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有關歷史上大國對外關係的通史實際上是一部純粹的外交史：一種為描述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政治家們怎樣實施對外政策、怎樣應對危機局面以及怎樣成功或失敗地解決危機而進行的嘗試。本書主要關注大國的對外關係，因為在本書考察的歷史時期中，大國的政策不僅決定了本國人民的福祉與不幸，同時也常常會影響到，而且一般是非常嚴重地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地區大多數人民的命運。
對大國外交的研究必然要以歐洲為中心，因為在整個19世紀及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內，歐洲一直是世界的權力中心，世界上的大國也就是歐洲的大國：英國、法國、俄國、奧地利（1867年改稱奧匈帝國）和普魯士（1871年改稱德國）；在19世紀60年代，義大利跨入了大國行列，但徒有其表，並不具備一流強國的實力。
歐洲大國是通過使它們能夠比其他國家更有效地利用本國的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發展從而取得優勢地位的。它們的實力非常強大，到19世紀末，它們已經將自身的權威和影響直接或間接地擴張到世界大部分地區。在歐洲以外，只有兩個主要國家逃脫了被歐洲奴役的命運，即美國和日本，而它們都是以採取歐洲做法的方式來擺脫控制的。在美國，一波接一波的歐洲移民毫不留情地將土著居民驅趕到一邊，美國的歐洲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移植。更具革命性的則是日本，在這裡，一群非常傑出的政治家認識到，擺脫被歐洲奴役的命運的唯一方式是歐洲化。這些人在按照歐洲方式重建日本的各項制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日本不僅保持了自身獨立，而且到20世紀初期已經憑自身力量成為世界上的大國之一。
大國地位基於實力，而實力的最明顯表現則是其陸海軍的規模和質量、經濟生產力以及為戰爭動員軍事資源和經濟資源的能力。然而，除一國的軍事設施和經濟設施外，實力還取決於士氣、意識形態、國民教育水平以及諸如氣候和地理之類的非人格化因素。除這些條件外，我們還能夠加上其他許多要素，但即使是最全面的衡量標準也可能產生致命的誤導作用，美國在越南的經歷可謂是一個突出例證。
當考慮到一國實力的另一個內在而且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領導人才能——時，衡量標準則更為撲朔迷離。因為權力的真正有效性，與其他任何工具一樣，都要取決於怎樣明智和良好地使用它們，因而也就取決於那些行使這些權力的領導人的自身素質。這一點非常明顯，即政治領導人從來都不是絕對自由的主體。即使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摧毀這些結構，他們也必須在自身所處的社會及政治體制的結構內採取行動，他們還不得不應對各種各樣現存和未知的問題及競爭者和對手們採取的各種各樣的行動和反制措施。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即某個領導人如何在既定的結構性限制內採取行動）應該是同樣明顯的。在對外政策領域中，情況尤其是如此，因為在這個領域中，一國的安全與核心利益常常會處在危險之中，因此在這個領域，有缺陷的領導人可能將非常嚴重地削弱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或是使國家陷入徹底的災難中。
本書的開頭部分主要是討論拿破崙戰爭結束時的大國外交——拿破崙戰爭，若從其涉及那個時代所有大國（包括新生的美國）的意義上說，乃是一場真正的世界大戰。那些在1814—1815年期間締造了和平的政治家為一個將持續整整一個世紀的國際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秩序中雖然曾經發生過許多變化，有些是通過談判，更多的則是通過革命和戰爭，但1814年和平的締造者及其繼任者們，都設法竭力防止這些衝突發展成為一場全面戰爭，而且成功地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了許多嚴重的危機。本書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對這些危機的記錄，本書中雖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這個歷史時期中的革命與戰爭，但更著重於考察那些為維持和平而採取的策略。
1814年以後，和平總是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而且常常被那些強勁並且在塑造歐洲的全球主導地位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所打破。然而，引發了這個時期中的許多最嚴重的國際危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都驚人地似曾相識，這似乎也印證了塔列朗對人類經驗做過的一句刻薄評價：事物的變化越多，變化就越是老生常談。當時與現在一樣，和平受到宗教與種族的狂熱及民族主義引發的革命熱情的威脅。與現在一樣，當時也有對國家安全的病態關切，也有被捍衛國家安全之必要性證明為合理的軍備擴張，也有為反擊或破壞對手的同盟從而與其他大國建立起的同盟。還存在是否需要對那些被認為威脅到本國的安全與利益的外國革命進行幹涉的問題，但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則根本算不上是一件大事，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不幹涉美國內戰的決定即是如此。還有東方問題，這個時期的東方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圍繞一個即將崩潰的奧斯曼帝國的遺產而展開的爭奪，在19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包括了巴爾幹、北非和中近東的大部分，這些地區迄今仍然是國際衝突和國際危機的中心。還有龐大的俄國巨人，它始終威脅著那些沿著其漫長邊界線分布的眾多鄰國的生存，它同時是那些大國競爭對手的一個潛在威脅——除美國外，其他大國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資源上（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都要比俄國小得多。
除19世紀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導致的變化外，還出現了許多政治發展，這些發展對未來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成長為最強大的經濟強國；德意志諸邦國實現統一以及隨後蛻變為最強大的軍事強國；日本的歐洲化及其進入全球政治的舞臺。
還有帝國主義：美國與俄國的領土擴張。美國對西半球主導地位的覬覦及美國利益拓展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歐洲人對非洲的強佔與瓜分，這些行為塑造了當今非洲絕大多數的政治結構；布爾人和英國人為爭奪南非及建立白人主導地位而展開的鬥爭；歐洲人與美國人對東亞的滲透；法國對印度支那（越南和柬埔寨）的佔領；俄國以中國為代價獲得的領土擴張及列強為瓜分曾經非常龐大的中華帝國的其餘部分而展開的爭奪。其中最重要的還有：歐洲的文化帝國主義；歐洲式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出口；歐洲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的構造——實際上，歐洲的文化帝國主義包括了現在被統稱為現代主義的所有文化現象，即使在擺脫了歐洲的政治統治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仍然要麼是主動採用要麼是被迫採用了所有這一切。
這也是歷史的諷刺之一：德國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間開始走上的全球政治道路及其為支持這種政策建立的龐大艦隊，竟然使德國的大國競爭對手們逐漸開始將注意力轉回到歐洲。因為英國人從德國艦隊中看到了對他們本土島嶼的威脅，而大英帝國所有的關切都要服從於本土安全的需要。為對抗德國艦隊的威脅，英國人不僅加強了艦隊建設，而且與昔日在殖民領域中的主要對手（法國與俄國）締結了同盟。這些同盟及德國對這些同盟的看法（德國人認為它們的建立乃是為包圍和摧毀自己剛剛建立的帝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準備了舞臺，這場戰爭可以更準確地稱為一場歐洲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加速了歐洲的全球性主導地位的終結。
本書中探討的這些及其他議題構成了所有那些仍然困擾著現代世界的問題的背景。對這種背景及以往的政治家們怎樣處理危局的研究，並不一定會有助於解決當代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並且在當代情境中加以處理——但對這些問題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以及以往處理經驗的了解，應該有助於提高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的確，背景知識的缺乏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我們在處理當代危機時存在的一個顯著弱點。然而，除這些知識可能具有的實用價值外，國際關係史本身也極為引人入勝。我所能夠希望的就是，我已經設法成功地將這種魅力傳達給了讀者。
本書的結尾部分討論了大國外交的失敗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來臨，這場戰爭加速了世界政治權力格局的轉變，並且為新的全球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礎。《大國外交：從1914年到當代》將探討之後的這些變化，並且將故事一直講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直至最終可能證明是歐洲的最後一個「殖民大帝國」（蘇聯）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