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樂與美文的跨界混搭，你有調，我有譜。
1944年到1956年，一代被捲入共產主義浪潮的法國知識分子，對蘇聯共產主義背後的暴政和恐怖集體失語。美國學者託尼·朱特將這一切記錄在《未竟的往昔》一書中，「更恰當地說，它是一本關於戰後法國知識界道德狀況的研究。」
1947年，蘇聯官員克拉夫琴科投奔西方，寫了一本書《我選擇了自由》，講述蘇聯勞改營中的血腥故事。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跳出來指責克拉夫琴科「沒說實話，唯利是圖」，法共報刊《法國信札》刊文痛斥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導演的騙局」。可是，當薩特的朋友、曾遭流放的反法西斯人士大衛·魯塞提議詳細調查古拉格集中營，薩特當即與其絕交，並說：「談論集中營的事並非我們的責任。」
美國學者託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一書中，將這種怪象歸因為：1944年到1956年，一代被捲入共產主義浪潮的法國知識分子，對蘇聯共產主義背後的暴政和恐怖集體偽善和失語。「在布達佩斯遍體鱗傷時，薩特、波伏娃及其同代人仍然擺弄著他們的存在主義困境，一道寫下並說了一些相當令人震驚的蠢話。」
《美國觀察家》評價這本書，「足以讓那些愉快徜徉於20世紀法國文學字裡行間的人們血液凝固。」
「你居然沒上過強化班」
「這不是一部法國知識分子史。」朱特覺得這本書與自己其他研究知識分子的著作（如研究加繆、雷蒙·阿隆的《責任的重負》）不同，「更恰當地說，它是一本有關知識分子不負責任議題的文集，一個關於戰後法國知識界道德狀況的研究。」
1948年，朱特出生於倫敦，祖父母是波蘭和立陶宛猶太人，外祖父母分別來自羅馬尼亞和俄羅斯。儘管他「在英國長大，使用英語思考、寫作，甚至也有英國人特有的先入為主的好惡」，但猶太身份又使他在談及西歐時，「本能地切換到第三人稱，不與他們為伍」。
曖昧的歸屬感讓朱特擁有了世界公民的抽離視角，他在東歐呆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後加入美國籍，先後在英美的大學任教，研究領域從法國知識分子到歐洲戰後政治。在劍橋讀博時，朱特獲得了一份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獎學金，這所學校曾是薩特的母校。在另一本書《記憶小屋》裡，他回憶「從來沒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看到過這麼多知識分子」，然而他們的「天賦、脆弱且出奇地狹隘」也讓朱特無比吃驚，他的法國同學能夠大段大段死記硬背，卻對眼見耳聞的事實視而不見。
入學第一天，一個同學在早餐桌上問朱特「在哪兒上的強化班？」在法國，高中畢業生需要額外花兩年高強度複習，才能參加高師入學考試。朱特表示自己是留學生，沒上過強化班。「啊，所以你在英國上的強化班。」「不不，我直接從英國大學過來，不用上強化班。」「這不可能，既然你入學了，就說明你上過強化班。」強扭的邏輯讓朱特不適：「這種『現實與理論脫節』的現象，似乎就是法國知識分子界最基本的公理。」
1944年盟軍登陸諾曼第，納粹德國的傀儡維希政權在一片嫌惡聲中退場，法國文人從中學到的教訓是「不要再寄希望於漸進的改良和人類的仁慈」。
他們變得激進而極端，在隨後的1944年到1956年中，法國知識分子再一次充分展現了「現實與理論的脫節」——共產主義熱情與蘇聯循序漸進的暴政。在那段時間的法國，蘇維埃共產主義訴求佔壟斷地位，非左翼人士幾乎沒有開口的權力。
然而，莫斯科——他們心目中共產主義的具象——卻在肆無忌憚地成為暴力機器。五十萬立陶宛人被放逐，成千上萬波蘭人被殺戮，克裡米亞韃靼人被種族滅絕。從1929年到1953年，至少有1400萬人被監禁於古拉格勞改營；大清洗和「擺樣子公審」蔓延到東歐蘇聯衛星國，在1947年到1953年，一系列政見不合的東歐領導人被冠以「預謀犯罪」，擺樣子公開審判並處決。
這些證據在那些年醒目地佔據著世界頭條。只是，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卻對此選擇了幾乎集體失語。
「他們皆被一種暴力解放的觀念所吸引，對屬於公共範疇的道德不感興趣。」 這也是朱特寫下《未竟的往昔》的原因，他認為這一代出生於世紀之交的法國知識分子缺乏民主實踐，「反感和厭惡構成了他們經驗的全部」。
在對共產主義的狂熱中，站隊是必須的，任何對資產階級的批判都會受到熱烈擁護；而理性的民主，只要與議會形式沾邊，就會遭到詛咒嘲笑。薩特和加繆被描述為「知識分子的地方行政長官」，這個圈子以他們主辦的報紙為核心。
朱特在書中借用作家貝桑松的話形容了那個年代——「充滿了朋黨性質的政治和哲學立場，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被圈子排斥代價高昂，1945年薩特的大學好友雷蒙·阿隆在報紙上批評蘇聯模式，薩特與其斷交。1949年弗朗索瓦·費伊特對「擺樣子公審」提出批評，被許多圈內朋友孤立。
朱特評論這種政治站隊：「知識分子並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他們甚至不是特立獨行的。他們在共同體中生活；尋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們追求事業，期望成功，敬畏權力。」
當然，法國知識分子的失態並非因為無知。
雜誌《摩登時代》編輯得知勞改營的存在，迅速將其拋之腦後；儘管清楚東歐「擺樣子公審」的真相，薩特仍宣稱「反共人士是狗」；波伏娃讓筆下的人物長篇大論演講，一廂情願表示「來自啟蒙的西方共產主義者的道德壓力將會促使蘇聯改變其監獄形態」。克洛德·雅梅則寫道，儘管共產主義現實令人幻滅，但是「仍然有必要如此假裝……是的，去欺騙，英雄般地。」
他們輕易地原諒了蘇聯，儘管大量無辜者在勞改營中死去。
知識分子自感有責任教導工人階級。他們甚至認為，對蘇聯的選擇性失明和失語，是對工人的保護。工人階級是脆弱而單純的，「我們不能讓工人失望。」薩特說。在工人階級街區，艾呂雅拒絕說出他對蘇聯的疑慮和鄙夷：「可憐的人兒，這將令他們氣餒，我們不能讓那些正在鬥爭的人們失望。他們是無法理解的。」穆尼埃在一封寫給《行動》雜誌的信中，說任何懷疑馬克思主義的舉動，都會削弱工人的立場，瓦解他們的決心。
他們心痛的是共產主義田園詩的墮落。至於冤假錯案、勞改營、反猶肅清中死去的數以千計的不知名的工人、農民、店主、非共產黨人士的作家政治家，是不在他們視野內的，他們關心更理論更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本身」。
薩特固執地認為，為了實現「為全體的正義和自由」的終極理想，蘇聯擁有不擇手段的特權。他將共產主義暴力視為可敬之物，甚至說：「也許我們生活在這樣一種場景中，即只對個人的非正義已經不能被稱作是非正義了。」
詩人艾呂雅的舊友、一名捷克歷史學家被逮捕和被迫認罪。「在你內心的最深處，如何能夠忍受這樣一種人的墮落，而這件事還發生在你的朋友身上？」在收到布勒東呼籲他抗議的信件後，艾呂雅拒絕了。這位曾寫下「我生來就認識你／要把你稱作／自由」句子的詩人說：「沒有精力為聲稱有罪的罪人操心。」
知識分子們邏輯牽強地為蘇聯辯護：「我們看似是自由的，但是確實如此嗎？作為資產階級剝削的受益人，我們有什麼資格去譴責史達林主義者的多樣性？」但他們也常常不能說服自己，於是，薩特將兩個世界做了「明惡實善的共產主義」和「實惡明善的資本主義」的區分，「更容易的做法是，譴責雙方，而後撤回批判共產主義的那層意思。」朱特評價道。
然而，諷刺的是，薩特們卻常常成為法國共產黨辱罵的對象，共產黨媒體「無情揭露他們的矛盾和偽善」。「在車輛偏離了原有的辯證道路時，司機越是試圖想拋掉這些熱情的同路人，他們就越是堅持，並且發誓說，他們永遠不會半途而廢，因為不會有回頭路可走。」朱特在書中寫道，他認為，在他看來，這些狂熱的共產主義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為共產主義辯護，還是為自己的過去辯護。
但是，古拉格勞改營讓加繆感到不適。
1946年之前，加繆也像大多數人一樣對蘇聯的罪行顯得一無所知，但轉變在悄悄發生。他開始覺得「歷史之外還存在著別的東西，比如單純的幸福、人的激情和自然的魅力」。薩特不以為然，反駁「只存在歷史，什麼都離不開政治」。
就在這一年，他與薩特第一次發生意見不合。在《戰鬥報》上，加繆發表文章「不當犧牲品也不當劊子手」，薩特的追隨者龐蒂發文反擊，把加繆稱作「革命的叛徒」，在一次圈子聚會中，加繆摔門離開。這場爭執持續了6個月，薩特的伴侶波伏娃在著作《東西的力量》中公開支持龐蒂。
「如今真相大白，我們必須把某種東西如其所是地稱為『集中營』，即便它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本不該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禮。」蘇聯令加繆心痛，他認為反抗是一種以混亂的方式尋求秩序的悖論，原則在於「正義」，任何反抗壓迫的行動，不能淪為新的壓迫。
當加繆把這些話寫進《反抗者》一書後，他成了眾矢之的。他的哲學老師在讀了這本書的片段後，對他說：「這下你要四面樹敵了。」這本書成了加繆與薩特決裂的導火索，薩特稱人道主義和非暴力「荒唐又虛偽」。
此後，加繆幾乎與知識分子圈子決裂，「一個不光彩時代的最高貴見證人」——在《未竟的往昔》中，朱特給了加繆如此的評價，並認為只有加繆在統一口徑的文人共和國裡，填補了道德空白。
加繆反思了知識分子在暴力面前的集體噤聲和胡言亂語：「流血的總是他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某些思想家會如此隨意地談論所有事情。」朱特認為，在這一點上「加繆領先於他的時代差不多四分之一個世紀」。
薩特終身沒有改變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在上世紀70年代的採訪中，他仍為蘇聯辯護：「一個革命的政權必須擺脫一些威脅到它的人，除了死亡，我看不到其他處理方式。僅僅是監禁的話就意味著會有出獄的這天。」
而波伏娃則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作品《名士風流》中穿插了一系列主角人物對蘇聯集中營的痛苦論戰。只是她變換了事情發生的年代，讓這些辯論看起來像是發生在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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