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變局下的日美關係及日本的應對
—— 《東北亞學刊》論文選編
盧 昊
摘要：日美關係日益受到當前國際局勢劇烈變動的深刻影響。國際權力轉移、秩序規則重組、地緣政治不斷變化，加上川普外交政策及對日政策的調整，對兩國關係形成了多層次衝擊。在此背景下，日美兩國在政治、防務、經貿、區域戰略及國際秩序規則協調等領域的合作面與矛盾面均有所擴大，關係內涵的複雜性增強，使得日本對美外交同時面臨機遇與挑戰。在美國壓力及自身戰略利益驅動下，日本更趨向於以高度現實主義思維與靈活彈性手法處理對美外交，在穩定同盟關係的同時，積極拓展自主戰略空間，以應對國際變局帶來的挑戰。
關鍵詞：日美關係 日本外交 國際變局 同盟 戰略自主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綜合戰略研究室 副主任、副研究員
當前，國際格局秩序加速變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特徵更趨鮮明。亞太地區持續成為全球權力轉移、大國博弈及秩序規則重構的重心。日美兩國均面臨更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形勢。在國際形勢變化及雙方各自對外戰略互動下，基於霸權護持目標的日美戰略合作總體上繼續鞏固，同盟內部機制與外部網絡均有所強化。但兩國間利益矛盾及觀念分歧也在深化，雙邊關係中合作、矛盾並行的兩面性進一步凸顯。
作為同盟關係從屬方，日本受到美國全球及區域戰略的結構性制約，這是戰後日美關係的歷史性特徵。在日本謀求更大戰略自主的趨勢下，日本的對美政策在服從同盟體系，受其戰略制約前提下，體現出日益明顯的自主性與自利性。面對前所未有的國際變局，包括川普政府日益「反傳統」的對日政策，日本的戰略心理持續受到衝擊，更傾向以高度現實主義思維與靈活彈性手法處理對美外交。
一、當前日美關係的國際政治背景
日美關係複雜性的增強，與國際政治的一系列宏觀背景及結構性特徵有著密切關係。事實上，冷戰結束至今，日本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正逐步超越雙邊性、區域性界限，而成為「世界中的日美關係」。當前，影響日美關係的重要國際政治背景包括以下方面。
（一）國際權力轉移與中美戰略競爭加劇
當前國際權力轉移的基本特徵是美國乃至西方世界整體霸權的相對衰退，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2019年，發展中國家GDP總和全球佔比已達40%，其中中國為16%。在全球經濟總體下行壓力增大的情況下，東亞新興經濟力量仍保持快速增長，這推動國際力量對比趨向相對均衡。美、日兩國分別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創建護持者與主要受益者，與其他主要西方國家一樣將這一權力轉移進程更多視為挑戰，試圖加以遏制或掌控。這也成為兩國外交戰略利益一致性的最重要來源。但與此同時，基於實力定位、利益取向乃至戰略觀念上的差異，兩國在應對權力轉移挑戰時傾向採取的具體立場、手段又明顯不同。
在美國戰略視野裡，國際權力轉移帶來的最大挑戰被日益鎖定在中國身上。2019年，以中美貿易摩擦為焦點，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及對華戰略施壓較以往更為強勢。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強力而忠實的盟友，日本在亞太遏制中國的「前沿價值」更受美方看重。而日本在國際權力格局劇烈變化下,加上對華戰略認知中固有的競爭性心理，在戰略心態上的對美依賴實際上加深了。甚至可以說，日本的安全需求目前很難從美國以外的第三方身上獲得滿足。但是，由於中美矛盾加深及可能導致的衝突，日本所面臨的「同盟困境」中「被捲入（衝突）的不安」也同步被強化。日本在戰略上繼續依賴美國的同時，也更加擔心因與美國過度戰略捆綁而「被動捲入」中美戰略競爭的險境中。
（二）國際秩序規則重構進一步加速
國際權力轉移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原本西方主導下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受到衝擊，新的秩序設想與訴求興起，不僅發展中國家呼籲國際秩序合理化，連美國這樣的現行秩序主導者也主張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國際秩序」。新科技革命加速發展，進一步拓展了人類思想及行動的「新邊疆」，使得高新技術、數字經濟與安全、太空及深海等新領域的秩序建構更加迫切。加上全球治理面臨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各方均在積極尋求填補「規則空白」。國際關係的焦點被日益引向「秩序之辯」與「規則之爭」。
在此背景下，日美在有關國際秩序規則的「三觀」上呈現出複雜關聯性。一方面，日美仍擁有明確共識，即兩國在秩序觀與價值觀上同屬西方陣營，優先與其他所謂「民主盟國」合作，而與中俄等「挑戰現狀者」存在競爭關係；另一方面，美日在國際秩序問題上的「觀念鴻溝」不斷擴大。川普政府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放棄國際責任，頻繁退出多邊機制，導致日本賴以生存的國際環境持續動蕩。日本精英集團及大眾輿論日益認為，當前國際秩序陷入危機的一大原因正在於美國的政策。日本國民在保持對美「親近感」的同時，對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特別是其秩序價值觀的不認同度也達到了新高。
（三）「新的地緣區域」如「印太」的持續發展
基於區域權力轉移與秩序變化，「印太」的崛起已成為亞洲地緣政治新現實。各方更主動地提出與「印太」相關的自主戰略框架。2018年11月，日本官方開始將自己的「印太戰略」改稱「印太構想」，以淡化其地緣競爭色彩。2019年1月，日本外相在國會外交政策演講中將「印太構想」公開定位為本國外交核心任務之一。5月，法國國防部公布首部《法國印太防務戰略》。6月初，美國國防部公布首部《印太戰略報告》。6月下旬，東協公開發表「印太展望報告」，即東協版的「印太戰略」。8月底，日方主導的第七屆非洲開發會議（英文縮寫TICAD VII）首次將「自由開放的印太」納入成果文件。這表明圍繞「印太」的權力博弈進一步升級，各方圍繞該區域政治、經濟事務，特別是對關鍵領域的規則話語權乃至價值觀主導位置加強了爭奪。
基於「印太」在地緣政治及區域秩序中的重要性提升，美、日兩國均竭力加強在該地區的戰略力量投入。由於日本較早系統闡述了戰略意義上的「印太概念」，且相較美國在亞洲擁有更廣泛的傳統友好夥伴，美國一直將日本設定為支持其「印太戰略」的最得力助手。日本也將與美國的合作視為其區域戰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美日在積極參與「印太」事務上總體姿態一致，但具體目標與參與方式卻有區別。相比美國推動「印太盟友」參與自己在該區域主導的戰略防務體系及行動，藉此強化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日本更傾向強調自身構想的公共產品特性，並試圖與中國展開對話協調，乃至摸索己方「印太構想」與中方「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合作的可能性。
（四）川普「美國優先」下的對日政策調整
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川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體現出強烈的利益取向與實用原則，體現出崇尚實力、單邊主義、「交易主義」等特質。一方面繼續將雙邊同盟作為推動區域戰略的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加強了對同盟政策的調整力度。相比過去所謂的「價值觀紐帶」，川普政府更加強調追求同盟對美國的短期功利回報。美國主導國際及區域戰略架構的能力被一定程度削弱。美國與歐洲、亞洲盟友的關係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波動與摩擦。
作為美國主要盟友，日本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一方面，美國仍有很大動力強化並發揮日美雙邊性安全同盟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兩國同盟的政治基礎，並緩解了日本的戰略焦慮；另一方面，面對日本，美國更加積極主張在經濟、防務乃至戰略上的「成本分擔」，不時地利用雙邊機制對日本施壓，甚至威脅實施制裁。在日本看來，川普大幅偏離美國外交傳統，輕視盟友間共享的「價值觀基礎」，承諾不穩定且要價不斷提升，削弱了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信任。同時，儘管兩國溝通渠道保持基本穩定，但川普外交安全及亞太政策團隊不斷發生變動，也讓其對日政策的延續性、穩定性受到很大影響。
二、日美關係中合作與矛盾因素同步增長
以上國際政治背景下，日美關係在多個領域呈現合作與競爭因素同步增長的基本態勢。總體上，基於政治與軍事安全戰略利益的合作仍推動兩國關係強化，在區域戰略及國際秩序協調上，日美聯合行動也持續加強。同時，日美在經貿、防務領域的利益博弈更趨複雜，雙方正開展協調，但短期內難以解決矛盾。在國際秩序、全球治理等問題上，日美間觀念及政策分歧也遠未得到彌合。
（一）同盟政治：高層往來頻繁，基礎總體穩固
為維持兩國戰略總體協調，日美持續推進多層級政治對話。兩國政界特別是決策層保持了較高密度交流。其中，首腦外交仍是牽引兩國同盟戰略合作的關鍵因素。例如，2019年雙方領導人在各種場合舉行了5次首腦會談，總時長約415分鐘（參見表1）。2019年5月，日本新天皇即位。當月川普訪日，成為「令和時代」首位訪日並享受國賓待遇的外國元首。次月，川普又出席大阪G20峰會。日本政府給予川普高規格待遇，意在進一步鞏固兩國關係政治基礎，並對外彰顯「同盟團結」。但輿論普遍認為，安倍與川普間的「甜蜜話語」難以掩飾雙方在具體議題上的諸多分歧。
表1 2019年日美首腦會談要點一覽
時間
參與者及場合
會談總時長
主要議題
4月26～27日
安倍訪美，會見川普。
105分鐘
朝鮮問題、日美「2+2」、印太戰略、日美貿易談判、G20大阪領導人會議。
5月25～28日
川普訪日，會見安倍。
155分鐘
日美關係、朝鮮問題、中國、地區形勢、印太戰略、G20大阪領導人會議。
6月27～28日
川普赴日出席G20大阪峰會，期間會見安倍。
35分鐘
日美關係、日美貿易談判、朝鮮問題、中東局勢。
8月25日
川普與安倍在法國比亞裡茨出席G7峰會期間會面。
50分鐘
日美關係、日美貿易談判、朝鮮問題。
9月25日
安倍赴美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川普。
70分鐘
日美關係、日美貿易談判（籤約）、朝鮮問題、中東局勢。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日本外務省網站資料整理。
總體上，日美基於領導人互動並通過政府部門及事務層級協調，保持兩國的「戰略聚焦」基本一致。在川普釋放「可能令人迷惑的政策信號」後，日美兩國外交、經濟部門亦頻繁介入溝通，尋找妥協可能與實行方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兩國關係的不確定性。最根本的是，雙方決策層與精英集團仍然維持著較強的戰略共識，即日美同盟政治合作基礎對雙方應對當前國際變局是重要的、甚至是極關鍵的前提條件，而背棄這一基礎則會動搖雙方各自在戰略上的優勢地位。
（二）軍事防務：合作得到拓展，防務分擔矛盾凸顯
軍事防務合作是日美同盟核心。2015年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出臺至今，日美在國家安全戰略方針與機制上的整合度明顯提升。2019年4月，日美在華盛頓舉行兩國外交與防務「2+2」部長級會談，達成以下共識：（1）通過實戰化訓演，聯合建設跨域多軍種作戰能力，提高兩軍聯合行動與快速反應能力，在相互設施防護、後方支援、聯合偵察方面加強合作；（2）強化太空及網絡軍事能力合作，聯合建設監視系統與網絡安全力量；（3）支持日本擴大購置美制武器裝備，提高武器系統一體化；（4）在軍工產業、政府信息系統與基礎設施方面深化情報合作，確保供應鏈安全。日美防務部門還籤署協議，推進水陸兩棲作戰技術共同研究。日美注重將防務合作延伸至「戰略新邊疆」，在太空、網絡、電磁作戰以及軍事相關產業供應鏈安全方面深化合作。
在軍事防務合作落實的同時，圍繞防務成本負擔問題，日美間分歧公開化。2019年5～6月，川普多次聲稱日美安保條約「不公平」，以美國為日本提供「安全保護」為由，要求日本大幅度增加軍費分攤比重。同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訪問日本，要求日方將駐日美軍費用負擔額提高至80億美元左右。對此，日本政府強調，相比美國其他盟國，日本負擔比重「已處於較高水平」。日方不會接受「不現實、不合理的要求」。目前，日美考慮在今年秋季後啟動駐日美軍經費分擔談判。
（三）貿易談判：初步達成妥協，問題遠未解決
總體上，日美間保持著密切的經貿投資關係，但貿易摩擦已成為兩國利益分歧焦點。在美國要求下，日美原有的副總理級經濟對話下設立部長級貿易協商機制，即所謂「自由公正互惠的貿易對話」（英文縮寫FFR），進一步商定就貨物貿易協定（英文縮寫TAG）展開談判。自2018年9月日美首腦就啟動TAG談判達成一致，到2019年10月雙方正式籤署TAG協議，經歷了逾1年時間（參見表2）。通過15次首腦、部長級及事務級會談，日美圍繞農產品、汽車等貨物貿易關稅集中談判，並將電子商務等數字經貿納入協商範圍。根據協議，日本對約合72億美元的美國進口農產品分階段實施關稅撤銷或削減；美國承諾不對日本出口美國的汽車加徵關稅或設定配額。同時，日美兩國還就數字產品關稅、跨境數據交易、數據安全等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簽署了「日美數字貿易協定」。
日美TAG協定是兩國經貿博弈的階段性產物，總體上符合雙方各自政治需求。日本得以規避經濟上的「最壞結果」，特別是美國對日本汽車產業的懲罰性關稅，但未能爭取到之前美國在原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英文縮寫TPP）中承諾的全面減免日本出口工業品關稅的待遇。在農產品方面，日本做出了較大但相對可承受的讓步。日本農業將面臨更激烈的外來競爭。根據日本政府估算，日美TAG協定引發的貿易與企業生產增量將拉動日本實際GDP增長0.8%，新增就業崗位28萬個，但日本國內農業產值預計將減少600～1100億日元。在貨物貿易達成初步協定的情況下，日美將繼續圍繞服務貿易、投資、匯率金融等廣義經貿問題進一步談判。日本仍將持續面對來自美國的談判壓力。
表2 日美貨物貿易協定（TAG）談判相關重大事件
時間
事件
2018年8月9～10日
日美「自由公正互惠的貿易對話」首次部長級會議在華盛頓舉行。
2018年9月26日
日美首腦在紐約會談，就啟動TAG談判達成一致。美國承諾談判期間不對日本出口美國汽車徵收懲罰性關稅。
2018年12月21日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22項貿易談判目標，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匯率等領域。
2019年4月15～16日
日美TAG談判首次會議（部長級）在華盛頓舉行。
2019年8月25日
日美首腦在法國比亞裡茨G7峰會期間會談，宣布日美TAG談判達成「框架性協議」。
2019年9月25日
日美首腦在紐約會談，宣布日美TAG談判達成最終協議。
2019年10月7日
日美代表在華盛頓正式籤署TAG協定。
2020年1月1日
日美TAG協定生效。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美日媒體相關報導資料整理。
（四）區域戰略：修復東北亞「小三邊」，共推「印太戰略」
區域戰略方面，東北亞特別是朝鮮半島形勢仍是日美協調重點。2019年2月朝美河內會談未能達成協議。在美國主導下，日美兩國重新達成了積極對朝施壓的方針。2019年4月日美外交與防務「2+2」會談上，日美表示將聯合迫使朝鮮「棄核」，利用日美雙邊及日美韓三邊協調保持對朝政策壓力，支持美國在東北亞強化軍力駐紮。但由於日韓關係惡化，美國不得不進行「調停」。2019年8月，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訪問日韓兩國，勸說雙方各作讓步。11月中旬，埃斯珀再赴韓國，要求韓方延長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英文縮寫GSOMIA），之後又與日韓防長在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期間會談。11月22日，韓方宣布有條件延長GSOMIA。在美國介入下，日韓基於各自利益，開始緩和對立並重啟對話。
在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日美持續加強介入，試圖構建「日美主導下自由開放的印太」。日美以維護「航行自由」「海洋法治」為名，增強在該地區的戰略存在。2019年，日本海上自衛隊連續第三年實施「印度洋—太平洋方面派遣訓練」，期間多次與美、印、澳、東協等海軍聯合演習。同年9月，日美印澳四國外長在紐約舉行四方安全對話，這也是該機制首次從局級升至部長級。同時，日美加強聯動，以基建合作為重點，強化「印太戰略」的經濟功能。2018年11月，日美發布《加強能源、基礎設施和數字連接合作，推動印太自由開放》聲明。2019年雙方組建工作組，重點推動天然氣、光纖等能源、信息基礎設施投資，並與區內國家開展合作。大阪G20峰會上，日本推動通過《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原則》。會議期間，日美澳、日美印分別舉行三邊首腦會談，通過聲明宣布在「印太」地區加強基建合作。同年11月，美日澳在此前協議基礎上，推出所謂「藍點網絡」計劃，期望打造「印太」乃至國際基建市場「高質量基建」的權威認證標準。
（五）國際規則：協調有所增強，分歧仍然深刻
在國際層面，日美在以經濟與科技領域為主的國際機制重組、規則磋商進程中加強了政策協調。在WTO改革問題上，日美聯合歐盟力圖共同引領新貿易秩序建構進程。2019年1月、5月及2020年1月，日美歐三次召開貿易部長會議，圍繞產業補貼、信息通報、數字經濟、技術轉讓、發展中國家待遇等細化規則發表共識。日美歐貿易部長會議儼然成為西方發達經濟體重塑貿易規則，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規則合圍」的機制化平臺。在數字經濟領域，日美在達成雙邊數字貿易協議前提下，試圖將日美協議條款推廣成為未來WTO數字貿易規則藍本。同時，日美將高新技術與國家安全問題結合，力圖通過制定修改相關國際規則，增高針對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技術壁壘。
儘管日美在共同構建有利於自己的國際規則方面利益一致，且正開展協調，但由於美國堅持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退出或消極抵制各種國際組織或合作機制，使得日美在多邊國際場合的意見與政策分歧也愈發凸顯。2019年大阪G20峰會上，由於美國強烈反對，峰會聯合宣言中取消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這一表述，但在東道國日本及中國等國家的積極推動下，宣言最終強調各方應致力於「維持和發展自由、公平、無差別的貿易體制」。在同年8月法國比亞裡茨G7峰會上，圍繞自由貿易、全球治理等問題，美國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G7成員國分歧再度公開化，導致峰會44年來首次未發表聯合公報。
三、日本的應對
在當前國際變局下，日美戰略利益基礎相對穩固，但關係中合作性與矛盾因素同步增長，使得日本對美外交面臨機遇與挑戰。在美國對日政策功利性日益鮮明、日本自身戰略自主意識亦趨於突出的情況下，日本優先抓住了「利益再平衡」這一環節，通過構建戰略利益、調和利益矛盾來穩固日美關係，同時更為重視日本自身利益的實現。這體現出安倍外交在現實主義思維下的「權謀」「智慧」。
（一）以利益為導向，鞏固日美同盟，確保關係「大局穩定」
儘管在諸多問題上與美方存在分歧且面臨其壓力，但日本仍積極維護美國作為盟友的特殊身份，迎合美方的政治需求與戰略思維。日方利用首腦外交等多層次渠道，積極「拉住」美國，強化在戰略利益上的相互依賴。儘管由於考慮到中日關係，所以在部分領域降低了制華力度，但日本仍然支持日美同盟繼續以中國為「戰略指向」，利用「中國牌」鞏固同盟關係。在WTO改革、數字經濟等國際規則建設，5G通信、人工智慧、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以及國際輿論場合，日本仍以配合美國牽制中國為主，向美方證明自身「戰略價值」。
除了應對中國外，日本還支持美國推動全球戰略，在維護美國威望的同時，試圖將其「勸留」在西方盟友合作體系中繼續發揮作用。在G7等國際場合，相比不斷抗拒美國的歐盟，日本基本迴避批評美國，並設法扮演美歐間的協調者角色，緩和盟友內部矛盾。在安全領域，除在朝核及半島問題上追隨美國，試圖共同掌控形勢外，日本還視情況在其它地區向美方提供戰略協助或做出支援姿態。例如，2019年6月，在美伊關係高度緊張情況下，安倍訪問伊朗，試圖調解美伊矛盾。儘管未達效果，但日本不僅提升了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也因協助美國在該地區的外交而獲得美方讚賞。
（二）保持戰略耐心，以靈活彈性手法應對美方政策壓力
在分歧問題上，日本在堅持自身核心利益前提下，在非核心利益上給予美方妥協讓步，或有選擇地合作，避免爭議擴大化。在談判策略上，日方傾向以「合而不從」姿態，一方面基本響應美方訴求；另一方面在特定問題上不完全順從美方壓力，見縫插針展現戰略自主性。日本在是否參與美國組織的海灣地區「護航聯盟」問題上的決策正反映了這一思路。為避免與伊朗交惡捲入衝突，日本表示不參與美國的「護航聯盟」，單獨派自衛隊艦艇前往波斯灣。同時，日本重申對美國戰略支持，主動向位於巴林的美海軍第五艦隊司令部派出聯絡官，提供情報與後勤保障，從而達成了保留自主與支持盟友的平衡。
與美方具體交涉中，日本採取了具有彈性的手法，運用利益交換、合理規約、模糊拖延等策略，設法規避或對衝美方壓力。貿易談判中，日本堅持將「主戰場」限定在貨物貿易，並依託日本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英文縮寫CPTPP）等貿易規則，限制美方要價。同時，通過在數字經濟領域接受美方條款，動員日企擴大對美民間投資等，儘量滿足美方訴求。在防務成本問題上，日本彰顯自己在同盟防務中「實際而巨大的貢獻」，並依據條約協定，拒絕美方超出約定的要求（如：戰略轟炸機在日部署及作戰費用負擔），但考慮將增加對美軍購費用及日美聯合演習費用作為妥協方案。
（三）在多方面加強對日美同盟的「戰略性利用」
儘管美國主導國際秩序能力相對趨向衰退，但在日本看來，美國仍是支持日本實現自己戰略目標最有力的依託。對於戰略自主意識強化的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日益呈現「戰略資產」特性。川普政府以現實利益為導向調整對日政策，推動日本在同盟關係中承擔更多責任義務，鼓勵了日本對日美同盟實施「戰略性利用」的行動。有日方專家指出，同盟對日本不僅意味著戰略收益，也意味著在防務經費、任務分擔及主權制約等方面的成本。日本應基於自身利益，精準衡量收益成本，主動選擇、推動同盟合作重點領域。
當前，日本重點利用的日美同盟「戰略資產」，一是同盟軍事合作帶來的現實收益；二是美國在亞太及歐洲的盟友關係與戰略合作體系；三是美國對現行國際秩序及輿論仍具有的強大影響力。日本依託與美國的防務合作，加速吸納美軍戰略戰術理念、裝備技術及經驗，注重在太空、網絡等「戰略新邊疆」藉助美方提升自主能力。日方認為，由於諸多限制，日本在「從安保與國防角度利用太空與網絡方面」是西方大國中「最為滯後的」，且無法和中國相比，因此在該領域應重點與美國合作。由於與美國的合作，日本軍事力量在事實上獲得更大行動範圍及權限的同時，也進一步融入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軍事戰略合作體系。另外，日本在亞太乃至「印太」強化海洋安保戰略，與各國開展防務乃至戰略合作，亦充分利用了美國在該區域的外交與安全夥伴網絡。
（四）積極拓展戰略空間，推進多元化、更趨平衡的外交戰略
除穩固發展對美外交外，日本還拓展戰略行動空間，增加戰略合作對象。當前，這一策略的核心是更為平衡而穩妥地處理與中、美兩大國關係。日本認為，需要應對未來亞太地區「中美分權」的格局，並防備中美可能爆發衝突的破壞性後果。因此，日本以「加權平衡」的方式同步加強對美、對華外交，在具體議題上對日美同盟與「日中協調」這一對衝策略組合不斷進行動態調整。同時，日本主張抓住中美之外「第三方力量」，打造「新的國際多極化構想基礎」。在區域及國際合作中，日本傾向與英、德、法等歐洲大國以及東協成員國合作，試圖打造日本外交戰略新的「支點國家」，並繼續謀求改善對俄關係，化解日本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中的重大障礙。
為拓展戰略空間，日本繼續將推動區域經貿體系建設作為關鍵手段。隨著CPTPP與日歐經濟夥伴協定先後生效，日本通過構築「高標準自由貿易圈」，拓展經濟乃至戰略影響力的努力取得了階段性成果。2019年，日本將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英文縮寫RCEP）談判與推動CPTPP擴容作為兩大主要目標，同時積極參與中日韓FTA相關協商。日本努力在國際場合扮演對話協調者角色，主動以「自由主義捍衛者」姿態參與國際機制構建。這被日本視為進一步拓展自身戰略視野、促使外交戰略多元化的主要路徑，同時也有利於在與美國及其他大國交涉時，「以更平等而有力的姿態進行對話」，獲得更多博弈籌碼。
四、小結
在國際變局影響下，日美關係基礎穩定，關係內涵複雜性增強，合作與矛盾因素同步增長。2020年是現行《新日美安全條約》締約60周年。面臨同盟關係60年歷史節點，日美將以鞏固國際權力優勢與爭奪秩序主導為目標，繼續維護和強化兩國同盟關係，同時也將圍繞具體問題持續利益博弈乃至發生矛盾、摩擦。現實主義戰略思維指導下的日美，在積極統合同盟以應對國際形勢變化的同時，彼此間的利益調和及觀念適應仍需克服諸多現實問題。另外，當前日本政壇面臨更迭，年底美國將舉行大選，日美兩國國內政治變化，亦將為雙邊關係注入新的變量。
面對同步增長的機遇與挑戰，日本戰略選擇的方向是：一方面繼續強化日美同盟，使其儘量符合自身利益訴求；另一方面設法拓展自主戰略空間，力爭在當前國際格局秩序重構進程中實現行動自由，佔據有利位置。日本更傾向於「以我為主」，從「符合日本利益訴求的日美同盟」視角出發做出戰略選擇。日本在日美關係及區域國際關係中自主性及影響權重的增強，不僅推動日美在同盟內部權責及外部影響力上的相對均等化，也將對中美日乃至亞太各方的戰略互動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