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打著「民主和平論」的大旗,帶領所謂的志願者聯盟在全球強力推廣「美式民主」,為此不惜多次發動大規模戰爭。然而,從伊拉克到科索沃,從利比亞到敘利亞,美國的幹涉,除為這些地區帶來「民主思想」外,留下更多的是戰亂紛爭、經濟貧困和民生倒退。
▲ 在敘利亞的美軍車隊
實踐證明,美國的「民主和平論」並未給其他國家和人民帶來嚮往的和平。綜觀世界,凡是較好實現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即「五通」的國家和地區,如歐洲、北美和東亞等,都較好地實現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與地區和平;凡是嚴重缺乏「五通」的地區,如大中東和大部分非洲地區,大多深陷經濟貧困、社會動蕩與地區衝突,並成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滋生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按照「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致富,先修路」等樸素的道理,通過大量的基礎設施等民生工程建設,有效促進了國內地區間的協調發展,維護了本國社會的和諧穩定,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共贏,為實現東亞地區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作出重大貢獻。2015年12月習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開幕式上強調:「貧困是動蕩的根源,和平是發展的保障,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 2019年2月,在會見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時,習主席提出「以發展促和平」的中東治理路徑,強調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加強區域發展合作,築牢地區和平穩定根基。以發展促和平,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一個新的中國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於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實現和平路徑的探索,各種「積極和平論」相繼出現,其中影響最廣的是「民主和平論」。1795年,康德在論文《論永久和平》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論的概念,之後美國學者梅爾文·斯莫爾和戴維·辛格於1976年發表題為《民主政治的戰爭傾向,1816—1865》的文章,對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1983年,美國學者麥可·多伊爾在著作《康德、自由主義遺產與外交》一文中正式提出「民主和平論」這一命題。其基本觀點是,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戰爭,即便存在利益衝突也往往訴諸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冷戰結束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認為人類最後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民主和平論」成為支撐美國制定國際戰略和執行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柯林頓曾在國情諮文演說中明確提出民主國家相互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的論斷,並把「全球民主化」作為其「參與和擴展」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以「人道主義幹涉」之名,先後出兵索馬利亞、海地、科索沃。「9·11」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則以「反恐」為名強化新保守主義的「全球民主輸出戰略」,在大中東地區推行民主化改造計劃,在中亞地區積極推進「顏色革命」,並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幫助其建立所謂「民主國家」。歐巴馬上任後,積極支持並推動席捲整個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以圖延伸美式民主神話。川普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一個支持美國和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世界會讓美國更加安全和繁榮」。拜登政府頻頻展開價值觀外交,表示要更好地將「民主價值觀與我們的外交領導層結合起來」。
▲ 2021年6月11日,參加七國集團峰會的領導人在英國康沃爾郡卡比斯貝合影。圖片來源:新華社「民主和平論」成為美國為首的部分國家幹涉他國內政、扶植親美勢力的「由頭」。推崇「民主和平論」者的邏輯是,只有世界各國都「民主化」,整個世界才會「安全」。在這種邏輯驅使之下,他們高舉「維護世界和平」的神聖旗幟,強制對他國進行「民主化改造」,「民主和平論」遂成為幹涉他國內政名正言順、冠冕堂皇的理由,且因為包含「和平」二字而極具偽裝性和蠱惑性。對抗拒「民主化改造」的政權,他們對其採取制裁措施,並通過扶植其國內「民主派」、煽動「顏色革命」等途徑,從內部加以瓦解。對「民主化進程」中出現動蕩的國家,美國通過武裝幹涉強行更迭其政權,扶植親美政治勢力上臺執政。
「民主和平論」不但沒有成為世界和平的良方,反而構成世界和平穩定的一大威脅。冷戰結束後,美國對外幹涉近百次,其中大規模的軍事幹涉27次,並多次繞開聯合國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認為,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好戰的國家。2006年英國《柳葉刀》雜誌統計發現,伊拉克戰爭以來,隨著無政府狀態日益加劇、公共設施嚴重損毀、醫療救助越來越得不到保障,死於暴力、非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總計達到654965人。冷戰結束以來,很多被美國武力幹涉的國家,最終得到的都是「飢餓的民主」「貧窮的民主」「無序的民主」,甚至是「血腥的民主」,人們期望中的和平卻越來越渺茫。2017年3月18日,在瑞士《新蘇黎世報》的專訪中,福山承認:歷史的終結推遲了,我們在實際上走錯了方向。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通過求和平謀發展、以發展促和平,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地區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在維護自身和平的同時,以實際行動為地區和世界和平貢獻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通過自身發展有效維護了國內和平穩定。
中國與周邊14國接壤,與7國隔海相鄰,擁有56個民族14.1億人口,是戰亂頻仍的中東地區人口的3倍。不難設想,如果中國發生動蕩,將對世界和平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中國自身的和平穩定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的一大貢獻。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球冷戰的高峰期,鄧小平以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勇氣,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判斷,帶領中國聚焦發展,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徵程。40年後的今天,通過謀和平促發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101.6萬億元,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到17%左右,成為當今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政治制度不斷完善,有效解決了溫飽問題,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為人類減貧事業作出突出貢獻。可以說,中國通過40多年的和平發展為世界和平發展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日前表示,在自身人口基數巨大、疫苗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已經向國際社會提供了超過3.5億劑疫苗,包括向80多個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0多個國家出口疫苗。圖為寮國政府感謝中國無償捐贈疫苗。
中國堅持積極「管理爭端,共同發展」的主張,為地區和平、繁榮、穩定貢獻中國智慧。
改革開放之初,面對與部分周邊國家存在的領土爭端等問題,中國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同時,適時提出「擱置爭議、共同發展」的政策主張,妥善處理一時難以解決的南海和東海爭端,在和平發展中不斷擴大共同利益「蛋糕」,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的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使武力解決爭端的吸引力逐步降低,有效管理、互利共贏、和平解決爭端的意願、機制和能力日益增強,為使南海和東海成為和平合作之海,為實現聯合國憲章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為探索和平解決國與國爭端的有效途徑作出重大貢獻。
中國堅持結伴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努力防止新冷戰。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和平、創造和平、維護和平,通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增進與世界各國的融合交流,減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隔閡。不僅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實現了經濟上的優勢互補、合作共贏,而且有效化解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分歧對國際關係構成的挑戰。隨著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旗幟鮮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外關係中繼續堅持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搞軍事同盟,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建立了不同種類的「夥伴關係」,維護了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堅持多邊主義,互利共贏原則,為應對人類共同威脅貢獻中國力量。
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中國重返國際大家庭、積極參與多邊合作的進程。由改革開放初期對多邊主義持相對謹慎的態度,到積極參與全球和地區各類多邊議程和機構,再到積極主動創造多邊議題和平臺,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多邊主義的積極倡導者、推動者、維護者。中國政府和人民堅信,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無論自身多麼強大,都難以獨善其身,合作共贏是人類命運的必然選擇。在應對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傳染病,打擊各類跨國犯罪、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離主義等全球性威脅方面,中國與世界各國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自1990年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事務以來,中國已經成為聯合國維和工程和醫療力量最大的貢獻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最大的維和出兵國,最大規模維和待命部隊提供國,得到聯合國及世界各國的高度讚譽。「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地區貫穿亞歐非大陸,橫跨兩洋兩海一灣,部分區域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暴力恐怖主義活動猖獗,政治動亂、武裝衝突、難民移民等諸多問題盤根錯節,地區安全形勢大都較為嚴峻。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向世界的延伸,「一帶一路」倡議將通過「五通」建設,與沿線國家實現共同發展,並通過發展來破解阻礙人類和平的「四大赤字」,最終為地區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維護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體系,破解治理赤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立足部分發達國家利益,代表性、包容性、公正性和普惠性不足,已不適應當今全球發展需要。當今世界,單邊主義、冷戰思維抬頭,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傾向加劇,國際秩序的約束力下降,全球治理體系和多邊機制受到衝擊,國際社會日益呈現「去中心」「分散化」特徵,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困難重重。「一帶一路」倡議追求互利共贏而非結盟對抗。習主席告訴世界:「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不打地緣博弈算盤,不建封閉排他圈子,不搞「中國俱樂部」、不經營勢力範圍,倡導求同存異、同舟共濟,而非厚此薄彼、以鄰為壑。中國不將自己的利益強加於其他國家,致力於將「一帶一路」打造成平等互信、開放包容的發展平臺,使各國能夠平等地參與、貢獻,並分享利益果實,從根本上杜絕國際關係中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的強權行徑。通過「一帶一路」實踐推動多邊主義進程,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表達合理訴求提供了新途徑。構建包容互鑑的文明觀,以民心相通增進互信互諒,破解信任赤字。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各國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彼此的關聯度與依存度越來越高。然而,「文明衝突論」不時沉渣泛起,少數發達國家以利為先,罔顧他國人民利益,致使全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嚴重影響了國際社會信任與合作,引起了信任赤字的持續增加。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進步不竭動力。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各有千秋,只有奼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一帶一路」建設的許多地區是多種文明交匯的樞紐地帶,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不分強弱、不分大小,其文明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一帶一路」建設為沿線各類文明的平等交流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平臺,通過「絲路之旅」「中非文化聚焦」等10餘個文化交流品牌,互辦文化交流年、國際文化節、圖書互譯出版等活動,消除文明隔閡,增進互相了解和信任。▲ 2019年4月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圓桌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在「一帶一路」建設推動過程中,也會以文明交流促進文明平等,以文明平等促進國家間交往的平等,通過民心相通架起各國友誼的橋梁,增進不同種族、宗教之間的互信互諒、友好往來,共同消除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壁壘,打破阻礙人類交往的精神隔閡,使沿線各國成為文明的融合薈萃之地,為世界的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貫徹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凝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廣泛共識,破解和平赤字。
和平赤字源於國際安全環境惡化,武裝衝突、局部戰爭等傳統安全威脅以及全球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依然存在,給世界的安全與穩定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嚴重危害了國際安全環境,導致難民數量激增,影響全球的經濟發展、社會安全與穩定。在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當今世界,面對深刻複雜變化的國際形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或者獨自應對,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應對挑戰、共擔風險的合力。隨著「五通」建設的持續深化,沿線各國經濟利益深度融合,成為俱榮俱損的利益共同體。習主席指出:「鄰居出了問題,不能光想著紮好自家籬笆,而應該去幫一把。」「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已有140個國家和31個國際組織加入「一帶一路」的朋友圈,由亞歐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區域。中國已與沿線國家籤署多項司法協助協定、雙邊引渡條約和打擊「三股勢力」條約,共同應對恐怖主義、難民危機、氣候變化等問題,通過共擔風險、共謀良策,消除和平赤字,確保繁榮穩定。凝聚合作共贏的發展觀,剷除貧窮落後、社會動蕩的滋生土壤,破解發展赤字。
綜觀世界,和平安定的地區都是較好實現了「五通」的發達地區,動蕩大多發生在貧窮落後沒有實現「五通」地區。「一帶一路」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多為發展中地區,也是影響世界和平的問題策源地。世界銀行2011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約有40%的叛亂分子是由於無法找到工作才參加叛亂運動的。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將「為過度貧困人口避免陷入極端主義提供一個機會」。埃及記者協會主席薩拉馬認為,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均,是阻礙雙方和解的重要因素。隨著「一帶一路」經濟引擎的輻射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紅利不斷輸入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調查結果顯示,共建「一帶一路」將使「發展中的東亞及太平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加2.6%~3.9%。中國把向沿線國家提供減貧脫困、農業、教育、衛生、環保等領域的民生援助納入共建「一帶一路」範疇,中非減貧惠民合作計劃、東亞減貧合作示範、中非公共衛生合作計劃等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通過「政策溝通」「貿易暢通」,使各國之間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形成合力,促進跨區域資源要素的有序流動和優化配置,為需要的國家和地區帶去發展機遇,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和南北差距,減少貧窮和閉塞帶來的不安定風險,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 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項目,中馬友誼大橋讓馬爾地夫人民的夢想變為現實,也成為中馬友誼的重要見證。新華社發(中馬友誼大橋項目部供圖)
編輯:孫政琢
主管|國防大學政治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