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晉、馬麗：只有當我們將美國今日社會處境放置在奴隸制這段歷史所刻下的苦難和不公的印記中時，我們才能明白BLM的傷痛和吶喊。
2020年，很少有人會想到一位普通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的意外死亡，會掀起軒然大波，成為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導火索，在美國各地出現大規模抗議種族主義和警察濫權的示威遊行，甚至爆發嚴重的暴力衝突。
與過去BLM運動只局限在非裔群體範圍內部不同，今年這場運動不僅有大量其他少數族裔參加，也有很多白人加入。與此同時，這場社會運動所展現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招來了各種毀譽之聲。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經驗、利益和立場來解讀這場運動；平等或歧視，理性或情緒也充斥其中。BLM運動也成為美國兩黨競選的關鍵議題，並最終成為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獲得選舉勝利的重要因素。
2020年10月6日，在賓州葛底斯堡林肯發表過演講的地方，拜登發表「為國家的靈魂而戰」的演講，指出美國已經因為疫情、經濟、種族等各種社會問題，進入了一個黑暗時刻，瀕臨林肯演講中所描述的「分裂之家」。他還引用了1960年代推動民權法案立法的林登•詹森的話：「我們的國家在葛底斯堡的這片土地上建立了靈魂和榮譽，現在，我們不能在仇恨的戰場上恥辱地失去我們的靈魂。」接著呼籲說：「我們再次投入到為國家的靈魂而戰的戰鬥中。黑暗的力量、分裂的力量、昨天的力量正在把我們分開，壓制我們，攔阻我們。我們必須擺脫它們，解放出來。作為總統，我將擁抱希望，而不是恐懼；和平，而不是暴力；慷慨，而不是貪婪；光明，而不是黑暗。我將成為一個這樣的總統，去喚起我們最好的，而不是最壞的那一部分。」
無論這是拜登發自內心的承諾還是政治修辭中「高貴的謊言」，都暗示了他將自己放在了林肯-詹森的政治-哲學價值譜系之中。而熟悉美國政治的人都會知道，1960年代在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中，詹森的政治對手所提出的口號正是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的口號——「法律與秩序」。
而且拜登說到：「我們不能，也不會允許極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義者，顛覆林肯和哈裡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以及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的美國，顛覆這個歡迎來自遙遠海岸的移民的美國，顛覆這個一直是每個人——不論他們的背景——的避風港和家園的美國。」 這段話中，除了林肯外，後兩位都是曾為奴隸後來成為廢奴運動領袖的非裔。塔布曼還是一位女性，參加過南北戰爭，並投身婦女獲得選舉權的運動。顯然，這也是針對被公眾指責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川普而說的。總之，奴隸制留給美國的陰影並沒有消散，反而在BLM運動和選舉中再次呈現了出來。
如何理解非裔在過去的處境，以及奴隸制的影響和美國的內戰，各種學科、虛構和非虛構的作品可謂汗牛充棟，甚至進行反歷史假設，研究廢奴的利弊，內戰的可能，奴隸制的經濟效率等等，但卻鮮有一手的文獻提供非裔自身在奴隸制下的處境和情感。無疑，在中文世界中被忽視的《道格拉斯自傳》（中文縮減版見「譯言古登堡計劃」《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一個美國奴隸的生平自述》，蔡蓓菱譯）成為了寶貴的資料，提供給人們一個重要的視角來理解奴隸制和BLM運動等的聯繫。
《自傳》對於美國歷史的意義不亞於後來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甚至可以說更為重要，因為其不僅影響到了南北戰爭，也第一次改變了白人對黑人長久以來的偏見。人們吃驚於一個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黑人，僅僅在嚴酷的生活中，因為人們的同情零星地學會識字，竟然能寫出如此震撼心靈的文字。正如為本書撰寫序言的威廉•勞埃德•加裡森（1805-1879）所寫的，道格拉斯和他的同胞讓那些「誹謗黑人的人，就讓他們鄙視自己卑鄙狹隘的靈魂吧，那樣他們就不會再說黑人天生低賤，因為後者只需要時間和機遇就能夠變得出類拔萃。」而加裡森也正是為婦女權利奔走，去挺身反對排華法案的白人。出身貴族、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1811-1884）則在給作者的信中讚許這本書是「獅子自己所寫的歷史」，是生活在殘酷奴隸制之下的人自己的歷史和聲音。
道格拉斯1818年出生於馬裡蘭州的一個農場，生父可能是白人農場主。因為奴隸很少被人記住出生日，他自己將生日定在了2月14日。按照常規，他出生後不久，母親就被租給了其他的農場主，白天外出幹活，偶爾晚上能夠回來照顧他。他主要由年邁的外祖母撫養長大。外祖母是一個虔誠的信徒，自己不識字，有時會讓人給她讀《聖經》，卻從來不會讓人讀保羅的書信，因為白人奴隸主在殘酷虐待他們時，還會讓牧師用保羅書信上的話警告他們要聽從和愛自己的主人。
六歲左右，道格拉斯被賣到種植園，和外祖母分離，在十二歲時他的另一位主人休斯•奧爾德（Hugh Auld）的妻子索菲亞同情他，把他當成年人來對待，好心教了他認識字母。但這很快就遭到了奧爾德的反對。他對妻子說：「你讓黑鬼一寸，他就會進你一尺。黑鬼不需要知道其他東西，只要聽主人的話就行——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學習會毀掉這世上最好的黑鬼。現在，你教那個黑鬼（指的是我）識字，我們就留不住他。他永遠都不再適合做奴隸了。很快，他會變得難以管教，對主人沒有任何價值。對他自己來說，也只有很大的壞處，沒有任何好處。這會讓他不滿足、不開心。」而恰恰是這些話，讓道格拉斯明白了，擁有智慧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武器，以及通往自由的道路是什麼樣子，從此以後他開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學習寫字，儘管可能要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道格拉斯用他的筆向我們呈現了奴隸制對人性的剝奪。這種剝奪是雙重的，不僅僅是對於奴隸，也讓奴隸主喪失了人之為人的意義。一位奴隸主常常吹噓如何用斧頭敲碎奴隸的腦袋，笑著說「他周圍的人裡就他一個人為這個國家造福，如果其他人和他做得一樣多，我們就可以擺脫『天殺的黑鬼』了。」而道格拉斯妻子的表妹，只是因為幾個晚上沒有好好休息，累得睡著了，沒有留心聽見主人家嬰兒的哭聲，動作太慢，而被女主人用木棍活活打死，死時血肉模糊。道格拉斯說：「我不能說這樣恐怖的謀殺沒有在附近引起轟動。它確實引起了些轟動，但不足夠將兇手繩之以法。有張抓捕她的逮捕令，但從沒有送達過。因此，她逃過的不僅是懲罰，還有為自己的殘忍罪行被傳訊上庭的痛苦。」道格拉斯也親眼看到他的一位主人，用宗教為自己的殘忍行動背書。道格拉斯寫道：「我曾見過他把一個跛腳的年輕女人綁起來，用重重的皮鞭抽打她裸露的肩膀，打到溫熱鮮紅的血從她身上滴落；而且，他會引用《聖經》中的一段話來證明自己血腥的行為正當合理——『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不順他的意思行，那僕人必多受責打。』」
今天，一種將基督教和現代文明直接等同的基督教文明論甚囂塵上，然而這種化約主義卻忽視了歷史的複雜性和真實，成為了一種歷史的輝格主義闡釋。相反，道格拉斯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角來理解宗教和奴隸制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看到宗教成為了雙刃劍。一方面，給那些生活在絕望和殘忍中的黑人帶來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氣，成為了「被壓迫生靈的嘆息，無情世界的感情」，甚至成為像道格拉斯這樣的黑人奴隸學習文化的唯一途徑；另一方面，宗教也被奴隸主們當成了馴化奴隸和粉飾自己殘忍的武器，例如白人牧師帶領會眾去搗毀道格拉斯他們的安息日學校，只是因為害怕他們識字後就會反抗，甚至認為黑人就是上帝咒詛的含的後裔，所以奴隸制符合上帝的旨意。道格拉斯在比較自己的那些主人時，甚至憤怒地說到：
「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南方的宗教僅僅是幌子，用來掩蓋最恐怖的罪行，證明慘絕人寰的野蠻是對的，並且批准令人深惡痛絕的騙行——在黑暗中為奴隸主最黑暗、最猥瑣、最明顯、最殘忍的行為提供庇護。假如我再次淪落為奴隸，除了被奴役本身外，我認為我能遇到的最悲慘的事情就是有個信教的主人。在我遇到的所有奴隸主中，信教的那幫人最壞。我發現他們最卑鄙、最齷齪、最殘忍卻又最懦弱。」
歷史學家霍利菲爾德（Holifield）在耶魯大學出版的《神學在美國》一書中，就指出奴隸制的雙方都用宗教作為武器來彼此進行鬥爭。黑人奴隸通過宗教獲得了知識和思想，開始思考反對奴隸制。早在1776年，黑人布道家勒慕勒•海尼斯（Lemuel Haynes）將奴隸制解釋為亞當墮落的一個苦果，而且促使人們生發出公正的仁慈，來廢除奴隸制，以及社會中其他不公正的差別。1810年的《一位維吉尼亞人和一位非裔牧師之間的對話》發出了衛理公會人士對奴隸制最早的反擊。文章清楚地說，一位曾做過奴隸的人知道應怎樣把每一段常被用來為黑奴制辯護的經文解讀成應是帶著解放的含義。
因此霍利菲爾德總結道：「南部的奴隸制和北部的嚴酷歧視，在很大程度上將黑人推到一些戰後隔離的宗教生活和思想飛地中。在他們的敬拜中，他們發展出特別的舞蹈形式、模式化的演講韻律、點綴著呼召和回應的講道風格和儀式做法，既根源於非裔的過去，也源自復興主義的敬虔……他們並沒有受到太多鼓勵去寫作，但一些黑人活動家和牧師，不論是通過宗派隸屬的角度看自己，還是從一種預言社會抗議的鏡子裡看自己，都堅持認為，自己的聲音應該被人們聽到。」
毫無疑問，宗教無論是在當時的奴隸制還是在今日的美國總統選舉中，都暴露出一個美國宗教右翼人士不願意承認的事實，如霍利菲爾德總結的：「宗教已經不再能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來幫助他們超越一些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張力。本應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文化語言，卻被證明可以更有力地在他們之中製造出嚴重的分歧。」
在《被掩蓋的原罪——奴隸制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崛起》（該書獲得了美國歷史學會多項大獎）一書中，作者巴普蒂斯特說到：「人們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觀點：正是商品化、苦難與折磨，以及對美國黑人的奴役，造就了美國的強大和富有。然而，事實就是如此。被掩蓋的另一半故事令人刻骨銘心。」道格拉斯清楚地提供了自身的例證，並思考自己被迫把外出工作的錢都要上繳給自己的主人：「憑什麼呢？不是因為那是他掙的，不是因為他和掙這錢有絲毫關係，不是因為我欠他的，也不是因為他對這錢有任何一絲權力；僅僅是因為他有權力逼迫我把錢上繳。公海上兇神惡煞的海盜也有著一模一樣的權力。」正是這些原因，以及識字的能力，促使他帶領夥伴逃離了蓄奴州。到達自由州之後，他繼續投身到廢奴運動中，而且創辦報紙，知道真正的自由不僅僅是逃離身體上的奴役，更是在知識、靈魂上的自由，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自由。
正如加裡森在本書序言中寫的：「請保持忠誠，請提高警惕，請為打破每一個束縛而不懈努力，讓受壓迫的人們能夠獲得自由。無論將面臨什麼——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在迎風打開的橫幅上寫下『絕不和奴隸制妥協！絕不和奴隸主結盟！』，並以此作為你宗教和政治的訓言。」這些曾經激勵了林肯宣告自由的新生的話，至今仍舊振聾發聵。
今天，無論處於何種立場的人，可能都會承認美國社會產生了嚴重的裂痕，這個裂痕不僅僅只是今日的危機，也是那些長久以來被人所忽視的社會深層結構、觀念的危機。在道格拉斯出版自傳百年之後，才出現了黑人主導的民權運動，也惠及美國社會中的其他族裔。然而，時至今日，「身份政治」和「膚色歧視」仍舊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很多人沒有交往過其他膚色的人，卻已經繪製出了一幅妖魔化的圖景。在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我們也逐漸喪失了對他者的理解和同情，代之以扭曲和貶低。
然而，只有當我們將美國今日的社會處境放置在奴隸制這段歷史所刻下的苦難和不公的印記以及所延續的後果中時，我們才能明白「黑人的命也是命」中的傷痛和吶喊，而不是缺乏同情的嘲弄。正如布萊恩在他《正義的慈悲》一書中所提醒的那樣：「當我們縱容其他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時候，我們自身也無法逃脫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命運。同情心的缺失可以摧毀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尊嚴。恐懼和憤怒會使我們仇恨、嗜暴、偏激，最終我們都將嘗到不寬恕的惡果——我們在宣判那些受害者的同時，也宣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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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晉，思想史學者；馬麗，社會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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