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情報癖」：全民都有「間諜」潛質，企業情報網堪比CIA
文/薛田
日本東京，一名男性拿著智慧型手機走過日經新聞新媒體廣告的站牌。（REUTERS圖）
「謝謝你的情報！」日本同事對林洋豎起了大拇指。
一到午休，這位服務於日本最大一家軟體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中國程式設計師時常會變成「紅人」，來自日本的同事拿起記事本湊到他的工位旁，輪番提問，聽他「授教」，記到本上，才會放他去吃午飯。
實際上，林洋可沒有洩露什麼「機密」，他只是告訴日本同事，去哪裡看動漫新番，既免費，又齊全。
在供職這家企業的3年半裡，林洋教會了日本同事們上淘寶買東西，到論壇下字幕，去豆瓣找演出，用視頻網站看動漫……而每當結束「培訓」，日本同事們都會習慣性地感謝他，給他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報」。
林洋並不習慣這個說法，聽到「情報」這個詞，他會開玩笑道：「這話說的，好像我對你洩露了國家機密一樣。」
在自小看諜戰片長大的林洋的印象裡，「情報」往往跟間諜、秘密聯繫在一起，直到日本同事解釋他才明白，日語中的「情報」其實相當於中文「信息」的意思。
在日本，無論在大道通衢，還是街頭巷尾，類似「總合情報處」、「無料情報」、「賃貸情報」、「物件情報」等廣告和招貼無處不在。
傳統的觀點認為，日語「情報」這個詞，產生於19世紀末。
日本東京，新宿歌舞伎町娛樂區，類似於中介所的「情報館」廣告貼在牆上。（IC圖）
1884年至1888年，日本軍醫、後來的文壇名宿森鷗外在德國留學期間，翻譯了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該書第六章「Nachrichten in Kriege」這一詞組，森鷗外將其譯為「戰爭の情報」，從而創造了「情報」這兩個字。
德語Nachrichten原是「消息、通訊」的意思，日語沿用此意，只有在涉及國家安全時，詞義才包含情報（intelligence）。
今年年初，卓維佳從上海移居日本。這並不是她第一次到日本，也明白日語的「情報」與中文不同，但日本人熟稔與依賴「情報」搜集的程度，還是出乎了她的意料。
3月30日，卓維佳與其日本丈夫搬到東京。第二天，行李還沒安頓好，就有附近的宗教社團來發傳單，她以為這只是偶然事件，但過了幾天，日本電視臺NHK的服務人員上門收取通信費，接著，附近警察署的警察上門進行家庭信息登記……
「我與丈夫2月份的時候曾經來看過房子，但那個時候還沒決定，手續也沒辦。直到3月底，我們才住進來。」卓維佳沒想到「情報」「跑」得這麼快，據她丈夫猜測，他們一家三口在機場登陸的那一刻起，信息就已經搜集完成，「你不去找它，它會來找你」。
無論是本地政府，還是普通日本民眾，對「情報」的搜集已經習以為常。在《情報日本》一書作者胡平眼裡，日本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情報」國家。
卓維佳的女兒也跟隨著他們夫婦來到東京，正在讀幼兒園。卓維佳發現，女兒念的幼兒園10月份的具體日程，早在7月底就公布了。而每一學年的年間活動日程表，更是會在上一學年的4月就告知所有家長。日本每個家長都會自覺把與自己孩子相關的事情記錄下來，「不記的話，你忘了，倒黴的是你小孩」。
而剛到日本橫濱讀書時，留學生易君也曾因為不夠重視「情報」而錯失良機。
當時，一則消息在留學生圈子裡引起轟動，易君所在學校的一名中國男生申請到了200萬日元的獎學金。
事實上，這個獎學金申請難度並不高，可大家都不知道。後來，易君才發現，有關獎學金申請辦法的消息早已公布在學校的網站上。
「其實剛開學的時候，學校就會告訴每個學生，所有信息都到學校網站上查。但我們可能沒有這個意識，還停留在國內讀書時，由班長或者輔導員通知的狀態。」易君說，「除獎學金之外，學校的網站上面還有組織去旅遊之類的信息，但都需要主動查詢，才會知道。」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裡，誰率先獲得信息，誰就可能取勝。因此，日本人對於各種信息情報的收集，有一種本能的嗜好，你必須懂得比人家多，才能立足於這個社會，才能在你所在的群體中出頭露角。」曾在日本長期工作的媒體人徐靜波告訴本刊記者。
而在普通國民的生活中，日本人對於信息的整理也是一種自發的習慣。
2015年，剛畢業於技術經營專業的易君開始找工作。她應聘的IT企業，面試形式多為小組討論，面試時，公司經常會將面試者分成四五個人的小組，給每個小組幾個數據和問題，經由討論形成報告提交。
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易君就會牢牢記著來自中國的前輩們的經驗——千萬不要搶著做小組速記員，將這個任務交給日本人。「記得亂是會扣分的。報告內容很大程度上依託於筆記，而日本人筆記就做得特別整齊清晰。」易君說，她一直很佩服日本人記筆記的能力。常常在短時間內，他們就能將要點信息記錄下來，而且還是圖文結合，值得觀賞。
除了學會用筆記隨時記錄工作日程，易君剛進入日企時還和其它20名新入職的員工一起經過了3個月的新員工培訓。而培訓的一個重要的項目，就是看報紙、讀新聞，搜集「情報」。
在日本，每天早晨4點到7點，一份份報紙被投入日本訂戶的信箱，早上起來，喝一杯茶，讀一份早報，是許多日本人長久以來養成的習慣。幾乎每一戶家庭都訂有自己喜歡的報紙，即使在網際網路十分發達的今天，日本報紙的訂閱量依然可觀。
2011年3月24日，日本地震後，巖手縣陸前高田市第一中學，受災群眾在臨時安置的體育館內休息看報紙。（@視覺中國）
「日本的報紙流通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平均每家都有1.8份報紙的訂閱量。」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孫庚告訴本刊記者。據了解，日本最大的報紙是《讀賣新聞》，日發行量曾達兩千萬份，《朝日新聞》也曾有一千多萬份。而幾乎所有的公共場合都有報架，擺著各種報紙供人閱讀。
易君所在的單位要求員工每天閱讀《日經新聞》，把重要信息摘錄下來，在工作日的固定時間，由公司前輩帶領做討論和分析。有時候，還需要新人做演講，或是進行PPT演示。
2015年，有一段時間日元匯率極速下跌，新聞很多。負責新人培訓的前輩將他們分成5人一組，讓其針對這方面的信息進行整理和分析，不光需要現狀，還要延伸歷史背景等。一個星期之後，20來人聚在一起，開始就日元匯率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讀新聞）有點像上學時期早讀的感覺。」易君稱，新員工培訓結束，新人們分配到具體部門，（讀新聞）也不會停止，會持續至入職的頭兩年。這時候就不是簡單的「讀新聞」了，除了繼續搜索新聞信息，上司還會要求融入當天的工作總結，總結除匯報當天所做工作，還需要心得體會等。
「這是日本人的菠菜法則。」孫庚告訴本刊記者，「日語中，菠菜讀作ほうれんそう，這詞的讀音，正好跟報告（ほうこく）、聯絡（れんらく）、商量（そうだん）這三個詞的第一個字母發音一樣。」
「菠菜法則」是日本企業的基本原則，任何一個僱員，從部長到社長，無一例外都要執行這條原則。它恰由三部分組成，即：報告、聯絡和商量。所謂「報告」，就是把自己工作的進展狀況隨時通知同事，比如出差回到公司，一定要把所見所聞匯報一番，外出的收穫要讓全體同事分享；「聯絡」，就是把自己目前遇到的問題通知有關同事，如上班路上堵車可能遲到，你得打電話告訴同事你何時能到公司；「商量」，是工作遇到問題時，一定要找同事或者上司諮詢，以集體智慧予以解決。
「不管是報告、聯絡還是商量，最基礎的還是信息。」孫庚說。
而信息似乎成了日本的呼吸系統，影響著經濟，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日本最大綜合商社之一的三井物產，其強大的信息情報網絡甚至被日本社會認為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之上」
林洋曾在日企任職軟體工程師，負責開發適用於中國IT環境的應用軟體。和易君類似，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國外開源網站和國內技術論壇上搜索目前最流行的產品。這是他日本上司的要求，適用於每一個研發團隊成員。
搜索完信息，他還需要針對產品進行分析並撰寫成報告。「開發產品的公司，公司所在國家的市場環境，產品類型、優缺點、報價，是否適合日本，能不能在中國做本土化……」林洋稱，報告的字體、段落格式、行間距都有具體要求，寫完後，還要上傳至公司網絡，提交給上司，供內部分享。
而除了上網尋找專業資料外，日本的大小企業，都會訂購與本企業有關的報刊雜誌。
日本最大的綜合電機製造商日立株式會社所訂的國內外報刊雜誌多達3000種，其中三分之二是國外出版。包括企業高度關注的出版物，還有能及時反映世界各國有關經營管理、科學技術的新發展、新動態的專業文獻速報，能反映某個行業最新技術成就的有關論文等等，企業往往根據論文介紹的原理，提出改革產品的方案，或制定新的產品開發規劃。
此外，企業會花大力氣搜集國內外的專利索引、目錄和同行業新產品的樣本，前者用以編寫與本企業產品發展有關的專利參考文摘，提供給產品研究設計人員參考；後者雖然內容簡單，但直觀性強，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常常能從樣本中獲得啟發。
而在東芝，僅研發部門資料庫的藏書就超過四萬卷。其內部網絡，名為「TOSFILE」，還有20多名專職「情報」人員負責處理信息流。
除了從公開信息中搜索內容之外，據林洋稱，他們公司市場部人員往往會偽裝成公司的採購，到各個軟體公司了解產品性能。「比如通過各種手段拿到產品介紹PPT，或讓對方到我們公司來做授權，直接在電腦上裝上產品進行測試。」林洋告訴本刊記者，這種方式雖看不到產品的核心技術要點，但能了解產品的構造、面向人群和基本的框架。這些信息，自然也會形成報告，傳至公司內網。
「我在那個日企3年多，基本不寫代碼，天天開會，產品研討會。每天白天，不定期，比如日本上司看過報告後，覺得某一款產品有潛力，就把研發人員叫過來一起對它進行分析。」這位程式設計師告訴本刊記者。
而林洋所在企業的做法，並非個例。
日本企業家中流行一句名言：「情報就是金錢」。在企業家眼裡，「情報」就是在商流與物流之中所產生的一種信息流，曾在日本三井商社工作十二年的白益民認為，日本缺乏資源，因此日本的企業靠情報來獲取技術、市場、資源和渠道。
在這其中，綜合商社就是一個「情報局」，白益民稱，日本最大綜合商社之一的三井物產，其強大的信息情報網絡甚至被日本社會認為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之上」，「情報」就是整個公司的命脈。
三井的綜合情報系統，叫做「三井全球通訊網」。據白益民稱，三井迄今已有上千家子公司分布全球，晝夜24小時不停運轉，不停收集經濟以及各類信息，進行綜合性、戰略性的研究，每天都有高達6.5萬份「情報」傳送。
日本的這種信息「情報網」不僅遍及全球，其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在這層層疊疊的網眼上享受著其帶來的便利——
優惠打折信息會放進每日的報紙中；地鐵和車站站臺放有各種招工啟事；區役所等社會服務機構的門前，擺放著免費的生活資料；老年人的活動告示，會公布在信息板上，「有些老年人沒事情聚在一起唱歌、彈三弦，或者免費教外國人日語，與外國人進行文化交流，什麼都有。」卓維佳告訴本刊記者。
而對信息的渴求，也催生了日本特有的「手帳文化」。
打開日本最大的購物網站樂天市場，手帳被單獨分成一類，價格從幾十人民幣的簡易版到數百元的精裝版不等。每一本手帳的商品介紹中，還有生產商為用戶做的詳細使用攻略。每周，樂天市場還會根據用戶評價，銷售數量，價格等因素，對手帳進行排名。
「在日本，如果沒有手帳，那麼大家對你這個人的評價就很低，甚至會覺得你不靠譜。」易君說，「畢竟手帳是記錄日程的東西，如果沒做記錄再忘了，真的要不停地道歉，給人留下很差的印象。」
日本姑娘的精美手帳
即使已經辭職回國，如今易君還是會每年買一本手帳，將工作要點、未來的計劃和已經確定的行程記錄下來。
而對於卓維佳這樣的全職媽媽來說，手帳更是必不可少。翻開她的手帳，上面密密麻麻記錄了她女兒的行程：9月25日在家貼好五十音圖海報並反饋給老師；9月26日帶女兒去圍棋班；10月7日帶女兒參加山葉鋼琴體驗課……
卓維佳坦言，她只有一個孩子，因此記錄的東西還算簡單，「有的人家裡有三四個孩子的，那個本子真的是記得密密麻麻。」
在與日本人的交往中，卓維佳也會詢問他們為何這麼喜歡搜集「情報」，她的朋友告訴她，可能是因為「日本是一個A型血國家」，在溝通方面並不是特別擅長，因此人們非常重視在談話之前，預設一個主題。
「比如說家裡來了人，一起拿出一本相冊觀看，就已經製造了一個談話主題。因此，日本人會把一個信息變成一個話題，來作為一種談資。」卓維佳稱。
9月中旬，卓維佳與丈夫帶著剛剛入幼兒園的女兒，一家三口外出遊玩。回來後，卓維佳的丈夫將旅途見聞一一寫下，與簡單的遊記不同，她的丈夫做出了一本「旅行專輯」，比如當地有一種啤酒他很喜歡，就會貼上啤酒的照片，甚至會留下啤酒瓶，把關於啤酒信息的那部分剪下來貼上。
這個專輯不僅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拿給親戚朋友傳閱。「這其實就是一種『情報』，因為個人體驗強，挖得很深，『情報』的獨特性就很大。」卓維佳告訴本刊記者。
卓維佳稱，在日本，人們喜歡組建各種學習會、各種興趣俱樂部或者同好會，定期聚會交流各種信息情報。她的丈夫就會以愛好組團，自發地做一些流通的小雜誌，相互之間傳播。
「日本人的信息意識高，樸素的原因跟日本的自然災害很多有關係。當災害發生，人們非常需要信息進行逃生和救助。」孫庚對本刊記者說，另一個原因，在於日本學術界在信息科學領域進入得早，學術研究水平高。「在信息學的研究中，專門有一種叫做災害信息學，就是日本人做的。」
進入資訊時代，「情報」的外延在無限擴大，它囊括了大眾傳媒、情報產業、政府、企業、地域、家庭、教育等社會各方面，情報技術也以其他學術分野無法想像的速度發展著。在日本，情報學已經成為許多大學競相開設並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研究的一門顯學。
1979年10月建於日本茨城縣筑波市的日本圖書館情報大學，是日本一所為社會培養從事情報生產、加工、流通和利用人才的國立大學。1995年，靜岡大學開設了對情報學進行綜合研究的情報系，該系由理科系的情報科學專業和文科系的情報社會專業組成。2000年4月，又設置情報學碩士課程。1992年4月，日本東京大學在原新聞研究所的基礎上，成立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從研究新聞傳播的新聞學，脫穎為研究信息傳播的傳播學，這成為此後日本諸多大學新聞學專業改革的先聲。
而正如胡平所言，日本的「情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這個國家的立世之基，生存與拓展的第一要務。
（林洋、易君為化名，本刊記者陳光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情報日本》，胡平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三井帝國啟示錄》，白益民著，中國檔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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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情報的獲取和分析能力是日本商社的核心競爭力。日本商社的每一個員工共同構築了日本商社的情報競爭力。
日本商社——人人都是情報官真正的情報其實來自商品的交換，在商流、物流過程中產生了信息流，有價值的信息被提煉出來產生了情報。以我曾經工作的糧油食品部為例，商社這樣進行全球資源調配：日本不產玉米，那就買中國的玉米；中國缺玉米的時候再把美國玉米賣到中國來，完成貿易。
這個過程靠的是商社的整套網絡和機制，各個經銷商的布點，準確把握時間差和價格差，尤其是快速的信息傳遞和溝通。那麼，日本綜合商社是如何做到讓信息和情報快速匯集和流動的呢？
我在三井物產商社工作多年，我理解商社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商業情報，貿易機會都是建立在信息或者情報流動的基礎之上。最早強大起來的日本企業就是商社，商社出海的時候先在海外建立各種據點、辦事處，進行產品進出口活動，最後形成集約化、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集團，這樣的商業形態下情報就容易匯集，也高度依賴情報。
硬體促進信息共享
我是在1993年進的三井物產，那時候電腦還沒有普及，更沒有Email、Internet。但三井有電傳機，類似於商社內部的網際網路，一按按鈕就把信息發出去，可以包含標題、關鍵詞，那邊有個顯示器，接收到後列印出來給相關人員，基本上就是簡化的Email。這個電傳機聯繫全球8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辦事處。我天天就在電傳機上寫報告，全球的上百家機構都能夠看到我發送的信息。
三井的電話通訊體系也很發達。比如說我在北京，隨便拿起電話，就能像打市話一樣打到全球各地——三井專線包租了光纜，幾個代號就能撥到紐約去。
這些硬體設施讓情報在三井物產內部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信息搜集，更多的是信息共享—讓關聯的企業和機構能夠共享某一信息，讓每個人從中篩選對自己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匯集到總部去，其他人卻看不到。
最重要的還是人
硬體只是確保信息能夠快速流動，信息成為情報，最主要是人員——只有專家才能把信息提煉為情報。日本商社的專家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專業。日本商社的商人、員工，終身基本上就是圍繞自己從事的工作轉。比如我做糧油貿易，或者做玉米、大米這種糧食產品，一輩子都幹這個，誰還能比我更專業？這是日本終身僱傭制的結果。商社員工之所以能夠成為專家，因為他很穩定，都是有組織有歸屬的人，長期集合在一起，這才是真正的情報系統，是有血有肉的情報系統。因為年功序列制，這些專家還不斷培養出新的專家。
我那時候搜集的數據都跟東京、美國的三井共享。東京有更大的專家團隊每天觀察全球動態，判斷到底是不是有商機。
有一年我發現中國國內小麥減產，判斷中國有可能需要進口小麥。而且我還注意到胡錦濤要去訪美，估計少不了籤單，於是就把這些信息分享給了東京和美國方面。東京和美國方面密切關注這件事，緊鑼密鼓地展開電話交流、客戶拜訪，它們在美國與中糧密切接觸，終於成交。表面上是中糧買了美國的小麥，背後實際上是三井在做，跟中糧籤單的是三井投資的一家佔50%股權的美國企業。
作為專家，我把我認為有價值的信息分享給各地的同事，時間長了，大家就知道我這個人提供的情報準還是不準。有了信任，上級和其他專家就會重視你的專業能力。
第二，敬業的文化和習慣。日本無論是商社還是大企業都要求員工當天就回復收到的問題。例如我從北京發出的信息或提出的問題，日本同事當天就要回復，即使回答不了也要回復，保證信息和交流通暢；日本企業還有做報告的習慣。例如出差到北京和中國人開了個會，晚上睡覺之前一定要把今天談的東西總結出來發給總部。日本商社在華那麼多的職員，每天都在幹這事，那是多大的信息量！中國企業是做不到的。
我給各地的同事分享很多信息，主動性靠自己。我將信息提供給他們，因此當我向別人要信息的時候，他們也很願意幫我。這些都是自己建立起來的好人緣。
日本商社並沒有專門的一群人研究情報，一線業務員、業務骨幹、部門管理者都是情報員，知行合一。也沒有固定的情報分析培訓。我剛進三井時什麼也不會做，東京方面就總是問我問題，時間長了，我就會去一線詢問、研究，把問題都弄清楚了再匯報給東京。就這樣通過不斷地問，企業實際上教育了我應該去獲得什麼樣的信息和情報，讓我做事有目標性，情報能力就被逼出來了。
日本企業有很強的協作管理能力，共享不只限於內部共享，還包括和外面關聯企業、財團進行共享。
及時、共享、專業、規模
總結而言，日本商社的情報系統有幾個特點。
第一是情報及時性很強，當天的事情當天就細化報告，我在中國參加什麼會議，在會上學到什麼了，跟誰吃飯，跟誰交流，得到什麼信息，都寫到報告裡，馬上發出去。商業情報本身也有很強的時效性，隔幾天這信息可能就沒用了。
第二是共享性很強。日本企業有很強的協作管理能力，共享不只限於內部共享，還包括和外面關聯企業、財團共享。這和日本的文化是有關係的，在日本人內部是沒有叛徒的，不像美國人，換一個公司，可能什麼都敢幹。
第三是情報的專業性很強。中國學者的專業性往往是知識性的歸納，而這裡的專業性，指的是有非常好的專業判斷能力。網際網路時代有海量信息，但如果你不是專家，你是分辨不出來的，很容易被誤導。
最後是規模性和持續性。日本商社的情報規模很大，而且是可持續的，不是零零散散、斷斷續續的，各個地方情報會源源不斷地自動地湧過來。
摘自於：《中歐商業評論》2011年7月，作者：白益民
日本財團的情報和智庫作者：白益民來源：《商社就是天網》日本始終是中國經濟繞不開的命題。由於缺乏正確的信息源，中國對於日本的經濟發展一直有種霧裡看花無法著力之感。時常在新聞中提及的「綜合會社」、「財團」在日本經濟發展中到底扮演怎樣的角色？而日本又是怎樣藉助前者構建自己的商業情報體系的？其情報體系的特徵如何？
真正的情報其實來自商品的交換，在商流、物流過程中產生了信息流，有價值的信息被提煉出來產生了情報。這個過程靠的是綜合商社的整套網絡和機制，各個經銷商的布點，準確把握時間差和價格差，尤其是快速的信息傳遞和溝通。那麼，日本綜合商社是如何做到讓信息和情報快速匯集和流動的呢？
商社構建與國家戰略高度契合的情報體系
綜合商社是日本的全球情報局系統。目前日本較大的綜合商社有7家，包括傳統的三井物產，包括三菱商事，往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紅和雙日六大商社及近些年成長起來的豐田通商。它們在世界100多個國家或地區設有1000餘家分支機構，全球據點員工數3.2萬，關聯企業員工總數達37萬，重點搜集各國的經濟、政治和科技等情報。
各商社的產業布局各有特色，有交叉有覆蓋，實際上它們在微觀經濟層面發揮著非常大的作用。以三井物產為例：三井綜合商社和財團既是一個概念又是兩個概念，財團相當於商會或者商幫。三井物產在中國也滲透到各個領域，三越百貨是日本最大的商業百貨公司，中國臺灣的公司背後都是日本的財團，包括富士康等，技術、設備都是日本在支撐。三井物產的事業部，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實際就是一個帝國。
位於上海的三井洋行舊址，當時的三井洋行負責對北洋政府提供政治借款，同時收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
一個企業想長足發展就必須與本國發展戰略相結合，在政策允許範圍內運營，綜合商社便與國家戰略和實際需要實現了高度契合。日本的信息不止停留在企業層面，商社是為國家戰略層面服務，六大財團實際是國家的6大番，已經達到國家的層面，很多經濟政策是財團制定後政府拍板，實用性很高。
實際上，日本社會形成的「政商三井」，不是簡單民營企業，而是國民企業：既有民營色彩又有國家特色（經過一系列的整編，又有國家成分，是真正的國營形態），三井與國家高度契合，包括在戰爭狀態中，當時叫三井洋行，掌握各種情報，其實是間接機構，實際為國家服務。
從瀨島龍三和伊藤忠商事的成功看情報的作用
瀨島龍三是一個傳奇式人物，曾經在經濟崛起的時候成功預測戰爭在六天內結束。瀨島龍三作為二戰日本大本營參謀，在戰爭期間做過很多工作，對戰爭進程無法進行形成過很多結論，將很多東西萃取成情報，直到日本投降。他在戰爭中磨練出的對情報的超級敏感成為之後在商業上成功的重要資本。
雖然曾度過長達11年與世隔絕的關押生活，連「利息」都弄不明白的瀨島龍三，最終依然能成為伊藤忠商事會長，並使當時名不見經傳、業務單一的中等規模商社一躍成為大型綜合化商社。他憑藉的是自己在情報、商業上的才能，可當之無愧地得到「戰無不勝的情報人員（CIO）」的稱謂。
瀨島龍三是一個傳奇式人物，他在戰爭中磨練出的對情報的超級敏感成為之後在商業上成功的重要資本。
瀨島龍三還為韓國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瀨島龍三曾指導韓國前總統樸正曦通過韓國三星走政商綜合之路。三星手機實際是在財團的背景下發展起來，只是三星財團中很小的部分，現在的三星財團規模之大超乎想像。伊藤忠董事長認為伊藤忠能真正成為一家綜合商社，瀨島龍三的功勞最大。
伊藤隆商社最開始是綜合商事、銀行、財團三大體系，產業公司包括金融和保險等商社、地產、礦業，形成一個財團體系。伊藤忠在中國建立了大型綜合商社中最大規模的拐點網絡，同時確立了渠道網絡、人脈人才、合作夥伴等多種競爭優勢。正是依靠對經濟、產業方向的前瞻性認識以及一貫重視中國的態度，伊藤忠才確立了「中國最強商社」這一地位（伊藤忠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商社，是周恩來批准的）。
日本商社至今在中國還保留著各種獲取信息的源泉。伊藤忠商社關產學研學院涉及到中國的各個領域，三井在北大投資一千萬元組織了一個商業論壇，籤了10年。每次論壇之後所有的東西就都拿走了。包括中國的7-11便利店也跟三井有關，曾經伊藤忠的頂新以7.1億元收購康師傅，康師傅也有三井的底子。同時伊藤忠在中國很多領域做了戰略性投資，包括杉杉集團有25%股份是伊藤忠所有，寧波第一高樓就是三井和杉杉一起建的，還有各種其他項目。
《財團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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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關注大慶油田，既有商業目的，又有政治目的。關於大慶油田的位置，中國當時對外保密，但是日本通過媒體間接透露的信息，成功獲取了油田位置和產量。
比如通過王進喜戴的帽子判斷出大概的位置是東北的某一帶，通過王進喜到馬家窯說了聲「好大一片油田啊」，推斷出油田就在馬家窯附近，通過媒體報導的背油到鐵路判斷出油田離鐵路不太遠，最後結合搜集到的各種信息判斷出大慶油田的準確位置，並且根據當時中國開採油田缺少設備的情況，日本三菱通過需要提供的設備，估算出大慶的年產量。
三菱財團的情報採集點遍及全球，有90多個國家和500多個點。三菱在日本跟中國建交之前就成立了很多貿易公司跟中國做生意。當初三菱把設備賣給中國的大慶真正的目的是獲得大慶的石油資源，它們跟中國的協議就是用石油換設備；後來中國要建設寶鋼需要外匯資金，中國又把大量的石油賣給日本換取外匯。1978年，伊朗局勢動蕩，加大了日本對石油的需求，也加速促進了日本從中國獲取石油資源的計劃。可以說中國大煉鋼鐵計劃是靠拿石油換日本設備才建起來的，同理，三井在寶鋼建設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三井和新日鐵有密切的聯繫：在寶鋼建立起來以後，現代化設備無法冶煉中國本土鐵礦石，中國需要建設鐵路來運輸從國外進口的鐵礦石，因此又從日本購買鐵路建設所需設備，到後來中國汽車的板材也基本都是新日鐵提供，這些都有三菱的背景。中國雖然成為世界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卻一直在鐵礦石談判中處於被動，中國不掌握情報的最後的結果就是高價買日本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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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略情報機構實際上是智庫，有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三井業績研究所、日本綜研等。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從1991年10月開始，將「情報調研部」獨立，升格為「三井物產貿易經濟研究所」，並進一步完善各種職能。1999年，研究所更名為「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隸屬日本三井財團旗下三井物產控股獨立法人研究單位，主要從事經濟方面相關的調查研究。研究所下設國際情報部、新事業開發部和業務統括部三大部門，為各委託單位提供經濟方面的專業調查和研究服務。
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作為民間研究機構，從研究的深度、廣度和企業的接受程度來看，都比政府的研究機構更有效率。特別是宏觀經濟研究領域，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被日本企業界認為是經濟變化的風向標，連日本政府也經常使用它的信息。三井物產的戰略範圍，可以調動三井物產來研究，三井物產的活動可以給它們帶來大量的信息。
在中日經濟界、經濟學界，沈才彬的名字如雷貫耳，他曾擔任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中國經濟中心主任。
1998年9月，日本三井財團旗下三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市川周同石原慎太郎共出版了《對美宣戰：說不的日本經濟，從美國金融奴隸的身份中解放出來》一書。該書以日本經濟戰略為題，矛頭直指美國霸權，此書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一定的影響。
一橋大學的石原慎太郎實際上是個商人，代表了日本財團的利益，而日本的財團又代表了日本政府的利益。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有個中國人叫沈才彬，本來就對中國比較了解，加入了日本國籍，對三井物產研究所做了很大的貢獻。在中日經濟界、經濟學界，沈才彬的名字如雷貫耳。他曾擔任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中國經濟中心（是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及中日經濟合作的專門研究機構）主任。年滿卸任後，出任多摩大學教授，並創建會員制中國商務研究所，在日本商界持續發揮影響力。
PHP研究所是隸屬日本住友財團旗下的民間智庫暨出版社；由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於1946年創立，主要任務是充當智庫，經常舉辦論壇等活動，向政府做政策進言，與松下政經塾為姐妹社團關係。還有日本綜研智庫，每個智庫的方向定位都不一樣。此外安倍晉三實際上也是三菱人，從上學開始就是在三菱旗下，實際上是財團的人，代表財團的利益。
摘自於：一啟讀書會，2014年10月25日，主講人：白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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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社情報鏈通常，日本商社培養一個貿易員兼情報分析人員，要5年以上的時間。經過鍛鍊，這位職員就能做到更高級別的貿易主管席位上，他不僅擁有了人脈、掌握情報的能力，還能在第一線做實時的買賣交易。
當得知力拓集團中國區的一位高管胡士泰因被確認為「刺探竊取中國國家機密」而被上海公安局調查之後，在日本一家著名財團的綜合商社裡任職十多年、現已辭職的鄧先生並沒有特別震驚。
「力拓集團雖然生產鐵礦石，但實質就是一個貿易商，跟三井這家企業很像。」時時刻刻收集訊息、把這些訊息轉給上級部門並使公司獲利，曾經是鄧先生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這家著名的綜合商社是怎樣培訓自己的員工成為一名合格的情報搜集和分析人員？他們又是如何利用這些情報遊刃有餘地與當地人做貿易？鄧先生為我們揭開了一個真實的日本商社情報鏈。
早在20上世紀70年代還沒有Email時該商社就已大規模使用一種名為「電傳機」的設備用於傳遞信息。
如何傳情報
被冠以六大綜合商社之一的經營鋼鐵、紡織、機械、化工、能源、電子和信息、糧油食品、有色金屬、輕工建材的內貿、進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等多項業務，以及作為「產業組織者」參與眾多領域的投資。
1980年，鄧先生工作的這家商社在北京設立了首家中國事務所，如今在華已發展成為擁有14個事務所以及110餘家合資、獨資企業的大規模辦事、貿易和生產機構。
鄧先生告訴記者，該商社沒有真正的情報機構，承擔信息傳遞工作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像他這樣的貿易職員。
每天早上，從事糧食貿易的鄧先生會收到來自公司各國家、地區辦事處的上百封郵件。而公司內部強大的「綜合情報系統」也會為鄧先生和他的同事們提供數以萬計的內部數據、各國經濟與政治信息的支持。
「大部分的郵件都是我經常聯繫的同事寫給我的訊息，如產品的期貨和現貨價、庫存、貿易量、裝船情況；而公司的內部系統則有更系統的年度、季度數據匯總、分析報告等等。」
如果中國各地的糧食庫存、價格有什麼變動，鄧先生自己也會登陸國內的各種專業網站，把緊要的數字及時送達到其他人的郵件裡。
「每個行業不同，職員們的信息收集方式也存在差異。比如食品行業的同事出差的頻率會比較多，他們會和生產商、經銷商做更仔細的溝通；我出差的時間不算太多，原因是糧食類的信息時時刻刻在變動，自己就要分配較多的時間在觀察和匯總這些數據上。」
鄧先生告訴記者，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儘管還沒有Email，三井商社就已大規模使用一種名為「電傳機」的設備用於傳遞信息。
現在有了計算機、Email後，信息的互動也變得更快、更全面。「比如我想更多地了解一個不熟悉的糧食品種，這個品種最好由一位巴西同事負責。我可以從通訊簿中很快找到他的名字，並發電郵詢問其價格和庫存等。而我個人也要時刻接受陌生同事的詢問。」
除了商社內部交流，向外界打聽產品的產量、銷售價格也是另一個重要的情報搜羅方法。與他交往最多的就是一家大型國企。
「但這家企業和其他客戶多數時候會守口如瓶，他們一般會說不知道。不過也可能他們真的不知道。我們一般會請客戶吃吃飯、聊聊天，這些過程中會獲得一些信息。」
分析和整理情報甚為關鍵
拿到了情報之後，業務人員該如何使用呢？
「海量信息是否有用，歸根結底還要靠人的經驗判斷，而這顯然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磨練。」日本商社通常培養一個貿易員兼情報分析人員，要5年以上的時間。
起初，剛畢業進入該商社的大學生會專門負責名為「Delivery」的工作：他們安排貿易品裝船、排期，看庫存等等。兩三年之後，公司將派他直接去和客戶談合同。
這一階段中，公司的員工們能逐步熟悉相關的貿易法、掌握談判技巧，並加深對客戶所在企業經營情況的認知與了解。而且，在彼此的溝通中，職員更能慢慢地培養與客戶之間的感情。這個階段需要5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你會從這些工作中，慢慢地甄別情報、培養自己的判斷能力，了解哪些情報是很有用的。」
經過鍛鍊，這位職員就能做到更高級別的貿易主管席位上，他不僅擁有了人脈、掌握情報的能力，還能在第一線做實時的買賣交易。
向上級傳遞
當然，更重要的買賣決策不是掌握在各國子公司的職員手裡，而是在東京總部。一些較有價值的訊息或數字，工作人員會簡單地做出一些表格，但最後會由總部的後臺做數據的整理和挖掘。三井商社的神經中樞就在東京，各國、各地區的鋼鐵、糧油、電信等數據都會傳回那裡。此後，總部會有專人統一搜集並分析國內外匯總來的情報信息，並把精華提煉出來，給有總經理和董事出席的上午碰頭會進行討論。
從商社的經營戰略上來說，東京總部的視野更加開闊，他們能做大勢的判斷、分析，隨後做出全球性的排兵布陣。
鄧先生回憶說，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都是玉米出口國，突然某一年的某個時間中國開始限制出口玉米了。
他立即把這個信息傳回東京。該商社得到訊息之後第一時間讓美國子公司訂購了一批玉米並首次賣到了中國，自然獲利不薄，「這便是情報的重要性。」
來源：《商社就是天網》中國經濟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原文來自《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7月，作者：白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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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綜合商社：超級商業情報局
作者：白益民
來源：《商社就是天網》
2009年7月8日，力拓中國首席代表、哈默斯利鐵礦中國區總經理胡士泰被中國警方拘留，這戲劇性地說明了商業情報在鐵礦石談判過程中處於一個何其敏感的地位。
更深一步說，自2003年以後，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但卻沒有獲得相應的定價話語權，到底是什麼因素影響著話語權的歸屬？40多年來的鐵礦石基準價格體系中，日本一直佔據主動，又是什麼原因？
無孔不入的綜合商社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最大的綜合商社三井物產開始在海外購買鐵礦石，然後和國外籤訂長期合同，進一步投資礦山，最後進入礦山企業的董事會。由此，三井物產積累了豐富的鐵礦石貿易經驗，並且通過長期貿易合同、投資、參股、成立合資公司、參與經營等諸多手段與礦山企業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仔細研究，可以發現：日本的鋼鐵公司和綜合商社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之間存在著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資的關係。例如，鐵礦石價格上漲，擁有巴西淡水河谷（CVRD）18%股份的三井物產就多賺一些，然後在進行鐵礦石貿易時讓利給新日鐵，這也是為什麼鐵礦石談判總是淡水河谷與新日鐵率先達成協議。當鐵礦石便宜了，新日鐵成本降低，三井物產負責鋼鐵製成品銷售的時候也可跟著獲利。
在鐵礦石談判中，日本有關的企業高度集中，長期以來都只有一個對外的聲音。日本的鐵礦石談判權表面上是在新日鐵等鋼鐵企業，其實掌握在綜合商社手裡，只是臺前幕後的分工不同而已。日本國內只有新日鐵、JFE（川崎制鐵與日本鋼管合併而成）、住友金屬、神戶制鋼所和日新制鋼等5家企業有冶煉廠。負責進口鐵礦石和銷售鋼鐵製成品的則主要是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等日本綜合商社，運輸部分則是商船三井、日本郵船等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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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三井（MOL）曾是日本最大的航運貿易公司，目前，商船三井、日本郵船、川崎汽船三家日本公司整合集運業務組建的新的ONE公司。
在海外，日本綜合商社與鋼鐵企業有大量合作投資或是配合密切的子公司。例如，三井物產把新日鐵引入上海寶鋼，成為其全方位的合作夥伴，而自己又與上海寶鋼成立鋼鐵物流公司——寶井，從而深入到鋼鐵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由此，三井物產可以輕易掌握中國鋼鐵企業各層面的商業情報，為其掌握的上遊鐵礦石資源（如巴西淡水河谷）提供準確的定價依據，從而在與中國買家的價格談判中佔據主導地位。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綜合商社在四五十年前就去印度、澳大利亞等地尋找新資源、建立據點、構建網絡。日本人的觀念裡，做生意的本質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這又包括：數量上的不對稱、質量上的不對稱和速度上的不對稱。從這一點來看，綜合商社就是一個情報局，無論在對上遊資源端的控制或對下遊銷售端的構建上，都是為情報流通服務的。
情報能力媲美中情局日本的綜合商社集貿易、金融、信息功能於一體，它們的情報搜集、加工處理和傳遞能力堪稱世界第一，遠遠超過了日本政府。最大的綜合商社有6家，即：三井物產、三菱商社、伊藤忠商事、丸紅商事、住友商社、雙日（日商巖井、日棉）。它們在世界187個城市設有800多家分支機構，向國外派出1.6萬餘人，重點搜集各國的政府經濟、政治等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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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六大綜合商社都不遺餘力地建立強大的情報系統。日本綜合商社的工作效率相當高，他們傳遞情報的速度十分驚人，甚至被認為在「中央情報局之上」。
強大的情報網絡對綜合商社的商品交易特別重要，因為即使在很遙遠的地方發生的危機都可能對商品價格產生深刻的、直接的影響。因此，日本的六大綜合商社都不遺餘力地建立強大的情報系統。日本綜合商社的工作效率相當高，他們傳遞情報的速度十分驚人，甚至被認為在「中央情報局之上」。
綜合商社大約5~60秒鐘即可獲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場行情，1~3分鐘即可查詢到日本與世界各地進出口貿易商品品種、規格的資料，3~5分鐘即可查出國內外1萬多個重點公司的各年度生產情況，5~10分鐘即可查出各國政府的各種法律、法令和國會記錄，5分鐘即可利用數量經濟模型和計算機模擬畫出國內外經濟變化帶來影響的曲線圖。各大商社的情報部門再利用這些情報信息開展各種各樣的信息服務，如信息編譯、諮詢，以及競爭對手及其市場佔有率、產品質量、品種、價格的動態分析等。
日本各大商社和大企業都有一套依靠計算機和通訊網絡支撐的反應快速靈活的情報傳遞網絡。例如：三井物產擁有一個最先進的綜合情報系統，叫做「三井全球通訊網」，是日本幾大綜合商社海外信息網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井物產公司依靠這個晝夜不停的通訊網，注視著世界每一個角落的風雲變幻，掌握著世界各地的經濟動向和貿易上所需要的任何一個哪怕是極其微小的情報，以提高在世界貿易中的競爭能力，為打入和佔領世界市場進行不懈的工作。
日本商社歷來有為國家提供情報服務的傳統，將之視為「愛國的一種義務」。日本的外務省國際情報局還經常與商社駐外辦事處互通情報，並為商社的情報活動提供指導與幫助。商社則用其在全球眾多的分支機構、雄厚的獎金、先進的設備與專業人員，為外務省國際情報局的情報活動提供有力的支持。
綜合商社的情報部門總部都設在日本本部，由一位副總經理負責。他統一搜集並分析國內外匯總來的情報信息，並把精選出的情報提交給有總經理和董事出席的上午碰頭會進行討論。日本商社情報工作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重視對全體員工的情報教育。各商社招聘來的工作人員都要接受三年的包括情報技能在內的崗位培訓，以及搜集情報訓練。凡駐海外辦事處人員大都有搜集情報的任務。在搜集情報方面，各大商社不僅有專職的情報人員，而且注重營造一種人人抓信息的氛圍，讓每個職員都成了企業的信息員。
面對壟斷型的鐵礦石巨頭，中國方面信息過於公開化，一般的新聞記者都能了解到很多協議籤署情況、庫存水平及需求量等信息。中國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鋼鐵企業、貿易商和中介公司都可以對外詢價和諮詢，很輕易就向向對手洩露了商業情報，讓它們很容易就了解到各個企業、市場和港口的原料庫存、進口礦的平均成本及生產進度等信息。
日本綜合商社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人才，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擁有專業商品知識和貿易技能的人才（一般是日本人），另一類是擁有豐富人脈資源，類似於「敲門磚」式的人才（一般是當地人），當然也有些超級人才是「專業」和「人脈」兩種功能都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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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拓案」中，力拓雖然是礦山企業，但是其行為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綜合商社的做法並無二致。
其實，在「力拓案」中，力拓雖然是礦山企業，但是其行為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綜合商社的做法並無二致：在中國設有據點，聘請「專業」人才和「敲門磚」人才。像胡士泰一方面跟中國大型鋼企保持大量業務往來和很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又跟中小鋼企頻繁接觸，甚至籤署長期供貨協議，在中國鋼企之間左右逢源。力拓在主動推銷產品的同時也接受很多中國鋼企的詢價及諮詢，這樣也很容易摸清楚中國的需求量、庫存水平以及談判底線。
如何構建商業情報防火牆鐵礦石價格談判，就像是跟外國軍團在打仗，只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證獲勝。
針對這種鐵礦石談判失利的局面，中國應高度重視有關的商業情報工作。
首先應該在國內建立一個屏蔽機制，把對外窗口控制在為數不多的幾個，詢價權放在窗口公司，不讓外界能輕易控制鐵礦石等資源商品的定價。為此，中國企業想取得信息的不對稱優勢，先得轉變信息不對稱的劣勢。
面對現在開放的市場環境，構造對外窗口的時候，中國需要有一個像綜合商社一樣，結合金融、產業和貿易的企業實體來跟海外壟斷巨頭對話，而不是一些純生產型企業。綜合商社作為鐵礦石交易的主角，表面看是一個貿易企業，實際上是一個「產業投行」。例如，三井物產號稱世界最大的貿易公司，而它的股東中，排名前十位的三井住友銀行、中央三井信託銀行等都是金融機構。
此外，有關部門對中外合資或外國獨資的流通企業及倉儲企業也需要重點關注。像鋼鐵物流中的資金流、信息流、票據流等都是重要信息，如果大量商品物流讓合資或企業來做，各種重要情報必然會讓談判對手獲得。而且，還要加強對港口及港口倉儲的管理，各種動態的存儲信息及運輸信息需加強保密。
總之，中國鐵礦石談判是個很好的例子，讓人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經濟體制中，完成對中國鋼鐵企業的整合，並一致對外，需要一個具備「產業投行」功能的綜合商社來實現。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7月，作者：白益民
《商社就是天網》
《商社就是天網》，2018年10月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是白益民《財團商道》系列叢書中的收官之作。該書主要呈現了綜合商社在日本財團及產業鏈布局等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和奧秘，充滿了東方的商業文化和中國傳統的商業智慧。
白益民產業經濟研究所
網址：www.baiyimin.com
電話：157-1289-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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