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愛德華·薩義德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亨廷頓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論」之後，便產生巨大影響，它的影響不限於學界，還因為大眾傳媒的普及，被許多美國民眾所熟知並且接受，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冷戰後美國政策的制定；同時，對「文明衝突論」批判聲音也從未停止過，其中最有名也最有力的批評來自著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
《東方歷史評論》今日重新翻譯、刊發薩義德的名文，本文最早發表在2001年10月的《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國內的好戰氣氛令薩義德感到擔憂，如他所言，人們將911事件當作「文明衝突論」被驗證，「這場由一小群瘋狂的武裝分子精心策劃，動機病態，造成駭人聽聞的大量傷亡的自殺式襲擊被認為是亨廷頓提出的理論的證據」。薩義德正是在針對這樣的被憤怒和仇恨衝昏頭腦的情緒才寫出此文，他希望提醒人們，不應在仇恨和情緒的驅動下，使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用那些充滿漏洞的論述去幫助自己認識複雜的現實，用這個粗糙的理論作為應對現實問題的良方。他看到這種簡單化的思考會導致更多的問題，歷史之後的發展證明了他的遠見。
我們需要在使用諸如「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超大概念前多思考，血肉豐滿的「人」是不是被隱匿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然而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同的族群、文明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是現實，然而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平共處也是歷史現實，我們是否應該對那種選擇性的強調衝突的表述保持警惕，尤其是考慮到這些言論會產生怎樣的煽動效果，並且進而導致實際的危害。
薩義德的勸誡在今天讀來依然發人深省：「我們如今處在一個緊張時期，但是我們最好是去考慮哪些群體擁有權勢、哪些處於無權的地位，去討論有關理性和無知的世俗政治問題，去運用正義和不公正的普世原則思考問題，而不是偏離正軌，尋找那些可能給我們短暫滿足，但是無法讓我們有自知之明或者形成基於事實之上的分析的抽象大詞。」
薩義德
1993年夏，塞繆爾·亨廷頓的文章「文明的衝突？」在《外交事務》發表，此文甫一問世，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和反應。因為亨廷頓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為美國人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政治所處的「新階段」提供全新的理論，他進行論證的語言看起來很大氣、大膽，很有說服力，甚至有遠見。他非常密切地注意自己在政策研究領域裡的對手，比如福山這樣的理論家及其「歷史終結」思想，以及許多歡呼全球主義到來和國家消解的人們。但亨廷頓認為，這些人只對這個新時期的某些方面有了解。他要向世人宣布「未來的全球政治可能會出現的面貌之關鍵、核心方面」。他斬釘截鐵地論述道：
「我的假設是，這個新世界的衝突的根本來源主要不會是意識形態上的，也不會主要是經濟上的因素。人類之間的巨大分歧與衝突的主要來源將會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最強大作用的仍將是民族國家，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和群體之間。文明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鬥爭的前線。」
接下來幾頁中的論述大都建立在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身份」和「七或八個主要文明之間相互作用」的模糊概念之上，而在這些主要文明之中，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伊斯蘭教與西方之間的衝突上面。他的這種強調鬥爭的思想嚴重依賴一位叫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的老牌東方主義者寫於1990年的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穆斯林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劉易斯本人的意識形態色彩從文章標題就可以看出來。在兩篇文章中，如此多的國家、族群被劃分成「西方」和「伊斯蘭」這樣兩個陣營中去，兩位作者都肆無忌憚地使用這兩個詞語，仿佛身份和文化等極其複雜的問題存在於一個卡通式的世界中：一個是大力水手，一個是布魯託，二者進行著無情的相互毆打，那個品德更高的拳擊手總能夠戰勝他的對手。當然亨廷頓和劉易斯都沒有花費多少精力去處理存在於每個文明內部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其中的多元性；沒有去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各種現代文化最重要的論戰題目之一便是怎麼去定義或者解釋各自的文化；也沒有考慮，在那種為整個宗教或文明代言的行為裡，可能摻雜著怎樣嚴重的煽動行為以及徹頭徹尾的無知。不，他們對這些問題都置之不顧，認為西方是西方，伊斯蘭是伊斯蘭。
亨廷頓
亨廷頓說，西方的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確保西方變得更強大，抵禦所有其他文明，尤其是伊斯蘭世界對自己的攻勢。更令人不安的是，亨廷頓假定自己的這種抽離視角——切斷對習俗、文化的依戀，脫離人們內心隱秘的忠誠來審視整個世界——才是正確的，好像其他人都在四處尋找他已經找到的答案。事實上，亨廷頓是一位理論家，他對諸種文明和身份的表述不符合事實，在他的筆下，它們變成了靜止、封閉的概念，在其中湧動的、讓人類歷史獲得發展動力的無數潮流以及反潮流消失不見；在幾個世紀以來的人類歷史中，這些文明和身份讓交換、交流和分享成為可能，而不是只有宗教戰爭和帝國徵服。這部分不那麼明顯的歷史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被忽視，亨廷頓急於去突出歷史中的戰事，而且是被荒謬地壓縮之後的戰事，以此來論證人類的歷史便是文明之間的衝突。1996年，亨廷頓保留了文章標題，出版了他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他試圖在書中讓自己的論述更細緻，然後加上非常多的腳註；然而，他所做的只是讓自己的思想更混亂，證明自己是一個笨拙的寫作者和粗疏的思想家。
西方世界與西方之外的世界的對壘這種基本範式（對冷戰中敵對關係的重新表述）仍然沒有受到影響，自911事件發生以來，人們在討論中常常含蓄地表達這種對壘之勢的意思。這場由一小群瘋狂的武裝分子精心策劃，動機病態，造成駭人聽聞的大量傷亡的自殺式襲擊被認為是亨廷頓提出的理論的證據。從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布託（Benazir Bhutto）到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在內的許多國際顯赫人物信口開河地談論伊斯蘭文明存在的問題，而不去把這場襲擊當作它本來的面目去談論：一小撮狂熱分子盜用一些超大理念（我是在很寬泛地使用「理念」這個詞）實施暴力；貝盧斯科尼則更是借著亨廷頓的觀點，大肆宣揚西方文明是多麼優越，「我們」中間是如何湧現出莫扎特和米開朗基羅等，而他們沒有。（貝盧斯科尼之後對自己發表的對「伊斯蘭」的辱罵表示了並不真誠的道歉。）
但是人們為什麼看不到賓·拉登和他的追隨者與大衛教派（the Branch Davidians）、蓋亞那牧師吉姆·瓊斯（Jim Jones）或者日本奧姆真理教的門徒之間的相似之處，儘管相比之下，這些邪教所造成的破壞不那麼引人注目。即使是通常情況下有著清醒判斷力的《經濟學人》在其9月的一期刊物中也忍不住做出泛泛之論，評論亨廷頓時不吝溢美之詞，稱他對伊斯蘭文明的觀察「殘酷而且籠統，但不失洞察力」。《經濟學人》用一種很不恰當的莊嚴筆調寫道，「亨廷頓認為，在今日之世界， 十億左右的穆斯林 『確信自己的文化之優越性，同時為自己在權力上所處的劣勢地位而耿耿於懷。」亨廷頓是在調查了100名印度尼西亞人、200名摩洛哥人、500名埃及人和50名波士尼亞人的意見之後得到的結論嗎？即使他的確這麼做了，這又能算什麼樣本呢？
凡是有些知名度的美國、歐洲的報紙和雜誌，都在社論裡為這種大而無當、「末世論」語彙庫做出貢獻，他們使用的每一個詞都不是為了啟發自己的讀者，而是為了激起讀者作為「西方文明」成員的憤慨之情，以及「我們」需要有怎樣的行動。許多西方人，特別是美國的一些自封的戰鬥者，很不恰當地使用邱吉爾式的語言，主張要對西方文明的仇視者、掠奪者、毀滅者發動戰爭——在複雜的歷史面前，他們的種種簡化的論說都不能成立；我們能看到這種複雜歷史在不同的疆域發揮影響，在此過程中，原本將我們分隔成為一個個武裝群落的界限被超越。
這就是「伊斯蘭」和「西方」這樣令人不快的標籤的問題所在：人們希望去理解無序的現實，然而這些標籤卻在誤導、迷惑人們的頭腦，因為現實沒法那麼容易被歸類或者區分。1994年，我在約旦河西岸的一所大學演講，演講結束後，觀眾席中的一位男子站起來，開始攻擊我的觀點是「西方的觀點」，不是他所支持的嚴格的伊斯蘭觀點。「那你為什麼穿西裝、打領帶？西裝和領帶也是西方的。」這是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回應。他臉上帶著尷尬的笑容坐了下來。當關於製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的信息開始被報導出來以後，我又想起了這件事。我們從新聞中知道，這些恐怖分子是如何是如何徵用了飛機，如何掌握了對五角大樓和世界貿易中心採取自殺式襲擊所需要的所有技術。「西方」技術與貝盧斯科尼所宣稱的「伊斯蘭」無法融入「現代性」之間的界限在哪裡？
當然，人們無法輕易地去劃分界限。標籤、概括和對文化所做的種種論斷是多麼得虛弱。在某種程度上，原始的激情和複雜的知識共同發揮作用，讓人們看到，在「西方」和「伊斯蘭」之間，過去和現在之間，我們和他們之間並不存在堅不可摧的界限，更不用說一直存在著無休止的分歧和爭論的關於身份和國籍的概念。單方面地給這些概念劃分界限，發動徵伐，用我們的善行來反對他們的邪惡，消滅恐怖主義，去徹底摧毀掉一些國家（保羅·沃爾福威茨的虛無主義詞彙），都不會讓人們更容易了解這些假定的概念；人們更容易為了煽動集體激情發出好戰聲明，而非反思、審視，理清我們需要在現實中處理的事務：無數個生命，「我們的」以及「他們的」生命，相互關聯。
已故的伊克巴·艾哈邁德（Eqbal Ahmad）1999年1月至3月在巴基斯坦最受尊敬的《黎明》周刊發表了三篇令人矚目的系列文章，這三篇文章的目標讀者是穆斯林；艾哈邁德在文中分析了他所稱之為宗教右翼的根源，嚴厲抨擊了絕對主義者和狂熱的暴君對伊斯蘭教的傷害，這些人痴迷於對個人行為進行規範，因而他們所推行的「伊斯蘭教秩序淪為了一種刑法，人文主義，美學、智識上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投入被丟棄」。而這些絕對主義者和狂熱暴君要這樣去行事，對伊斯蘭教的曲解就必不可少，「通常是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去絕對化地強調宗教的某一個方面，完全無視這個宗教的其它方面。這種現象是對宗教的扭曲，對傳統的貶低，對政治進程的擾亂。」艾哈邁德首先指出「jihad」（「聖戰」）這個詞所具有的豐富、複雜和多元的含義，他進一步指出，目前這個詞的含義僅僅被狹隘地理解為：對假定的敵人發動無差別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可能「認識到長久以來穆斯林所經歷的、體驗的伊斯蘭究竟是怎樣的，無論是在宗教、社會、文化、歷史或者政治上。」艾哈邁德總結說，現代伊斯蘭主義者「關心的是權力，而不是靈魂；這些人出於政治目的將人們動員起來，而不是為了去感受並且減輕他們的痛苦，體會他們的願望。現代伊斯蘭主義者政治議程在內容上非常有限，而且也存在時限。」更糟糕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話語體系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扭曲和狂熱。
康拉德比自己在19世紀末的任何一位讀者都能夠更好地懂得，在極端情況下，文明的倫敦與「黑暗之心」之間的所有差異很快都會消失不見，而且生活在高度發展的歐洲文明中的人們可能會在沒有任何「預熱期」或者過渡的情況下，立即採取最野蠻的行徑。康拉德在其寫於1907年的《密探》（The Secret Agent）中描述了恐怖主義對「純粹的科學」等抽象的概念（包括「伊斯蘭」或「西方」）的喜愛，另外還寫道，無論其陳義多高，恐怖主義者最終會在道德上墮落。
看似處於交戰中的不同的文明之間的關係其實比我們大多數人希望去相信的要更緊密；弗洛伊德和尼採都曾向人們指出過，人群、貨物的流動是如何常常極其輕易地穿越被精心維護，乃至受到嚴格監控的國界線。但是這樣一些變動不定的思想觀念對我們中的許多人所堅信不疑的觀念提出了諸多質疑，不能給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處境提供合適的、實用的指導方針。因此，各種戰鬥指令（開啟新的徵途，正義與邪惡，自由與恐懼之間的戰鬥等等）更讓人感到舒心，而這些戰鬥指令正是根據亨廷頓所謂的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處於衝突之中的理論做出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官方的話語很快就開始出現「文明衝突論」的語彙。這套語彙在目前的官方話語中明顯減少了，但從仇恨言論和仇恨行為並未減少這點，再加上一系列有關全美各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印第安人被執法部門針對的報導來看，人們仍然認同這一套理論。
這種認知持續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歐洲和美國的穆斯林人數在增加。看到法國、義大利、德國、西班牙、英國、美國，甚至瑞典今天的人口，必須承認的是，伊斯蘭教不再處於西方的邊緣地位，而是在其中心。但是為何人們會認為這些國家的穆斯林人口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始於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徵服（the Arab conquests）的歷史記憶一直被埋藏在歐洲國家的文化中；如著名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倫（Henri Pirenne）在他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1939）中所寫的那樣，阿拉伯徵服一舉摧毀了地中海地區長久以來的統一，破壞了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結合（Christian-Roman synthesis），催生了一種由歐洲北部諸國（德國和加洛林法國）佔據主導地位的新文明，亨利·皮倫似乎認為，這種新的文明負有捍衛「西方」不受其歷史上的文化敵對者侵害的使命。很遺憾的是，亨利·皮倫沒有寫到，在創造這一新的防線的過程中，西方借鑑了伊斯蘭人文主義，以及伊斯蘭世界的科學、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從古典世界到查理曼大帝的世界，它們一直都在發揮著影響。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存在於西方世界的內部，乃至於視先知默罕默德為大敵的但丁也不得不將他置於《神曲·煉獄篇》的中心位置。
另外，在漫長的時間裡，一神論的傳統一直延續著，路易斯·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恰如其分地稱其為「亞伯拉罕一神諸教」（the Abrahamic religions）。猶太教和基督教各自所繼承的傳統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對於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教實現並結束了預言。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本像樣的歷史書把三教（三者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的統一陣營）在許多方面存在的競爭敘述清楚，揭去籠在其上的神秘面紗，儘管三教在巴勒斯坦的交匯導致了許多流血事件，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內容非常豐富的世俗例證：它們之間存在著如此悲慘的不可調和的地方。因而，穆斯林和基督徒很容易就談論起十字軍東徵和「聖戰」，經常對猶太教的存在完全視而不見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伊克巴·艾哈邁德說，「對於那些被困在傳統和現代兩個深水區之間的男女來說」，這樣的議程「令人非常舒心。」
但是我們都遊在這些水域之中，無論西方人、穆斯林還是其他人。而且由於這些水域乃是歷史這個大洋的一部分，試圖用屏障將其分割開來是徒勞的。我們如今處在一個緊張時期，但是我們最好是去考慮哪些群體擁有權勢、哪些處於無權的地位，去討論有關理性和無知的世俗政治問題，去運用正義和不公正的普世原則思考問題，而不是偏離正軌，尋找那些可能給我們短暫滿足，但是無法讓我們有自知之明或者形成基於事實之上的分析的抽象大詞。「文明衝突論」像是「世界之戰」（The War of the Worlds）這樣的噱頭，它能更深地強化人們那種對他人懷有戒心的民族自豪，而無助於批判性地理解這個時代令人困惑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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