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禦思想影響之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為了防禦北方族群，在北部邊疆，長時期、大規模地修築長城。中國古代之所以修築長城，是出於戰術、財政、政治等多種考慮。在古代世界，騎兵以其快速迅捷的特點，具有很強的衝擊力與機動性，在作戰中具有明顯的優勢。在中國古代，北方族群憑藉騎兵戰術，在與中原王朝的戰爭中，一直佔據著優勢。明中期李傑在奏疏中指出：「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其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
為應對北方族群的衝擊，中原王朝不僅要解決步兵如何抵禦騎兵的戰術問題，而且還要面對北族騎兵戰略上的聲東擊西，與「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的靈活性所帶來的飄忽不定，以及中原軍隊千裡尋敵所帶來的糧餉、物資供應問題。明成化六年(1470)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指出蒙古「侵犯我邊，曾無虛歲。每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在古代社會，由於交通運輸條件較為落後，戰爭所必需的後勤供應對於財政有限的古代政權來說，是一項巨大的負擔。明丘濬指出：「況邊塞之地，饋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不僅如此，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由於建立在農業經濟之上，對於戰爭所引發的社會動蕩與勞動力減少，更顯得缺乏耐受力。因此，對北方族群的作戰，不僅是一項軍事問題，還是一項財政問題，最終是一項關係政權全局的政治問題。
為此，中原王朝嘗試以長城加以應對。長城具有五種戰術功用，能夠有效克服北族騎兵的衝擊力與機動性。首先，長城最外層是連綿的烽火臺，守臺士兵看到北族騎兵，便可以通過傳遞烽火、狼煙等形式，將敵情傳遞給長城沿線軍隊，使其可以根據來犯敵軍數量、進攻方向，進行有針對性的調動與部署。
其次，烽火臺以內是邊牆。邊牆以一道牆的形式，直接禦敵於國門之外，從地形上阻擋了北族騎兵，從而保護了中原王朝統治的「基本盤」，保障了正常的農業生產。北方族群如果要穿過邊牆，勢必要挖牆，或者尋找薄弱環節，其快捷的機動性便會有所下降。同時即使北族騎兵挖牆而過，進入長城以內之後，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補邊牆，北族騎兵回來時，便只能再次採取挖牆的方式，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圍追堵截。比如成化十年(1474)，餘子俊修築了榆林長城，這一功用很快便體現了出來。「子俊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等逐之。寇扼於牆塹，散漫不得出，遂大衄，邊人益思子俊功」。
第三，長城除邊牆外，還包括壕塹、鎮城、營堡、城寨、墩臺，是一種立體防禦體系。中原王朝修築邊牆時，往往從牆外取土，從而在邊牆外形成了一道壕塹，相當於城牆的護城河，增加了北族騎兵越界的難度。由於北部邊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時，往往採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這樣不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馬匹還可以飲水吃草。中國北方降雨較少，農業種植需要藉助河水灌溉，因此中原王朝的農業區也呈現沿河分布的格局。為保護農業區、防禦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築鎮城、營堡、城寨、墩臺等長城設施，在北族騎兵到來時，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層層阻截，機動開展戰爭，從而彌補了步兵的短處，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騎兵優勢。比如成化七年(1471)四月，陝西巡撫馬文升指出北族騎兵利於在平坦地帶馳騁，漢人士兵利於依託險阻以防禦。「御戎之道，以守備為本。況胡馬利平地，而漢兵利險阻」。鑑於榆林地區缺乏地理險阻，「今榆林一帶城堡，多平川曠野，無險阻可守」，從而奏請在榆林西南的環縣、慶陽群山分布的地區，構建長城防禦體系。
環慶迤北，重山復嶺，深溝陡壑，古蹟城堡，往往尚在。虜每入寇，必循大川而行，西則黑城溝，東則鐵鞭川。臣按行西路，環縣城臨大川，傍有高山，中有環河，即古長城舊址，宜於此築垣牆、敵臺，並修本缽古城。虜入以神銃、火炮御之，可以斷其咽喉。東路鐵鞭川，乃官軍芻糧所由，因無烽堠，多被虜掠。古有鐵鞭城，最為險阻。宜修完之，則士卒有所屯聚，亦可絕虜深入之路。
第四，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不僅修築長城設施，而且在北族騎兵進犯之時，將附近民眾、牲畜、物資收容進鎮城、營堡、城寨、墩臺，實行堅壁清野的戰術，防止人口、物資被北方族群搶掠，實現阻止敵軍的戰略目的。同時還倡導民眾修築民堡，在廣闊的北部邊疆，普遍修建起城堡，不僅最大限度地實行堅壁清野的戰術，而且還將民眾武裝起來，進行軍事訓練，從而實現了北部邊疆社會的普遍「軍事化」，使北方族群進入長城地帶後，面臨著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比如成化六年(1470)三月，延綏鎮巡撫王銳便奏請設立民堡，在陝北地區建立起廣泛的防禦網絡。
團堡以衛民生。謂榆林一帶地方，既添兵以分守，又設險以禦寇。然其軍民所處，多臨邊塞。乞敕所司，就於居民所聚之處，相度地宜，築為砦堡，務為堅厚，量其所容，將附近居民聚為一處。無事之時，聽其耕牧；遇有聲息，各相護守，則寇盜無從剽掠，地方可保無虞。
第五，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修建牆體並非一道，也不只是橫向的，而是有多道縱橫的牆體，從而將北部邊疆切成一個個包圍圈，北族騎兵一旦進入，便很難出去。比如明代榆林南北分別有大邊長城、二邊長城，二邊又稱「夾道」。「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西部又與寧夏鎮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界牆。
總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通過在廣闊的北部邊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構建起立體的長城防禦體系，不僅有效地克服了北方族群的騎兵優勢，而且將自身步兵的短處充分掩蓋起來，在防禦中實行局部的進攻，將自身的戰術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不僅通過堅壁清野，充分保障了邊疆民眾的生存、經濟生產與生活物資，而且破壞了北族騎兵「因糧於敵」的戰術和搶掠民眾、物資以壯大自己的戰略目的；不僅克服了北族騎兵的衝擊力與機動性，保住了自身統治的「基本盤」，而且減少了軍事調動、戰爭所帶來的巨大財政開支，有利於自身的社會穩定與政權穩固。概而言之，在解決北方族群問題上，長城是一項具有多種功能且現實有效的軍事工程。二、中國古代關於長城的政治爭議與政治取向但在中國古代，圍繞長城的爭議，自其修築之始，便長期存在，一直伴隨長城修築之始終。對於長城的爭議，主要來自於軍事理念、財政觀念與政治文化等層面的質疑。
首先，從軍事理念而言，長城由於是被動性的軍事防禦設施，從而不是具有開拓疆土願望的政權所優先選擇的軍事方案。在具備一定軍事實力的情況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還是更為傾向於通過進攻形式，徹底解決軍事威脅，開拓邊疆，彰顯尊嚴。
其次，修築長城需要耗費大量財力，勞役民眾，這對於主張從「民本」思想出發，節約財政、愛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團來講，具有一種內在的衝擊。中國古代實行「量入為出」的財政制度，修築長城的巨大開支，是每個政權在開展這項工程之前，都必須考慮的問題。而反對違反季節規律、徵發民眾賦役的思想，也很早便已產生。記載兩周史事的《逸周書》，主張「無奪農」是君主應行的九項政治行為，即「九德」中的一德；將「勞休無期」，即頻繁地徵發勞役，作為君主應該戒除的九項政治行為，即「九戒」中的一戒。「葛其農，時不移」，文王將敬重農事，不改易農時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準則，並認為不按照季節，違背農時，徵發賦役，即「動不時，民不保」，將會導致百姓生存無法獲得保障，政權也將最終走向滅亡。「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大規模修築長城所帶來的賦役徵發，不僅有可能對正常的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的衝擊，而且也容易引發社會動蕩與民眾叛亂，從根本上威脅政權的穩固。秦末叛亂群體便將秦修長城作為秦朝惡政之首。「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司馬遷批評秦朝在平定六國之後，「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即不致力於安定民眾，而是修築長城。同時司馬遷認為迎合秦始皇這一政策的蒙恬最終被誅，是理所當然之事。「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最後，中國古代「內政為本」的政治觀念，對於包括修築長城在內的所有軍事方案，都從根本上呈現出強烈的政治倫理批判。這種政治觀念認為解決好內政問題，是維護政權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節用而愛人」，便是這一政治觀念的具體體現。明人韓邦奇對此也深表贊同，認為：「有足國之大本，有強國之大本。食貨者，足國之道也，而其本在於節用。戎兵者，強國之道也，而其本在於安民。用既節而國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則國不期強而自強。」治國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將會導致民窮而國危。「苟務國之不足而不本於節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給其所出，雖頭會箕斂，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務國之強而不本於安民，吾知本既先撥而戎狄乘之，良民善眾亦且化而為大盜矣」。
王莽新朝時期，將領嚴尤勸諫王莽不要討伐匈奴。他首先指出在處理邊疆族群問題上，不應採取徵伐方案。「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徵之者也」。周朝、秦朝、西漢雖皆曾北徵，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後世三家周、秦、漢徵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修築長城，導致民力匱竭，政權覆亡，是最為失策的方案。「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裡，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三、長城的「反噬效應」與歷史影響中國古代圍繞長城的爭議，還有另外一種考慮，即長城終究是一項防禦方案，無法主動、徹底解決北方族群的威脅，從而使中原王朝與北方族群的戰爭，呈現長期對峙的狀態。不僅如此，伴隨防禦日久，中原王朝軍隊戰鬥力逐漸下降，長城防禦的實際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長城防禦便逐漸陷於被動態勢。比如萬曆時期，到北京朝貢的朝鮮燕行使，注意到了遼東鎮長城士兵的畏懦之狀。「而例遇小賊，輒伏城頭，不敢發一矢，以致恣意虜掠，坐看系縛魚肉而已」，這不僅給中原王朝帶來了巨大的軍事壓力，而且也給長城邊疆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負擔，並最終形成「反噬效應」。
所謂「反噬效應」，指長城邊疆所在的地區是生態環境較為惡劣、生態災害易發的「生態高危區」，經濟方式較為單一、經濟條件較為落後的「經濟落後區」，國家財政長期處於危機狀態的「財政危機區」，但卻是大規模戰爭連綿不斷，社會長期處於「軍事化」的「軍事風險區」。簡單地說，便是長城邊疆在處於災荒多發、經濟落後、財政匱乏的同時，長期支撐著大規模戰爭與軍事化社會，從而成為中原王朝地緣政治版圖中最為脆弱、風險係數最高的區域社會。在正常條件下，長城邊疆社會已經處於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社會困境，一旦各種社會危機同時爆發，長城邊疆社會便會迅速崩潰。由於長城邊疆社會呈現高度的「軍事化」局面，一旦社會崩潰，被武裝起來的長城邊疆軍民便會揭竿而起，他們所擁有的組織性、戰鬥力都會成為政權的巨大威脅。
長城「反噬效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滅亡於長城周邊的軍民叛亂與清軍入侵。在榆林明長城防禦體系構築不久的成化末年，延綏鎮已是北疆諸鎮中財政最為困窘者。成化二十二年(1486)，右副都御史黃紱巡撫延綏鎮，便目睹了這一現象。「紱偶出，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於是提前撥付士兵軍餉。「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為延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從而改善了榆林士兵的生存條件。
由於榆林明長城防禦體系立足於防禦，而未主動、徹底解決河套問題，蒙古逐漸南下河套、固定駐牧，對榆林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延綏鎮財政危機從而一直存在，並不斷加劇。萬曆《延綏鎮志》記載了晚明延綏鎮軍事防禦與財政之間的嚴重衝突。「今榆沙深水淺，耕無菑獲，漁無釣餌，百不一產，障二千裡之長邊，擁數十萬之大眾，費之不貲，如填溪壑，倍蓰他鎮」。
為建立抵禦河套蒙古的長期有效機制，明朝將整個榆林社會發動起來，徵召民眾進入軍隊、驛站等軍隊體系，並倡導民眾修築民堡，實行自衛，榆林從而形成高度「軍事化」社會。明末陝北發生大規模旱災，明朝為應對財政危機，縮減開支，從而大規模裁減延綏鎮軍隊體系的外圍部分。包括驛卒李自成、士兵張獻忠在內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藉助其軍事經驗，馳騁大半個中國，最終滅亡了明朝。
而結束明末農民戰爭、取代明朝的軍事力量來自於明遼東長城外側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遼東長城邊疆原屬明朝的羈縻衛所，這一地緣特徵在努爾哈赤發布的討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確表述。用滿文記述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記第五恨曰：「許多世代看守皇帝邊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納河(範河)、三叉拉等三個地方，珠申耕耘的糧食，不令收穫。尼堪出兵驅逐，此五恨。」其中的「許多世代看守皇帝邊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於邊牆外側，充當明朝抵禦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緣角色。而建州女真也確實長期擔負了守御邊境之責，比如第二恨曰：「雖然殺我父祖，我仍願修好，使立石碑盟誓說：『無論尼堪、珠申，凡有越過皇帝邊境者，看見越境者就要殺死。若是看見而不殺，要罪及不殺之人。』尼堪背此誓言，派兵出境助守葉赫，此二恨。」從這一地緣位置出發，努爾哈赤在第六恨中，將葉赫稱作「邊外的葉赫」，可見將自身定位為介於明朝、其他女真部落之間的角色。而用漢文書寫的《天聰四年木刻揭榜》，更是直接指出建州女真負責為「大明看邊」。「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在第一恨中，指出建州女真負責為明朝看邊，與明朝開展朝貢貿易。「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於萬曆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此其一也」。在第六恨中，指出建州女真長期在「近邊住種」。「我部看邊之人，二百年來，俱在近邊住種。後南朝信北關誣言，輒發兵馬，逼令我部遠退三十裡，立碑佔地，將房屋燒毀，口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人人待斃。所謂惱恨者六也」。建州女真藉助長城外緣的地緣優勢，不僅能夠長期得到明朝送來的生存物資，不斷招徠漢人翻越長城，進入東北平原，而且不斷招降草原上的漢人。憑藉多族群的優勢，清朝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實力，最終取代明朝，統一全國。
可見，長城長期保護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盤」，維護了中原王朝的社會穩定與穩固。但長城作為防禦方案，無法主動、徹底地解決北方族群的威脅，守軍在長期消極因循中，反而呈現戰鬥力下降的戰略劣勢，最終在長城邊疆社會的「反噬效應」下，政權瓦解。因此，對於長城的評價，應從中國古代的歷史背景出發，多角度地客觀分析，而避免落入單純地肯定或單純地否定的窠臼。
關於這一問題，丘濬指出應從客觀角度，對長城進行公允的評價，並運用合適的方式修築長城。在丘濬看來，長城之所以不斷得以修築，在於長城能夠彌補地形所存在的缺陷，隔開華夷，維護了他理想中的族群地理格局。「蓋天以山川為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不過修築長城應掌握力度，不應過度勞役民力，這樣反而會造成政權不穩，歷代修築長城之所以招致非議，便在於未能很好地把握這一關節。「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御，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在丘濬看來，歷代修築長城，也都是為保障民眾出發。「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只不過長城之修築，應循序漸進，陸續修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羶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因此，丘濬對部分王朝鑑於秦朝滅亡與長城修築有關，從而完全廢棄長城的做法，表達了批評態度。「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丘濬主張在前朝基礎上，完全用士兵，而非民眾，慢慢修築長城。「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阨狹之闕，順形勢之便，築為邊牆，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速，猶勝於不為也」。四、作為生態界限而非族群界限的長城關於長城是否是中國的邊界，國內外長城研究者一直存在激烈爭論。但對於長城是否是漢人與其他族群的界限，絕大部分研究者除提出北朝長城、金界壕是北方族群之間的界限之外，對於這一問題基本是持認可態度的，但歷史事實卻並非如此。
雖然中原漢地農業經濟較為發達，但普通民眾卻承擔著沉重的賦役，尤其北部邊疆的民眾勞役更重，且時常遭受邊疆戰亂的衝擊。為逃離這一困苦的生活環境，北疆不少漢人越過長城，潛逃至草原地帶。這一現象西漢時期便已出現，漢代不少漢人越過長城，投奔匈奴。
而在明代，這一現象愈發嚴重。正德時期，給事中毛諫奏：「臣又聞虜中多半漢人，此等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離此患。」這一時期發生在寧夏鎮興武營的一場對話，便揭示了這一歷史現象。正德年間，陝西三邊總制王瓊命寧夏鎮糧食運往甘肅鎮。邊牆之外的蒙古聽到邊牆以內不斷運輸的聲音，派遣五名部眾前來偵查。而這些部眾本為寧夏鎮韋州人，只是因為「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才脫離明朝，北入草原。「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為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相似的一幕，在嘉靖十五年(1536)的山西再次上演。當年十一月，蒙古大舉進攻寧武關，明軍追至三馬營，包圍了蒙古騎兵。蒙古騎兵見明軍勢盛，從而亮出自身大同人的身份，請求通過。「敵見兵馬強勁，內一人勒馬答話：『我是大同人，你是那裡人？』馬令通事回答：『是偏關並老營堡人馬』」。如果說這還無法判斷這是個人行為，還是其僅是大批加入蒙古的漢人中的一員，那麼下面一段話便可揭示出他只是眾多叛逃到草原的漢人中的一員。「其人說：『不曾搶了你地方，你將我大頭兒父子都殺了，又殺了我許多兵卒，眾人號泣討路，放過去罷！』」
遁入草原的漢人，聚居於明長城之外，從而形成了大片定居農業聚落，被稱為「板升」。「明嘉靖初，中國叛人逃出邊者，升板築牆，蓋屋以居，乃呼為『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後來用「板升」指代蒙古草原上的漢人。板升規模很大，「有眾十餘萬，南至邊牆，北至青山，東至威寧海，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裡，東西千餘裡，一望平川，無山陂溪澗之險」。他們將蒙古高原的遊牧經濟方式一改而為農牧結合的複合經濟，推動了明清時期蒙古高原的經濟轉型。「耕種市釐，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異，各部長分統之」，「蜂屯虎視，春夏耕牧，秋冬圍獵」。不僅如此，逃至蒙古高原的漢人，還有白蓮教徒。
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而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裡，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於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
這些教徒造反不成，從而有組織、成規模地進入蒙古草原，由於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從而成為明後期挑動明蒙戰爭的政治勢力。
(丘)富等先年皆以白蓮教妖術誘虜，導之入寇，教以制鉤杆、攻城堡之法，中國甚被其害。是時，虜酋俺答引眾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
板升內部分為多個部落，形成自我統屬體系，而其中才智之士則被任命為各部酋長。在這之中，趙全統轄部眾最多，所居之地被稱為「大板升」。據趙全自稱，所統部眾有一萬餘名。
(趙)全住大板升，節年搶擄漢人並招集逆教白蓮教人等約一萬餘名，分立頭目一十二名，馮世周、孟大益、李山、潘雲、陳鉞，並見在虜營逆犯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豸、張豪傑、瓦四，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屬全總管。
但當時大同鎮巡撫方逢時卻記載趙全統轄三萬餘名部眾。「趙全有眾三萬，馬五萬，牛三萬，谷二萬餘斛」。與趙全相比，其他板升勢力要弱小許多。比如僅次於趙全的李自馨與周元，所領部眾僅有數千人。「李自馨有眾六千，周元有眾三千，馬牛羊稱是」。由於勢力較大，趙全與李自馨被俺答「俱加為酋長」。趙全又被稱為「駙馬」，李自馨、周元又被稱作「秀才」。「彼中稱全為倘不郎，華言駙馬也；李自馨、周元為必邪氣，華言秀才也」。而其他板升規模較小，「餘各千人」。「小板升」有32處，由32名小頭目分別管理。
外仍有小板升三十二處，小頭目三十二名，東打兒漢、火力赤、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火同智、海代首領、俺黑兒器、長腰兒、火裡智、丫頭計、大筆寫氣、力郎、小則磨毒氣、打兒漢、劉棟、鎖合兒、韓侯兒、王銑秀、石禿八兒黨、小則紅眼子、則徐先兒、李自榮、火力赤老漢、代鎖合兒、馮通、小則火裡智老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名下，各管漢人八百或九百餘名，各在豐州川分地住種。
板升為蒙古進攻明朝積極出謀劃策，「每大舉進寇，俺達必先至板升，於全家置酒大會，計定而後進」。同時為蒙古指點破解明軍防禦之法，並加入戰爭中來，推動蒙古軍隊的組成與戰法進一步豐富。嘉靖十六年(1537)，山西巡撫韓邦奇指出蒙古作戰方式與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再觀近日敵之入來，深謀秘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敢攻穵城堡，今則整備鍬釒矍，攻穵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也；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肅，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
在他看來，這一變化根源於大量叛逃的明人、明軍的出謀劃策。「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劃，有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易之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廣漢人政治體制。嘉靖後期，俺答汗已自立為蒙古可汗，板升集團又進一步鼓動他模仿漢制，登基稱帝。「嘉靖四十四年間，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各又不合獻諛，將俺答汗僭稱皇帝偽號，驅使被擄漢人，於大板升迤東與俺答修城一座，採打木料，於內起蓋長朝九間」。 「全為俺達建九楹之殿於方城板升，自為屋室，僭擬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龍庭」。定國號為「金」。包頭現存明萬曆時期敕建美岱召(漢名壽靈寺)太和門門額，鐫刻著萬曆三十四年(1606)的銘文：
元後敕封順義王俺答呵嫡孫欽升龍虎將軍天成臺吉，妻七慶大義好五蘭妣吉，誓願虔誠，敬賴三寶，選擇吉地寶豐山，起蓋領覺寺泰和門，不滿一月，功城圓備，神力助造，非人為也。皇圖鞏固，帝道鹹寧，萬民樂業，四海澄清。大明金國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時建。
李漪雲認為俺答在趙全等人支持下，以豐州灘為中心，東起薊遼邊外，與兀良哈三衛、察哈爾部接界，西至甘肅邊外，南至長城，北至漠北與喀爾喀蒙古接界，在廣大漠南地區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具有漢式統治體制的「金國」政權，並以趙全為把都兒汗，命其以「汗」的名義建開化府，統治板升漢人。
板升集團不僅擁立俺答汗稱帝，而且建議他攻佔、統治長城邊疆，模仿五代時期石晉故事，建立與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權。「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謀危社稷，日與俺答商說，分遣各虜攻取大同、宣府、薊州一帶，與南朝平分天下」。「趙全言於俺達曰：『自此塞雁門，據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顏居雲中，而全居太原，效石晉故事，則南北之勢成矣」。胡鍾達認為趙全等人此舉，意在造成一個「南北朝」的局面。
可見，長城一直都不完全是漢人與北方族群的界限，在歷史上，漢人與北方族群不斷有跨越長城，加入對方族群的行動。這些人越過長城的形式與動機雖有多種，但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都是為了擺脫原先的困苦生活，過上另外一種生活。可見，長城所隔開的不是族群，而是生活方式。也就是說，長城其實更體現了生態環境及由此造成的經濟方式上的差別與界限，而非族群與政權之間的界限。從這個角度來看，稱長城為「生態長城」，更能揭示長城最為根本的角色。五、明代東部沿海長城防禦體系的構建中國東臨廣闊的太平洋，擁有綿長的海岸線，憑藉這一地理條件，中國古代官方很早便與遠隔重洋的其他國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來，民間更是很早便開始了遠洋航行與海外貿易。但從地緣政治而言，中國古代官方一直呈現重陸輕海的地緣選擇，地緣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內陸，而非東亞海域。這源於東亞海域諸島國勢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華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脅者。由於長期缺乏來自海洋上的敵人，元代之前，中國古代一直缺乏對於海疆的軍事經營，軍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陸疆，而非東亞海域。
在元代，處於戰國時期的日本列島，在長期的戰亂中，不斷有武裝浪人進入東亞海域，元人將之稱為「倭寇」。「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部沿海，這一問題一直延續到了明初。為解決「倭寇」問題，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便開始在東南近海地帶，修建了類似於長城的各種軍事設施，比如營堡、墩臺等，從北至南，沿東部沿海地帶，綿延分布。主持此事者是開國功臣湯和。而湯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紅軍的一支，起家於海盜的方國珍的侄子方鳴謙。「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顧謂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常訪以御倭策」。方鳴謙從近海防禦立場出發，提出在東部沿海設立衛所，並設水陸軍隊，獲得了朱元璋的認可。「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湯和從而在浙江海岸廣設衛所。
和乃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讀言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讀言者，齒吾劍。」逾年而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
由此，明清時人認為中國古代海防起源於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肅廟時始也」。 「海之有防，歷代不見於典冊，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嚴於防，自明之嘉靖始」。而在嘉靖時期防禦「倭寇」的時代背景下，戚繼光進一步在東南沿海普遍修築邊牆，由此構建起東部沿海長城防禦體系。「又聞戚繼光之備倭於南方也，沿海築牆，間設煙臺，自淮東至於廣西，無不如是，而守備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陸雲」。
結 論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為加強防禦，在北部邊疆長期建立起長城防禦體系，明代在海洋空間開始出現實質性挑戰後，在東部近海地區同樣構建了長城防禦體系。長城無法徹底解決來自北方族群與東部海域的威脅，反而產生「反噬效應」，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與社會動蕩，甚至帶來全方位的政權危機。可見，長城不僅在中國古代邊疆社會打上了明顯的烙印，而且是影響中國古代歷史變遷的重要因素。長城雖然是政權之間的界限，卻並非族群之間的界限，而是一條生態過渡區的界限，成為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民眾跨越的障礙。（來源：史學集刊）
作者簡介：趙現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明史研究室主任，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秘書長，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孔子學院總部「新漢學計劃」學術顧問。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入選2019年中央宣傳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研究方向為明史、長城史與邊疆史，著有《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明長城時代的開啟》《中國通史大師課》等，發表論文60餘篇。《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榮獲第五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