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中國國土安全與地緣戰略利益，需要全面把脈中國地理環境的利與弊，準確把握中華傳統地緣戰略思想的得與失，直面現實挑戰，開創未來新局。
利大於弊的地理空間是中國崛起的客觀環境與自然條件，需要心中有數、趨利避害；中華傳統地緣戰略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值得古為今用、發揚光大；當今中國國土安全與地緣環境形勢嚴峻、不乏挑戰，務必審時度勢、主動塑造。
地理環境是國家安全的物質與空間基礎，是地緣戰略利益的自然依託，是一個國家在世界舞臺中的立足之地。維護中國國土安全與地緣戰略利益，需要全面把脈中國地理環境的利與弊，準確把握中華傳統地緣戰略思想的得與失，直面現實挑戰，開創未來新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猶如一隻報曉的雄雞，昂首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位於亞洲的東部和太平洋的西岸，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裡，排名世界第三，差不多同整個歐洲面積相等，海域面積473萬平方公裡，其中由內水、領海及管轄海域構成的海洋國土面積將近300萬平方公裡。中國處在地球的東半球和北半球，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領土南北跨越緯度近50度與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五個溫度帶和青藏高原高寒區，東西跨越經度60多度與5個時區，是屈指可數、當之無愧、令人自豪的地理大國。
（一）自然稟賦得天獨厚，大國地理頗為優越
一是空間廣大。中國南北相距5500公裡，東西相距5200公裡，陸地邊界長達2.28萬公裡，大陸海岸線長達1.8萬公裡。「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神州大地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沃土，遼闊的國土空間不僅滋養了龐大的人口，也為國家安全與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質支撐，是當代中國得以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從容參與大國競爭的主要「本錢」。
二是資源豐富。中國是陸海複合型大國，陸海兼備，自北向南瀕臨的近海有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分布有大小島嶼7600個，海洋資源頗為豐富；中國地形多種多樣，雄偉的高原、起伏的山嶺、廣闊的平原、低緩的丘陵、低洼的盆地，陸地上的5種基本地形都有；地勢西高東低並呈三級階梯狀分布，有利於夏季風將海洋上的溼潤空氣送入內地，供給大量水汽，還決定了中國的眾多大河東流入海，既有利於溝通中國的海陸交通，又便於中國東西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而且，在從高一級階梯流入低一級階梯的地段，水流湍急，產生巨大的水能，使得中國的水力資源蘊藏量位居世界第一；氣候覆雜多樣，跨經緯度均廣，內陸與沿海距離遠，加之地勢高低不同，地形地貌多樣，因而氣溫與降水的組合多種多樣；幅員廣大，地質條件複雜，物種豐富，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礦產資源種類較齊全、礦產自給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鎢、錫、銻、鋅、鋁、鉛等儲量世界領先。
三是相對安全。中國本土幅員廣闊，四周又被海洋、高原、荒漠與外界隔開，地理環境相對封閉、自成一體，外敵多被自然天塹阻擋、難以入侵。這一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有利於中華文明的自主與連貫發展，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一書中對此寫道：「中國為什麼擁有世界上最古老、連續不斷的文明？一個原因在於地理——它與人類其他偉大文明相隔絕的程度舉世無雙。」反觀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無不相繼中斷、戛然而止，唯獨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持續至今，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國在地理上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不易受外界影響。
（二）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美中不足
一是資源分布不均，水資源南北失衡尤其突出，北方地區缺水嚴重。中國小麥與棉花的集中產區——華北平原，其耕地面積約佔全國的40%，而水資源只佔6%左右。能源與礦產資源地區分布亦極不均衡，西部地區能源儲藏豐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則極其貧乏。
二是地形組合不佳。山地、高原和丘陵約佔陸地面積的67%，盆地和平原約佔33%，山區面積佔中國陸地總面積的2/3，這給交通運輸、農業發展乃至生產生活帶來諸多困難。
三是天災頻發、多災多難。氣象與地質災害多發，前者包括旱澇、颱風、寒潮等，後者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中國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國家之一，處在多條地震帶之上，其中的青藏高原系印度洋與亞歐兩大地質板塊持續撞擊而成，致使中國的橫斷山脈與四川一帶地震高發、危害驚人。複雜的地理環境與多變的氣候條件疊加，加之人口密集等因索，致使疫情多發、損失巨大。正是因為中國自古天災不斷，便有了「多難興邦」「生於憂患」「居安思危」等成語。
四是周邊鄰國眾多，地區熱點不斷，加之域外大國刻意攪局，致使地緣政治環境複雜嚴峻。中國陸地邊界長達2.28萬公裡，與朝鮮、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等14國接壤，海上與韓國、日本、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6國相望，目前與印度、不丹仍存在陸地邊界問題，而海洋領土與權益爭端尤為突出。另外，中國東部近海被西太平洋的所謂「第一島鏈」環繞，其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減緩中國大部分沿海地區遭受西太平洋猛烈颱風的衝擊，但也限制了中國海權的發展及海上通道的自由，致使中國出入遠海大洋頗為不便、容易受制於人。與此不無關係的是，中國雖然是陸海兼備型大國，但傳統的地緣戰略思維是陸地主導、陸主海輔，習慣於並且擅長對陸地的經營拓展，而對海洋方向的經略則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受重視，這也導致了中國近代的落伍與被動「挨打」。
作為地理大國和文明古國，中國歷代地緣戰略思想博大精深，需要加以揚棄，擇其要者，有以下八例。
（一）戰國七雄「合縱連橫」、縱橫捭闔
戰國時期的兩大縱橫家蘇秦與張儀針鋒相對，前者提出「合縱」，後者倡導「連橫」。在戰國七雄時代，蘇秦主張大致呈縱向排列的東方六國聯合起來一致抗秦，即「合縱」。他說：「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併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戰國策•從燕之趙》）蘇秦的「合縱」主張是希望眾多的弱小國家聯合起來抗衡共同的敵人（即強大的秦國），而張儀的「連橫」之計則是專為強秦服務的，他積極遊說並極力慫恿東方各國通過橫向依附於強秦（即「連橫」）來稱雄於六國之中，其實質是強秦充分利用六國之間的矛盾，通過秦國與之結盟和好的謊言來對六國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二）秦國「遠交近攻」、徐圖一統
戰國時期另一縱橫家範睢向秦昭王提出了「遠交近攻」的地緣戰略，並被秦國採納以實施兼併戰爭。針對秦相穰侯魏冉「越近攻遠」主張的弊端，範雎提出：「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攻遠，不亦謬乎？……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一下樞，以威楚、趙。」（《戰國策•說秦昭王》）一般而言，「遠交近攻」屬於霸道思想，其基於先近後遠、先易後難與先弱後強的原則，根據鄰國與本國距離的遠近來確定本國對外擴張的輕重緩急，將距離最近的鄰國作為吞併擴張的優先對象，而將距離較遠的國家作為下一步的徵服目標，並暫時與之結交通好，這樣既可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以集中力量先對付鄰近國家，又能通過對較遠強國的懷柔來打消其疑慮，並防止其出兵援助鄰國。在本質上「遠交」之「交」只是暫時之「交」，一旦「近攻」得逞，則「遠交」必然就要改為「遠攻」了。秦國通過「遠交近攻」這一地緣政治的精明算計，將六國各個擊破、最終統一中國。
（三）西漢邊防「以夷制夷」
晁錯系漢景帝重臣，他針對當時匈奴的威脅提出了「募民實邊」與「以夷制夷」的主張。「以夷制夷」出自《漢書•晁錯傳》：「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制蠻夷，中國之形也。」「以夷制夷」，即利用蠻夷之間的矛盾與分歧，對其加以分化瓦解，使其陷入彼此爭鬥與相互消耗之中，並爭取其中相對友好和威脅較小的一方。這一地緣戰略思想對中國古代乃至近代的外交實踐產生過深遠影響，它是在面臨眾多外部威脅時被迫採取且風險較大的策略。
（四）漢朝開拓西域以反制匈奴
西域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西域指漢朝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東的地區，而廣義的西域還包括今中亞、西亞及南亞等地。漢朝自西漢武帝時開始通西域，一直持續到東漢時期。漢武帝通西域的初衷是對付漢朝的主要威脅——匈奴，一來將匈奴勢力趕出西域，使西域諸國擺脫匈奴控制，從而「斷其右臂」，並使匈奴失去西域的豐富資源；二來在外交上爭取盟友支持以孤立匈奴。兩漢對西域的開拓經略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二是對西域用兵，主要是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徵戰；三是設置西域都護府；四是東漢時班超、班勇父子對西域的重新經略。
張騫受漢武帝派遣，先後兩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從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目的是尋找匈奴的敵人大月氏國，希望與其結盟以共同抗擊匈奴。張騫一路經過了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等國，還知道了更遠的安息（伊朗）、身毒（印度）、黎軒（大秦，即羅馬帝國）等國情況，獲得了寶貴的外交情報；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19年，目的是與烏孫國結盟以抗擊匈奴。
（五）《鹽鐵論》強調以實力安定邊疆
鹽鐵之議是西漢中期（漢昭帝）統治階級中的當權派與在野派之間關於政治指導思想的爭論，當權派的代表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而在野派則是賢良文學（漢朝選拔人材的科目）的知識分子，雙方主要就漢武帝時的內政外交政策（主要包括鹽鐵官營專賣與北伐匈奴等）進行辯論，其言論於漢宣帝時由桓寬整理成書，即《鹽鐵論》。
以桑弘羊（前152—前80）為代表的當權派在對待匈奴的問題上持堅決反擊的立場，其地緣戰略思想包括：一是強調漢朝所面臨的險惡周邊環境以及使用武力以消除邊患的必要性，如，「大夫曰：『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闢害，以為黎民遠慮。』」（《鹽鐵論》）二是強調邊防的極端重要性，如，「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心腹也。……唇亡則齒寒……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不徵備，則暴害不息。』」（《鹽鐵論》）
（六）明太祖睦鄰周邊
朱元璋在即位之初便派遣使節到周邊鄰國進行「宣諭」，提倡各國以禮相待。其對外《告諭》提出：「天地之間，帝王酋長，因地立國，不可悉數。雄山大川，天造地設，各不相犯。」他明確反對對外濫用武力：「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徒慕虛名，自弊中土，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明太祖還將睦鄰政策寫進了其本人編定的《皇明祖訓》，以告誡後代：「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
（七）清朝強化東亞宗藩朝貢體系，注重「天子守在四夷」
清朝強化東亞宗藩朝貢體系，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光緒朝的翰林院學士周德潤提出的觀點：「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闢，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山河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
（八）近代政治家對國際環境巨變與地緣處境險惡的深刻認知
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開始，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空前劇烈的變化，晚清權臣李鴻章在其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對此指出，「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輪船電報，瞬息千裡，軍火機器，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在此「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背景下，中國的周邊環境變得空前險惡，四大新老強鄰惡霸尤為凸顯，即北俄、東日、南法、西英。清末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對此悲憤指出：「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王福春：「晚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析論」，《國際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而對於當時塞防與海防孰重孰輕的重大爭論，晚清重臣左宗棠力主西北塞防與東南海防並重，他在其《論海防塞防並重》一文中指出，「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強調二者不可偏廢，力主統籌兼顧西北陸上與東南海上兩大地緣戰略方向，並一舉收復新疆。
常言道「鄰居是不能選擇的」，其實通過搬家倒也能夠選擇鄰居，真正不能選擇的是鄰國。崛起中國的地緣與周邊環境既有機遇、亦有挑戰，挑戰既有歷史遺留的、亦有「成長的煩惱」，其中不乏地理因素的影響，再加之個別域外大國極力攪局。對此，應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和習近平外交思想，弘揚傳統戰略文化，統籌發展與安全，強化地緣戰略運籌，有效維護國土安全，主動塑造周邊環境。
（一）心中有數，直面三大挑戰
首先，「臺獨」分裂活動挑戰中國的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影響中國東南沿海安全，掣肘中國破解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兩岸分治至今已逾70年，臺灣民進黨當局不僅頑固反對「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而且挾洋自重、倚仗美國抗拒統一，致使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近期無望，中國大陸以非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的可能性上升，但也面臨屆時美國軍事幹涉的可能。臺灣問題久拖不決恐將夜長夢多，臺海生變生亂生戰風險增大，中國的統一大業和復興大計將因此備受考驗。
其次，美國企圖以所謂「印太戰略」對中國實施地緣圍堵。美軍將其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推出「印太軍事戰略」，將「印太」列為其「優先戰區」，企圖憑藉制海權與盟友體系、掌控「北印度洋-西太平洋」這一當今世界的地緣政治樞紐，進而制衡中國。
再次，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考驗中國的外交智慧與戰略能力。領土爭端主要包括南海島礁（中越、中菲等）、中日釣魚島及東海劃界、中印邊界等，加之美國極力插手南海、東海問題並拉攏印度，致使相關爭端長期化複雜化，中國的領土主權、國土安全與地緣戰略利益受到侵蝕。
（二）有的放矢，明確戰略目標
總的目標應是：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塑造有利的周邊環境，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塑造安全的「帶路」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和平穩定的地緣環境。
具體目標分別針對維護國家統一、處理領土爭端、塑造周邊環境與拓展「全球公地」，包括以下四點：
一是對於臺灣問題加大反獨促統力度。適時適度加快解決臺灣問題，穩步推進兩岸實際統一。堅決遏制「法理臺獨」，不斷壓縮「事實臺獨」，有效反制美臺勾連。
二是對於領土爭端統籌「維權」「維穩」。在強化實際控制的同時，通過積極協商等管控分歧、防止激化矛盾，提防美國插手、從中漁利。
三是對於周邊安全破解美國以「印太戰略」對華圍堵圖謀。對東協多做工作，對日本、印度善做工作，深化東亞及周邊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構築助力中國崛起的周邊地緣依託帶。
四是對於「全球公地」擴大參與。對深海、兩極尤其是北極、太空等地緣戰略未來制高點與「新邊疆」加大投入，穩步增加相關治理話語權和影響力。
（三）弘揚務實王道，注重統籌兼顧
首先，重塑中華戰略文化（政治、軍事與外交思想）傳統，弘揚「務實王道」。對荀子的思想加以適度改造，以其切實可行的三分法（一味強調道義的「純粹王道」、唯利是圖的霸道、「務實王道」），取代孟子簡單粗糙的二分法（王道、霸道），汲取其精華即「務實王道」，在周邊外交與地緣戰略上兼顧道義與利益（義利兼顧）、仁德與實力（德力俱足）、硬實力與軟實力（剛柔並濟）、自身安全與別國安全（兼善天下）。對此，西漢宣帝提出的「霸王道雜之」說可資借鑑。漢宣帝曾對其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指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元帝紀》）此言一語道破天機，漢宣帝否定的是「純任德教、用周政」的純粹王道，肯定的則是「霸王道雜之」的務實王道。縱觀中國古代封建統一王朝的三大盛世（西漢文景之治到武宣之政、唐朝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清朝康雍乾），其戰略文化無一不是務實王道。時至今日，籌劃新時代中國地緣戰略，理應古為今用、返本開新、弘揚務實王道。
其次，陸海統籌、揚長補短，適度側重於海。作為陸海複合型大國，中國的優勢在於陸權，海權則是短板。為此既要「揚長」和保持陸上優勢，又要著力「補短」，應加大海洋方向的科技與軍事投入，加快破解海上難題，努力實現「海上崛起」。
再次，以我為主、兼顧鄰國與美國，適度側重於鄰國。周邊地緣博弈實為中國、美國、鄰國三方博弈，存在著中鄰、中美以及美鄰等多對矛盾，宜主動管控中鄰矛盾、壓縮其被美國利用的空間，善於利用美鄰矛盾，防止美鄰聯手圍堵中國和美國「喧賓奪主」。
（四）以「一帶一路」拓展地緣經濟利益，順勢擴大政治影響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總書記統籌新時代中國外交與發展的大手筆，也是開拓地緣經濟新空間的大手筆，應以習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的重要講話為指引，針對「後疫情時代」外部環境新變化，適度聚焦、突出重點，強化風險評估與安全保障，完善相關機制，探索將高峰論壇制度化、實體化，走深走實、行穩致遠，通過造福沿線各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天時地利加人和、東西南北通中國」。為此應注重如下五點：
一是堅持「內外兼修、以外促內、內聖外王」，著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邁向高質量發展，藉以提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促進中國發展方式轉型升級。
二是以實現沿線國家共同發展為宗旨，以經濟外交與發展合作為基礎，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依託，以人文與治國理政交流互鑑為紐帶，以共同安全與安全合作為保障，順勢擴大中國在沿線國家的市場佔有率、技術與產業標準話語權、發展模式影響力、安保力量海外存在。
三是主動塑造國際輿論，有效反擊美西方抹黑「一帶一路」。
四是統籌陸海、兼顧「帶」「路」，以亞歐非三大洲為主攻方向，適度兼顧其餘，避免面面俱到、分散精力，同時加快打造靠譜、過硬、管用的「沿線鐵桿友邦」。
五是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累經驗、打好基礎。
（五）謀劃「大周邊」戰略，主動塑造更為有利的地緣環境
中國的「大周邊」戰略是以「四大板塊」（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為基礎，以「兩大板塊」（南太、西亞）為補充，在「分片包幹」、分塊經營的同時，不斷提升整體合力與全局效力。其中：
一是對於東北亞板塊，重點抓好朝鮮半島和平穩定與中日關係。在朝核問題上不隨美國起舞，發展中朝合作，保持主動權。對日本要把握其兩面性，擴大務實合作，管控領土爭端，保持必要警覺。
二是對於東南亞板塊，重點抓好南海問題與自貿區建設。有效反制美國濫用「自由航行」，穩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協商，針對美對華經貿與科技「脫鉤」之舉、深化中國-東協自貿區建設、加快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將柬埔寨、寮國打造為「沿線鐵桿友邦」。
三是對於南亞板塊，重點抓好中印、中巴關係和反恐。努力管控中印邊界爭端，有效反制印軍滲透逞強，運籌中美印等周邊三角，防止美藉「印太戰略」拉印製華。對巴基斯坦加大支持，穩妥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對阿富汗問題加大關注，跟蹤美國撤軍動向，穩步參與阿戰後重建。
四是對於中亞板塊，重點抓好能源合作與反恐合作。以上合組織、雙邊合作為依託，加強中俄溝通協調，統籌新疆反恐鬥爭與中亞反恐合作。
此外，對於南太與西亞兩大板塊，應量力而行，重點抓好經貿與資源能源合作，防止美澳勾連對華圍堵，防止中東戰亂危及中國海外利益與能源安全。
綜上所述，利大於弊的地理空間是中國崛起的客觀環境與自然條件，需要心中有數、趨利避害；中華傳統地緣戰略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值得古為今用、發揚光大；當今中國國土安全與地緣環境形勢嚴峻、不乏挑戰，務必審時度勢、主動塑造。趨利避害的是客觀環境，古為今用的是傳統智慧，主動塑造的是地緣戰略，三個關鍵詞密不可分，共同構成維護中國國土安全與地緣戰略利益的通盤思考。
（本文原載於《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