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靈按：成於戰前和戰爭早期的筆記，包含一些陳舊過時的遣詞造句。從保持史料原貌考慮，譯者編者未做更改和詳細說明，讀者可自行辨別。此外，近衛當局者迷，至死不明白他已稍覺「不妥」的三次「近衛聲明」其實對中日關係都只有惡化作用，「三國同盟」亦比他個人預計的更要危險。他對走向戰爭的主要因素仍然認識不足，所以一味把責任全推在主兇日本軍部，以及親德派或者松岡等人，而對自己幾任內閣期間，政府在軍部後面的亦步亦趨沒有足夠反思。
不過，值得預告的是，在以後將要刊登的筆記的結尾部分，近衛在1945年看到蘇聯將東歐諸國納入衛星國，而日本前途陰暗，到那時他將更加明白多年來日本的國政之失敗，錄下更進一步的反思。
近衛文麿筆記
翻譯 老狼是也
第二部分 （上）
（譯註：第二部分譯自2015年《集成版》所採用的1946年4月日本電報通信社刊行版）
【編輯部補註】（摘錄）
本章以日本電報通信社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4月1日刊行的名為「為和平而努力」的近衛筆記為底本。開首的「編者按語」如下：
本書是本社刊行的《世界文化》創刊號中登載的近衛公筆記「為和平而努力」
……
日本新生的根本在於徹底探究開戰的經過以及戰敗的原因，據此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近衛公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近代日本品質和理性的象徵。他從支那事變以來，冷靜審視著軍部和政界的激蕩所造成的不幸，為了避免這些不幸他不斷作出了努力。然而，近衛以他的人品和敢於挺身奮鬥，在這些鬥爭中並未取得所期待的成果。這裡，也反映了近衛本身的脆弱，令人感受到近衛悲劇中所反映的日本悲劇。身處於洶湧的潮流正中，孤獨苦悶的近衛記下了當時的所發生的事情，實在難能可貴。
以上就是我們得到近衛家屬的許可而發表這一筆記的緣由。
關於支那事變
這裡開始記述日支事變、支那事變。但是關於日支問題，並非全部，只僅限於與我自己有關聯的事情。
我因在昭和六年（1931年）患病，從昭和七年（1932年）1月到鎌倉精心療養，到昭和八年（1933年）3、4月為止借住的是三菱的別墅，同年夏天我的鎌倉山別墅建成就搬住過去了。
正好那時支那駐日公使蔣作賓因為高血壓住在長谷大佛寺院內。因為這樣，某天，記得大概是昭和七年（1932年）五・一五事件以後，蔣作賓由秘書丁紹仞帶來訪問我。丁紹仞因為和我在一高時代同住在西寮，所以蔣特地讓他帶來見我。此後，蔣和丁就不時來訪。在我鎌倉的別墅每個月總有一次和他們見面。
蔣作賓以前擔任過駐徳大使，是蔣介石的嫡系人物。他通過丁的翻譯與我談及日支關係，警告說如此以往日支之間的衝突有可能發展成世界大戰。
他總是首先強調蔣介石的實力，從蔣介石是支那的中心人物，而且現在幾乎掌握了整個支那說起，進而談到日支關係，必須把蔣介石的勢力放在首位來考慮。承認以蔣為中心勢力的話，對於日本像今天這樣對支外交是行不通的。確實有吳佩孚［北洋軍閥領袖］等那樣的人，但他們只是部分勢力的代表，和這樣的人打交道解決不了日支關係問題。日本的軍部利用支那的軍閥，相互牽制或挑發事端，看來採取的是阻礙支那統一、分而治之的政策，這是根本性的錯誤。日本人必須首先改變這樣的認識。日本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都無法阻擋今天支那走向統一的趨勢，而掌握這樣趨勢的人就是蔣介石。所以，在關於支那問題上，希望日本必須以蔣介石國民黨為中心來考慮。
一直以來日本的軍部一味地打擊國民黨。這種政策，日本軍部也許認為沒錯。但持續以往的話，支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終於會招致反抗。想以武力徵服支那的話，那終究是對支那無知的想法，支那無論怎麼衰弱，也不會馬上垮下來。而戰爭拖延下去的話，英美就會站在蔣介石一邊，日支之間的衝突就可能發展成世界性戰爭。如果成為世界戰爭，結果英美獲利，日本中國可能同歸於盡。所以，日本不正應該從現在開始，從大局著眼改變政策，和蔣介石攜手，來處理大亞洲的問題嗎？這也是孫文提出的理想。這樣的話，英國也好，美國也罷，對亞洲就不能那麼隨心所欲了。這才是東亞安定的唯一策略，東亞興盛的唯一道路。現在日本的所作所為，完全是背道而馳。蔣作賓這樣論述道。
對此，我是從心底表示贊同的。他同時還和頭山［滿］（譯註：日本民間右翼團體開山鼻祖，亞洲主義者，曾支援過孫文、蔣介石等亞洲民族主義者和獨立活動家）、秋山定輔等分別有接觸，這些人大多贊成他的意見。
昭和九年（1934年）9月，我到美國去時，也抱有考慮支那問題這一目的。
而蔣作賓好像是昭和十年（1935年）夏天吧，也回國了。這似乎有著重要意圖，他在我搬住鎌倉山時，帶著日支和平的意見而來，這次回國去見蔣介石，就是為了商討具體方案。當時，蔣介石正在四川方面討伐紅軍，蔣作賓就趕到那裡，在重慶待了三周或許三個月吧，總之和蔣介石一起擬就了和平方案，然後將方案交丁紹仞帶到日本。丁一到日本就立刻來輕津澤訪我。他所帶來的日支和平方案如下：
1. 關於滿洲問題暫且不談（因為支那在現在的時局下還不能考慮這一問題）
2. 日支關係以平等為基礎，在這一前提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關於滿洲的不平等條約除外。並且，防止反日的宣傳教育。
3. 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日支之間進行經濟合作。
4. 根據經濟合作具有成果的基礎上，締結軍事協定（締結軍事協定的話，蔣介石可以考慮親自訪問日本）。
大致的內容如上所述。
我因為對這一方案極為贊同，也向丁表達決心要全力以赴實現它。我在議會上找了廣田［弘毅］外相，跟他談了我所贊同的這個方案，也拜託政府方面努力解決日支關係問題。廣田和外務省雖然都抱有同感，但軍方卻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主要就是不同意方案的第一條「滿洲問題暫且不談」，要將此改為「承認」，這讓廣田也感到為難。
當時的陸相是誰呢？——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二六時間之前的議會時，是林［銑十郎］或者是川島［義之］，如果是廣田內閣成立後的事情，陸相就是寺內［壽一］。我記得好像是在二・二六事件以後提出這一問題的。
聽說軍部表示反對，丁紹仞十分沮喪，馬上來找我求助。當時，丁對此還抱有期待，跟我約定如果再提及這一問題時，日支之間，日本方面的聯繫人年輕的是宮崎龍介、年長的是秋山定輔，希望派他們來談。然後他就回國了。
宮崎和秋山這些人，蔣作賓也是把他們當作知己的，也就是說他們是能允許走後門的人。我因為記得丁當時說的話，所以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同時，我就派宮崎和秋山兩人去南京。未曾想到結果宮崎剛要上路在神戶就被憲兵拘扣，秋山在東京被憲兵拘扣。我這裡是馬上和軍方聯繫安排，人是釋放了，但這麼折騰之中過去了一個星期，事件卻在擴大，從而喪失了時機。當時，軍方是將他們兩人作為間諜嫌疑扣押的，實在是扯不上的事情。
關於日支關係問題儘管由支那方面先行提出來，但在廣田內閣時擱淺，就這樣拖延到由我組閣之時。
這裡稍微插談一下桂［太郎］公和孫文的事情。關於日支關係問題他們兩人曾進行過懇切的意見交換，這在戴天仇（譯註：戴季陶的號）的著作中曾有記載。桂公談起他抱有的日本、德意志、中國，記得還有俄國，一起攜起手來打倒英國這樣的戰略構想。正是這位桂公在之前還是締結日英聯盟的當事者，但桂公認為日俄戰爭以後，日英同盟已經完成了使命，此刻日本應該主張打倒英國。書中記載孫文對此表示贊同。這事是大正二年（1913年）桂公去世之前的事情，這一年孫文因為對支持辛亥革命並取得成功而訪問日本，我在京都迎接他的事情記得之前也曾經記述過。
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這裡開始是我內閣時期的話題了。
「事變突發時的認識」
「事後的處理」
「決定不擴大方針的經過」
事件一發生即在召開的閣僚會議上，商定了採取不擴大方針，但作為外部人的同盟通訊社社長巖永裕吉對此表示擔心，遊說閣僚稱「要學習俾斯麥的智慧」，他指的是普奧戰爭［1866年］時，俾斯麥為了準備今後打敗法國，在大勝奧匈帝國之同時，刻意不攻打首都維也納，與奧握手言和而為今後留有餘地，這是巖永舉此例想說的意思。如前所述，我派宮崎、秋山兩人去南京，其實也完全是出於同樣的考慮。
但是無論朝野的擔心，事件卻日益擴大，難以收拾，由當地進行解決的希望不復存在，不安的情緒在增長。因此，究竟到哪一帶能夠停止軍事行動呢？對於我們來說，不知道大致上打到什麼程度的話，口頭上說不擴大，實際上卻無法採取措施加以制止。特別是外交上面很為難。但是除了軍部大臣以外，不說閣僚就連我也得不到關於這方面的報告。為此，每天為了得到些許消息而感到鬱悶焦躁。就這樣，連內閣的閣僚都因為不知道具體情報，不安、不滿充斥於內閣中。
終於拓務相大谷尊由在閣僚會議上發聲了，這是在事變過去了二十天左右時召開的特別會議上。他提出質詢，軍事行動究竟大致到什麼位置為止，軍部大臣的杉山［元］陸相沉默不語一言不發。看到這樣情況坐不住的海相米內光政答道：「預定是到永定河保定一帶為止」。這時杉山臉色大變，對著海相怒斥道：「這些，能這麼說嗎？」，這令全場震驚，一時大家無語，問題也就到此為止。前些時我見到米內時，談起這個話題，他笑著說：「那時，很是把杉山惹火了呢」。但這豈是一笑了之的，閣僚中就有對此表示憤慨的，說：在閣僚會議「這樣的場合，豈能如此粗暴！」
為此，我向陛下上奏匯報。並且提出作為總理大臣在制定將來計劃時，希望即便屬於統帥事項，必要限度的相關情況能夠通報內閣，懇切陛下慎重考慮。
當時陛下說總理的申訴是合理的，但要稍作考慮後再答覆。此後我拜領了陛下的旨意，意思是陸軍認為在政黨出身的閣僚參加的閣僚會議上匯報軍事問題很為難，所以今後決定由陛下親自把必要的情況僅告訴首相和外相。
總之，政府和統帥部之間的聯絡，實在是個困難問題。在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時，軍令和軍政之間出現對立（譯註：軍令指海軍軍令部，陸軍則是參謀本部，這是掌握實際軍權的軍事部門；軍政指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負責軍政、預算等以及與政府行政的協調事項），終於發生了「侵犯統帥權」這類麻煩問題，這是盡人皆知的（譯註：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時，日本海軍分作以海軍省為代表的「條約派」和以軍令部為代表的「艦船派」。日本以原首相若槻禮次郎為代表籤署了條約，此後通過樞密院一致通過，並經昭和天皇裁決。但它引起海軍軍令部的強烈不滿，軍令部總長加藤寬治以辭職表示抗議。這種對立後來引發了「侵犯統帥權」的大爭議，爭議的核心問題恰是明治憲法的根本缺陷所在）。
要說在盧溝橋事件突發時，軍部認為北支（譯註：指華北）發聲了動亂，需要派兵保護僑民。按照這種程度的報告也就接受了出兵費用的要求。出於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目的，就不存在反對的餘地。
接著，戰火擴大到上海時，仍是同樣的理由。這就為難了。作為大藏省來說，這樣沒完沒了，其他各省不也有同樣的不安麼。無論如何總要提出某種方針吧。但是，只要這類事情屬於軍機大事，就沒有辦法得以明確，那麼只有軍部來確立一個切實的計劃。即使有遠大的計劃和充分的準備，說事情在變化，我們只能跟著一路走到黑。但事實未必如此。
中支派遣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大將在出發時，我到東京車站送行，他拉著同來送行的杉山陸相反覆強調說要打到南京去，陸軍方面你要加以調動協調。他對我也說，我將打到南京，希望總理能理解。他留下這話就出發了。我對此向陸相確認，陸相答道，松井這麼說說而已，不會打到南京，最多打到蕪湖一帶停下吧。但實際上不僅是打到了南京，甚至打到了漢口。怎麼攻打的南京，對於軍隊的作戰根本不容政府摻言置喙，而不了解軍事方略，以外交為首的各種政策就無法制定。然而在軍部方面，對於支那事變幾乎也沒有什麼明確的戰略目標，從松井、杉山兩位大將的對話來看，戰事不就是被局勢牽著漸漸延伸下去了嗎？作為軍部來說，未必想對我們隱瞞什麼，但實際上看不出有什麼明確的軍事方向。這裡可以看到作為軍隊是毫無戰略性計劃性。
細想我在組閣時，就感到陸軍內部的氣氛異樣，這正是陸軍中堅被好事的一夥所盤踞的時期。即皇道派的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如果不被靠邊站仍在臺上的話，或許支那事變甚至都不會發生也未可知。尤其是當時的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譯註：七七事變發生時，參謀本部長為閒院公載仁親王，不太直接管事，次長今井清中將臥病，事變四個多月後去世，而作戰部長亦稱為第一部長的石原莞爾成為七七事變發生前後實際軍務的主持）雖是統制派的一員，但和滿洲事變發生時的態度截然不同，他不希望在支那引發事端。板垣徵四郎也主張不擴大方針。
從我這裡看，陸軍中分為擴大、不擴大方針的兩派，石原莞爾和他的上司多田駿（由石原莞爾推舉於1937年8月接替今井清任參謀本部次長）為主的參謀本部是不擴大派；杉山陸相、梅津美次郎次官的陸軍省是擴大派。之後杉山退下，板垣擔當陸相，這也是多田和石原所策劃的，所以事後杉山對他們就好像抱有不滿。此外，作為擴大派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陸軍中有南［次郎］、小磯［國昭］，海軍中有末次［信正］等人。當時，末次（時任內相）和多田就在聯絡會議（譯註：1937年11月因中日戰爭發展成為全面戰爭，為了加強軍政聯絡和協調，設立了「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成為戰時的決策機構）上發生了劇烈衝突。
究竟盧溝橋事變是如何發生的，至今真相還難以判明。米內也說搞不清楚。曾經一度已經在當地交涉籤訂協議（譯註：七七事變後，雙方交涉曾一時停戰，7月11日日本方面還和第二十九軍張自忠訂立了協定等）而又遭到破壞，究竟是誰撕破協定，我覺得我們這裡的嫌疑更大。因為，在北支（譯註：指華北）原來就有人不斷策劃製造事端，日支之間頻繁發生摩擦。每次，就籤個「何梅協定」或者「什麼什麼協定」，解決了一時的問題，但這些事情本身還都是些摩擦而已。
事變擴大後，回想當時的情況，石原莞爾就說，自己被欺騙了。應該徹底貫徹的不擴大命令盡被違背，他事後嘆道：都是那些「面從腹誹之徒」所為。
這是事變之前的事情了。雜誌《日本及日本人》（譯註：日本明治末期至昭和時期的民間右翼刊物）的負責人實川時次郎在與國民黨政府的張群見面時，張群說：「日本，是因為軍部存在問題」。據說他一邊說一邊還拿出一份軍部人員的列表。按照支那方面的見解，似乎認為皇道派的那幫人還算好。最近，藍衣社［原註：國民黨政府的特務機關］機關刊物還發表了「關注小畑敏四郎」的文章。大概是覺得小畑的思想是代表皇道派吧。
還是言歸正傳。這一日支事變正是我第一次內閣時發生的，是我組閣僅一個月後就突發的事件，而且因為涉及軍機，即便政府也無法介入陳述意見。因為這樣的情況，什麼事情都非常難幹。除此之外，陸軍內部還有統制派、皇道派的派閥之爭，還有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之間的意見對立，一方面想索性放手打擊支那，一方面認為應該把力量重點放在比支那更重要的假想敵國上，軍部的方針各種各樣，就更使得解決事變變得困難起來。
軍方如果有製造事變的考慮，本應該事先制定周詳的計劃，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展開，但實在令人遺憾，實際上軍方毫無計劃準備地只是被事件牽著鼻子走。但作為我既然在事變當初決定了不擴大方針，也不想放棄最後的努力，以儘早解決事變和支那握手言和，在維護東亞安定之同時，增強國力以備他日國家遇有不測。日支事變以來，我所採取的對支交涉措施，簡單地回顧反省一下。
事變當初採取了不擴大方針希望儘量由當地進行解決，但說不上什麼緣故，實際上卻不斷在擴大。對此極為擔心，因此抓住進逼南京的時機，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斡旋和南京進行了交涉。但無論日本怎麼通過德國政府的斡旋進行交涉都沒有進展，最終歸於失敗。
因此，實在沒有辦法，在次年1月16日發表了「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聲明以觀動靜。而事態仍然毫無轉機，從「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緩一步，發表了「只要國民政府改弦易轍，將不拒絕其參與建設新秩序」的聲明。這時初次使用了「東亞新秩序」這一用語。這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11月3日的聲明。
接著這一聲明，於12月22日再發表了含有更具體內容的「對支邦交調整方針」的聲明。這些就是所謂的近衛聲明。因響應這一聲明，汪兆銘離開了重慶［以上的聲明全文附於本章後］。
汪兆銘脫離重慶，以及12月22日聲明——站在日支平等的原則上，沒有領土和賠償要求的寬大的邦交調整方針——發表後，一個時候觀測著重慶方面的動向，但是本應該隨著汪兆銘一起出來的何應欽或者其他人物一直都沒有反應，這一觀察又落空了。
人們一般認為「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是切斷了交涉的餘地。其實在此之後為了實現日支全面和平，這裡還是做了各種各樣的努力。
昭和十五年（1940年）夏第二次近衛內閣組閣後，甚至馬上以我的名義向蔣介石發出了信函。宋子文［蔣介石的內弟］的弟弟宋子良（譯註：也是蔣介石內弟，日文版原注如前）對於信函有聯繫，但這個人至今還是個有疑問的人物。這是上海的特務機關接收到的聯絡，提出了先在一定的區域實現停戰協定，在此基礎上進行和談接觸，約定程序是板垣［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和蔣介石在長沙會見。當時，板垣拿去的回覆信函是這麼表示的。但其後，和重慶是否取得聯繫，還是聯繫了也沒有回音，都不知道了。就連宋子良是真人假人都搞不清楚了。於是，這裡也需要倍加小心，對他在香港會見軍事要員時，從門鑰孔偷拍了照片，拿去南京讓汪兆銘確認。
據說汪稱確如其人，但不管怎麼說是再無消息，這事至今在這邊還是個笑談話資。總之，這裡試著各種方式想取得聯繫，但蔣政權方面都沒有反應，這些背地裡的工作也都歸於失敗。
於是，最後的出得結論是無論如何也需要美國來從中斡旋，這也成為我推進日美交涉的一個重要動機。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談談汪兆銘脫離重慶的事情。那個聲明，即昭和十三年（1938年）12月22日的聲明原來預定更早地在12月初發表的。當時在上海有影佐［禎昭］機關（譯註：在中日戰爭初期，在上海設立了陸軍的情報機關「影佐機關」又名「梅機關」，後影佐曾任汪偽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他們和在重慶的汪兆銘取得了聯絡，向我提出了在聲明中做出有利於汪脫離重慶的表述，所以發表時間就等著汪脫離的時機信息。但是，說是要離開了要離開了，卻一直沒有出來，甚至擔心是否要落空。因為這個原因，我原訂於在大阪公會堂舉行演講時，發表這個沒有領土和賠償要求的重大聲明，但特意突然稱病而延期等待，終於汪的離開重慶得以確認的當月下旬，即昭和十三年（1938年）12月22日，才正式對外發布這一聲明。
我認為這個聲明非常重要。當時，與陸軍也取得了一致意見，陸軍對它表示支持。之後，又加上了各種條件，而使得近衛聲明的精神歪曲變形了。去年（原註：昭和十八年「1943年」）東條內閣的大東亞宣言、對華新政策等，實際上結果與近衛聲明是同樣的內容，因此，說取消治外法權、歸還租界等，都是延續了近衛聲明的根本方針，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只是重申了近衛聲明而已。但可惜的是錯過了時機，它們都沒有取得我內閣時所可以期待的效果。
這裡值得考慮的是，除了汪兆銘以外，為什麼重慶方面沒有反應？一言蔽之，無非就是對日本軍部的不信。支那已經被日本軍部的權謀耍弄得吃透了苦頭，所以對這個聲明也可以看作是軍部的又一權謀。昭和十四年（1944年）6月，脫離重慶的汪兆銘秘密訪問日本，和我在目白（譯註：東京地名）會談時，他認為蔣介石現在也明白過來了，還說何應欽原來應該是隨他出來……但他還告訴我，換言之這要能夠實現的話，還需要一個條件，也就是「如果日本能夠按照近衛聲明那樣做的話」。
就這樣，曾不斷地對蔣政權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嘗試，但都沒取得預期的效果。所以我得出結論，如果沒有美國作為中介參與就難以打開局面。在這樣那樣的嘗試中，也就有了松岡［洋右］外相訪歐路經莫斯科時，對美國駐蘇大使斯坦因哈特說，是不是下個大賭注博一場，就是美國勸誡重慶中止戰爭，而對此日本給予的條件，只要你相信我交給我松岡來辦。但是，對此沒有得到美國的任何響應。
【編輯部補註】
○ 昭和十三年（1938年）聲明全文（譯註：近衛內閣第一次聲明）（下劃線為在本文中引用提及的部分）
帝國政府在攻克南京後仍然給予支那國民政府以反省的最後機會以至於今，然而國民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肆意策劃抗戰，對內置人民生靈塗炭於不顧，對外無視東亞整體的和平。對此，帝國政府爾後將不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帝國期待能夠真正進行提攜的新興支那政權的成立和發展，將與之調整兩國的邦交，合作重建再生的新支那。原本帝國尊重支那的領土、主權以及列國在支那之權益的方針絲毫未變。現在，帝國對於東亞的和平承擔著更為重要的責任，政府期待國民為了完成這一重大使命而發奮努力。
○ 昭和十三年（1938年）11月3日聲明全文（譯註：近衛內閣第二次聲明）
現今，在天皇陛下光輝神威的引導下，帝國陸海軍再克廣東和武漢三鎮，戡平了支那要地，國民政府已淪為不過是一地方政府。儘管如此，只要該政府仍固執於抗日容共政策，帝國將直到其潰滅為止，決不收兵。
帝國所冀求的乃是建設能夠確保東亞永久安定的新秩序，這也是此次徵戰的終極目的之所在。
這一新秩序的建設就是日、滿、支三國的相互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相互銜接融合的關係，以此為基礎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並實現共同防共、文化創新和經濟結合。這才是實現東亞安定及其對世界進步所做的切實貢獻。
帝國期待支那能在這一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中有所分擔，帝國期望支那國民能夠理解我們的真意，從而對帝國的合作給予響應。我們期待支那拋棄所謂國民政府的既有政策，改換其人員構成，實現更生。只要勇於參加到新秩序的建設中來，我們概不拒絕。
帝國堅定不移地相信，世界列國也會理解帝國的這一意圖是與東亞新形勢相吻合的，並特別期待盟友諸國能在歷來深厚友好的關係基礎上繼續給予更多的支持。
在東亞建設新秩序，其淵源深深植於我肇國精神之中（譯註：指日本傳說神武天皇御敕令中所謂的「八紘一宇」），完成這一使命是賦予我現代日本國民的光榮使命。帝國將堅決推行必要的各種國內改革，以大大擴充總體國力，排除萬難來達成這一偉業。
政府謹此聲明，這是帝國堅定不移的方針和決心。
○ 昭和十三年（1938年）12月22日聲明（談話）全文（譯註：近衛內閣第三次聲明）
如政府本年度的再次聲明所表明的，帝國將對始終堅持抗戰的國民政府以武力予以徹底掃蕩之同時，期待與具有憂國憂民情懷的人士共同提攜，向建設東亞新秩序邁進。今天，能夠感受到在支那各地更生的勢力正蓬勃興起，建設的形勢日益高漲。在此，政府對內外闡明對更生支那的關係調整的根本方針，以期徹底貫徹帝國的真實意圖。
日、滿、支三國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為實現相互的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而聯合起來。為此，支那首先必須清算從來的偏狹觀念，拋棄抗日的愚蠢行為和對滿洲國的糾結情緒。即，日本真誠地希望，支那能夠進一步承認滿洲國，建立起完全的邦交關係。
其次，在東亞的天地不能容許共產國際的存在，所以日本根據日徳意防共協議的精神，締結日支防共協定也是日支邦交調整的重大課題。但是，根據支那的現狀看，在締結該協定的期間內，應該在特定的地區承認日本的防共駐軍，以及將內蒙古劃為特殊防共地區。
關於日支的經濟關係，日本決無意在支那實行經濟獨佔政策，也絕不會要求支那限制具有善意的第三國順應東亞新秩序所應享有的權益，我們只是希望日支的合作提攜能夠取得實效。也就是說在日支兩國平等的原則下，希望支那容許帝國臣民在支那內地享有居住和經營的權利以促進日支兩國人民的經濟利益，並且鑑於日支兩國之間的經濟交往的歷史，特別是在北支及內蒙古的資源開發上，希望支那積極提供理解和便利。
日本對於支那基本要求如上。日本動用大軍所要貫徹的真實意圖，並非日本對支那有些許領土的要求，也不要求戰爭賠償，這些都不言自明。日本僅僅要求的是，支那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擔當者在承擔其使命時，能做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保障。日本歷來尊重支那的領土完整，為使支那完全獨立，擬將進一步廢除治外法權，並積極考慮歸還租界。
關於三國同盟
關於是否與徳意兩國締結三國同盟問題，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夏第一次近衛內閣時，德國方面通過大島［浩］駐徳武官提交國內了。當時針對的對象是蘇聯，是業已存在的日徳意三國防共協定的延長。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1月由平沼［騏一郎］內閣繼近衛內閣之後接手了這個議題。在其內閣召開了七十多次五相會議（譯註：通常指首相、外相、陸相、海相＋1，比如加藏相或企劃院長）也沒有得出結論，到了同年8月，德國事先也沒有任何聯繫地突然與這一同盟針對的對象蘇聯籤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為此，平沼留下一句「國際形勢真是波詭雲譎」的聲明，內閣總辭職。就這樣，曾經的三國同盟這一議題看似煙消雲散。
然而，第二年的春天，德國勢如破竹般地橫掃西歐，英國的命運也瀕臨毀滅，關於締結三國同盟的議論迅猛地在國內急劇抬頭。而前一年同盟是針對蘇聯，這次針對的對象變成了英美，性質完全不同了。我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7月拜受第二次組閣大令時，反英美和締結三國同盟正處於高潮，以陸軍為中心包括部分民眾對此狂熱得就像達到了沸點。
三國同盟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9月27日籤訂的，而這之前，作為德國外相裡賓特洛甫的特使斯門達爾來了，他與松岡外相在9月9日、10日進行了會談，當時的會談記錄對於了解同盟的具體目標以及成立的經過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中的一部分摘錄如下：
1. 德國希望儘早結束戰爭，並無意將此發展成為世界大戰。但對此特別希望美國不參戰。
2. 德國這次對英國本土的戰爭，不要求日本給予軍事方面的援助。
3. 德國對日本的希望是，日本能夠採取一切方法牽制美國，起到防止美國參戰的作用。德國目前認為美國不會參戰，而是以防萬一。
5. （原註：原文編排如此）德國相信，日德兩國之間相互諒解或者籤訂同盟協定，可以完全有效地應對任何時候發生的不測危機，這對兩國有利。可以防止美國參與現在的戰爭，或者防止美日之間發生事端。
6. 日德意三國只有毅然決然地表明這一不容置疑的堅決態度，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警示美國乃至世界，可以強有力地制止美國輕舉妄動；相反，如果只是採取軟弱態度，發表無關痛癢的聲明之類，那就只會自找其辱，甚至招來危機。
7. 德國希望日本能夠把握當下的形勢，認識到西半球發生的情況將帶來的現實危險及其重大性，拋棄對於美國及其他列強抱有幻想，只有締結日徳意三國同盟才能真正預防萬一。希望日本對此能迅速決斷並付諸行動。
10. （原註：原文編排如此）首先締結日徳意三國同盟，此後無需再和蘇聯接近。但是兩國的接觸應該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對於日蘇友好關係，德國具有發揮「真正的中介人」的準備，並認為這不會有難以克服的困難。與英國的宣傳相反，德蘇關係良好，蘇聯向德國作出的承諾，正令人滿意地在加以履行。
11. 軸心國（包含日本）無疑將為了應對最壞的局面做好徹底的準備。與此同時，德國對於日美之間迴避衝突將不惜付出任何努力，不僅如此，甚至在改善兩國邦交關係上，只要人力之所能德國當竭盡全力而為之。
14.（原註：原文編排如此）斯門達爾所言內容可以完全作為裡賓特洛甫外相的意思來加以接受。
根據這個會談記錄可知，締結三國同盟的具體的兩個目標。第一，防止美國參戰，防止戰禍擴大；第二，確立對蘇的友好關係。
第一， 防止美國參戰
在締結三國同盟時受賜的天皇詔書中有「早日戡平禍亂，恢復和平，是朕極為關切的意願」，也就是說，防止美國參戰，防止戰爭擴大為世界大戰，是陛下的主旨。然而，關於締結三國同盟是否具有阻止美國參戰的效果，引起更多的議論。在締結三國同盟之前的御前會議上，就有提出這樣意見的，「美國為了阻止日本走向偏向於德意方，儘量不對日本施壓，而一旦日本明確站在徳意一邊的話，具有自負心的美國人，不但不會反省，可能反而更加強硬起來，這將使得日美邦交調整更加困難，甚至導致日美戰爭再難避免的局勢」。但松岡外相反駁說：「從迄今為止的日美關係來看，只是本著禮讓或者友好的願望總也未能取得成果，反而招致侮辱和關係惡化。如果要加以改善，防止進一步惡化，只有像斯門達爾說的那樣，採取毅然決然的態度。為此，為了加強這一態度，我們應該和更多的國家合作，並且儘早向世界宣布，這在與美國的對抗中才是外交上最重要的舉措。而本大臣會對這些措施的反應及效果加以關注，也準備絕不放過對美關係轉換改善的時機。只是即便如此，首先還是需要明確展現毅然決然的對抗態度。」
這兩種說法哪種正確，也就是說締結三國同盟究竟有無防止美國參戰的效果，這也許永遠是個迷。
不管怎麼說昭和十六年，美國還未參戰，而提出防止美國參戰為目標的日本卻邁出了向美國宣戰的一步。
只是至少在締結三國同盟條約後約一年半左右美國沒有參戰這一事實，也不能說三國同盟並無效果。實際上從昭和十六年4月開始的日美交涉中，美國就始終執著地想要抽取三國同盟的精髓。這可以雄辯地證明，美國視三國同盟為障礙，只要這個同盟存在美國就不那麼容易參戰了。
第二， 確立對蘇的友好關係
三國同盟的第二個具體目標是，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後，將德蘇關係擴展到日蘇關係，調整日蘇邦交，可能的話進一步發展為日德蘇三國之間的合作，由此更加強了日本對英美的立場，將有利於處理解決支那事變。
本來我是個熱心的日美邦交調整論者，昭和九年（1934年）我親赴美國，會見了朝野各界人士，與他們進行親切的意見交換，就是希望探求解決日美之間問題的關鍵，為太平洋的和平有所貢獻。
然而事與願違，此後日美邦交關係一路走向惡化，特別是日支事變以來，日美兩國關係陷入了極為困難的境地。這種情況，也就如松岡外相所說的，僅僅是禮讓或者期待加強友好關係，並無助於實際改善兩國關係。當然日本政府並不是停留在希求友好的善意上，歷代外相特別是有田［八郎］、野村［吉三郎］兩外相，就把外交的重點放在與美國政府的直接交涉上，為了對日美之間最大障礙的支那問題能夠達到相互諒解，曾經做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
但是，這些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效果，甚至以美國為對象進行的交涉，幾乎到了絕望的境地。而且，日本在世界上逐漸陷於孤立。於是，打開這種局面的唯一途徑，只有與美國對立的德意陣營加強合作，再和蘇聯的進行合作，美國就不能不反省了。僅僅是德意兩國還不夠，加上蘇聯的話，才能對英美達到勢力均衡的對抗，在這樣的基礎上或許才能與美國之間達成諒解。也就是說與德意蘇三國之間的合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對美進行邦交關係的調整，而這一調整的結果將有益於支那事變的處理。
我作為日美邦交調整論者的同時，另一面就是對蘇警惕論者。我並不喜歡對蘇接近，如果說為什麼贊成日德蘇三國的合作，那是因為如上所述，在當時的形勢下考慮這一措施是達成與美國之間諒解的唯一途徑。而值得警惕的蘇聯威脅，我相信由德國和日本從東西兩側加以牽制，可望得到緩和。
德國如斯門達爾與松岡會談記錄那樣，承諾努力促成日蘇邦交的調整，為此斯門達爾特使答應回國後將為此而努力。就這樣，德國至少到蘇聯外相莫洛託夫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11月訪問柏林時為止，促進著日德蘇三國之間的合作。從德國向日本提交的裡賓特洛甫外相的提案可為證明，大致如下：
1. 蘇聯在為防止戰爭、迅速恢復和平的意義上，對於三國同盟的宗旨表示理解並表明加盟的意向。
2. 蘇聯對於歐亞的新秩序，承認德意兩國以及日本的各自的領導地位，三國同盟方面則表明尊重蘇聯的領土完整。
3. 三國以及蘇聯，援助各自與他國的敵對，並且誓約不參加這些敵對的國家群體。
如下還秘密達成了日德意蘇將來各自的勢力範圍為，日本在南太平洋方面，蘇聯在伊朗和印度方面，德國在中非方面，義大利在北非方面的勢力劃分。
對於這個裡賓特洛甫外相的提案，日本政府做出了肯定的答覆，裡賓特洛甫外相在同年11月向莫洛託夫外長也出示日本肯定的意向。
如上述所敘，三國同盟是以將來把蘇聯容納進來為前提來締結的。然而，第二年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3月松岡外相在訪問柏林時，希特勒總統和裡賓特洛甫外長都對蘇聯表示了極端的不滿。蘇聯雖然原則上贊同了裡賓特洛甫的如上提案，但是卻提出了德國終究難於承認的三十幾個交換條件，德國認為「不對蘇聯加以打擊的話，歐洲的禍根終難除卻」，這和一年前在締結三國條約時所說的完全不一樣了。因此，松岡外相對裡賓特洛甫說，如果德蘇兩國發生問題的話，日本將蒙受巨大影響，對於德蘇戰爭怎麼也難於接受，而且表示在從德國「返回時將路經莫斯科，考慮和蘇聯調整邦交關係」。對此，裡賓特洛甫告誡說：「蘇聯是個不可信的國家，調整邦交關係會很困難」，松岡說如果能夠達成協議的話怎麼樣，裡賓特洛甫說：「達成的話那也可以。但是終究難以如願吧」（以上是松岡外相回國後的報告談話）。
松岡外相回國途中路經莫斯科，和德國的預測相反，與蘇聯當局進行交涉的結果，締結了日蘇中立條約。據大島大使的電報說，希特勒總統對此感到非常意外，而裡賓特洛甫則不滿地說，「我和松岡外相都那麼明確地說了德蘇戰爭是不可能的，而和蘇聯這樣的對手締結中立條約，實在難以理解。」
裡賓特洛甫外長所說的和松岡外相所說的，有難以吻合之處。
這是雙方的誤解呢，還是故意地曲解呢，這姑且不論，總而言之德蘇關係自此之後越來越惡化，4月以後大島大使的電報都暗示著開戰在即，形勢緊迫。對此，我認為政府不能漠視，5月28日就以松岡外相的名義向裡賓特洛甫外長致電錶示：「從當前圍繞日本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狀況來看，作為外相，希望德國政府在此際儘量避免和蘇聯發生武裝衝突。」裡賓特洛甫來電答稱：「就至今的情況看，和蘇聯一戰幾乎無可避免，但是可以相信我，一旦開戰在兩三個月內即可結束戰爭。並且這一作戰不需要借用日本的力量，而戰爭的結束必定也對日本有利。」
此外德國最高軍事當局明確告訴大島大使：「本次作戰應該在四周左右結束，它將稱不上是場戰爭，應該視為一次警察活動而已。」
到6月22日，德蘇戰爭開始了。英美兩國立即聲明支持援助蘇聯。蘇聯就此明確地加入了英美陣營。日蘇之間的關係一時看來變化不大，但是作為三國同盟的前提的日德蘇三國的合作就此化為泡影。日本和德國之間的往來被切斷了，三國同盟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大半意義。之前的平沼內閣探討的三國同盟是針對蘇聯，突然德國與這個針對的對象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這如果看作是德國第一次的背叛行為，那麼德國承諾的把蘇聯拉入己方，以這一承諾為前提締結了三國同盟，卻又無視我國的勸告與蘇聯開戰，這就應該算作是第二次背叛。所以，此時作為日本當然應該具有對三國同盟重新加以探討的權利和正當性。我當時對締結三國同盟的理由和經過進行了審視，與軍部大臣磋商當然應該將三國同盟條約一筆勾銷。但是，對德國軍事抱有深深信賴的我國陸軍，終究也聽不進我所說的。特別是在初戰中德國取得了巨大戰果，這使得陸軍更加強了對德國的信念。
對此我得出下一個結論。即，重新思考三國同盟問題，不僅因為國內的情況難以進行，而且一年前才締結的同盟現在就廢棄的話，顯然是對對方的背棄行為，這還是一個方面的問題，從國際上看也是個國家信義問題，所以現在重新考慮三國同盟未必妥當。但是，既然德蘇已經開戰，同盟的一個主要目標結成日德蘇三國的合作也就不復存在，在這種前提下如果我國被置於因三國同盟而遭受的牽連，即有可能陷入對美戰爭的危險，這對我國來說是極為嚴峻的大事。首先這使得締結三國同盟喪失了意義，其次對於隨之而來的危機不得不作出充分的準備。這就只有促進日美之間更加接近。而日美接近的可能性在三國同盟締結前曾被認為是絕望的，但正是當時不如說還是大有希望。因為，在歐洲美國想拯救英國於窮境的話，就會極力迴避在太平洋再和日本發生對峙。現在日美交涉從當年的4月開始了。我或多或少想對三國同盟的影響加以降溫，而決心要使得日美交涉得到成立，就是緣於這樣的局勢判斷。
三國同盟的成立和具體的目標如上所述。然而最近我方的戰局極為不利，更加上德國面臨崩潰的邊緣，有部分人開始議論起對締結三國同盟的責任之類。這就是我想陳述我之所見的原因。
我至今認為締結三國同盟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是不得已的妥當的政策選擇。也就是說，德國和蘇聯還在友好關係之中，歐洲幾乎全被德國佔領，英國處於窮境，美國尚未參戰，在那種形勢下日本與德國聯合起來，再通過德國的介入日本可與蘇聯聯合起來，如果實現日德蘇的聯合，對於英美我國的地位就更加堅固了，這不僅有利於處理支那事變，對於迴避對英美戰爭，維護太平洋的和平也是一種貢獻。因此，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秋的局勢下，即使從親英美論者來看，與德國聯合也未必就是把我國置於險地的選項。這並非處於危機來訴諸感情論，所謂的感情論恰好是眼見德國敗退而編造推卸的理由。
總而言之在我國的外交中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多。締結三國同盟當時的反對論就是從親英美的感情出發為多，而並非具有什麼先見之明，不是有根有據作出的科學判斷德國必敗，英美必勝。所以排除這些親英或親德的感情，冷靜地站在以日本利益為中心的立場上來看，這種反對論並不能令人信服。
然而，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秋是為妥當的政策，到了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卻成為了危險的政策。何以如此，就是德蘇戰爭的爆發使得日德蘇三國的合作化為泡影，把蘇聯不容分說地趕入了英美陣營。事既已如此，拘泥於和德國的同盟對於我國來說成為了危險的政策。既然感覺到危險，就有必要迅速轉換方向，為此加強日美的接觸就是必然的。但陸軍事已至此仍然堅持和德國的同盟，對於我殫精竭慮推進的日美交涉不斷提出各種要求橫裡插槓，終於招致太平洋的險惡局勢。這些並不是站在日本利害關係的立場上冷靜考慮的結果，正是從親德的感情出發的。感情論左右外交所帶來的可怕惡果足以令人記取。
同盟反對論者看著在三國同盟締結後美國的態度驟然強硬起來以至於造成日美開戰，所以認為日美開戰的原因就在於三國同盟。然而這有悖法理，也違背事實。
法理上看，日本在美國向德國宣戰時才產生對美宣戰的義務，但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美國尚未向德國宣戰，日本卻搶先向美國宣戰。所以在宣戰詔書就完全找不到「三國同盟」的字樣。也就是說，即便從法理上看，日美開戰和三國同盟之間毫無因果關係。
其次，從事實上看這之間也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三國同盟的締結確實使得英美輿論的反日情緒高漲，這是事實。但是一如美國廢除日美通商條約是在同盟條約締結之前的昭和十五年（1940年）4月就實行了，而美國的凍結資產令，則是在同盟條約締結十個月之後，因為日本進駐法屬印支而採取的措施，同盟條約締結並未引起美國任何直接的反應。特別是以調整日美邦交關係的日美交涉，是在同盟條約締結半年後的昭和十六年4月由美方提議才開始的，這些事實都說明，三國同盟和日美開戰在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果關係。
（待續 近衛文麿筆記·第二部分·下）
相關文章：
近衛文麿筆記（從五一五事件到大政翼贊會）
近衛文麿筆記：太平洋戰爭篇 （一）
近衛文麿筆記：太平洋戰爭篇 （二）
近衛文麿筆記：太平洋戰爭篇 （三）
老狼是也先生其他譯作：
從美國外交文件看尖閣列島和衝繩的歸還經過
昭和天皇自述錄（一）
昭和天皇自述錄（二）
昭和天皇自述錄（三）
昭和天皇自述錄（四）
點擊「閱讀原文」可閱讀上一篇：近衛文麿筆記（從五一五事件到大政翼贊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