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代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供給制，並非人人絕對平等，而是講等級的，主要根據革命資歷安排待遇。這自然引發了「理想主義者」王實味等知識分子的牢騷、不滿和怨言。
1937—1938年，延安普通戰士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僅為5分錢，一般幹部為7分錢；棗園「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即以後的「社會部」）的工作人員為1角5分，這是當時延安一般幹部的夥食標準（每月法幣4圓5角，約合人民幣135元）。軍隊團級幹部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為一菜一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一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一湯。普通幹部則是「高粱米飯、大鍋菜、粗布服」。從現在的標準看來，當時供給制的生活標準稱得上非常艱苦。
1939年後，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中央政府停發八路軍的「軍餉」供應。延安跟外界的聯繫基本中斷，處於被封鎖的不利狀況，延安的生活領域出現了變化。1940年以後，在物質匱乏的困境下，確保高級幹部供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
規定不同級別的人員享有不同的生活待遇，是件非常複雜的事情。當時，任弼時（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具體籌劃此事，親自決定享受「小灶」的人選，明確規定只有中央委員或相等級別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資格。之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灶」和其它生活供應的需要，開闢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專門運輸渠道：例如，為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等家庭保證「每家每日一隻雞」；又如，專門為江青從山東置辦阿膠等。諸如此類，引發了某些知識分子的不滿。
1942年3月，王實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當時延安的供給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這一提法引起了激烈爭論。
當時，著名詩人艾青對此作了說明：王實味所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
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級幹部的深藍色斜紋布、中級幹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層幹部的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艾青同時指出：「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著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謂「食分五等」，其實，最高級的也不過四菜一湯，而最差、最普通的是小米飯加清水大鍋菜。最後，艾青為高幹們辯護說：「當時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長們的夥食，還不如大後方（重慶國民黨統治區）機關裡當官的來得講究呢！」
那麼，王實味究竟對於什麼情況發牢騷呢？他「連毛澤東同志抽紙菸（太多）都在背後反對」、「指責領導人的門前掛著一串串臘腸」、「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人們感覺他們是「異類」。當時，延安的重要高幹家裡，都有組織分配的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專門照顧首長子女的保姆、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有的甚至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長的勤務員也由警衛員兼任，另有「夥夫」、「馬夫」各一人。在範圍不大的延安城裡，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員緊緊跟著首長及他們的家屬沿著延河漫步；每逢周六，人們不難看到首長派去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員早已守候在學校、機關的門口。
正因為王實味等人對這些現象表現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視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風運動中受到了批判。
艾青指出：「延安的津貼是有微小的差別的，那等級就1圓、2圓、3圓、4圓、5圓。所有的工作人員，從最高的首長到每個黨員的差別，就只有這五種。另外也有特別優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術人員。」
1938年5月5日，延安馬列學院成立，附設一個編譯室，主要從事馬列著作的譯述。王實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學創作外，曾翻譯出版過西方著作共計100多萬字。張聞天早已注意到了王實味的翻譯能力，於是在編譯室成立後就點名調他去工作。
1941年8月，馬列學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由當時的中宣部部長張聞天兼任，副院長為范文瀾。在院研究人員分為特別研究員、研究員和研究生三等。特別研究員有范文瀾、王實味、陳伯達等，是「小廚幹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貼為4.5圓（當時，毛澤東月津貼為5圓，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為4圓）。研究生大多為20多歲的年輕人，是「大鍋飯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補貼為1.2—2圓不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供給制乃「戰時共產主義」的生命線。
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員都是「職業革命家」，就是以革命為職業、靠革命吃飯的幹部。文化人和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後，吃了革命的小米飯，就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革命隊伍的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其範圍擴展到衣、食、住、行、學，以及生、老、病、死、傷、殘等各方面，依照個人職務和資歷定出不同的供給標準。
供給制確定了個人的經濟生活狀況，不僅物質生活、還有政治待遇都依賴於「公家」的分配。「飯碗」是組織給的，一切依靠組織；離開組織不僅沒有飯吃，還可能淪為反黨分子。可以說，供給制保證了鐵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其經濟基礎就是供給制。
摘自《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 陳明遠/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