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年前，宋天禧二年，十月庚子，時值深秋。在宋都汴梁，即河南開封，宋真宗趙恆召集一批近臣，在皇宮後苑玉宸殿「觀刈稻」，也就是，觀摩割稻子。玉宸殿前，有一片兩畝見方的園子，不栽花，不植草，專種稻子。
2017年2月底的一天，中國春季伊始。一位名叫徐國武的中年人，又一次收拾行裝。他要前往寮國的沙灣拿吉省。沙灣拿吉即將迎來一年中最熱的時節，那也是稻作前最好的育土期。
寮國農民在中國企業開發的農業產業園中種植稻米。
徐國武不知道宋真宗時代的這段淵源。唯有那由古及今的海上絲綢之路，見證著這遠隔千裡、相隔千年卻一脈相承的稻花傳說。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新華社」（ID:xinhuashefab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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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米飯」的震撼
公元997年，宋真宗即位。即位後不久，他就發現，蘇皖浙贛一帶種植的水稻品種，只要稍有旱情就面臨減產絕收的狀況。
那時，北宋人口正在「井噴」，「一碗米飯」上升為宋真宗的頭等大事。宋真宗決心從稻種入手，尋找突破。
四庫全書收錄的《湘山野錄》對宋真宗推廣種植佔城稻的記載。
歷時數年，宋真宗發現福建種植了一種名為「佔城稻」的水稻品種，抗旱能力強，生長周期短。在皇宮試種之後，宋真宗下令「取佔城稻三萬斛」分給各地種植。
幾年後，江南水稻產量大幅上升。有粗略估算，在種植佔城稻後，江南一些稻米產區的產量從畝產60公斤提高到100公斤以上，為全國糧食產業中心南遷奠定了基礎。
到了南宋，「蘇湖熟，天下足」，米飯逐漸走上尋常人家的餐桌。
佔城稻的推廣極大提升宋朝糧食產量。圖為宋朝《耕穫圖》，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2014年，徐國武隨湖南省「一帶一路」考察團第一次走進寮國。在那裡，他吃了一碗當地「淳樸的米飯」。
「還記得上中學住校時，每逢開學，家裡都會為我準備一袋米，那是一學期的口糧。『口糧』的那種香味，一直都刻在味覺的記憶裡。寮國的那一碗米飯，震撼心靈，就是兒時的味道！」徐國武說。
循著那稻花香，他四處尋找稻田。他去往寮國最重要的稻米產區——南部平原。但讓他大吃一驚的是，伴隨稻花香的，是落後的育種種植技術、低迷的產量和消沉的生產積極性。「那一次產區調查給我的印象就是兩個詞：刀耕火種、廣種薄收。」
他暗下決心，要改變當地落後的稻米種植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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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標準」的落戶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佔城稻了。
佔城，東南亞古國，其疆域以越南中南部為中心，勢力影響範圍一度到達今天的柬埔寨東北部和寮國南部，包括寮國南部平原。
據考證，佔城稻在唐末五代時經海上絲路傳入福建沿海，爾後在福建南部種植，到宋真宗時期被推廣並一直沿種至清代。
佔城稻的引入，改變了江淮浙地區過去以粳米為主的品種結構，使得秈米品種在中國廣泛種植。
林則徐曾評價：「佔城之稻自宋時流布中國，至今兩粵、荊湘、江右、浙東皆藝之，所獲與晚稻等，歲得兩熟。」
明《天工開物》中關於古代稻作的插畫。
時隔千年，寮國今天種植的稻米依然是佔城稻的後代。
但今天寮國的稻米，卻陷入一種尷尬——「落後的綠色」。寮國境內沒有化肥企業、生產過程中沒有化學殘留的現實造就了原生態的美味，但落後的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卻使得稻米質量參差不齊，達不到國際標準。
「『綠色』未必代表著高品質，只有標準化才能讓『綠色』變得有價值，」徐國武說，「『中國標準』要走出去，要讓『中國標準』成為高品質的標杆。」
2015年，徐國武開始在寮國播種第一季大米。他採用「2＋3」的生產模式，由當地農戶出地、出勞力，他來出資金、出技術、出市場回購渠道。同時，他對大米種植的各環節制定嚴格標準，這些標準後來被寮國政府採納。
「在我們進入寮國之前，寮國全境只有一家法國人投資的大米加工廠勉強符合中國的稻米加工和進口標準。
隨著我們把『中國標準』引入寮國，寮國境內已經有7家大米加工廠在使用『中國標準』，包括4家法國企業，」徐國武說，「『中國標準』已經成為寮國大米的出口標準，『中國標準』也在被越來越多國家和企業所採納。」
徐國武（前）在寮國一家法國稻米加工廠檢驗中國稻米標準的執行情況。
看到包括西方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都相繼採用中國標準，徐國武說，這是「世界認可中國的印證」，是「軟實力的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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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慧的擔當
「農為政本，食乃民天。」中國古人把糧食與人口生息、農事與國家發展密切關聯，鼓勵墾荒、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推廣技術等措施與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發展和糧食產量的提高。
在徐國武看來，相比傳統的農業政策，「一帶一路」倡議對國際農業合作的指導表現出更為寬廣的胸襟和胸懷。
「『一帶一路』不僅造福一國一民，而且用『中國標準』把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有機結合，實現經營和發展共贏。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用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保障當地、供應地區、平衡全球，這是全球治理的中國新思路。」
這些年，曾有一些外國企業到寮國尋找農業機遇，但由於當地各方面基礎薄弱，而且農產品不是高利潤商品，經常是投入多，產出少，賠錢是經常的事。但徐國武堅持了下來。他在寮國種大米一種就種了三年。
「農業不同於其他產業，它更多承載的是一種生息的希望，不能把農業簡單地當生意來做，農業的國際合作更不是一錘子買賣，」徐國武說，「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中國企業的責任和擔當就是『一帶一路』的形象，更書寫著『一帶一路』的品質。」
「一帶一路」的品質，很難用貨幣來衡量。正如徐國武的企業，與寮國當地7000人的就業休戚相關，涉及2000公頃的稻田育種改良，更為寮國培養農業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和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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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精神的信仰
女博士普達萊·拉瓦來翁是寮國塔沙諾稻米研究與種子培育中心主任，是寮國稻米界「國寶」，中國朋友稱她是「寮國的袁隆平」。
但多年來，當地薄弱的經濟基礎制約了育種研究和成果實施。中國企業的到來，讓普達萊看到了機遇。眼下，依託徐國武的稻米產業園，普達萊的育種研究突飛猛進。
徐國武（左一）和「寮國袁隆平」普達萊博士（右一）在中國企業開發的農業產業園中探討問題。
「多年來我一直有個夢想，就是把寮國原生態的優質大米出口到國外，」這位60多歲的和藹老太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讓我的夢想成為現實。中國企業不僅給我們的老百姓帶來了更好的發展機會，提升了他們的積極性和收益，還幫助他們成為種植專家，這尤為可貴。」
在新合作模式下，徐國武在寮國種植的大米質量有了明顯提升，碎米率低了，光澤度提高了不少。
寮國稻米的變化，吸引了包括總理、農林部長等高官前往種植基地探尋究竟。
2016年，寮國稻米正式結束零出口的歷史，走進中國市場。同年，寮國政府使用中國企業種植的大米作為寮國國家對外交往的「國禮」。
寮國原農林部長、現總理府辦公廳主任（左二）視察中國企業開發的農業產業園。
寮國農林部長連·提喬在接受採訪時說，寮國大米出口中國的全過程，「正是『一帶一路』倡議讓雙方互相得益的最好詮釋」。寮國農林部正在邀請徐國武為顧問，為寮國的農業規劃出謀劃策。
「『一帶一路』不僅把先進技術、標準、產業鏈條和管理模式帶入寮國，實現了寮國稻米的出口，更關鍵的是，中國企業同時在做很多看不到、摸不著的好事情，例如保護環境，」寮國工商部長開瑪妮·奔舍那告訴記者，「我們歡迎更多這樣的優秀中國企業到寮國，參與寮國經濟發展。」
2016年寮國大米出口中國啟動儀式。
一邊是，中老鐵路，穿山越嶺，天塹變通途；一邊是，山泉灌溉，牛糞作肥，稻蟹和諧生。連·提喬、開瑪妮等寮國官員全程見證著寮國搭載「一帶一路」快車從陸鎖國到陸聯國的風景；徐國武等中國企業家則繼續用絲路之泉灌溉著「一粒有信仰的米」。
徐國武正在寮國申請把新育稻種命名為「絲路一號」，因為在他看來，「絲路精神」就是一種信仰，是流淌在千年歲月長河中的和平合作與和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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