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哲學園
大概沒有哪個當代的德國神學家能夠像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一樣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也沒有哪個當代神學家能像朋霍費爾一樣廣泛地引起爭議。大多數人對朋霍費爾產生興趣，是因為他悲劇英雄般的死亡。1945年4月9日，納粹德國戰敗前一個月，
因為參與德國國防部官員密謀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朋霍費爾在弗洛森伯格（Flossenbuerg）集中營死於納粹的絞刑架，終年39歲。戰後元年，他在普世教會的朋友在德國境外開始紀念他。1945年7月27日，英國奇切斯特主教貝爾（George Bell, Bishop of Chichester）在倫敦為他舉行追思禮拜；他的荷蘭朋友神學家胡夫特（Willem Visser’t Hooft）則在1945年末為他出版第一本紀念文集《福音的見證》（Das Zeugnis eines Boten）。如同他透過倖存的獄友在1945年4月7號帶給主教貝爾的最後訊息：「對我來說這是結束，它也是新的開始。」
他的生命終結不是結束，而是他在戰爭中為公義犧牲性命，用生命見證信仰的殉道為人們所認識的開始。隨著戰後德國對納粹的清算，以及對納粹時期德國抵抗運動的重估，朋霍費爾在家鄉也開始為人所知。1946年4月9日，在他遇害一周年之際，他在1943年4月被捕入獄後兩年多的監獄生涯中創作的九首詩歌，以《通向自由之路：獄中詩歌》（Auf dem Weg zur Freiheit）之名在德國首次出版。其中的詩歌「護佑善力」（Von guten Maechten）被改編為廣為傳唱的讚美詩。詩的結尾他寫道：
護佑善力，
完美庇護/坦然面對，
將臨一切/有神同在，
夜間清晨/日復一日，
定必如此。
這首寫於1944年歲末的讚美詩是他生命最後的見證之一。那時他已知曉所參與的密謀失敗，自己即將面臨極刑，卻在這樣的處境中體驗到對上帝最深的信賴。朋霍費爾與親友的獄中通信則於1951年在慕尼黑出版。書名《抵抗與順從》（Widerstand und Ergebung）出自他在1944年2月21日給好友貝特格（Eberhard Bethge）信中的關鍵詞，暗合他參與的抵抗運動以及內心對上帝給予的此世命運的順從。這些記錄他獄中神學思考片段的書簡迅速引發了神學界對他的興趣，被不同的解釋者從不同的角度解讀。自由派或正統派從各自的需要出發闡釋朋霍費爾的神學。他提及基督徒應認真對待「已成年的世界」，在此人們不再需要作為形上學的、或作為內心終極問題解答的上帝形象，這激發了六十年代英語世界中的「上帝之死神學」。
他提出要重視此岸世界，教會不應與之隔離，而應在此岸的世界為十字架上苦弱的上帝做見證，這一思想滋養了莫爾特曼的十架神學……不僅在德國和歐洲，連美國的黑人神學，韓國的民眾神學以及南非反對種族歧視的教會抗爭都受到他的思想和追求公義的行動的激勵。
柏林朵蘿特公墓中的抵抗運動成員紀念碑，朋霍費爾的名字也在其中，墓碑上刻有新約經文：為義受逼迫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5：10）
更打動公眾的是他在獄中面對審判、密謀敗露乃至死亡的命運所散發的不變的從容、明快、友善和自由。他制定並嚴格遵循在獄中閱讀、運動的計劃，大量閱讀，每日散步。他給犯人們寫禱告詞，履行一個牧師的職責。
然而有時，他也對自己產生懷疑。在給好友貝特格的詩歌「我是誰」(Wer bin ich?）中，他寫到自己的困惑。在獄中有兩個朋霍費爾，
一個是他人眼中的朋霍費爾牧師: 「人們常對我說，我踏出牢房，信步閒庭，如同一個紳士走出他的官邸。……他們常說，我和獄卒聊天，那麼友善、自由、清晰，仿佛我對他們發號施令。」一個是只有獨自面對上帝時才展現的，那為被囚的命運戰慄的朋霍費爾「（我）像一隻籠中鳥，驚慌不安、急不可耐、奄奄一息；又像被人扼住咽喉，死中求生……」這看似矛盾的兩面的朋霍費爾在他對上帝的凝眸中卻達致和諧。
他用「生命的復調」（Polyphonie des Lebens）來比喻上帝的愛和此世生活的和諧。對上帝的愛和我們對此世整全的生活的追求就像復調音樂中固定旋律(cantus firmus)和對位聲部(Kontrapunkt)的關係。「我們全心愛上帝和永恆，這不意味著要貶損此世的愛（比如舊約《雅歌》中歌頌的愛情）。對上帝的愛是我們生活中的固定旋律，我們生活中的其他聲部就是對位的旋律。對位旋律有其全然的獨立性，然而又必須與固定旋律緊密相連 ……固定旋律越清晰，對位旋律就越能盡其所能的被譜出」。（1944年5月20日給貝特格的信）——
對朋霍費爾而言，對上帝的愛並不在遙遠的彼岸，而就發生在對此世所經歷的一切的接納當中。正是因為有對上帝的全然的愛和信任，此世生活中不可承受的輕與重、樂與苦被他當作演繹整全生命的不同旋律欣然接受。他認為在此岸的當下就能看到上帝的旨意，如同通過對位旋律認識到固定旋律。
而上帝的旨意正是要我們專注於生命的整全和豐盈。可惜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只看到生活的一面，卻忘記了整全的生活、忘卻上帝。在獄中，朋霍費爾經歷了盟軍1943年底到1944年初對柏林的集中轟炸。1944年5月29日，他寫道：「人們往往將每日遇到的威脅視為生活的全部。我在這裡一再看到，很少有人能擁有同時接納一切的能力。戰機來襲時，人們魂飛魄散；美食當前，則馬上垂涎三尺；事與願違時，他們手足無措；當他們終於如願以償，則馬上心滿意足。他們就這樣與個人生命的整全和豐盈失之交臂。」
朋霍費爾在獄中正確地看到了現代人生活無力感的來源——這種累積的無力和惰性被神學家韋爾克（Michael Welker）定義為現代意義上的惡：這就是與上帝和整全生命的隔絕。他在獄中的神學遺產在今天對我們生命的成長和思考仍然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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