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歲高文彬先生去世 | 全球最後一位東京審判全程親歷者

2021-02-13 群學書院

全球最後一位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程審判親歷者

高文彬先生去世

來源 | 新民晚報(ID:xmwb1929)


 

高文彬的好友記得,老人時常激動地說,現在不少年輕人都不清楚,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東京審判那段歷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沒有聽說過。讓一代代年輕人知道並了解那段歷史,非常的有必要。

 

高老很願意向年輕人追憶和「還原」當年的經歷,在他看來,每一次的回憶和講述,都是對那段歷史的一次反思和紀念。

 

1922年12月,高文彬出生於上海,從小讀書那會兒就和英語結下了不解之緣,用他自己的話說,「自己學習成績一般,但英語較好」。1937年,淞滬會戰打響,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虹口唐山路元吉裡被日軍炮火炸毀,全家開始在租界過起顛沛流離的生活。1941年,他從東吳附中畢業,以優異成績直升東吳大學法學院。

 

青年高文彬

日寇鐵蹄下,學校幾經搬遷,高文彬和同學們上課時要途經常德路一個日本兵營,這群熱血青年為拒絕向日軍鞠躬,寧可繞路走。當時,高文彬就下定決心,以自己所學、所長報效祖國。大學四年,高文彬忘我地投入學習,掌握了較高的外語能力和紮實的法學理論功底。1945年,高文彬順利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獲得法學學士學位。

 


 

1945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正式組建,向哲濬任中國檢察官。東京審判適用英美法程序,同時,法庭的官方語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繼續增派相關專業人員。當時的東吳大學是國內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課程的學校,於是,高文彬的老師、上海著名律師劉世芳,把滿懷熱情且英文極好的高文彬推薦給向哲濬。經過測試,高文彬等5位翻譯被錄用。他們於1946年5月15日在上海江灣機場乘坐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

 

1946年5月至9月期間,高文彬擔任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官辦公室翻譯。翻譯工作結束後,他因表現出色,被向哲濬留下任秘書之職。就這樣,高文彬繼續參加中國檢察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結束。

 

擔任中國檢察官秘書時,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譯、核對庭審記錄,負責國際檢察局和中國檢察組的聯絡和往來文件處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他都通宵達旦完成了各項工作。

 


高文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門口的木牌前

 

東京審判歷時924天,因其案情龐大、複雜及證人、證據之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在中方代表的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接著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後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

 

在東京審判上,中國代表勢單力薄,那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博弈。據高文彬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前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竟多達112人……

 

高文彬回憶,日本當時竟狡辯稱,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戰爭,因為日本從來沒有向中國宣戰。他一直記得,向哲浚檢察官,當年站在法庭上大義凜然、淡定從容地辯駁反擊對方謬論的情景。

 

向哲浚先生

根據東京審判適用的英美法程序,對於任何疑犯均無罪推定,必須由檢察方提出充分證據,由法官認定後進行定罪量刑。由於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後的一段時間有組織地銷毀了大量證據,而當時的中國政府當局對東京審判的前期準備工作不足,未能系統搜集證據和證人,對於證據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國檢察組肩上。中國檢察組的每一個人都會抽出時間去查找能夠對審判有幫助的證據材料。


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團合影(高文彬拍攝)

 

高文彬就是在翻看檔案材料時,發現了一份讓人震驚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中發現了標題為《百人斬超記錄》的報導,文中寫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少尉在從上海進攻南京途中,約定以先殺滿100個中國人者為勝,因一人斬了105個,一人106人,決定重新開始150人競爭,報導配圖就是南京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實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時,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說,「作為中國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將他們處決。」

 

關於「百人斬」的報導

 

根據這一發現,中國檢察團隊很快搜集到了《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等多家報紙的大量同題報導。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被當時的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揚。《東京日日新聞》更對其進行持續關注,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確切,同時還配發了照片,成為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鐵證。

 

高文彬隨即把報紙複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國檢察組辦公室,另兩份轉寄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時任庭長的石美瑜收到資料後馬上呈報中國政府,中國政府通過盟軍將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緝拿歸案並押送南京軍事法庭受審。儘管他們對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賴,但在確鑿的證據前,終於得到了正義的審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臺刑場被執行槍決。

 


被押赴刑場的向井敏明

1948年8月17日,在完成中國檢察組的工作後,高文彬隨同向哲濬回國。他們帶回兩大箱東京審判全套庭審記錄,一套送到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一套送到東吳大學法學院,遺憾的是後來兩套記錄全部遺失。11月,高文彬通過報紙了解到了東京審判的最終結果,主要戰犯受到應有的懲罰。

 


東京審判現場

 

讓高文彬和中方代表欣慰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日本戰犯有罪,並判決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判決書開頭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

 

如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懸掛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滔天罪行中提供的重要證據。

 


 

東京審判結束後,高文彬被分到上海軍管委外事處工作。受歷史等牽連,高文彬之後經受了29年的黑暗歲月,憑著不屈的精神、頑強的毅力和堅韌的信念,他在監獄和農場期間,一直堅持閱讀學習,每天堅持記錄英文筆記。

 

1979年,已58歲的高文彬成為上海海運學院(現為上海海事大學)國際航運系教授,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1984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將他參與東京大審判那段歷史寫入檔案,把他的大幅照片懸掛於紀念館;1991年,高文彬應邀赴美國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該法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講學,被該院推薦為「馬文·安特生基金會」第一任外國專家講師;1992年之後,高老在家休養,並指導上海海運學院的十幾名海商法研究生……

 


高文彬先生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高文彬先生講義手稿

1997年,已退休的高文彬教授與同樣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潘漢典、周枬、王名揚……等知名教授一道,參與了《元照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這一群平均年齡達84歲高齡的老教授們,在缺少經費、辦公場所簡陋不堪的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十餘年細緻認真的編撰,使得《元照英美法詞典》順利出版,成為法學領域的權威參考資料。

 

談起人生的大起大落和幾十年的坎坷滄桑時,高文彬曾說,如果說人生中沒有任何遺憾是不可能的,但個人的人生起伏與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相比,就不算什麼了。


參觀東京審判71周年圖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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