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安立志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公元1900年7月9日），一天之內發生了兩大事件：一、在抵抗八國聯軍的天津八裡臺戰役中，直隸提督、武衛前軍指揮官聶士成，遭到義和團背後插刀，母親妻子被其劫持，他面對蜂擁而上的洋兵，悲憤交加，揮刀督戰，捨身赴死，不幸中彈犧牲。二、山西巡撫毓賢，指揮官兵與義和團，將太原的51名外國傳教士及其家人（包括壽陽7名）、17名中國教徒，誘騙到一處，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害。
兩起事件，都是殺人，殺的都是外國人，按傳統說法，二者都是愛國事件，二人都是愛國人士。不過，前者是在戰場上殺人，後者是在衙門外殺人；前者殺的是全副武裝的軍人，後者殺的是手無寸鐵的平民。
（山西巡撫毓賢）
毓賢嗜血殺人，史有定論，史書謂其「善治盜，不憚斬戮。」（《清史稿》第42冊，中華書局，1977年，頁12755）「善治盜」是假，善殺人是真。許指嚴專章論毓賢，題曰「毓屠戶」，名實相副，窮形盡相。他補充說，「清季之酷吏，當以毓賢為舉首。」（《十葉野聞》，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88）毓賢的酷吏角色，至少在清代是執了牛耳的。
毓賢在山東，手上沾著平民的鮮血，腳下踩著百姓的屍骨，用他人的鮮血，染紅了頭上的頂子。他甫任曹州知府，「不分良莠，歲餘共殺二千許人，於是聲名卓著。」（《義和團（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62）毓賢殺人也有創新，他命木工製造了四隻「高及人肩」的大木籠，人置於木籠，再以木環圍鎖其頸，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磚，漸抽去，弱者半日、強者一日夜死矣。這是他發明的一件極殘酷的刑具。（《十葉野聞》，頁189）目擊者稱，官兵抓到十餘人，毓賢只草草審問幾句，全部投於木籠，一夜之間，這些人全部斃命。許指嚴指出，毓賢「名為治盜，實民也。」其實，凡被官員整治的百姓，不愁沒有罪名，不是有罪而為盜，而是因官而成匪。
然而，盜也有盜的生存智慧，山東強盜「熟知毓之好殺無厭，不敢復攖其鋒。」（同上書，頁190）搖身一變，成了「扶清滅洋」的義和拳。「毓私喜盜眾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張己聲威也。」（同上）於是，他對拳眾改剿為撫，而這是符合他的一貫法則的，一、他始終對洋人洋教存在敵意。二、他決心把義和團作為反洋滅洋的工具。如果說，他在山東巡撫任上，暗中扶持義和團，有著揣摩「上意」（慈禧太后）的因素，那麼，他在山西巡撫任內，公開支持義和團，則是直接受命於朝廷。許指嚴也看出其矛盾之處，「其最昏誕者，即奉拳匪為神聖，不惜與其前此治盜之宗旨相背馳，誠不知是何肺腸矣！」（同上書，頁188）他的矛盾並非放下屠刀、金盆洗手了，只是重點轉移，從殺「土匪」轉為殺「洋鬼」而已。
雖然後來的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從史書記載來看，不僅「拳禍始於毓賢」（《中國野史集成》第48冊，巴蜀書社，1993年，頁317），「義和團」這個名字也是毓賢授予的，「朱紅燈構亂，倡言滅教……自稱義和拳，毓賢為更名曰『團』，團建旗幟皆為『毓』字。」（《清史稿》第42冊，頁12757）毓賢很自然地成了義和團的保護傘。毓賢到山西赴任，又將義和團的禍水引向山西，「毓賢至任，衛軍數十人，皆拳黨也」；到任即下令，「制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勉以殺洋人」（《中國野史集成》第48冊，頁318）；他的巡撫衙門成了接待站，對義和團頭目高接遠送，敬若上賓；他對部屬多次闡述滅洋殺教的施政綱領；他甚至公開宣稱，他就是義和團的統領，「毓賢旋授山西巡撫。語其屬曰：『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李秉衡，號鑑堂），其一我也。』」（同上書，頁318）怪不得毓賢調任山西，拳民竟然「額手稱慶，皆曰：『吾道其西矣。』」（《十葉野聞》，頁191）
義和團肆虐半年，毓賢的「戰績」不僅與在前線抵抗洋兵的聶士成不同，與率領清軍與拳民攻擊北京使館的董福堂也不同。山西當局向朝廷報告教案善後結果稱，「光緒二十六年晉省拳教之禍，甲於各省」，「晉省教案之巨，不特通商以來所未有，亦拳擾各省所僅見。其屠戮殘殺之慘，焚掠傷毀之多，實為列強之所共憤」，「總計天主、耶穌兩教被害教士男女191命，被毀教堂醫院225所，被害教民6060餘人，被焚被拆華洋各房屋22000餘間，一切財產所損尤巨。」（《清末教案》第三冊，中華書局，1998年，頁546-547）這意味著在庚子事變中，在山西一地被毓賢屠殺的外國人，佔全國死亡外國人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被殺死的傳教士，涉及英、美、法、意、比、荷、瑞（典）等多國。原因是什麼呢？「山西屠殺洋人最烈，因為山西有義和團；山西有義和團，因為山西的巡撫是毓賢。」（《最後的神話》，作家出版社，1999年，頁348）
（山西巡撫衙門，當年毓賢殺害傳教士的舊址）
1900年7月9日，毓賢「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親自帶兵擒拿，在巡撫衙門附近一次殺害義大利主教艾士傑等大小男女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頁281），他在奏摺中，既聲稱「不動聲色」，又渲染「冒死突進」，好象經歷了一場血戰。《毓賢戮教記》如此記述，「（六月）十三日（7月9日）午後，……毓微服騎馬帶隊而來，將豬頭巷圍住，飭兵拘諸人到轅。時被拘者約七十餘人。……（毓賢）隨叱令動刑。拳匪營兵鹹不敢下手，毓怒，親掣佩劍飛馬將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揮刀亂砍，當日共斃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鐸，西修士一，華修士五，西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餘人，傭人二十餘名。隨將西人梟首，剖心，暴屍數日。」（《庚子國變記》，神州國光社，民國三十五年，頁112）7月14日，毓賢又遣巡捕執令箭一次殺害教民41人，其中不僅有81歲的老者，更有未滿周歲的嬰孩，16歲以下者就佔了五分之二。這兩次屠殺的多數是洋人，洋人都是帝國主義分子麼？嬰孩也是「帝國主義」麼？（《義和團（一）》，頁512-513）
（被毓賢滅洋殺死的外國傳教士的子女）
在巡撫衙門殘殺教士的第二天，毓賢又「盡驅法天主教堂童貞女子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即強迫信徒退出天主教），皆不從，令斬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諸女遍飲，有十六人爭飲盡之，毓乃令縛十六人懸高處，迫其餘皆背教，仍不從，求死益堅。兵土擇貌美者，掠數十人去，欲肆行非禮，聞無一人屈者，或扼殺之而淫其屍焉。其後諸女子皆被殺，屍橫如獺祭，見者莫不慘傷。各屬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抵抗不從而死者，先後凡數千人。」（《義和團史料（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758）這次大規模屠殺的都是信教的中國人。
在當時，內蒙部分地區在毓賢管轄之下。一則《薩縣往事之教堂》的史料記載，1900年7月19日，毓賢縱容官兵與義和團，攻破當地教堂，活捉了比利時籍主教韓默理，大批天主教徒和聖嬰會的孩子被殺，村莊與教堂被燒毀。韓默理被捕後，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抬之遊街，受盡百般凌辱，然後與教友五人，同置一車跪於車中，頸後橫懸一柄大刀，車動則刀切六人之頸。運到託克託廳城，又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背上插一小旗，上書「老洋魔」三字，遊街示眾。7月24日，在託廳南灘被脫去衣服，用浸滿油的棉布擦拭全身，隨後放火燒死，首級懸於木。作家張建偉寫道：「描述這種場面的西方人不知道，這種處死之法，在中國叫『點天燈』。他被這樣燒死後，心臟被兩個乞丐吞吃了。」（《最後的神聖》，作家出版社，1999年，頁365-366）
（被毓賢殺害的外國傳教士全家）
在火燒英國教堂的慘案中，一名英國傳教士為毓賢所誘捕，僥倖逃出虎口，他對周邊的人群訴說：「昔年晉省大飢，赤地千裡，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於晉亦不為無功，今獨不能貸一死，讓我他往耶？」此時左右皆拳匪黨羽，殺氣騰騰，無一人為教土緩頰者，且無力者恐禍及己，亦不敢多言，卒為拳匪所戕。（《十葉野聞》，頁194）一名英國女醫生挾抱嬰兒跑到路旁，求助於圍觀者：「吾施醫藥，歲治數百人，今請貸吾母子一死。」語未絕，衛兵以梃擊之，僕於地，兵推置火中，兒已宛轉烈焰中矣。婦奮身復出，兵仍推之入，與其兒同燼焉。（同上）
許指嚴如此評毓賢：「跡其生平無他能，前半生殃民，後半世召侮。」（《同上書，頁188）所謂「前半生殃民」，主要指其在曹州任上，任意屠殺百姓；「後半世召侮」，主要指其在山西任上，肆意屠殺洋人，由此招致八國聯軍的肆意報復。許指嚴是民間人士，時間較晚。其實，當年九月初二，即在慈禧太后一路逃亡到達西安的前兩天，盛宣懷作為負責洋務的清廷重臣，就在一份奏摺中明確指出毓賢的罪責，「撫臣毓賢，前在東省倡為義民之說，縱令會匪仇殺教民，……及其在晉，誘洋教士五十餘人至省駢誅。身為疆吏，一味任性，竟不一念天下大局，如何收拾。」（《義和團檔案史料》，頁727-728）其實，慈禧太后逃亡路經太原時，已對處理毓賢有所考慮。「乘輿」到達太原，毓賢在城外跪接，太后對毓賢說：「去歲汝請訓時，力言義和團之可靠，可惜你錯了。今北京已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內已無洋人；人皆稱汝之能，餘亦知之。現洋人報仇，索汝甚亟，餘或將革汝之職。但汝不必因此傷感，此舉不過遮外人之目而已。」（《慈禧外記（下）》，中華書局，民國三年，頁101-102）慈禧太后是一定要找「替罪羊」的，不過，她當時對這個忠誠的奴才，還沒有下定砍頭的決心。第二次召見毓賢時，老太婆意味深長地說：「現在棺木價亦貴了。」已經暗示其自殺，以免後禍也。（同上書，頁102）
然而，對於這個雙手沾滿中外人士鮮血的劊子手，不僅八國聯軍把「懲兇」作談判的首要條件，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地方督撫張之洞、劉坤一都非常明確地提出，對「行為殘酷，貽禍國家」的毓賢決不能撤職、流放了事（此時毓賢已被欽定流放新疆），必須嚴懲不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大年三十，被流放新疆的毓賢剛走到蘭州，甘肅當局接到清廷臘月二十五日發出的急電，「已革巡撫毓賢，曾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兇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即行正法。」（《義和團檔案史料》，頁939）1901年2月22日（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毓賢的生命走到盡頭。死前，毓賢曾自撰兩副輓聯（《凌霄一士隨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51）：
其一為：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
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斡旋補教，切須早慰兩宮心。
其二為：
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髦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
我殺人，朝廷殺我，亦復何憾，所自愧，服官三省，歷仕廿載，涓埃未報，空嘆有負聖明恩。
兩副對聯，人們可以讀出一個滿清忠臣與奴才的最後「表忠」與哀鳴，卻看不到他對屠殺大批中外人士的任何懺悔，更讀不出聶士成的英勇，許景澄的開闊，甚至李鴻章的實用。聯中所謂「三字獄」、「兩宮心」，即使牽連上嶽飛，也看不出他是什麼愛國者。
龍顧山人有詩憶及此事：「誤國難言許國忠，蘭城酒罷起悲風。楚歌不隕虞兮淚，猶擬橫刀作鬼雄，」詩後小記稱，「毓賢為仇教禍首，先有旨革職遣戍，抵蘭州復有正法之旨。」（《中國野史集成》第47冊，頁729）其實，在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庚子事變中，以毓賢為代表的滿清守舊派，發揮的是上下聯動的作用。他在山東任內縱容、支持義和團仇教勢力張揚恣事，到山西任內指使、慫恿義和團屠殺洋人，都是奉旨行事，事實上配合了慈禧與載漪圖謀「廢立」的宮廷內鬥。沒有義和團的愚昧仇洋，慈禧太后就沒有底氣向各國列強宣戰；沒有慈禧太后的默許縱容，義和團就不會濫殺洋人而招來八國聯軍。這其間，頑固守舊、反洋仇教的毓賢之流，則是把慈禧太后與義和團、把狂妄和愚昧聯結起來的紐帶與觸媒。
毓賢之「後半世召侮」，並非許指嚴的書生之見。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與列強的談判，其實是在刺刀下周旋，在槍口前磋商，屈辱、無奈，種種尷尬，無法言表。據梁啓超記述，李鴻章彌留之際，竟大呼「可恨毓賢誤國至此。」（《李鴻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28）這是痛徹心扉的反省啊！「召侮」的結局是什麼，那就是《辛丑條約》強加於中國百姓的苛刻條款，中國從此更深地跌入半殖民地的泥淖。如此看來，毓賢才是真正的「愛國賊」。「召侮」的責任當然不應由毓賢獨自承擔，在「臣罪當誅」、「君恩我負」的專制體制之下，慈禧太后這個真正的罪魁禍首不還是逃脫了此次的懲罰麼？
從他自撰的輓聯中，有人不知怎麼竟然讀出愛國的況味，或在他們的眼中，滅洋是愛國的標配。在此之後，又有人為其戴上更加金璧輝煌的「反帝」桂冠。且不說直至清廷覆滅也未出現「反帝」一詞，而「滅洋」本來就是模糊概念。即就「洋人」的外延而言，滅其當滅，姑且稱為英雄；滅其不當，則無疑屠夫。聶士成的戰場隕命，即使譽之「反帝英雄」亦不為過。那麼，在毓賢刀下，年方幾歲的幼童、尚在襁褓的嬰兒，全不放過，如此血腥與殘酷，無論古今中外，都稱得上野蠻與獸性，這哪裡是什麼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