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泱泱中華神州畢竟還有一批有識之士，對日寇兇殘的本質具有清醒的認識，不抱一絲幻想，高瞻遠矚地指出中日必有一次大戰，應及早在各個層面籌劃各種對策。歷史學家呂思勉早在抗戰爆發之前十年，就作過一個極富遠見的預測。
楔子
公元1870年8月9日之夜，時為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湘軍戰將李興銳特意求見直隸總督曾國藩，勸其調動湘軍名將楊嶽斌、彭玉麟、曾國荃、鮑超出山，不惜與西方列強一戰。原來這一年六月，天津發生教案，起因是天津周圍州縣頻發迷拐幼兒案件，被抓拐犯的口供每每牽涉到法國天主教教堂及教民王三。聯想起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近期大批死亡，有悖常情，引起民眾一片公憤。
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為了包庇教民，帶領武弁趕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開槍尋釁，後又對聞訊前來的天津知縣再次開槍行兇，激起圍觀群眾憤怒，當場毆斃豐大業及護兵西蒙。群眾怒潮一旦湧動，便衝入法國天主教堂及育嬰堂，救出幼童，搜出罪犯王三，並先後打死各處外國機構的外邦人員二十名。教案爆發後，法、英、美、俄等七國在聯銜提出「抗議」的同時，調集一批軍艦逼近天津海面，發出赤裸裸的戰爭威脅。清政府為此急調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此案。
由於國力懸殊，無法輕易對七國開戰，曾國藩深知此行兇多吉少，行前專門給家人預留遺囑。到達天津後，曾國藩與洋人展開談判，英法兩國領事依仗國力乘機要挾，氣焰極其囂張。據記載：「巳刻，英國領事威妥碼謁見中堂，所談天津案件，尚多齟齬。而法國領事羅淑亞決意本日入京，威妥碼明日入京。居中要挾之計，已可概見。」（《李興銳日記》同治九年七月初九日，中華書局，1987年）威妥碼、羅淑亞所謂「明日入京」之言，無非是曾國藩一時不能滿足其蠻橫要求，故動輒聲稱要徑赴北京直接找清廷算帳。
跟隨曾氏多年的戰將李興銳目睹這一番屈辱外交後，不禁怒氣難遏，或許在他想來：吾府總督大帥當年曾以一介書生統率湘軍，歷經艱險，擊敗號稱擁有百萬之眾的太平天國，官封一等侯爵，兼授武英殿大學士，作為中華國體的顯赫代表人物，豈能隨隨便便被爾等幾個深目高鼻虯須繞腮的外邦食羶小廝輪番恫嚇羞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故李興銳衝冠一怒，大有舉湘軍全體精英傾巢而出，與外敵一拼之慨。那麼，一身舉動系天下之矚望的曾國藩是如何回答這位李姓下屬忠心耿耿的建議呢？請看歷史記載：
夜，與荔秋、摯甫同謁侯相，將進籌戰之說，調楊、彭、曾、鮑諸夙將出山。侯相辯論敵情，以為各國不可猝滅，諸將不可常恃。且謂夷非匈奴、金、遼比，天下後世必另有一段論斷。將來有能制此敵者，然必內外一心，困心衡慮，未可輕率開釁也。老謀見遠，令人佩服，但目前和議不成，萬一決裂，何以御之！杞人憂焉！是日晴。（《李興銳日記》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
筆者認為：曾國藩這一番議論見解不失為近代史上的讜言名論，雖然它並不被人廣為知悉及援引。曾氏指出：眼前所遭遇的強大的敵人，決非歷史上兇猛的匈奴及金、遼軍隊所可比擬。換言之，在曾氏看來，眼前敵人既非迅如陣風、銳不可當的蒙古鐵騎，亦非慣於使用連環馬、狼牙棍之類怪招的驃悍的朔北軍隊，他們的強大遠遠超越前幾位——筆者按：
匈奴及金、遼軍隊無論如何再兇猛，敵我雙方軍隊依仗的總是血肉之軀執掌的冷兵器對冷兵器（自然也包含少量無關大局的簡陋熱兵器），但目前雙方力量懸殊，幾乎可說是冷兵器突遭熱兵器，或者精確一點地說，是兩千多年流傳下來的以大刀長槍為代表的冷兵器夾帶一些半生不熟的熱兵器與西方工業革命以來跨代轉型日趨精密的全新熱兵器相抗衡——因此，眼前面臨的這些敵人決非血脈賁張逞匹夫之勇所能戰勝的。這是「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須待後世健者出現來應對此局。
比喻總是不完美的，倘如允許在此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的話，曾國藩之言猶如在說：這是一種以往從未見過的已經發生變異的新型病毒，來勢洶洶，毒氛彌天，如用《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所傳的各種老藥方「白虎湯」、「柴胡桂枝湯」， 已斷斷乎難以奏效，只能等待後世應運而生的岐黃國醫聖手烹煉新藥來制服它。
「將來能制此敵者，然必內外一心，困心衡慮」——湘人曾氏之論，諄諄焉言猶在耳，八十多年後，同是湘人的毛澤東崛起於西北崇山峻岭之中，挾百萬雄兵席捲中原、奠都北京建立新中國之威，揮師越過鴨綠江，奮力擊退八國聯軍的後裔——以美國佬為首的數國新聯軍，揚眉吐氣，終於一朝盡吐自鴉片戰爭以來國人飽受東西洋番夷倭寇入侵欺凌之窩囊氣。
一、抗戰前的預測
1930年代，中華民族的整個機體仍然十分虛弱，四周各種新型病毒卻十分猖獗，其中有一種源自島國的變異病毒尤為張狂，它蠢蠢欲動，正想伺機侵襲、吞噬乃至扼殺這個東方大陸的龐大肌體。
這種虛弱性體現在當時中國各種政治派系林立，軍閥連年混戰，各謀私利，尚未形成一個強大統一的政體，可以有效地抵禦外敵入侵。早在1927年，曾為同盟會會員、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的張耀曾指出國內內戰紛起，形同歷史上五代十國時期互相殘殺的那種亂象：
近日殺伐之聲滿全國，晉奉有戰，魯豫有戰，漢寧有戰，浙寧有戰，粵有戰，滇有戰，一時戾氣雲擋，金鼓地震。哀我民族，何其愚謬，至於斯極也。昔日之戰，尚有名義可假；今則盡揭去假面具，赤裸裸為個人之戰。而含知聞政之論，則委蛇瑟縮其間，乞其餘瀝以苟活，其孰能獨立不倚，喝破眾迷而引之正路乎？五代亂相無此紛糾，吾民族之末日近矣。（《求不得齋日記》1927年10月1日，載《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第203頁，法律出版社，2004年）
因此，張耀曾認為只有消除內戰才是救國的首要之務。
1931年，黃炎培赴日考察，感受到日本侵華迫在眼前，歸國後面見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陳述形勢危急：
見蔣介石，述日人將〈在東北與我〉與蘇俄開釁情形，並給購得三本書（見四月廿四日）囑與王外長洽。〈見外長王正廷，王大笑，說：「如果黃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還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黃任之不會知道的。」我說：「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黃炎培日記》第3卷，1931年5月29日，華文出版社，2008年）
事實勝於雄辯。黃炎培言猶在耳，僅僅三個多月之後，日寇在東北武裝入侵，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在一周內，「關東軍佔領遼寧、吉林兩省的30座城市，並完全或部分控制了十二條鐵路線，完成了 『九一八』事變軍事進攻的第一階段」（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卷第79頁，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
或許在國民黨外長王正廷之流闊而昏的官僚看來：天下真理大概都喜歡龜縮在那頂像撥浪鼓似的官帽之中，大官帽兜著大真理，小官帽兜著小真理，沒有官帽就沒有一絲兒真理，因此他們自然會理直氣壯地藐視像黃炎培這樣一介布衣愛國人士的忠告，而置國家民族的安危於不顧——讓這一班鼻孔仰天目光如豆昏庸顢頇的官僚之徒執政，豈非誤盡國家社稷百姓蒼生，殃及子孫後代乎？故爾還是黃炎培說得好：
民非亡國之民，官實亡國之官。（《黃炎培日記》第6卷，1939年7月24日）
此話如讓國民黨官員聞之，不僅刺耳，或許還要暴跳如雷，但令人感到天道不謬的是：在國民黨高官漠視黃炎培發出預警之後的七年，國民黨召開了一次國防最高會議，其時蔣介石、汪精衛、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張群、白崇禧、何應欽、王世傑、錢大鈞、陳布雷等軍政首腦中樞大員袞袞諸公一起匯聚，「蔣痛言：國民黨程度低劣，有亡國之罪」（《翁文灝日記》1937年12月20日，中華書局，2010年）。
面對抗戰之初因戰備不足而各方告急的敗相，雖然這僅僅是蔣介石在黨內核心層所講的一時憤急之言，並不是他個人代表國民黨對全國民眾所發布的「罪己詔」，但也足以證明社會賢達黃炎培後來所講的「民非亡國之民，官實亡國之官」的悲憤之論，決非個人圖痛快洩私憤的一家之偏見。
「九一八」事變導致東北淪陷之後，蔣介石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加緊「剿共」的步伐，在隨後的兩年中，分別進行第四次「圍剿」和第五次「圍剿」，企圖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對日本在北方的步步入侵，蔣介石卻寄希望於國聯來阻止日本的侵略，他認為：中國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將中國來做他一個國家所獨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強國來決戰」（引自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第12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後來的事實表明，這僅僅是蔣介石的一廂情願，當日本悍然侵佔中國東三省後，以美、英、法、德、意諸國參與的國聯根本不可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動。顯然，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的蔣介石完全忘記了《孫子兵法》的那條基本原則：「不恃敵之不吾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然而泱泱中華神州畢竟還有一批有識之士，對日寇兇殘的本質具有清醒的認識，不抱一絲幻想，高瞻遠矚地指出中日必有一次大戰，應及早在各個層面籌劃各種對策。歷史學家呂思勉（1884-1957）早在抗戰爆發之前十年，就作過一個極富遠見的預測。據他的女兒呂翼仁回憶：
父親對抗日戰爭是有精神準備的，而且對長期抗戰也有精神準備。他認為中國同日本的戰爭必然是要發生的，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且中國人也只有打勝這一仗，才能立足於世界。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也就是抗日戰爭發生之前十年，父親就兩次上書光華大學行政會。
第一封信上提出《一個足食足兵的計劃》，希望學校提倡，學生帶頭，「造成能戰之民和充足維持民生之食」。他認為若能做到這點，「吾國就能與人大戰十年，而無糧食匱乏之患」。
寫第二封信的時候，光華大學正擬擴建學生宿舍，父親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以中國目前之處境，遲早總不免與凌我者一戰」，但一朝啟釁，戰略上不免要放棄一些地方，在不能堅守的地方，「室廬器用，必極簡單，俾遷徙便利，即毀之亦所損不多」，他建議把當時的男生宿舍，讓給女生居住，而在鄉間另造男生宿舍，地區不必集中，建築不必講究，土牆茅房就可以了，一旦戰爭發生，這些建築物，就不會被敵人利用了。（《先父呂思勉在抗戰生活中的生活片斷》，載《蒿廬問學記》第209頁，三聯書店，1996年）
筆者曾經感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眼光？這種洞察歷史進程的遠見卓識方可稱之為『知幾，其神乎』。呂思勉熟讀二十四史，據聞循環往復有七遍之多，此種飽覽史書的深厚功底在近現代史學大師中可說是獨冠群彥。
二千多年的歷史風雲變幻決不會等閒飄過，歷史上血與火的刀光劍影反覆淬礪了呂思勉的火眼金睛，使他能在文恬武嬉的年代中，一眼看清日寇亡我之心不死，指出這中間沒有退縮求和的餘地，中日必有一戰，只有打勝這一仗，中華民族才能自立於世界。為了迎接長期艱苦的抗戰，國人必須未雨綢繆，在精神與物質上預作種種應對的措施。」（引自拙文《「知幾」：歷史中的另一種眼光》，載《社會科學家茶座》2009年第1輯）
1937年12月23日傍晚，錢塘江上一座雄偉的鋼梁大橋被國人親手引爆炸毀。這是「第一座由我國自行設計和主持施工的較大的近現代化橋梁；在這以前，幾乎所有我國這類橋梁，都是由外國人一手包辦的」。1937年11月12日，日軍佔領上海之後，至「12月22日，敵軍進攻武康，窺伺富陽，杭州危在旦夕」。
據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回憶：次日「午後一點鐘，上面炸橋命令到達了，丁教官就指揮士兵趕忙將裝好的一百幾十根引線，接到爆炸器上，到三點鐘時完畢。本可立刻炸橋，但北岸仍有無數難民潮湧過橋，一時無法下手。等到五點鐘時，隱約間見有敵騎來到橋頭，江天暮靄，象徵著黑暗將臨，這才斷然禁止行人，開動爆炸品，一聲轟然巨響，滿天煙霧，這座雄跨錢塘江的大橋，就此中斷」（茅以升：《錢塘江橋回憶》，載《文史資料選輯》第59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錢塘江橋是國民黨浙江省建設廳長曾養甫在1933年提議建造的，並聘請茅以升負責設計與施工，歷時四年，耗資五百多萬大洋，才於1937年完工通車。然而辛苦完工之日即是自我炸毀之時，多少專家的智慧心血，多少民脂民膏在爆炸聲中頃刻沉入江底，這種悲慘的遭遇在人類建橋史上恐怕也是極為罕見的——這個巨大的決策失誤自然要歸咎於國民黨高官毫無全局戰略眼光，在國難頻頻逼近、北方戰雲瀰漫的時刻，在一個不適宜的時機卻要花費巨資建造一座大橋。
雖然錢塘大橋造好之後對撤退軍民及物資也發揮了一兩天的作用，但與數百萬元大橋毀於一旦的代價相比，只能凸現國民黨政府官員的短視及昏庸。後來日寇佔領杭州之後，倒是在炸毀的幾個橋墩之上修造了一座簡易橋梁以供運輸軍用物品，這無疑是對國民黨主政者的莫大反諷。在此我們不能不想起抗戰前十年呂思勉提出的建議：中日必有一戰，大戰爆發之前一切建設應該貫徹簡易實用的原則。不得不感嘆呂思勉見解的高明。錢塘大橋建成而即毀的遭遇在歲月如流的歷史長河中提供了一個史學家的卓見是何等可貴的雄辯佐證。
在茅以升的回憶文章中還談到一個與錢塘江大橋相關的逸聞：「在大橋工程進行時，羅英曾出過一個上聯，徵求下聯，文為：『錢塘江橋，五行缺火。』（前面四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始終無人應徵，不料如今『火』來了，五行是不缺了，但橋卻斷了。」恰如天上之月圓了，卻殘了。這首殘聯對於錢塘江大橋的決策者國民黨高官曾養甫而言，不啻是一首戰爭年代一語成讖的輓歌。
「九一八」事變後，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對中日大戰何時爆發亦作出了頗有先見之明的預測。羅家倫青年時代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學生領袖，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在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中他曾作為學生代表南下拜謁過孫中山，並與廖仲愷、戴季陶、張繼等國民黨要角有所交往（張曉京著：《羅家倫評傳》第65頁，人民出版社，2008年）。早年的政治歷練必然有助於他在觀察及判斷時代風雲變幻趨勢方面具有過人之處。
1932年9月，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畢業同學典禮上發表演說，指出：「本人觀察現在國難雖甚嚴重，但尚非最嚴重的時期，五年之內，當更有重大國難發生。」（羅久芳著：《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213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1933年，他在另一場「太平洋戰爭與中國前途」的演講中，詳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並作出預測：
總在1935-1940年，這個大戰是再也不可避免的。（同上）
更加難得的是,羅家倫不僅有思想上的遠見，而且有付諸行動的果斷。據原中央大學學生楊希震回憶：「在『七七』抗戰前一年，冀東事變時，他囑總務處，造木箱五百餘只，箱子裡面釘有鉛皮，預備將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以為遷移之用。不久，中日之間緩和下來，這些箱子放在那裡未用。後來遷渝時在短期內圖書儀器都能運出，有了這些預存的箱子，使用一部分，方便了不少。由此可見志希先生的遠見。」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後，中央大學在此年8月至9月之間被敵機轟炸四次，「中大在第一次被炸之後，即作遷校的準備。開校務會議多次，意見不能一致。有的主張遷南京郊外，有的主張遷上海租界，有的主張遷牯嶺，有的主張遷武昌珞珈山，有的主張遷安徽的九華山，有的主張遷宜昌，有的主張遷沙市……其實，志希先生早有遷移的打算，他的打算是在民國二十四年到成都和重慶。他認為中日戰爭是不可免的，中大不遷校則已，如遷校以重慶為最好。因為抗戰是長期的，中大範圍太大，師生眾多，只能一搬，不能再遷。遷校的運輸水路要比陸路方便，重慶由長江可以直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楊希震：《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載羅久芳著：《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284-289頁）
抗戰開始，北方三所名校北大、清華、南開，一遷於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再遷於雲南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地處浙江杭州的浙大在敵寇的炮火聲中也開始向內地轉移。
從1937年11月11日開始，竺可楨校長率領全校師生員工及部分家屬，攜帶大批圖書資料與儀器設備，一遷於浙西天目山、建德，隨著敵寇的瘋狂南侵及步步進逼，再遷於江西吉安、泰和，三遷於廣西北部宜山，四遷於貴州北部遵義、湄潭，「歷經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2600餘公裡，足跡遍及浙、贛、桂、閩、粵、黔七省，於1940年1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回杭州」（李曙白、李燕南等編著：《西遷浙大》編者序，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平心而論，較之中大一次直遷重慶，浙大被迫四次遷移，確實顯得非常辛苦。不過，我們必須考慮到：竺可楨1936年出任浙大校長，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接手之日，百廢待興，諸事叢集，定規劃，聘名師，搞建設，倉促之中根本沒有時間作未來遷校的綜合考量。況且他終身熱愛自己的氣象研究事業，自1927年開始一直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1936年，在翁文灝、陳布雷的強烈推薦下，竺可楨只答應暫時兼任浙大校長，為期半年（參見《竺可楨日記》第1冊，1936年3月1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
然而僅僅一年多的時間，日寇的鐵蹄已逼近杭州。唯「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竺可楨校長所統領的教育史上罕見的四次大遷移，在敵機的轟炸下，在敵寇的炮聲中，堅持教書育人，銳意科研創新，體現了一種危難之際弦歌不輟勇猛精進的民族堅毅精神，終於把浙大辦成騰譽國際的「東方劍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培養了一批傑出英才，這一點是羅家倫掌管的中大所望塵莫及的。
然而我們作為後來探索者，在研究浙大與中大抗戰時期的搬遷史時，在總結往昔的經驗教訓時，不得不承認：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預測與規劃是何等的重要。
浙大師生在抗戰時期飽受四次遷移顛沛流離之苦，這無疑是日本侵華戰爭所致，日寇罪不可逭；除此之外，亦不能不歸咎於國民黨中央教育部的主政者。
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歷史足足提供了六年時間，莫非這些官老爺們不知道中日大戰一旦爆發，中國的大學尤其是一些著名學府如果不願在敵寇的刺刀下屈辱求存，不是都要向西南縱深之地搬遷嗎？既然如此，何以不早早統籌制定一個全盤規劃呢？石頭城內自古是六朝金粉之地，秦淮河邊畫棟雕梁，笙歌豔舞，國府官員得風月於近水樓臺，徜徉於此酒食徵逐，目迷五色樂不思「蜀」，他們的智慧與遠見恐怕早已在桃紅柳綠的溫柔鄉中消耗發揮殆盡了，何有餘暇餘力去及早籌劃當未來戰火逼近之際全國莘莘學子如何遷移的萬全之策劃呢？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入侵，國土大片淪喪，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為了進行持久的抗戰，東南沿海地區大量兵工廠和民用企業必須隨之內遷。當時，中國西部地區不僅缺乏鐵路，而且僅有少量公路，惟一有效的運輸通道只能依靠亙古已存的那條奔騰不息的長江水系。
金陵兵工廠槍彈廠需經長江西撤，杭州、南昌兩家飛機廠需經長江西撤，還有千百家民用工礦企業也要經過長江而西遷。當時僅有的百艘船舶搶運能力嚴重不足，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被國民政府委任為交通部次長和軍委會水道運輸管理處主任，他窮極思變，坐鎮宜昌，面對兩岸堆積如山的器材與滿街滿巷擁擠不堪的難民，徵調川江之地兩千艘木帆船，參與分秒必爭的搶運。此時此際，上有狂轟濫炸的日寇敵機，後有窮兇極惡的日寇追兵。
蒼天有眼，在急流險灘波濤洶湧的長江水面上，千帆競發，萬篙撐灘，無數赤膊縴夫在岸邊巖石上奮勇拉縴向前，為了抗擊日寇入侵，為了挽救國家命運，國人同胞發揮了無窮的智慧與毅力，克服重重艱難險阻，成功抵達重慶。這是一場涉及國家命運安危的戰略性大撤退，也是一場關係民族能否持久抗戰的大撤退，更是一場中國「敦刻爾克」式的成功大撤退，被後人稱之為「數千年長江航運史最輝煌的篇章」（可參閱黃振亞著：《長江大撤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在回顧這場驚心動魄的「長江大撤退」後，筆者不能不想起著名學者謝無量（1884-1963）早先提出的戰略規劃。1935年，日寇在華北多次製造事端，妄圖進行新的入侵。在抗日救亡聲中，謝無量深思熟慮，寫成一篇建設四川的《意見書》，「他認為中國有兩個致命弱點：（一）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中心都集中在沿海一帶，一旦發生戰爭，敵人在短期內即可從海空轟毀，制我於死地；（二）中國沒有大陸上的交通幹線，國際交通全靠上海、天津等幾個重要商埠，對外作戰期間，易為敵人封鎖，使中國坐困以斃。
他說，要排除這兩個弱點，中國必須在內地建設工業基礎，同時開闢貫通大陸的鐵路幹線。在此基礎上，再以四川為中心建設西陲（包括川、滇、黔、康、藏、青、新七省）。西陲的建設，應從建設大規模的工農業著手，農業包括糧食及工業原料的生產，工業包括輕重工業、化學工業及軍事工業等。如此，西陲進可以成為建設整個中國的基礎，退可以作為復興中國的根據地，這是一條民族生命線」（楊偉立、馬宣偉：《謝無量》，載嚴如平、宗志文主編《民國人物傳》第九卷，中華書局，1997年）。
謝無量學問淵博，在文學史、哲學史、佛學、理學諸多領域造詣頗深，有篳路藍縷開風氣之功，與東南大儒馬一浮齊名，早在民國初期即被學林中人譽之為「我土文化七百年精華，在一浮一沉」（《天風閣學詞日記》第2冊，1947年11月21日，載《夏承燾集》第6冊第738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浮」謂馬一浮，「沉」指謝無量（因其早年名謝沉）。後來的歷史證實了謝無量的先見之明，倘如國民政府及地方當局能及早採納謝無量的戰略主張，也不至於數年後發生那場手忙腳亂的「長江大撤退」，或者至少可以大大減輕「長江大撤退」中超負荷的艱難與緊張。
據說蔣介石也認識到四川、貴州可以成為抗日的後方根據地，指出：「川黔能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一切失地，復興國家。」（周開慶著：《四川與對日抗戰》第13頁，臺北：商務印書館，1987年；轉引自黃振亞著：《長江大撤退》第3頁）1935年6月蔣介石指示兵工署長俞大維：「凡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儘量設法改運於川、黔兩省，並秘密陸續運輸，不露形跡，望速派要員來川、黔籌備整理。」（王國強著：《中國兵工製造發展史》第9頁，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轉引自《長江大撤退》第4頁）
但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由於國民黨一心打內戰，大敵當前而實施「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以致對國防抗戰有許多疏漏：「如把四川定為戰略後方，未見有何戰略性的建設，戰略交通建設方面，對於連接戰略後方的最主要的通道——長江，沒有任何考慮。漢口宜昌間的航道多淤，宜昌重慶間的航道多險灘，這些原始狀態沒有絲毫改變……而軍方改變兵工布局的設想，也只是一句空話，金陵兵工廠和上海鋼廠仍在原地，新建的各兵工單位大多設立在南京。」（《長江大撤退》第4頁）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論功行賞，鑑於盧作孚等人在「長江大撤退」中所發揮的艱苦卓絕重要作用，向他們頒發了勝利勳章。毫無疑問，盧作孚等人是國家民族的功臣、中流砥柱，受之無愧。但是，回憶往昔，我們應該對謝無量當年的遠見卓識及戰略規劃給予足夠的積極評價，否則，後來的研究者似乎總是難逃「曲突徙薪無人問，焦頭爛額座上賓」那樣一種近似於宿命的嘲諷。
談到抗戰前的預測，也許無法迴避當年歷史學家錢穆一些見微知著的發現。錢穆回憶說：
餘在昆明時，有聯大學生赴湖南江西前線者，臨行前來求贈言。餘告以諸生赴前線，首當略知軍事地理，隨身盼攜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即就湖南江西兩章細加閱讀。餘觀日軍來犯，軍中必有熟此書者。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鐵路進軍，而改道破涿州，切斷平漢鐵路，則北平乃在包圍中。又其在上海不徑沿京滬鐵路西侵，而廣備船筏，直渡太湖徑犯廣德，則已至南京之肘腋間。此皆攻我軍之不備，而實為歷史上軍事相爭一必攻必備之地。能讀顧氏《方輿紀要》，則可知相爭要害之所在矣。（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219頁，三聯書店，2010年）
西南聯大學生投筆從戎，將奔赴抗戰前線，錢穆臨別贈言，告訴他們應熟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七七」事變以來，日寇長驅直入，用兵頗有章法，「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鐵路進軍，而改道破涿州，切斷平漢鐵路，則北平乃在包圍中。又其在上海不徑沿京滬鐵路西侵，而廣備船筏，直渡太湖徑犯廣德，則已至南京之肘腋間。此皆攻我軍之不備，而實為歷史上軍事相爭一必攻必備之地」。日寇何以能在戰爭中屢屢得手，關鍵之處就在於日寇軍中有人熟讀《讀史方輿紀要》，故能做到知己知彼，偷襲吾方要害之地而入侵迅速。
《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系明末清初顧祖禹（1631-1692）花費畢生精力達三十年所著，「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所可見」，成為「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魏禧《〈讀史方輿紀要〉要敘》，載《讀史方輿紀要》第1冊，中華書局，2005年）。用兵打仗，「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竅，以中天下之要」（同上）。充分表明此書在軍事戰爭中的重要作用。
同治中興三大功臣之一的左宗棠，青年時代熟讀此書，他自述：「吾十八九歲時於書肆購得顧氏《方輿紀要》一書，潛心玩索，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了如指掌。」（左孝同《先考事略》）左宗棠原為一介舉人，後因機緣湊合，率師與太平天國作戰，能以區區五千人馬打敗太平軍十多萬之眾，就是仰仗「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熟知山川地理形勢，藉助關隘險要設置埋伏，突出奇兵，在運動周旋中以局部優勢打擊對方，積小勝而成大勝，最終達到以弱殲強的總體完勝（可參閱莊練著：《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上冊《左宗棠》，中華書局，1988年）。左宗棠以戰功顯赫而致封侯賜爵，縱觀他的一生，《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無疑在其成功的軌跡中起到了難以忽視的重要作用。
日本這個島國民族覬覦中國領土由來已久，早在十六世紀，武酋豐臣秀吉（1536-1598）就狂妄宣稱：「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於四百餘州。」（引自渠長根著：《日本侵華思想理論探源》第26頁，新華出版社，2009年）近兩三百年來，日本朝野對侵華戰爭的發動作了種種周詳的研究及預案，其中自然也包括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這部享有盛譽的軍事地理名著的細緻研究。
「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歷史學家錢穆能準確預測日方學界因侵華戰爭需要而早已在研究顧氏之書，是由於他在日人所著的《史記會注考證》發現了種種蛛絲馬跡。錢穆接著回憶說：
餘之知日軍中知重顧氏此書，乃自抗戰前在北平讀日人瀧川氏之《史記會注考證》一書而知之。此書考證實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詳引顧氏書。既於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詳加考證，而獨引顧氏書不厭其煩，故知日人於此書必有特加重視者。瀧川未能免俗，乃備引不厭。而日人之重視此書，則必為其入侵吾國之野心者所發起。餘在北平時亦嘗以告人，而不謂餘言之竟驗也。後餘又讀日人有為顧氏此書作索引者，乃益信餘初料之不誤。（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219頁）
《史記會注考證》一書卷帙不少，名為「考證」，但考證功夫「實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詳引顧氏書」，《史記》內容豐富，該書「既於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詳加考證，而獨引顧氏書不厭其煩」，日本狐狸尾巴在此盡顯無遺，錢穆斷定「日人之重視此書，則必為其入侵吾國之野心者所發起」。後來戰局發展態勢一一證實了錢穆的預測。歷史學家錢穆的眼光確實不凡，他固守六尺書桌，卻能預測天下之大勢。此即古人所謂「唯天下之靜者，能見微知著也」。
1938年9月，蔣介石因抗戰初期迭遭挫敗，給下屬機要部門下了一道耐人尋味的命令，據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的王世傑記載：
軍事委員會參事室，近受蔣先生命，調查特殊人才，並須按月推薦若干人。予決定請張忠紱、杭立武兩君主其事，只注意專門人才及領袖人才。（《王世傑日記》1938年9月5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筆者往昔閱書至此，心中不免竊笑，油然會憶起西漢末年「新朝」皇帝王莽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發動對匈奴的那場戰爭。要打敗強大的匈奴確非易事，王莽下詔書招募「特殊人才」：「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鬥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裡，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墜。」（《漢書·王莽傳》）
「將待以不次之位」，就是說可以不拘一格躐等提升官職。在這種高官厚祿利誘之下，天下突然冒出一萬多個自稱有特殊才能的人物會集京城，或者聲稱可使三軍渡江不必使用船舟，只要馬兒連著馬兒就可運送百萬大軍——這是水上「特殊人才」；或者可使三軍人馬不用糧食，只要服一點秘方藥物，就可不感飢餓，這似乎是道家氣功辟穀法的集團擴大化——這是陸上「特殊人才」；或者自稱能騰空飛行，「一日千裡」，可以窺探匈奴的各種情況——這是空中的「特殊人才」。
「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那位古典飛行員似乎是個仿生學家；「通引環紐」，看來身上還安裝了機械裝置，但不幸「飛數百步墜」——然而畢竟飛了「數百步」。這場選拔「特殊人才」的鬧劇就以中國科技史上或者也是人類航空史上第一位試飛員倒栽蔥似的一「墜」而宣告沒有成功。
王世傑把蔣介石需要的「特殊人才」定義為「專門人才」（如各類專業的專家）及「領袖人才」（如各地素孚人望的鄉紳），在認知上雙方還是有差距的。蔣介石所謂「特殊人才」的內涵與外延還要廣泛及複雜得多，但留洋博士出身的王世傑在思維習慣上總會有一些西方「路徑依賴」：「只注意專門人才及領袖人才」——不過，無論如何，一個「只」字也透露出王世傑依稀窺探到一些蔣氏上峰之衷曲。
每當國難當頭或大戰來臨，歷史上的主政者有時往往寄希望於招攬天下「特殊人才」，能發揮特殊功效，一舉擊敗強敵。但縱覽五千年歷史，尚未出現過能一招制敵的所謂「特殊人才」。平日裡慣用留洋海歸派而急難時欲招「特殊人才」的蔣介石，不知真正的「特殊人才」，其實有時「絢爛至極而歸於平淡」，如前所述的呂思勉、謝無量、錢穆諸人即是。他們能在浩瀚的史實中提煉出某些卓見，有助於國家大計方針、宏謨巨猷之制定，只是這些史學家長衫布鞋、土木形骸，不及那些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海歸派引人注目而已也。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此並不想簡單地以西漢王莽招募「特殊人才」來影射或比附蔣介石在抗戰初期要求下屬調查並推薦「特殊人才」，因兩者性質與語境不同，前者主動攻打匈奴，後者是抗日反侵略戰爭。但蔣委員長不是無可非議，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中間的六七年，他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的銳意「剿共」政策，對迫在眉睫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備的投入嚴重不足，以致抗戰初期連連遭挫。危急之下，蔣委員長想到「調查特殊人才，並須按月推薦若干人」，以濟其急——這種臨渴掘井、臨戰鑄劍式的心浮氣粗，總不免使人想起那位新朝天子王莽的一些舉止罷了。■
本文作者張榮明，文載2011年9月18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本文是「抗戰前的預測與抗戰中的預言」系列的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