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憂國憂民的老派人物已經對中國的大學，包括一流名校，有點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國大學給人的印象是不但學術創新能力不行，就連社會責任感也不行，用北大錢理群的話說，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那麼禮失求諸野，美國大學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學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備，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充滿英雄主義和冒險精神的人中之龍鳳？在美國名校讀本科——而不是一般中國留學生讀的、以搞科研發論文為目標的研究生 ——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像這樣的問題光問哈佛女孩劉亦婷不行，最好再找個懂行的本地人問問，比如耶魯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 他去年出了一本書，叫做《優秀的綿羊》（
Excellent Sheep）。這個稱號並不比「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好聽。
顯然這是一本批評美國名校教育的書，不過這本書並不只是圖個吐槽的痛快，它講述了一點名校的運行機制。此書沒提中國，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兩國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將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為中國讀者，如果你不怎麼了解美國教育，讀完這本書可能會驚異於中美大學的巨大差異；如果你已經有所了解美國教育，讀完可能會驚異於中美大學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許我們還可以思考一下，現代大學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好得像綿羊一樣的學生為說話方便，我們虛構兩個學生：中國清華大學的小明，和美國耶魯大學的Joe。能入選各自國家的頂級名校，這二人顯然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人們相信他們都是未來社會棟梁，甚至有可能成為各自國家的領導人。
然而在此時此刻，小明的形象距離領導人還相差很遠。他來自中國某個邊遠地區，身體談不上健壯，帶個眼鏡，社會經驗相當有限，也不怎麼善於言談，簡直除了成績好一無所長。刻薄的人可能會說小明有點讀書讀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實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說是家鄉的驕傲。為了得到這位全省狀元，清華招生組曾把小明請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參觀校園」，直到看著他填報了志願才算放心，簡直是球星的待遇。
Joe的父親是某大公司CEO，母親在家做全職主婦。由於父母二人都是耶魯的畢業生，Joe上耶魯只不過是遵循了家族傳統而已。美國大學錄取並不只看分數，非常講究綜合素質。跟小明相比，Joe可謂是多才多藝。他高中時就跟同學搞過樂隊，能寫能彈能唱，從小就精通遊泳、網球和冰球，而且入選校隊參加比賽。Joe的組織能力很強，是高中學生會副主席，而且他很有愛心，經常去社區醫院幫助殘疾人做康復運動。
要論解決刁鑽古怪的高考數學題，Joe肯定不如小明——但是Joe的學習成績並不差。Joe從高二開始就選修了幾門大學先修課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還沒上大學已經具備微積分和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這都是小明從未學習過的、高考範圍以外的內容。
跟很多名校一樣，耶魯甚至允許Joe高中畢業後先玩一年再入學，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著年輕看看世界。Joe並沒有浪費這一年時間。在歐洲遊歷了半年之後，他在父親幫助下前往非洲，以志願者身份在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工作了幾個月，任務是幫助尚比亞減少愛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榮譽都來自分數。只有過硬的分數才能讓他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找份好工作，奪取光明前途。為此，小明在清華的學習策略跟高中並無區別，那就是一定要門門功課都拿優等。
Joe的大學生活就比小明豐富多了。他是多個學生組織的成員，每逢假期就去做志願者或者去大公司實習，有相當專業的體育運動，而且經常跟老師和同學們交流讀書心得！
所以中美大學教育的確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據此認為，相對於小明苦逼的應試教育，Joe正在經歷的素質教育非常快樂，或者你認為Joe是比小明更優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錯了。事實上，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類人。
Joe為什麼要參加那麼多課外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是美國學生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像考試分數一樣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學分籍點）一樣，Joe刷課外活動的經驗值也只不過是完成各種考核指標而已。每天忙得焦頭爛額的Joe，對這些事情並沒有真正的熱情。比一心只想著考試的小明更苦的是，Joe還必須顧及自己在師生中的日常形象，這就是為什麼他需要知道別人經常談論的每一本書都說了什麼——所以他用只讀開頭、結尾和書評的方式假裝讀過很多本書。至於能從一本書中真正學到什麼，Joe根本沒時間在乎。
如果說小明是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其實Joe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時候的大學生的確都很有社會責任感，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甚至願意為了社會活動而犧牲學業。可能因為各行業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也可能因為大學學費越來越貴，現在的大學生競爭非常激烈，根本沒時間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經驗值走人，他們並不打算對任何事物做特別深入的了解。清華的學生還有閒情逸緻搞個女生節向師妹師姐致意，而耶魯這種水平的頂尖美國大學中，學生們經常忙得沒時間談戀愛。
Joe和小明的內心都非常脆弱。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名校，他們從小早就是取悅老師和家長的高手。別人對他們有什麼期待，他們就做什麼，而且一定能做好。層層過關的選拔制度確保了這些學生都是習慣性的成功者，他們從未遇到挫折——所以他們特別害怕失敗。進入大學，他們的思想經常走極端，做事成功了就認為自己無比了不起，一旦失敗就認為自己簡直一無是處。Joe曾經真誠的認為如果考不進耶魯，他就與一個屠宰場工人無異。
面對無數跟自己一樣聰明一樣勤奮的人，他們的情緒經常波動，充滿焦慮。他們選課非常小心謹慎，專門挑自己擅長的選，根本不敢選那些有可能證明自己不行的課程。
人們印象中的名校應該不拘一格降人才，每個學生都根據自己的個性選擇不同的道路，百花齊放。然而事實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險的氛圍下，學生們互相模仿，生怕跟別人不一樣。小明一入學就在最短的時間內跟師兄們學會了自己學校的切口和校園BBS上的專用語，哪怕跟校外的人交談也要蹦出幾個「x字班」之類的黑話，而絕不會明明白白地跟你說院系年級。他們不是盡力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是與「自己人」的相同！
什麼時候考託福、哪個老師的課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種手續、就連辦出國打預防針總共會被扎幾次，BBS上都有詳細的「攻略」。小明對這些進身之道門清，津津樂道，遇到與攻略稍有差異的局面都要上網仔細詢問，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師兄梁植在清華拿了三個學位而沒找到畢業後該去幹什麼工作的攻略，習慣性地在一個電視訪談節目向評委請教，結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曉松的怒斥。
高曉松說：「你不去問自己能為改變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卻問我們你該找什麼工作，你覺得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高曉松大概也會看不起Joe。剛入學時，Joe們被告知耶魯是個特別講究多樣性的大學，他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身懷多項技能的青年才俊將來的發展有無限的可能性。那麼這些擁有得天獨厚的學習條件的精英學生，是否會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學，很多人致力於機器人技術，很多人苦學政治一心救國，很多人畢業後去了烏幹達扶貧呢？
當然不是。學生們慢慢發現真正值得選擇的職業只有兩個：金融和諮詢。有統計發現2014年70%的哈佛學生把簡歷投到了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和麥卡錫等諮詢公司，而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學生直接去了華爾街工作。對比之下，選擇政府和政治相關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諮詢，這兩種職業的共同點是工資很高，寫在簡歷裡很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學的是什麼專業都可以去做。事實上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學了什麼，他們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聰明能幹。
別人怎麼要求，他們就怎麼反應。不敢冒險，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樣的方向走。這不就是綿羊嗎？
假貴族和真貴族既然是綿羊，那就好辦了。中國學生也許不擅長當超級英雄，當個綿羊還是非常擅長的。你只要使用「虎媽」式的訓練法，甭管鋼琴還是大提琴，你要什麼經驗值我就給你什麼經驗值不就行了嗎？如果清華大學入學有音樂要求，我們完全可以想見小明一定會熟練掌握小提琴。如果說中國教育的特點是分數至上，現在美國教育不也是講credentialism嗎？美國名校難道不應該迅速被華人學生佔領嗎？
沒有。近日有報導，華裔學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績（超過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門AP課程，而且還「參加了國家的英語演講和辯論比賽，數學競賽，會彈鋼琴，在2008年歐巴馬總統就職典禮上參加合唱團的合唱」，在2013年申請了7所常青藤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結果被除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外的所有學校拒絕。
這又是什麼道理？華人，乃至整個亞裔群體，哪怕是成績再好，文體項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會，還是經常被常青藤大學擋在門外。很多人認為這是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最近有人聯合起來要起訴哈佛大學錄取不公平，他們的官方網站就叫「哈佛不公平」（harvardnotfair.org）。
但是讀過《優秀的綿羊》我們就會明白，這些整天立志「爬藤」亞裔學生根本沒搞明白藤校是怎麼回事兒。
稍微具備一點百科知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個大學體育賽事聯盟。可是如果你認為這些大學當初組織起來搞體育賽事，是為了促進美國青年的體育運動，你就大錯特錯了。常青藤的本質，是美國上層社會子弟上大學的地方。
十九世紀末，隨著鐵路把全國變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也就是WASP，中的新貴不斷湧現，他們需要一些精英大學來讓自己的子弟互相認識和建立聯繫。這些大學錄取要求會希臘語和拉丁文，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內容，這樣平民子弟就被自動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學本來就是精英階層自己玩的東西，是確保他們保持統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錢贊助名校，讓自己的孩子在這些大學裡上學，然後到自己公司接管領導職位，這件事外人幾乎無法指責。哈佛是個私立大學，本來就沒義務跟普通人講「公平」。
當時「有資格上」哈佛的學生進哈佛相當容易，錄取根本就不看重學習成績。事實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十個錄取名額只有13個人申請，而耶魯的錄取率也高達46%，跟今天百裡挑一甚至千裡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相對於學習成績，學校更重視學生的品格養成，搞很多體育和課外活動，以人為本。也許那時候的美國名校，才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是真正的素質教育。
然而精英們很快意識到這麼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會勢力不斷湧現，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對統治階層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這些「貴族」子弟的學業的確不夠好。
於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學開始率先取消希臘語拉丁文考試，給公立高中的畢業生機會。然而這樣一來一個立即的結果就是猶太學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這也不行，趕緊又修改錄取標準，增加了推薦信、校友面試、體育和「領導力」等要求。這才有了後來常青藤這個「體育」聯盟。
類似這樣的改革反覆拉鋸。到1960年代曾經一度只看分數錄取，於是當時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後妥協的結果就是今天這個樣子，既重視考試成績，也要求體育等「素質」。
而到了這個時候，這些所謂素質教育的本質就已經不是真正為了培養品格，而是為了確保精英子弟的錄取比例。並非所有「素質」都有助於你被名校錄取，你需要的是有貴族氣質的、而且必須是美式傳統精英階層的素質。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應該練吉他而應該練大提琴，不應該練武術而應該練擊劍；你需要在面試時表現出良好教養，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薦信；你光參加過學生社團還不夠，你必須曾經是某個社團的領袖；你參加社區服務決不能像北京奧運志願者那樣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應該使用親切屈尊的姿態。
一句話，這些事兒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難做到。如果你不是貴族，所有這些素質教育的要求，都是逼著你假裝貴族。
美國名校通常都有對低收入家庭孩子減免學費的政策，比如哈佛規定家庭年收入在6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全部免費，18萬美元以下則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萬美元，你已經比94%的美國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這個減免政策的學生，只有40%——大部分哈佛家長的收入超過18萬美元。我看到另一個數據，在史丹福大學，接近一半的學生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美元（這相當於美國前1.5%），只有15%的學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萬美元（相當於美國後56%，一半以上）——這意味著前者家庭孩子進入史丹福大學的可能性約為後者的124倍。
上大學花多少錢根本不重要，上大學之前花了多少錢，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統計就連SAT成績都跟家庭收入正相關。而獲得貴族素質的最有效辦法是進私立高中。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三所大學，其錄取新生中的22%，來自美國100所高中，這相當於全國高中總數的0.3%——而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生在一個普通家庭，你什麼素質都還沒比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偏偏不服，再難也要進藤校。那麼在眾多「假貴族」的衝擊下，現在藤校錄取是個什麼水平的競爭呢？
《優秀的綿羊》透露了一點耶魯大學的真實錄取標準。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別突出的成就——一般小打小鬧的獎項沒用，必須是英特爾科學獎這樣的全國性大獎——你肯定能被錄取。如果沒有，那你就得「全面發展」——對耶魯來說，這意味著7到8門AP課程和9到10項課外活動——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錄取，還得看推薦信和家庭情況。至於亞裔津津樂道的SAT考試成績，沒有太大意義。
我覺得考清華似乎還比這個容易一點。這就是為什麼有志於名校的美國高中生其實比中國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魯還有第三個錄取渠道。凡巨額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錄取。
名校的商業模式這樣說來，美國私立名校從來就不是為全體國民服務，而是為上層階層服務的機構。名校之所以時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減免學費，優先錄取少數族裔（不包括亞裔），僅僅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要為精英階層補充新鮮血液，這樣系統才能保持穩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為非營利機構的免稅資格。
既然是為精英階層服務，那肯定要嚴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學生培養成真正的未來領袖吧？Deresiewicz卻告訴我們，現在名校其實並不重視學生教育。
中國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學，校方搞了個家長會。座中有個北京來的家長不知提了個什麼問題，校領導居然說，科大在北京錄取分數線低，你們北京來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學！搞的北京家長非常尷尬。像這樣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魯發生。學生們明明是靠家庭特權進來的，學校對他們卻只有讚美，而且在各種場合不停地誇，學生們以為自己能力以外的資本等於零。這導致名校學生對上不了精英大學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興趣，更談不上了解國家現實。他們沒有真正的自信，但是個個自負。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須得好好對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學有抄襲行為，或者錯過一次期末考試，你可能會有很大的麻煩；而在耶魯，這些都不是大問題。截止日期可以推遲，不來上課不會被扣分，你永遠都有第二次機會。據Deresiewicz在耶魯親眼所見，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學業失敗，哪怕你抄襲，哪怕你威脅同學的人身安全，你都不會被開除。
一方面名校學生平時課外活動實在太忙，一方面教授們指望學生給自己留個好評，現在名校的成績標準也越來越寬鬆。1950年，美國公立和私立大學學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學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學則是3.30，特別難進的私立大學？3.43。到底哪國的大學更「嚴進寬出」？中國的還是美國的？
但這組GPA貶值的數據也告訴我們，過去的美國大學比現在嚴格得多。事實上，在兩個羅斯福總統上大學的那個年代的這些名校，雖然擺明了就是讓貴族子弟上的，其教學要求反而比現在更嚴。老貴族非常講究無私、榮譽、勇氣和堅韌這樣的品質。那時候當學校說要培養服務社會精神和領導力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是玩真的。今日新貴充斥的大學簡直是在折射美國精英階層的墮落。
如果名校不關心教育，那麼它們關心什麼呢？是聲望，更確切的說，是資金。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學排名，並不僅僅是給學生家長看的。大學能獲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請到多少銀行貸款，都與這個排名息息相關。為什麼在真正的入學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名校還鼓勵更多人申請？為了刷低錄取率。錄取率是大學排名計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項，越低越好。為什麼大學把學生視為顧客，不敢嚴格要求？因為畢業率也是排名標準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現代大學裡教授的最重要任務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學，因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學校聲望，還能帶來更多科研撥款。在這方面中美大學並無不同，講課好的教授並不受校方重視。但大學最重視的還不是基礎科研，而是能直接帶來利潤的應用科研——Deresiewicz說，名校在這方面的貪婪和短視程度，連與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過去了。
校友捐贈，是名校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哈佛正是憑藉幾百億美元的校友捐贈基金成為世界最富大學。我們前面說過哈佛大部分學生去了華爾街和諮詢公司，其實這正是大學希望你從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兩條新聞正好說明這一點。一個是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中大肆做空獲利的對衝基金總裁約翰•保爾森，給哈佛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捐4億美元，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學院命名為約翰•保爾森工程和應用科學學院。另一個更有意思，黑石集團的Steve Schwarzman向耶魯大學捐款1.5億美元，哈佛為此非常後悔，因為此君當初曾經申請了哈佛而沒有被錄取——所以有人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哈佛應該用大數據的思維更科學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是將來可能成為億萬富翁，可別再犯這樣的錯誤了。
學生職業服務辦公室對律師、醫生、金融和諮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興趣。你將來想當個教授或者社會活動家？學校未必以你為榮。大學最希望你好好賺錢，將來給母校捐款。
為什麼出生在美國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國高中，南京外國語學校，卻有多名學生被藤校錄取？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來校友捐款的策略——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精英學生未來有更大的賺錢潛力，對藤校來說「金磚五國」的高中生比西歐國家的更有吸引力。
總而言之，美國名校找到了一種很好的商業模式。在這個模式裡最重要的東西是排名、科研、錄取和校友捐款，教學根本不在此列。
而鑑於中國名牌大學——儘管沒有一所是私立的——一直把美國名校當做榜樣，甚至還可能把這些事實上的問題當成優點去學習，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大學的未來也是如此。
有清華教授程曜，出於對學校種種不滿，竟曾經以絕食抗爭。Deresiewicz的憤怒可能還沒到這麼極端。他認為大學應該培養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號召學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來問我，我不知道應該給他們什麼建議。也許大學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觀價值觀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許你應該自己學那些東西，也許你根本就沒必要學。Deresiewicz說他有好幾個學生最終決定放棄華爾街工作，寧可拿低薪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這樣的建議。
但我的確覺得這個世界哪怕分工再細，專業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綿羊來運行。
何況綿羊的生活其實並不怎麼愉快。
本文發表於2015年7月30日《南方周末》，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