群體、印度教群體、伊斯蘭群體等緬甸國內三個小眾宗教信眾的不同社會心理距離。本部分通過建立定序邏輯斯回歸分析模型，從性別、居住地、年齡、族群等幾個方面的差異。
由表3可以看出，性別、居住地、族群、受教育程度對宗教社會距離均具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性別變量的係數為負，說明男性無論是對基督教、穆斯林還是印度教信眾的社會距離都比女性小，即就是說，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受這三個宗教群體；居住地變量的係數為負，說明城鎮受訪者無論是對基督教、穆斯林還是印度教的社會距離都要小，即就是說，城鎮受訪者比農村受訪者更容易接受這三個宗教的信眾；年齡組對宗教社會距離沒有顯著影響，這說明受訪者對宗教群體的社會距離並不隨其年齡的增長而發生改變，而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見。
而從族群差異來看，克倫族在三個模型中的係數均為負，說明克倫族相對於作為參照組的緬族更容易接納這三個宗教群體；而若開族在以伊斯蘭和印度教信眾為因變量的模型中係數為正，這說明若開族受訪者對穆斯林和印度教信眾的接納程度相對於緬族要低，但是若開族對基督教信眾的社會距離與緬族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撣族對這三個宗教群體的社會距離與緬族相比均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是由於，撣族和緬族一樣，是非常傳統的佛教徒，並且其作為緬族主要的民族之一具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將各民族對於不同宗教群體的社會距離進行排序，可以發現，克倫族最具包容性，緬族和撣族次之，若開族最保守，這可能是近幾年若開邦激烈的宗教衝突造成的心理隔閡。
從教育程度的影響來看，除了小學組相對於參照組並沒有顯著上的差異外，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都相對於參照組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其係數均為負，說明相對於參照組更傾向於接納這三個宗教群體的信眾，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其係數的絕對值也在變大，說明隨著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對不同宗教群體的社會距離在不斷縮短。這一結果表明，教育作為提升個體素質、拓寬視野的重要途徑，對於宗教多元問題，教育使得個人更具包容性，是縮小社會距離、促進社會融合的重要途徑。
本文從博格達斯社會距離的視角出發，對當前緬甸社會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社會心理隔閡作了定量描述，並基於定序邏輯斯蒂回歸模型分析其影響因素，主要得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
首先，從社會距離量表7個項目的結果來看，無論是針對基督教信眾、印度教信眾，還是伊斯蘭信眾，均符合「社會距離」量表的「累積性」假設，這說明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在研究緬甸宗教問題上的適用性，為研究今後緬甸宗教群體關係提供了新的方法，拓寬了研究思路.
其次，從對社會距離的描述分析結果來看，基督教群體所受的心理歧視最小，伊斯蘭信眾最大，該研究結論符合當前緬甸宗教衝突的具體現實，也可以說，當前緬甸的宗教矛盾和衝突是上述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社會心理距離的具體體現，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宗教衝突發生的強度和頻率一定程度上可以檢驗宗教群體之間的社會心理隔閡程度；
再次，從人口統計特徵對宗教社會距離的影響來看，性別、民族、居住地（城鄉）和受教育程度均對宗教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具有顯著影響，這說明緬甸男性相對於女性對不同宗教群體更具包容性，緬甸宗教衝突問題與民族問題緊密交織，同時城市化和普及教育是促進宗教多元國家社會融合的重要途徑。
需要注意的是，緬甸作為宗教多元的國家，國內宗教衝突和隔閡，既有其歷史地理上的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一方面，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宗教的衝突代表了未來全球化的衝突的趨勢，即文明的衝突。放眼全球，當今世界所爆發的一系列動亂與文化主體之間的衝突不無關係。宗教作為文化主體的一種類型，在現代性不斷發展的今天，也面臨著全球化的問題，其間所爆發的宗教衝突顯然更為激烈。正如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會是「文明的衝突」。
另一方面，伴隨著現代性的發展，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傳統宗教與現代性的多元文化之間的衝突具有其必然性，這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歷史原因所造成的民眾心理隔閡的問題，民族、政治等複雜問題與宗教矛盾緊密結合，如緬甸的宗教問題就有著深層次的歷史根源，被殖民歷史造就緬甸佛教信眾與其他宗教群體之間信任的缺失；二是利益和資源分配失衡的問題，宗教文化根植於不同民族獨特的集體心性品質，是與信仰者所生存的自然、社會的特殊環境相適應的，是地方性的知識，隨著外來的宗教文化傳播加速，破壞了地方性知識的所維持的社會關係的平衡，引發資源和利益的爭奪，勢必會激發對抗；三是社會格局由一體化向多元化的發展帶來了宗教與社會的分離現象，由此造成傳統宗教整合功能減弱、地位下降的問題。原先的社會中較為單一的宗教執行著整合的功能，宗教有著中心化的特點。正如在緬甸，長久以來執行著「政教合一」的政策，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實施「政教分離」政策。從功能論的角度來說，在這些宗教國家，「宗教維繫著整個社會的秩序同時論證著該社會存在的合理性，並在政治、教育、道德、法律等方面充分發揮其作用，其信條、戒律是人們從事生產活動、進行相互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基礎和必需遵循的規範」。但是當現代性來臨時，社會格局逐漸去中心化，就帶來了原先宗教的功能與社會的脫節，勢必引發傳統宗教與現代性的多元文化之間的衝突。總的來說，宗教衝突反映的是全球化和現代化給傳統宗教國家所帶來的「撕裂性」的影響。
因此，要實現宗教多元化的和諧未來，儘可能減少在這過程中宗教衝突對於人類所帶來的傷害，「宗教對話」的概念應運而生。「宗教對話的目的不是為了皈化對方，也不是在智性上證明自己的宗教是正確的，其他宗教是錯誤的，或不夠完美的。對話是為了互益……宗教可以共生」。天主教思想家保羅·尼特曾經這樣闡釋宗教對話的宗旨：「在當代世界上，眾多的宗教和靈性都需要更多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同以往任何時候相比，如果它們要維持自身的活力，並有助於一個更好的世界，它們就更加必須對彼此說話、向彼此學習、與彼此共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也曾有感於工具理性過度膨脹所產生的「意義失落」、「自由失落」、人類喪失自主和反省能力等異化現象，提出了著名的「溝通理性」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中，他強調「人——人」關係，通過表達各自的意見，達成普遍性共識。溝通理性的概念所具有的民主、多元、開放的特徵，使得多元宗教對話成為有可能實現的方向。而本文的研究結論對實現宗教對話的途徑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居住地（城鄉）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影響了社會距離的差異。這表明，城市化和教育普及有助於宗教多元國家消除宗教隔閡、提升社會融合度，因此，包括緬甸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宗教群體之間深刻的矛盾要得到消解，還是要從提升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入手。
原文正式發表於《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01期，轉自微信公眾號「雲南大學緬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