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宗：中美「互跳探戈」尋找實質合作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對華政策服務於其國內政策。拜登政府執政半年，內外政策基本展開，主要方向和內容與其2020年大選期間的競選綱領一致，思路和舉措相較川普政府更清楚和成系統，大致可以總結為三點。第一是全面增強美國自身的實力，第二是鞏固盟友、爭取夥伴國並「重返」國際機制，第三是聚焦中國並進行激烈的戰略競爭。
首先，拜登試圖以「三大計劃」為核心增強美國自身的實力。這三大計劃分別為「美國救助計劃」、「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三者先易後難、先急後緩。救助計劃實施後，美國抗擊疫情取得一定效果，正告別非常時期，經濟和社會走向正軌。由於財政和貨幣政策同時迅猛發力，經濟增速較快，還出現了通脹。就業計劃正在國會經受「打磨」，其力圖通過大規模基建投資和科技投資夯實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並創造大量就業。其中，基建著眼於創造藍領就業機會，科技投資旨在創造「21世紀的高薪就業機會」。家庭計劃實際上是一次社會安全網絡的巨大擴張，目的是增加對兒童、婦女、工薪家庭、中低收入群體的各種福利保障來擴大社會總需求。為彌補巨額財政赤字及控制聯邦政府債務膨脹的速度，拜登在三大計劃中塞進了稅改計劃。稅改方向是廢除川普2017年的減稅法案，提高對大企業和富人的稅率，並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這實際上是要改善「二次分配」，通過劫富濟貧緩解美國驚人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從性質上看，這些施政力圖對矛盾重重的美式資本主義進行一次進步主義改革，延續了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和羅斯福新政的思路。如果相關計劃不打折扣地被國會通過並落實，會部分緩解美國嚴重的社會矛盾。拜登政府認為中產階級萎縮和製造業衰落是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民粹主義高漲、國際影響下降，甚至國內出現政治危機的主因，相關施政就是要祛除病根。問題在於共和黨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和選民會持續反對，拜登的就業和家庭兩大計劃推進不會順利。
其次，拜登竭力強化同盟體系、擴大夥伴網絡和提升對國際機制的控制力。不管是升級美日澳印四邊機制並注入更多實質性內容，還是重新塑造七國集團、歐盟和北約的方向，不管是拉抬韓國、土耳其的國際地位，還是積極影響東協的戰略選擇，拜登高度重視外交的作用。對於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等多邊舞臺，拜登政府改變前任「退群」「毀約」的做法，強調「美國回來了」。在此過程中，美國積極構建融軍事、貿易、科技、價值觀為一體的新聯盟體系。由於美國實力仍然強大、同盟關係和國際機制的慣性，以及絕大多數盟國對川普單邊主義陰魂不散的擔憂，拜登的外交收到一定效果。與川普末期美國和盟友離心離德相比，美國國際影響力部分恢復。但同盟的維繫和對國際機制的掌控，需要美國持續投入和真金白銀的支持。在美國經濟、政治和軍事支援不足的情況下，美國對盟國和部分國際機制的控制會遭到更多抵制和反彈。
最後，拜登政府聚焦中國並展開激烈的競爭。美國增強自身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既是目標，也服務於和中國的競爭。華盛頓的高官經常講美國要「從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打交道，就是這個道理。拜登政府繼承了前任的做法，將中國作為美國的首要戰略對手並進行全方位遏制打壓。拜登政府還提出「中產階級外交」的概念，強調外交要服務於國內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就業創造。這個中產階級外交看似和中國關係不大，但實際上美國對華政策服務於國內中產階級振興。拜登曾表示「中國吃了美國人的午餐」，言外之意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中產階級的膨脹是以美國中產階級萎縮為代價的。拜登和前任一樣，把全球化看成一個中國賺便宜、美國吃大虧的零和遊戲。實際上，美國從全球化、從中國獲得了巨大好處，問題在於美國自己沒有處理好財富的分配問題。對美國政客們來說，最容易的辦法就是向中國轉移矛盾。
為了推動基建和科技投資，拜登以「中國威脅」為由進行國內動員。為鞏固盟友和掌控國際組織，拜登政府大搞意識形態外交，將與中國的競爭扭曲為「民主對抗專制」，以此裹挾他國選邊站隊。為孤立中國，拜登還試圖復活冷戰期間的集團政治、撕裂國際社會，妄圖把更多、更富、更強大的國家籠絡到美國霸權羽翼之下，以確保未來長期競爭的贏面。在雙邊層面，拜登延續前任絕大多數對華政策，包括維持關稅、科技脫鉤、擴大制裁、在涉臺涉港涉疆涉疫等議題上加大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力度等。當然，拜登政府更講究傳統外交精英的套路，反共調門有所降低，在臺灣問題上也更理性，以期提升與中國競爭的效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對待中國要「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時對抗」，這種多手戰略的主軸是競爭，合作和對抗都服務於競爭，服務於提升美國競爭力和削弱中國競爭力。
美國對中國的競爭戰略，對中國形成了不小挑戰，但中國有應對這一挑戰的能力和意志。大國競爭的戰略既有相似性，也有區別。中國在發揮優勢、補足短板的過程中，也在實施和美國類似的戰略。中國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這為和美國競爭提供了強大的制度和組織保障。中國的內外戰略未必指向和美國競爭，但實施的結果可以極大提升自身競爭力，從而更好地應對美國壓力。中國應對拜登政府以及美國更長期的遏壓，至少在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繼續聚焦發展，並探索更高效更安全發展的新途徑。中國發展的目標、計劃、手段等都非常清楚，「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就是中國的發展戰略。不管是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還是全面深化改革、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袛要凝神聚力、百折不撓地實現既定目標，中國就能持續夯實和美國博弈的物質基礎。中國產業鏈完整、率先控制住疫情、經濟維持中高速增長等，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開了個好局。在此過程中，中國尤其需要注重科技發展，在利用後發優勢和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在全民中培育和提升科學精神、創新精神，讓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和社會形成創新合力。科技不僅是中美競爭的關鍵，也是中國應對老齡化挑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當然，由於美國及其盟國給中國製造的困難增多，中國在發展中將給予安全更多關注，不斷提升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水平。實現更安全發展、更高效發展、更注重成本控制的發展將是中國探索的新方向。
第二件是構建有利發展環境，打破美國孤立中國的企圖。周邊是首要，尤其在東南亞地區。中國要阻止美國利用南海問題幹擾和破壞中國和東協的合作，確保中國東協關係維持在穩定發展、互利雙贏的軌道。大國是關鍵，需要繼續重點經營和俄羅斯的關係。俄羅斯是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繼續深化這一關係有助於中國增強和美國博弈的籌碼。中國需要尊重和照顧俄羅斯的合理關切，全面深化戰略互信。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推動中歐關係緩和，推動《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審批和落地，使中美歐三邊關係朝著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中歐經貿合作有利於中國，也有助於歐盟提升戰略自主，維護歐洲的長遠利益。在多邊舞臺，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對衝美國以多邊之名行單邊之實、構建小圈子維護霸權的行徑。
第三件是敢於鬥爭和善於合作。美國要維繫的是霸權利益，中國要堅持的是發展權利，在涉及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問題上，中國沒有多少退路。美國政客宣稱要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從歷史上看，這種獲勝是以對手崩潰、被擊敗或經濟停滯為前提的。因此，中國的退讓甚至重大妥協都難以滿足美國胃口。以鬥爭求生存則生存，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中國深刻認識到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正弘揚鬥爭精神，運用鬥爭智慧。同時，中國堅持以兩手對兩手，對於符合自身利益的中美合作保持開放和歡迎態度，力爭和美國形成一個多重博弈和複雜博弈的態勢。
從這個角度看，儘管中美激烈較量、關係惡化，由於兩國利益深度交融並均著眼於長期博弈，兩國保持接觸和對話符合各自利益。中美未來的對話應聚焦結果導向，解決或管控存在的問題。中國對與美國的合作有一定期待，美國對與中國的合作也有需求。考慮到美國的選舉政治，拜登政府在國內施政中始終有危機感。如果不能在2022年中期選舉之前推動基建、科技和社保計劃，如果無法讓選民享受到政策好處，民主黨有可能失掉對國會的控制權，並進而危及2024年大選獲勝的前景。拜登能否聚焦國內議程，包括能否推動綠色基建、新能源發展和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取得重大進展，對其執政地位是有影響的。尋求與中國對抗，勢必會壯大美國軍工集團、壓縮福利開支、延宕稅改計劃、惡化財政狀況，這不利於提高民眾福祉和擴大民主黨的選民基礎。近期美國國內有40多個團體致函拜登政府，呼籲其放棄對中國的新冷戰，聚焦和中國合作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這反映了美國進步派的訴求，也是拜登政府應該做的。在貿易問題上，如果中美相互減免關稅，相信對美國擴大出口、振興製造業和創造就業有幫助。如果拜登不能很好地處理國內問題，共和黨和右翼民粹派等更極端的反華力量捲土重來，拜登的改革和中美關係都將受到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中美都有緩和關係的需要，兩國相互「跳一段探戈」後開啟新的實質性對話是可能的。
李枏：中美合作需創新思路 促各層級各方面往來
拜登自執政以來，其外交政策逐步清晰，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的外交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中產階級外交主線。拜登在競選期間就提出，美國對外政策必須服務於國內中產階級，讓他們在全球經濟中獲得成功。美國必須確保貿易政策為中產階級服務；國際經濟規則更能體現「公平貿易」，促進美國商業；美國要書寫國際貿易規則，捍衛美國利益與價值觀；加大國內研發和創新投入，確保美國創新優勢；構建聯盟與夥伴「統一戰線」，更好與中國競爭，迎接「中國挑戰」。拜登總統在上任後第一次外交專題演說時明確提出，「外交和內政之間不再有明顯的界限。我們在國外採取的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考慮到美國工薪家庭。推進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點放在國內經濟復甦上。」在拜登的外交理念中，提升中產階級生活成為拜登政府外交設定優先的標準。這也就決定了拜登政府要將外交轉化為治理國內問題的手段。目前美國的中產階級隨著美國經濟的停滯出現了越來越分化的局面，貧富分化嚴重，加之國內製造業衰落，高科技競爭力下降，以前引以為傲的美國中產階級出現了嚴重的動搖，而愈演愈烈的種族矛盾更加惡化了這一問題，中產階級岌岌可危。
在中產階級理念的指導下，拜登政府出臺一系列的總統令，推進經濟重建以及製造業回歸，同時鞏固盟友，重返多邊主義，然而可以看到，這些政策目的還是以中產階級外交為主線，重返國際組織也是要維繫美國的霸權，因此實質上，中產階級外交仍然是「美國優先」，從這點來看，它與川普政府的外交理念也仍然是一脈相承。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眼中的中產階級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根據地域和團體不同，中產階級的利益和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州反對貿易戰，而有的州卻支持貿易戰。軍工複合體要求加大軍火貿易，而反戰團體卻要求削減軍事武器。所以拜登以一個籠統性和象徵性的「中產階級」詞彙來作為其外交理念，反而並不是務實的。第二就是在強調多邊主義的同時卻不願承擔相應的責任。很多國家認為美國仍在堅持走的是單邊主義路線。而且以這屆總統選舉來看，共和黨有大量選民支持，這種中產階級外交也許袛是曇花一現，四年以後，也許又會出現新的外交政策。因此包括盟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是以懷疑的目光來看拜登現在的外交政策。
第二，龐大和精英化的外交團隊使對外決策過程呈現出程式化、專業化卻頗為延宕的特徵。拜登政府上臺後發布《更新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度備忘錄》擴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除總統、副總統、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和能源部長等法定參會人之外，還應包括總檢察長、國土安全部部長、駐聯合國特別代表、總統辦公廳主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國家情報主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及中央情報局局長應以顧問身分出席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勞工部長、商務部長、衛生部長、環保署署長、美國貿易代表、國家網絡總監等部門的負責人、總統氣候特使等將視情參加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主持的「部長級委員會會議」。可以看出，這屆政府的對外決策體系人數多，進入決策圈的又都是精英。儘管這些精英分管不同的外交領域，但很難迅速形成一個跨部門的統一意見，從而將造成政策的延宕，如對朝鮮政策以及對華政策的評估。複雜的人事體系、龐大的決策團隊，然後加上拜登在最後決策時表現出的猶豫不決，這種決策過程確實令人擔憂。
第三，以提升盟國地位的方法加緊讓這些國家在中美選邊站中靠向美國。以美韓關係為例。韓國非常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而拜登政府目前對韓國的政策是以不斷地提高韓國的國際地位為誘餌，給予韓國非常大的好處，讓韓國傾向於美國。首先，拜登將美朝關係置於其外交序列中的後位，而把美韓關係的地位凸顯出來。在制定對朝政策上，拜登政府採納了很多韓國方面的建議，如「朝鮮半島無核化」用詞、對朝鮮的人道主義援助以及美韓協調小組的解散。其次，給予韓國更多「自主權利」。拜登政府一上臺就和韓國籤訂防衛費分攤協定，解決了川普時期美韓出現的最大分歧，同時終止《韓美飛彈指南》，允許韓國藉助美方技術研發和擁有各種射程的飛彈，實現韓國的「飛彈主權」。最後，極大提升韓國的國際地位。在拜登上臺以來，美韓在地區安全、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太空合作、改革國際機構體制等進行了一系列的對話，並籤訂協定，尤其是在美韓首腦會談上。把韓國吸收進發達國家的俱樂部，讓韓國參加G7，與老牌大國一起參與國際事務，這一切使得韓國感激涕零，韓國感覺從一個中等國家儼然變成了一個強國。
面對如此大的禮物，韓國當然需要投桃報李。首先，美國需要韓國在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這當然是服務於其中產階級外交理念。美國希望三星的晶片到美國來製造，這樣韓國三星、臺積電以及美國製造的晶片就可以主宰全球晶片市場的大半部分，自然會限制中國晶片的獲取和發展。其次，美韓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上進行合作，這樣在高科技以及供應鏈領域裡美國將會牽制中韓高端技術的合作。再次，通過美國的價值觀來進一步疏離中韓之間的民間關係。目前韓國民間對於中國的負面情緒非常之高，而美國希望以意識形態更加弱化中韓民間關係。最近韓國國民力量黨黨首李俊錫在涉港問題上的表態已經反映出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最後，逐漸推動韓國在美國關心的問題上表明立場。美韓首腦會晤之時，美韓聯合聲明中已經出現涉臺海、南海問題的表述。可見即使韓國不願在中美選邊，美國憑藉其龐大的政治資源用各種軟硬兼施的方法正在拉韓國往自己這邊靠。
對於中國的應對之道，美國的中產階級外交反映出拜登政府重建經濟的政策優先，但因為「中產階級外交」過於籠統，反而掩蓋了各種需求的差異。首先，中國可以根據這些差異來行事，以地方合作或團體合作的形式促進中美的經貿和人員往來。
第二就是拜登政府對外決策過程人數多、專業化強、政策求新卻偏於延宕，很多政策不能馬上做出反應，這就需要我們有一個長期的應對過程。中國外交團隊非常熟悉中美關係，政策穩健，決策過程清晰、有效。但應該有一些創新的想法。即在長期累積經驗的基礎上，尋求一些創新的思路。
第三，對於那些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國家來說，中國仍需作大量努力。像韓國這樣的國家，中國一時沒有辦法像美國那樣給韓國這麼多好處，但可以慢慢累積，如中韓自貿協定、中韓戰略對話機制等等。我認為美國的這些盟國終會有一天看到美國政府仍在奉行「美國優先」，袛會關心自己，隨時都會出賣盟國的利益。正如前述，美國在多邊機制下仍在堅持霸權，這與中國的多邊主義理念有很多不同。中美在多邊機制的行為會讓很多國家看到中美之間的區別。假以時日，這些國家會有自己的理性判斷。
朱中博：中美攜手才是正道 冷戰對抗要拋棄
首先，拜登政府近半年來對華政策，總體上是蕭規曹隨，借用了川普時代對華政策留下來的很多所謂籌碼。同時，又變本加厲做了升級改造。升級改造就是他用了很多「軟」的東西，從所謂實力地位出發，拉幫結派搞小圈子，煽動分裂、對抗，包括在推行國內政策議程的時候，總拿中國說事。
今年以來，拜登和他的外交國安團隊的外交行動軌跡，上半年第一階段側重點在歐亞大陸東側，布林肯和奧斯丁出訪日韓，奧斯丁去印度。今年，還舉辦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外長會，並首次召開QUAD領導人視頻峰會，下半年還要搞QUAD領導人面對面會晤。這就把川普政府留下的印太戰略提升了一個規格。美國還在歐亞大陸的東側有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包括在南海、東海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演習活動。在第二階段，特別是在6月份的時候，拜登在歐洲密集搞了美英、G7、北約、歐美、俄美等幾場領導人峰會，很多會議雖然沒有中方在場，但涉及的議題很多都直接或間接與中國有關。總體上看，這半年來，在對華政策或者中美關係發展問題上，拜登還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沒有走上一個正確的方向，還在沿用冷戰思維，堅持從舊的零和博弈、權力政治的視角來看問題。所以，拜登上臺近半年來，中美關係下滑勢頭沒有止住，這是一個總判斷。
第二，如何評價拜登政府的3C組合政策。我的看法是，如果畫一個坐標軸的話，它的下限是對抗，頂端是合作，中間是所謂的競爭，可以上下搖擺變動。但是，拜登政府講的競爭是「極其激烈的競爭」，有的也把它翻譯成「極限競爭」。那麼，所謂「極其激烈」或「極限」的競爭到底是什麼？以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極限地向對抗角度來靠攏，在部分問題上保留一些合作空間。3C組合根本上還是要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這也是美國政府一以貫之的全球戰略目標。
在這個思路下，為維護美國霸權，今年以來拜登政府拉幫結夥搞「小圈子」，在臺灣、涉疆、涉港、人權等問題上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在產業鏈、科技等領域搞「去中國化」，千方百計阻撓、打壓中國發展。特別是在科技領域裡面，繼續對中國搞科技戰，目的就是在核心競爭領域讓中國不能順利地進步。
那麼，上半年來的中美關係有沒有積極方面呢？也有。首先反映在經貿領域。從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資料看，今年1—5月，中美雙邊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2796.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是增長了52.3%，這個增長幅度是很大的。其中，對美出口額是2060.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49.8%；自美進口額是735.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59.8%。這些資料還是特別亮眼的，也凸顯了中美在經貿領域彼此的互補以及合作需求。因此，美國科技界、產業界對與華合作的願望是積極的，美國不少學者、前政要也對拜登政府發出不少改善中美關係的呼籲，這都是中美關係中的積極能量。今後這些正能量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兩國外交接觸部分，我初步梳理了一下。從拜登上臺以後到6月，中美正部級以上互動有8次，加上部級有9次。最先是楊潔篪主任和布林肯通電話。接下來是農曆除夕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通電話。然後是3月份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4月對話有兩次，一是克裡訪滬參加兩國氣候問題對話，一是習主席應拜登邀請參加「領導人氣候峰會」。5月份是劉鶴副總理跟美國貿易代表戴琪通話，6月3日又跟美國財政部長耶倫通話。6月11號楊主任與布林肯再次通電話，中間還有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與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貝塞拉通電話。中美之間的這些互動，是務實、坦誠、建設性的，有時甚至是針對性的。如果能夠以理性的方式積極溝通，妥善應對分歧，擴大務實合作，中美關係就還有希望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同時，也要看到3C組合裡所謂的「極限競爭」，強調既是21世紀競爭，還是極限、長期的競爭。在這個過程中，針對美國人幹涉我們內政及對中國圍堵打壓的一系列霸凌霸道做法，我們還是要發揚鬥爭精神，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此外，兩國還要爭取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要以理性、務實、坦誠的方式讓中美關係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中美應該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兩國互動在性質上應該是你追我趕、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而非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決鬥賽。基辛格先生及國際上許多資深政治家都認為，中美如果走向對抗，對世界的影響會遠遠超出以往，非美蘇冷戰影響所能及。所以，中美兩國要擔當起作為大國的責任，為世界和平發展繁榮進步，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努力，做出國際貢獻，這才是正道。冷戰思維和搞陣營對抗那一套做法，應該被收到垃圾堆去了。
仇朝兵：積極塑造面向未來的中美關係
2021年1月20日，喬·拜登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到目前雖然還不足半年，但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和戰略已日漸清晰。從近期新任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拜登總統本人的相關言論大致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基本認知及其在具體問題領域的立場，整體基調不夠「友善」，甚至暗藏「殺機」。拜登政府雖然在有些議題上（如：氣候變化、重返WHO、WTO總幹事人選等）表現出與川普政府完全不同，但整體上基本上延續了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有些議題上還有些加碼。
川普政府曾經把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規則和秩序破壞者」「一種長期和全面的挑戰」「經濟侵略者」等。拜登政府對中國的界定也很不友好。2021年1月19日，在其國務卿提名聽證會上，安東尼·布林肯表示，他贊同川普政府的許多對外政策倡議，認為在所有其他國家中，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最大威脅」，川普政府對中國採取更嚴厲的態度是正確的。布林肯稱中國「正在公開追求在全世界的霸權」，「韜光養晦已成為過去」，指責中國「正更加咄咄逼人」和「尋求成為世界上真正的領導者」。
2021年2月4日，拜登總統就任總統後第一次專門就美國外交政策發表演講，並把中國視為美國「最嚴重的競爭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總統說：「我們還將直接應對我們最嚴重的競爭者中國對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構成的挑戰。我們將對抗中國不端之經濟行為（economic abuses）；反對其侵略性和脅迫性行為；抵制其對人權、智慧財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多個場合稱中國是一個「pacing competitor」或「pacing challenge」。
拜登政府官員在界定中國時，用的概念不太一樣，但從他們具體的論述來看，本質是一樣的。在貿易問題、香港問題、新疆問題、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以及新冠疫情問題等影響中美關係的幾個關鍵議題上，拜登政府不但延續了川普政府的政策，甚至還採取了一些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的行動。雖然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還存在一些不同聲音，但整體而已，美國對中國的基本認知已經定型了。
雖然拜登總統和布林肯國務卿反覆表示，美中關係中有合作的方面、競爭的方面和敵對的方面，在合作符合美國利益的時候，美國將會與中國進行合作，但從目前中美關係態勢來看，未來中美競爭的態勢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敵對的方面可能會進一步凸顯。
由於中美關係面臨著巨大困難和挑戰，尋求中美關係走向「改善和發展之道」在當下尤為迫切。這事關中國和平發展所需要的良好國際環境，事關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繁榮與穩定。2021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先生在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行視頻對話時說，中美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推動中美關係重新回到可預期、建設性的軌道，構建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相處模式，是中美面臨的共同任務。」
面對中美關係存在的困難和挑戰，中美兩國都需要採取更積極的姿態，直面雙邊關係存在的問題，理性看待兩國之間的分歧，推動各層次有效溝通和交流，為中美關係走上「改善和發展之道」創造條件。
（一）尋找共同價值
中美兩國分屬不同的文明，擁有不同的社會制度，在價值觀方面也存在很大差異。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兩國之間沒有共同的價值。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對利益的判斷。價值觀相同的個人和國家之間更容易相互認同和理解；價值觀不同的個人和國家之間可能更容易出現分歧和誤解。中美兩國長期交往的歷史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推動中美兩國走向理性和積極互動之道，需要兩國進一步挖掘共同的價值，同時推動對不同價值觀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這是推動兩國關係積極發展需要開展的基礎性工作，難度很大，但意義重大。過度強調中美之間價值觀的根本差異，拒絕尋求兩國共同的價值，無助於增進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二）拓展共同利益
中美關係緊張或惡化是不是意味著兩國共同利益也必然減少了呢？中美兩國在一個領域發生分歧或矛盾，是不是意味著在其他領域也不能合作呢？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必須以更成熟、更具智慧的方式去應對中美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甚至是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和攻擊。在這個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中美兩國面臨著許多共同的挑戰，從氣候變化到國際反恐，從地區安全到經濟復甦，再到全球戰略穩定等，全球治理危機也需要中美兩個大國的合作。中美之間分歧和矛盾越多的時候，可能也是共同利益越多的時候。當前狀況下，中國尤其需要堅定這樣一種信念：在應該合作、能夠合作、合作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領域，堅定地與美國及世界其他國家合作，不斷拓展共同利益。
（三）展開務實合作
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需要兩國的合作，應對全球的挑戰也需要中美兩國的合作。對於存在根本差異和深刻矛盾的中美兩國來說，合作必須是務實的：第一，兩國需要嘗試理解對方的合理關切，相互尊重對方的核心關切和利益，這是走向合作的前提。第二，不把不同議題掛起鉤來處理，按照具體議題或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分別應對，該合作、能合作的領域和議題，不遺餘力地推動合作；在不能合作、不能讓步的領域，充分闡明立場，表明態度，尋求擱置爭議，不使這些矛盾和分歧影響到能夠合作的領域的合作。第三，合作應該以雙方共同認可的規範或通行的國際準則為基礎。
（四）著眼問題解決
如前所述，中美關係面臨著許多問題，兩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互動在塑造著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世界形勢複雜多變，國際問題層出不窮，中美兩國在互動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是正常的。面對中美關係已有的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兩國都應秉持「著眼於問題解決」的思路，處理這些問題。具體問題的解決，有助於累積兩國間的信任，推動兩國關係向前發展，也有助於兩國在分歧問題上達成諒解和理解；解決問題的延宕，會破壞兩國關係氛圍，削弱相互間的信任，久而久之就會影響到兩國間的相互認知和整體關係的發展，無助於塑造「可預期、建設性」的雙邊關係。
總之，拜登政府近期對華政策宣示雖然流露出一些對華「合作」的味道，但「磨刀霍霍」的味道似乎更加濃厚。綜合考慮美國的特性及其整體的對外戰略和中美互動的歷史與中美關係現狀，對於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中國對拜登政府不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當然，未來中美關係到底如何發展，並不取決於單個方面，而是取決於中美兩國在各個領域和各種議題上如何互動。對中國來說，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繼續堅持做一個成熟、穩健、負責任的大國，用理性和智慧來積極主動地塑造中美關係。
郭豔：拜登政府的臺海政策及其發展趨勢
美國的臺海政策從屬於美國的對華政策，我們必須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展開其臺海政策及其發展趨勢的分析。
一、拜登對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延續與調整
在當前分裂嚴重的美國，「反華」已成為罕見的兩黨共識、府會共識、官民共識。在此背景下，拜登上臺近半年來延續了川普政府對華競爭的主基調，但在應對思路、方式和手段上做出了重大調整。
延續：
拜登早在大選期間便宣示中國為「最嚴峻的競爭者」；國務卿布林肯3月3日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把應對中國挑戰列為美國外交八大優先事務之一，認為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在同日發布的、被視為拜登政府初期外交政策藍圖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綱要》中，中國被描述為「唯一有能力對穩定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持久挑戰的國家」。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對待中國的做法，本質上與川普政府相同，主要強調戰略競爭。
調整：
相較於川普政府，拜登政府在展示對華強硬的過程中，更注重以增強美國自身競爭力為基礎，以恢復多邊主義外交傳統、修復聯盟體系為手段，以挑動意識形態對立為抓手，與中國展開「正向競爭」。
這種延續和調整的結果是：一方面，川普時期「自由落體式下墜」的中美關係得到了一個緩衝的機會；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競爭性、對抗性仍佔據主導地位，中美關係的改善仍面臨重大挑戰。
二、拜登政府的臺海政策及其發展趨勢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延續與調整必然投射到其臺海政策。中美建交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推行「雙軌政策」，把臺灣問題置於「基於三個聯合公報和《與臺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框架下，利用美國臺海政策的兩面性和內在矛盾性，謀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川普後期基於強化對抗驅動有走向極端、打破這一框架的傾向，嚴重危害臺海和平與中美關係的基本穩定。拜登上臺後，繼承了川普的部分對臺政策遺產，但也做出了較大調整。
（一）延續與調整
延續：
拜登作為美國國會資深參議員，曾參與當年《與臺灣關係法》的立法，對臺灣問題的重要性、複雜性和敏感性認識深刻。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拜登政府繼續打「臺灣牌」，全方位提升美臺實質關係，以達到「以臺制華」的戰略目標。
主要表現在：（1）加強美國與臺灣的政治往來，使非官方關係帶有越來越明顯的官方性質。美國國務院近期更新了「美臺交往準則」，放寬並鼓勵美國官員與臺灣官員往來。（2）深化美臺經濟聯繫。自去年11月美臺建立「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機制後，今年2月，美臺舉行了作為「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的首場「半導體供應鏈合作前景座談會」的視訊會議。6月30日，中斷五年的「美臺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談再度重啟。（3）加強美臺軍事合作。除了對臺軍售日益常態化以外，美國不斷擴大美臺安全合作。6月6日，三名美國參議員更是搭乘美國空軍C－17戰略運輸機飛抵臺灣，以示落實美臺軍事合作。（4）協助臺灣拓展「國際空間」。美國多次明確宣示支持並推動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等國際機構。
調整：
第一，回歸傳統政策框架。川普政府後期，美國的臺海政策呈現極端性、冒險性傾向，美國鷹派勢力曾明言臺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並試圖推動美國對臺承諾的「清晰化」，嚴重衝擊中美關係和臺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拜登上臺後，美官方連續作出「一個中國不變」、「兩岸現狀不變」、「戰略模糊不變」等表態，逐漸回歸傳統政策框架。5月4日，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在《金融時報》主辦的座談會上表示，關切臺灣情勢是適當的，但所謂的「戰略清晰」存在重大弊端，美國不會明確聲明「保衛臺灣」。6月11日，布林肯致電楊潔篪，重申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7月6日，針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揚言「美日要一同防衛臺灣」，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重申，美國對臺政策沒有任何改變，將繼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繼續致力於幫助臺灣自衛，不希望臺海局勢演變為衝突。坎貝爾同日也重申，充分認識和理解涉臺問題的敏感性，美國支持強勁的美臺非官方關係，不支持臺灣獨立，在堅持美國一中政策與支持臺灣之間維持「微妙的、危險的」平衡。
第二，聯合盟友支持臺灣，試圖使臺灣問題「多邊化」。聯盟體系一直是美國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被稱為「力量倍增器」，拜登上臺後啟動凌厲外交攻勢，從「四方安全對話」峰會，到美日、美韓首腦會談，再到G7峰會，透過加強盟友與夥伴的合作協調，試圖使臺灣問題「多邊化」。今年4月，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美日首腦峰會後的聯合聲明強調「臺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時隔50多年再度公開提及臺灣；一個月多後，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時，兩國聯合聲明也出現涉臺表述；隨後的G7聯合公報也首次納入臺海內容。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一直反對外部介入，但在拜登政府推動下，臺海受到的關注正在擴大，臺灣問題將來可能面臨更多的外部幹擾。
（二）發展趨勢：
拜登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其任內基本會得到維持，但會繼續「空心化」。近年來由於美國開始突破原有底線，導致「一個中國」政策緩和臺海緊張的效用正在逐步減弱。儘管如此，美國清楚，由於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屬於中國的核心利益，一旦臺海爆發軍事衝突，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領土主權，臺海的戰事大概率不會局限在狹小的地理範圍內；此外，臺灣最大的作用是牽制中國大陸，鬥而不破才能讓這張牌發揮最大作用，因此維持既有政策框架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與此同時，為了維護美國地區霸權和信守國際承諾的需要，美國與臺灣的實質關係會得到進一步強化，從而使「一個中國」政策繼續「空心化」。
三、中國的應對之道
第一，全球層面，展開全方位外交，努力維護中美關係的基本穩定。可以預見，拜登政府時期，中美之間會減少諸多非理性對抗，但美國的競爭策略更加全面、深入，中美之間的競爭可能會呈現出廣泛、激烈、持久的態勢。當前，我們應繼續強化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利用歐盟戰略自主訴求，與歐盟求同存異，消解美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此外，我們要努力解決中國國際形象建構問題，逐步加強話語權，擺脫「戰狼」標籤，以達到「廣交朋友、團結和爭取大多數」的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仍然要致力於中美關係的對話與緩和，要盡最大可能找到管理兩國競爭的方式和途徑，避免嚴重衝突，防止最惡事態的發生。
第二，地區層面，努力穩定周邊，破解「印太戰略」對中國地緣政治的挑戰。中美戰略博弈加劇，亞洲成為主戰場，本區域其他國家很難避免受到溢出效應的衝擊。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逐步推進，雖然美國表面上宣稱不會讓區域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由於亞洲地區安全困境的廣泛存在，區域國家會因為自身安全威脅，希望美國增加軍事部署。這給地區帶來新的安全對抗格局，從而加大中國周邊的戰略壓力，影響中國的戰略選擇，同時將增加中國「一帶一路」的推進難度。對此，中國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地穩定、經略和塑造周邊，繼續支持東協的「中心地位」，尤其需要對日本對華政策的消極性和破壞性予以高度關注。
第三，兩岸關係層面，臺海擦槍走火乃至誤判的風險增加，需增強危機管理。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美國仍會續打「臺灣牌」，繼續阻撓中國統一進程，中美關係仍將摩擦不斷，民進黨當局操弄「倚美抗中」，甘當美國棋子，與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戰略迭加，從而增加了臺海局勢的風險，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不測事態，乃是首要任務。
袁莎：拜登政府對中國政策及中國應對之道
對華政策是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上臺後，首先啟動對前任政府的政策進行全面審議。目前拜登對華政策審議已基本完成，各部門紛紛發布審議結果，有公開也有秘密。拜登何時官宣其中國政策，備受期待。最近，印太協調員坎貝爾在亞洲協會的講話引起廣泛關注，他表示中美「被廣泛稱為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主要模式將是競爭」，被普遍解讀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性轉變」。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研判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一、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背景
拜登對華政策的制定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需要瞭解其背景。可以借鑑層次分析法，從國際權力結構、領導人風格、國內政治三個維度分析。
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霸權護持依然是美國對外戰略的最終目標。《國家安全戰略過渡性指導方針》稱，世界權力格局正處於重大「拐點」（infection point），需要轉向「大國競爭」。拜登將中國界定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並且是唯一有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能力對所謂「穩定和開放體系」構成嚴峻挑戰的國家，即將中國視為頭號的全方位競爭對手，長期對華競爭將是美國未來一段時間的對外戰略重點。
從領導人執政風格的角度看，拜登較為理性、謹慎，外交經驗豐富，更加老謀深算。拜登對華政策融合了歐巴馬和川普的路線，通過復盤和修正，設計更加精細、更有針對性、更難對付的對華政策。拜登政府上任近半年，所謂「拜登主義」外交路線已逐漸明朗，即依靠聯盟、規則和價值觀三大支柱。
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看，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在政治極化背景下，對華強硬卻是府會、兩黨的罕見共識，打中國牌成為既有效且保險的政治伎倆。兩黨議員政客爭相表現出對華強硬，不失時機地推動對華全面競爭甚至對抗的法案，意圖將對華競爭法治化、系統化。例如參議院通過的《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即將在眾議院外委會（7月12日）審議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力參與法案》（EAGLES Act）等。這些動態將毒化美國內政中的涉華氛圍，綁架白宮對華政策。
二、拜登政府對華3C政策
在這個大背景下，拜登對華政策制定可以說是一場國內國際的雙層博弈。對華競爭戰略已是美國戰略界共識，但是如何開展對華競爭，還沒有確定。也是在對華政策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拜登政府提出了對華3C政策。國內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較為樂觀，認為拜登對華政策更加理性、靈活、務實，給中美關係轉圜打開機會窗口。第二種較為悲觀，認為這是拜登的迷惑戰術，模糊重點，對我戰略麻痺，實質是零和博弈的惡性競爭甚至對抗。第三種認為這是美國一廂情願，將不同議題相互割裂，想合作就合作，想打壓就打壓，這是辦不到的。
通過梳理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如何實踐3C政策。
其一，競爭全面鋪開。拜登表示將從「實力地位」展開對華競爭，形成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的對華競爭。在國內，強本固基，加大對高科技、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在國際上，主要依靠聯盟、規則和價值觀三個核心支柱。一是修復和整合聯盟體系，拜登意識到對華競爭無法僅僅靠自身力量，拜登團隊在亞洲和歐洲開展旋風式外交，試圖強化印太四方機制，調動跨大西洋關係，謀劃東西兩冀聯盟布局。二是重塑國際規則，意圖「規鎖」對手，力圖提升在國際機制中的影響力，重振全球領導力。三是開展價值觀外交。鼓吹「全球民主倒退」，將大國競爭從權力結構矛盾上升為意識形態對立。還用價值觀綁架其他議題，提出「科技專制」與「科技民主」的對立，並以意識形態的不可妥協性，動用軍事、制裁、出口管制、供應鏈轉移等手段開展「大國競爭」。
其二，合作較為黯淡。拜登團隊此前提出中美可在抗疫、氣候變化、核不擴散等領域進行合作，但我們看到這是言不由衷的，更多的是競爭。美國一直都拒絕同中國進行抗疫合作，如今又啟動疫苗競爭，就新冠病毒溯源不斷施壓。氣候合作雖然有些動作，但美國更多的是將中國視為其在全球氣候議程、綠色經濟和清潔能源等高科技領域領導權的挑戰者，未來，美國還會拉攏西方國家建立相關氣候規則，對華加大施壓。核不擴散領域，在伊核、朝核問題上對中國既有拉攏，也有忌憚。
其三，對抗日益凸顯。雖然拜登表示不願與中國陷入新「冷戰」，但實際上，當前美對華對抗一面非常突出。軍事領域，美國國防部將中國視為「步步進逼的威脅」，軍力部署重心進一步轉向亞太，2022財年國防預算提案中劃撥50.9億美元用於「太平洋威懾計劃」，比2021財年國防預算案投入翻倍。高科技領域，進一步泛化國家安全，利用商務部「實體清單」、國防部的「涉軍企業清單」等促使科技脫鉤。經貿領域，推動產業鏈去中國化，白宮公布供應鏈審查報告提出將建立「貿易打擊小組」（trade strike force）加大對華施壓。價值觀領域對抗更為激烈，在涉疆、港、藏等議題上與我針鋒相對，巧立名目，大力制裁，甚至通過勞工部的「強迫勞動產品清單」推動市場脫鉤。白宮近期也發布將反腐敗確立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備忘錄，將通過反腐打壓中企和一帶一路倡議。
由此可見，拜登對華3C政策中，確實存在厚此薄彼的情況，競爭和對抗一面凸顯，合作一面較不足。
三、美國對華政策掣肘因素
美國對華政策能否執行下去，能否奏效，也會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響，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經凸顯。
一是美國與盟友間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國回來了」，但是美國信譽在川普時期遭受重創，如今美國能否贏回盟友信任，美國真的回來嗎？美國能回來多少？美國要回來多久？美國是否會要求在中美間選邊站隊？美國盟友也擔心被拋棄和被牽連的困境。此外，美國與盟友之間有不同利益訴求，例如美歐在能源、數字稅、伊核、巴以等議題上的分歧較大，美俄走近會傷及美歐同盟。亞洲盟友對與中國合作也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國外交與內政之間的矛盾。美國二戰後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與美國內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國自覺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美國優先」理念和「川普主義」潛流依然存在，「購美國貨」「疫苗民族主義」都體現出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產階級外交政策」正是為了統籌外交與內政，但是也反映出美國外交目標與國內利益出現脫節。具體而言，美國到底能為盟友做什麼，能為「重建更美國世界」B3W之類的倡議拿出多少真金白銀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關係中的矛盾。中美關係極具重要性和複雜性。拜登從審議和復盤中應該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提出對華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虛偽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評估對華政策之後的結果。例如坎貝爾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競爭，但不能要災難。如何平衡和協調不同利益訴求，包括經濟訴求、安全訴求、價值觀訴求等，是拜登對華政策面臨的挑戰。
三、中國要如何應對？
中美競爭將是一場長期博弈，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我們要在三個方向努力。
（一）修煉內功，增強自身競爭力
大國競爭最終比拼的是綜合國力。時間在中國一邊，應該有戰略耐心和戰略智慧。保持經濟健康增長，克服人口結構壓力、環境汙染等瓶頸。尤其要發揮政治穩定和社會凝聚力、動員力的比較優勢，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彎道超車。
（二）擴大朋友圈，打破遏華聯盟
美與盟友夥伴之間並非鐵板一塊。尤其要經略好周邊，尊重東協「中心地位」，尊重歐洲「戰略自主」，堅定地站在發展中世界的一邊，爭取中間力量。深度嵌入國際和地區機制，用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來對抗美國虛假的多邊主義，阻止美國另起爐竃建立排華小圈子。當前，我國外交面臨「後疫情外交」的挑戰。疫情的上半場，美國在抗疫和疫苗援助方面輸給了中國，想在下半場率先恢復線下首腦外交。這就給了中國外交更大的壓力，中國也需要儘快設計可行的、更有能見度的外交動作。
（三）主動塑造中美關係，推動中美關係重回理性、務實的正軌
對於中美關係，不能陷入結構決定論，不能淡化行為體的施動性。其一，要針鋒相對地對美鬥爭，劃定底線紅線，與美界定好競爭的邊界，管控好競爭。拜登想以規則制華，我們也需要同美國建立競爭的規則，防止惡性競爭和衝突失控。其二，要拓寬合作領域。即使在冷戰時期，美蘇在軍控、太空、傳染病防治等領域都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跨國挑戰日益嚴峻的今天，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合行性更加凸顯，包括疫後經濟復甦、疫苗互認，氣候變化、核不擴散，以及就網絡安全、資料隱私、虛假資訊等問題加大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管理等。美國大放水抬高通脹壓力，需要與中國加強經濟政策協調。近期也有共和黨議員敦促拜登取消對華關稅。經貿是川普時期的中美關係摩擦點，現在可能會再回歸穩定器的作用。
其三，重啟對美人文交流和對話。美國戰略界對華政策辯論並未有定論，近期湧現出多位重量級政界和學界人士呼籲更加理性的對華政策。例如，桑德斯、艾利森等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反對放棄對華接觸。逾40個美國進步團體致函拜登，警告中美冷戰將導致氣候崩潰。美國經濟學界也重要浮現「中美共同體」（Chimerica）的討論。外交接觸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美首腦會晤、正式互任大使就是契機，恢復領館也是可行方式。也要多與學界、商界、地方、媒體接觸，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敦促中美關係轉圜。
郭至君：淺析中美戰略互信重構與中美關係走向
如果要論述中美關係，脫離不了「戰略互信」這個詞，用國際政治中的概念表述，當兩國均相信對方以 「絕對收益 」、「非零和博弈 」為主要目標時就應當視為擁有戰略互信，反之則視為缺乏戰略互信。歐巴馬入主白宮後，戰略互信問題被提上了中美關係議事日程。2009年9月24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建議中美通過相互 「戰略保證 」增加戰略互信。隨後時任美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部資深主任貝德於11月6日提出中美「通過語言和行動建立信心和信任」。然而，中美關係風風雨雨40多年，兩國始終用複雜的心情和目光看待對方，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戰略互信，反而在戰略缺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美國是個超級現實主義國家，中國的快速全面增長會受到美國更多的防範與軟硬抵制。中美在各個方面的戰略競爭日益凸顯並且正在固化為常態。特別是，經過川普政府四年的「折騰」與「破壞」，美國兩黨已基本確認，中國崛起的對外目標是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甚至取代美國，按國際政治的理論概念來講，目前的中美關係是一對敵對關係，不存在建立戰略互信的基礎。究其原因，造成中美戰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現和深層原因有：
第一，雙方真誠溝通不足，某些共識未見諸行動。第二，經濟摩擦政治化削弱戰略互信基礎。第三，實力相對消長引發心態微妙變化。王緝思和李侃如在2013年就提出中美戰略互疑，認為雙方在長遠意圖方面的互不信任會越來越成為兩國關係中的核心關切。近10年過去，可以說，我們不希望看到的中美戰略互信崩盤的過程已經加速出現，「戰略互疑」的階段已經過去，不誇張的說，中美之間在川普政府執政後期，出現了可能徹底脫鉤的危機，並且這個危機到現在還在暗流洶湧，兩國關係並未出現一些人此前期待的轉圜。
具體來說，我個人認為，目前中美關係之中存在三大戰略問題——誤判、圍堵、盲動。
首先，拜登政府存在嚴重的對華戰略誤判，縱觀拜登上臺近五個月來的對華動作，我們不難看出，3C中的「對抗」的一面顯然佔比更重。拜登在2011年8月訪華的時候，曾對習近平主席、對中國人民說了這麼一段話：戰略互信是美中關係持久穩定發展的關鍵，雙方應該增加接觸，增進相互瞭解，增進戰略互信，避免戰略誤判。美方充分理解臺灣、西藏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將繼續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灣獨立」，完全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0年過去，拜登不僅在西藏問題、臺灣問題，還在新疆問題上搞大動作。作為一個相對瞭解中國和中國領導人的美國資深政客，拜登很清楚這些問題都是中國內政，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事關中國主權、政治制度等敏感問題，是中國所界定的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議題。但今天的拜登卻執意在這方面推倒了兩國的戰略互信，走向戰略誤判。
對比川普前政府，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的確有調整。可惜，它調整的不過是應對中國的手段和方式，而業已形成的遏制、打壓中國的戰略目標，以及此前一些極端美國政客挑起的意識形態對抗已經成為整個華盛頓的共識。這樣的共識，是刻意建立在戰略誤判基礎上的，儘管中國領導人近些年在國際許多多邊場合上都表明過中國無意爭霸世界老大地位，也無意對美國本身形成威脅，但拜登政府仍然對中國充滿戰略焦慮，甚至喊出「不會讓中國在其任內超過美國」的邏輯混亂的話。我認為，拜登政府這樣的錯誤戰略不僅不會改善中美關係，還非常容易藉著現今高漲的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主義繼續將中美關係推至更危險的境地。
第二，拜登政府對華實行戰略圍堵，其多邊主義浪得虛名。
上個月，拜登試圖在「歐洲行」期間傳達重振多邊主義價值觀和「團結」盟友的信號，事實上，這樣的表態其實從其上臺之初就開始顯現，但究其談話內容，「中國」是始終繞不開的敵對話題。拜登花了相當多的精力說服盟友統一對華立場和行動，儘管G7聯合聲明提出將推動2021年成為多邊主義的轉捩點，但其實際意圖恐怕是將2021年打造為抱團應對中國「威脅」的開局之年。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訪問時表態擔憂中美會走向「結盟冷戰」的境地， 我認為這是可能的趨勢，亟需警惕並且小心對待。
中國人理解的多邊主義是協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贏。習近平主席曾強調，多邊主義的要義是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一個分裂的世界無法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對抗將把人類引入死胡同。王毅外長近期也在多個國際場合提到，多邊主義不是冠冕堂皇的口號，更不能成為推行單邊行徑的包裝。但是現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利用強權政治來挑動集團對抗，這不是中國所期待的多邊主義，而是美國打著「多邊主義」旗號的偽多邊主義，這樣的做法比川普的單邊主義更加虛偽、更加危險，更具破壞性。
第三，拜登政府對華存在戰略盲動的危險，而中國希望平等、有底線的良性競爭。
拜登上臺近半年，對華制裁方面動作頗多，特別是在高新科技領域，「拉黑」了59家中企，禁止美國人與名單所列公司進行投資交易。美國國會參議院更是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要向美國技術、科學和研究領域投資逾2000億美元，旨在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拜登政府沒有取消前任政府對華加徵的關稅，還同時在投資、技術競爭方面頻頻出臺法案「加碼」，成立所謂的供應鏈中斷工作組，這樣的戰略盲動必然重傷中美關係，令人擔憂。
中國向來不怕競爭也歡迎競爭，但競爭不是沒有底線的攻擊和想方設法的打壓。我個人認為，中國希望拜登所說的中美「激烈競爭」的內涵，是建立在公開、公平、有原則、有底線之上的。曾擔任過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美國駐華公使的資深外交官傅立民近日接受專訪時坦言，中國不會對美國本身構成威脅，而美國為保住過去的壟斷地位切斷同中國的科學技術、經貿往來甚至通過軍事手段威脅對抗中國崛起都是徒勞的。對此我們深以為然，戰略盲動的魔鬼，或許就是隱藏其中的戰爭。
總的來說，目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中存在戰略誤判、戰略圍堵、戰略盲動這三大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拜登政府不願意面對重新構建中美戰略互信基礎這一根本問題。那麼如何跳出這樣的怪圈？我認為，還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冷戰思維、狹隘思維，重新回到構築戰略互信的軌道上來。我覺得有以下「三步走」：
首先，積極接觸。因兩國關係進入「下降螺旋」且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現在雙方各層級的交往少之又少，但兩國領導人的除夕通話和三月安克雷奇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就是溝通交流的實例，不管怎麼說，國際關係始終離不開人際交往，中美之間人員交流非常重要。中美兩國應排除萬難，雙向靠近，重新打造兩國之間穩定的溝通、交流管道。
其次，逐步深入瞭解。中國堅持和平發展路線不會動搖，不會放棄重大戰略機遇期，也勇於開闢中華民族的歷史機遇期。拜登政府應該清楚，打壓、遏制中國是不可取也是不會成功的。拜登政府應該多瞭解中國的哲學、中國的思維，調整自身的焦慮心態，正視中國的發展，承認中國的成就，不要在對華政策上繼續襲用川普時代的冷戰思維和民粹主義，更不要「換湯不換藥」地搞小圈子圍堵、遏制中國。
第三，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真正取得進展。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大國，共同面臨的問題很多，可以攜手的地方也很多。新冠病毒、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核廢水排放等等關乎人類共同和平與安寧的挑戰就擺在我們眼前，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找尋共同議題，實打實地開始共同解決，而不是在面臨挑戰時一味地泛政治化，將可以密切合作的機遇束之高閣。
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的、戰略性的政策。我們應當站在全球戰略高度和人類歷史新起點，重新思考兩國關係的本質和未來，開創國際政治的新思維。
李振廣：結語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鬥爭博弈牽動全世界的神經，對於追求和平發展的中國而言，的確是一個嚴峻挑戰。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提出過一個文明生存進化法則，那就是挑戰與回應法則。從氣候到各種天災，從戰爭到各種人禍等有形的挑戰，將可激發族群的潛能，在回應的過程中變得更為強盛。
多難興邦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意思。積極應對挑戰，善於應對挑戰，一方面是我們這個文明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我們這個文明延續五千年連綿不斷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們的文明不斷面臨來自北方西方東方以及各種天災人禍的挑戰，從而也磨礪和提升了我們民族和文化的韌性，無論面臨多大的內部和外部衝擊，我們最終能夠適應挑戰，渡過挑戰，走向新的輝煌，繼續迎接新的挑戰。這是我們的民族和中華文化長盛不衰的訣竅。這也是為什麼說多難興邦的道理所在。
澳大利亞的考拉生活模式，類似於躺平，沒有挑戰，能力、適應力就開始退化，一旦有美洲大貓這樣的掠食者到來，對於這個物種來說那就是滅頂之災。而非洲草原上羚羊能夠奔跑飛躍出美麗流暢的弧線，那是它在面臨生存挑戰中不斷把應對挑戰的能力融於基因，成為本能。這也大大提升了這個種群的生存能力。也就是在應對挑戰中實現發展進化。這也是一個規律。所以說面對挑戰，需要高度謹慎，但沒有必要杞人憂天。
我們的社會對美國帶來的挑戰感到憤怒，實際上是感到競爭壓力的反應，這正在觸發我們這個群體內在的挑戰回應機制。群體中展現出激情上揚的一面，這就是群體荷爾蒙開始高密度釋放，正在激發潛能的表徵。
十多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從試探觀望期進入磨合期。歐巴馬時代的重返亞太戰略已經體現出美國對華政策進入觀望期的徵兆，在川普時期，磨合摩擦顯性上升。當前，中美關係已經從川普時代的經濟磨合期進入到政治磨合階段，但同時中美兩國高度相互依存的巨大慣性仍發揮主要作用，中美關係中摩擦方面很多，呈顯性化趨勢，體現出中美關係驚濤駭浪一面；而中美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依然根深蒂固且隱性化，作為壓艙石決定了中美關係大船的船體與航向的基本穩定。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脈絡，明顯可以看出，美國民主黨政府更在意意識形態，人權、政治等議題，是民主黨主政時代對外關係的焦點，會拉高中美關係中鬥爭一面。這次美國對華戰略全方位調整，面臨的一個現實是，中美經貿文化社會交流高度粘合，決定了中美鬥爭一面的限度。在美國列出的三個層面：合作、競爭、對抗（鬥爭）來看，競爭是一個較為中性的狀態，而合作和對抗代表了政策選擇偏左或偏右的傾向。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中美合作的領域極寬，是慣性的，隱性的；而鬥爭一面是在很窄的領域，但表現很激烈，是顯性化的，引人關注的。未來，中美經貿社會科技文化交流脫鉤的程度決定中美政治鬥爭的烈度，脫鉤情況與鬥爭烈度成正比；或者說，與中美合作的寬度和力度成反比：脫鉤程度越大，合作空間會相應壓縮。
人類社會發展的經驗是，無論是人還是政治實體之間，鬥得最狠最無情的時候，往往是由於沒有利益依存，袛有利益爭奪，出手狠，不留餘地。有了相互依存會迫使大家進行文鬥，即鬥爭文明化、非暴力化。全球化後，世界已成為俱榮俱損的共同體，使人們高度相互依存。在打破各種壁壘和地域、小圈子過程中，最終實現區域一體化、全球化。一部手機、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零部件和技術來自世界各國，市場面向世界，整個世界共享收益，共享這些產品帶來的服務和便利。大家都是這個世界的共同合伙人。當今世界就像是一個每個國家都有股份的巨大瓷器店，中美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合伙人，在自己家的瓷器店裡進行文鬥還是武鬥？
所以，我對中美關係磨合的前景保持樂觀，通過中美之間一段時期的合作、鬥爭、競爭，中美關係會進入一個新的平衡。這場全球級別的競爭博弈，極有可能帶來中美兩國實力與影響力的大幅躍升，是一種共同進步，是一種雙贏的結局。當然，中美關係中的每一場鬥爭、對抗都將是艱難的，需要一個一個去克服，去解決，戰術上要重視。這會為戰略上的樂觀遠景奠定基礎。
我相信，也期待，通過這場博弈，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再次贏得難得機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會因此而加速。
評論員簡介：
李振廣：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副院長、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臺灣問題、中美關係。
張文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曾在山西大學和南開大學學習，分別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2008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國際關係專業博士學位。2014－2015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訪學。主要從事美國政治、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的研究。主要著作《族群與美國外交》，參與編寫《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美國大勢》等，並在《美國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和平與發展》等刊物發表數十篇文章。
李枏：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戰略室研究員。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採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布魯金斯學會、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和研究機構長期訪學。研究領域為美國對外決策過程、美國對朝鮮半島政策。著有《現當代西方大戰略理論探究》以及論文多篇。
朱中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負責人、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涉臺外交、戰略文化與中國傳統對外戰略。
仇朝兵：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外交室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中美關係史及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
郭豔：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臺灣政治、兩岸關係、中美關係等領域的研究。在《世界經濟與政治》、《國際論壇》、《理論前沿》、《中國評論》等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40多篇，出版《國家認同：危機與重構》、《國家認同與臺灣問題》、《臺灣政壇：泛綠》（合著）、《臺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編著）等著作。
袁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是美國對外政策、國際安全研究、對外話語戰略。畢業於外交學院，獲國際政治專業博士學位，曾作為富布賴特學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訪問學習。在《世界經濟與政治》《外交評論》《國際政治研究》《國際安全研究》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並經常在國家主流媒體上發表評論文章。
郭至君：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國際部主任，曾任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