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名植，是武二郎——武松的兄長，潘金蓮的丈夫；忠厚樸實，但是這美德在他幾乎成了無用的別名。
雖然有句俗語說「武大郎開店」，形容嫉賢妒能的人，乃冤枉了他，但是由此可見武大郎窩囊廢名聲之大，也正如武松的力能打虎、潘金蓮的淫能殺夫，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而且說到他令弟、內助的場合，往往也要說到他武大郎：可惜了一個老實人。
武大郎出身貧寒。
「自從與兄弟（武松）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為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狹窄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樸實，多欺負他。武大並無生氣，常時迴避了」[[1]]（第一回）。
武大這番光景雖然不值得恭維，但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不吝給他以對弱者的同情，更不用說他無論如何不該因捉姦而死於非命。
所以，潘金蓮十惡不赦。
多數的人，讀《水滸傳》武松殺嫂祭兄，已覺大快人心；《金瓶梅》中她更加淫蕩無恥、作惡多端的形象，就越發使人厭惡。
吾鄉舊時戲班子串鄉演出大約是當地的小戲《潘金蓮拾麥》，潘姓人家居多的村子每拒絕其入莊。
可見這位虛構的潘女士名聲之劣，使好好一個「潘」字都仿佛蒙了羞恥。而小說家為人物取名，可不慎哉！
可是，潘金蓮何以要殺武大郎？
武大郎何以不曾如「常時迴避了」，必捉姦不成而遭踢打和毒死？這個問題，要專家做法律的裁判並不難。
可是，在「文學是人學」的意義上，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是非，甚至不是一個明白的善惡。
套用一句現成話，它也應該被看作是「人性的證明」。
劇 照
讀者周知，武大郎得潘金蓮為妻實屬偶然。
他是個「把渾家故了」的人，帶著十二歲的女兒迎兒做生意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
因為人「本分」，又對張宅家下人「無不奉承」，所以大戶「收用」潘金蓮後，又不得已「倒陪妝奩」為她「尋嫁得一個相應人家」時，「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堪可與他」；
而「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大概是武大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可是，張大戶此舉卻是別有用心，所以武大郎能成為潘金蓮丈夫，又實在是必然。
一則張宅家下人為之美言「武大忠厚」，二則如上引張大戶就近「早晚還要看覷此女」。
「看覷」者何？明遣暗留，借武大之名別築金屋以藏嬌也。
這裡武大的「忠厚」與張大戶包養情婦的需要正相投合。
於是我們看到，「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真是「恩」重如山。
但是，天上不會掉餡餅——「武大若挑擔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廝會。
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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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張大戶把潘金蓮「白白嫁與他為妻」，實不過是把明著的小妾翻牌為他暗中的情婦；而武大郎掛名潘金蓮的「丈夫」，則不過是張大戶包養情婦懵他那主家婆的一塊招牌。
但是，名義上武大當然已是潘金蓮的丈夫，潘金蓮是武大的老婆；張大戶之「踅入房中與金蓮廝會」已經屬於偷情，從而武大早在西門慶出場前就已經戴穩了「綠帽子」，用鄆哥戲謔他的話是成了吃「麥桴」長肥的「鵝鴨」。
但此時的武大對於妻子的不貞，「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
這「不敢」二字，中有武大對張大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為難和酸楚。
他在這件事上的「並無生氣，常時迴避了」，實際是對張大戶把潘金蓮「白白嫁與他為妻」的「分期付款」。
這裡，他的「忠厚」和「樸實」因為染了小商販交換的意識變成了窩囊廢的別名。
加以他的懦弱，如果張大戶不死，大約總不過「掛靠」大戶為潘金蓮的名義丈夫而已。
然而，即使如此，潘金蓮也早就痛苦於所嫁非人了：
「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衰，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
她被大戶玩於掌中，卻也還蒙在鼓裡，竟不知唯其如此，才遂了大戶「還要看覷」她之心。
這樣，她只有埋怨「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卻嫁了他！是好苦也！」
這一點，即使作者一心要把潘金蓮寫成該死淫婦的典型，也不能不承認是一個不幸。
書中評論說：
「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著的少，買金撞不著賣金的。」
而當後來張大戶「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裡住」，武大來紫石街賃房子，「依舊賣炊餅」，才可以說與潘金蓮有了自己的夫妻生活。
這時，一班浮浪子弟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雖是刻薄的話，但是說這婚姻的不近人情，也算是到家了。
《金瓶梅》作者的議論並不總是陳腐的。
他說：「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這個話至少對於武大郎是如此。
以他「三寸丁、谷樹皮」的粗蠢，得「虎中美女」潘金蓮為妻，真說不定是福氣還是兇險。
但在武大感覺中似乎正是一樁「好姻緣」，殊不知此「好姻緣是惡姻緣」。
這裡，不但潘金蓮的自覺「甚是憎嫌」是武大的不幸，而且對這一「好羊肉掉在狗口裡」似的婚姻的可能惡果沒有充分估計，是武大更大的不幸。
因此，他絕不想到如何消除這潛伏的危機的根源，盡其所能以一個丈夫的關愛化解金蓮對他的「憎嫌」。
而是竭其駑鈍，一味蠢笨地阻止金蓮的偷漢向外之心。「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搬到縣西街來，照舊賣炊餅」，試圖在「孟母三遷」似的遊動中零售他從「圍城」之外感到的危險。
殊不知根本的危險卻在內裡，在於潘金蓮自己要衝出這「惡姻緣」的「圍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首先是她與武大夫妻間的內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最好的結果是和平地分手。
但是，依當時的法律，這種分手只能是武大休妻，而決不能是潘金蓮棄夫。
所以，潘金蓮氣急也只是提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並不敢想到其他；而武大雖然「那裡再敢開口」，但是不「開口」已經是很徹底的否決。
人道是潘金蓮「一塊好羊肉」，既「白白」掉在他口裡，就決不會再吐出來。他不開口，她就沒有辦法！
潘金蓮與武大口角，曾隨口說武大「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鄰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
「牢門」與「禁鬼」，把金蓮對這個「家」的感覺和自我的感覺形容得透徹。對於她來說，這個「家」就是變相的牢獄，而武大把她變成不得見天日的活鬼。
如武大所希望的，潘金蓮能身如枯槁、心如死灰，委屈求全、從一而終，也就罷了。
無奈她之性慾強烈、風流多情愈於尋常，那種連笑笑生都以為「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之人，潘金蓮更絕難承受。
劇 照
如以今人的觀點，誠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說：「不以相互性愛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為基礎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2]]
更不會有任何一個讀者認為潘金蓮應當忍受精神和肉體的煎熬，維持這樣一個不幸的婚姻；況且他們又無子女之累，不會給社會帶來另外的麻煩。
讀者或說她可以「嫌夫」而不該「賣風月」。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動時，他才能對他的這些行為負完全責任。」[[3]]
對於一個至多能「在帘子下嗑瓜子」行「勾引」之道的沒有人身自由的女子來說，這個放蕩的責任也不應該完全推給她自己。
而且在她飢不擇食般地尋求自己「另一半」的背後存在著的，並不乏「現代性愛……在古代充其量只在通姦場合才會發生」的合理性[[4]]。
讀者或又說李瓶兒可以甩了蔣竹山嫁給西門慶，她何必一定走到殺夫的極端？但是，古代「只有寡婦才享有經濟獨立地位」。[[5]]
連 環 畫
李瓶兒對蔣竹山有坐產招夫的優越，潘金蓮則不僅無「產」可「坐」，而且自身就是被張大戶作為一份動產賜給武大郎的。
依照法律和習俗，她除了生命以外，是他可以全權處理的附屬物。
社會通過張大戶把她交給了他，如果不是他死而她成了寡婦以「再嫁由身」，則除了廝守和服從他別無選擇。
因此，全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潘金蓮之該不該「賣風月」，而在於她是不是能夠以和平的手段，擺脫這強加於她的沒有任何存在理由的婚姻。
她做不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障礙就是武大。
武大不僅不給她這一自由，還因為她所表現出的日益強烈的爭取這一自由的努力而愈加防範；後來聽了武松的「金石之語」，這防範就更加嚴密。
但是，這正應了傅立葉說過的一句話：「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愛情當中和在貿易當中都是如此。」[[6]]
當西門慶作為「第三者」出現而潘金蓮認定「這段姻緣卻在他身上」以後，「圍城」中內搏的形勢就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潘金蓮這種爭取自由的努力，並不因為其好像僅僅是屬於「性」的就喪失其進步的意義；
其實，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婚姻問題上婦女對舊傳統的反抗總是從性意識的覺醒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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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說：「中世紀是從具有性愛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時候開始的，即是從通姦開始的。」[[7]]
那種以為潘金蓮「賣風月」為純粹淫蕩的觀點，其實是以她與武大的婚姻為參照的看法；而這一參照物本身卻是反人性、不道德的。
因此，武大之死，不死於他的懦弱，更非死於他的善良。人們為他的死一灑同情之淚，至少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誤會！
他誠然「懦弱」，但更加「猥衰」和唯利是圖，在婚姻上尤其如此。
當他「想做奴隸而不得」之際，為了從張大戶穩取潘金蓮為妻，戴了綠帽子「亦不敢聲言」；「三遷」式的搬移之後，自以為有了「丈夫」的全權，就千方百計把潘金蓮關在「牢門」中，其專橫竟異乎尋常，並一時把潘金蓮迫到只有屈從。書中寫道：
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帘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卻不好！」
但是，這也正如作者詩云：「慎事關門並早歸，眼前恩愛隔崔嵬。春心一點如絲亂，空鎖牢籠總是虛。」
所以武大見了「自也暗喜」之婦人「先自去收了帘子」的事體，竟成了「西門慶簾下遇金蓮」的伏筆！
而武大種種心計手段，其結果正如宋元話本的一句套話：「牛羊走來屠宰家，一腳腳來尋死地。」
顯然，如能一如既往，任著他自覺「夫權」不牢的小商販苟且心理行事，武大未必就死，書中後來寫有韓道國的「榜樣」。
然而，在張大戶死後，他自以為取得了對潘金蓮的全權，更力圖把這一權利發揮到淋漓盡致。
如同一切夫權主義者都一樣會認為的，在他看來，潘金蓮不過是他「忠厚」之報的一個賜物；他以「忠厚」得來的東西，完全不必以「忠厚」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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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西門慶大多數情況下，只是把潘金蓮視為一個愜意的性具，而損害了她作為女人的社會學基礎，則以書中的描寫，武大甚至連這一點也很少去想，就進一步損害了她作為女人的動物學基礎。
潘金蓮是炊餅之外他作為男人的又一證明：炊餅證明著他的職業，潘金蓮則證明他有「家」。
他對潘金蓮的最大的關懷和期望，就是教她成為自己的需要而不能有任何個人的意志，尤其是不要玷汙了這個「家」的「忠厚」。這是何等地霸道和違背人性！
在這種情況下，「女人不接受為她們制定的準則是正常的，因為男人在制定時沒有同她們商量，所以，陰謀和衝突此起彼伏也就不足為奇了。」[[8]]
因此，以世俗之見，武大以丈夫的權利「捉姦」天經地義，潘金蓮、西門慶婚外的私通為非法害理。
但是，武大靠了張大戶陰謀所賜「婚姻」對潘金蓮的霸佔，其實是合法名義下的強姦。
而潘金蓮對西門慶的一見傾心，卻不能不說有性愛的性質。
武大以變相強姦者的妄自尊大，蔑視至少是基於體貌風流相互愛慕的兩廂情願的偷情，而企圖掃蕩之，豈非不度德、不量力乎！
因此，武大之死，死於王婆、潘金蓮、西門慶的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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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蓮是實行者，罪不容赦。
但在深層的意義上，武大其實是死於他要頑固堅持的夫權。這個權是當時的封建制度給的。
那個時代處處等級森嚴，但是，對於男人而言，好像只有這個權是人人平等的。
不僅中國，古代全世界所有的男人，甚至某些沾了「男人氣」的女性，無不認為這種男性聯盟的對女性的專政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真正的女人從來都看得明白，而且早就揭發了這種實質是佔世界人口一半的奴隸制的虛偽。
我國南朝虞通之《妒記》記謝安之妻劉夫人云，《詩經》講所謂不妒的「后妃之德」，乃因是周公所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語也。」[[9]]
又，「在十七世紀，有個不出名的女權主義者叫普蘭·德·拉·巴雷，她這樣指出：『男人寫的所有有關女人的書都值得懷疑，因為他們既是法官，又是訴訟當事人。』……還這樣說：『制定和編纂法律的人都是男人，他們袒護男人，而法理學家把這些法律上升為原則。』」[[10]]這真是百世不刊的精闢之論。
因此，武大誠不該死；但是，作為男性偏見和夫權蠱惑的結果，他的死並不值得同情。
在我們看來，任何對武大之死的不加分析的同情，都不免有男性偏見和夫權主義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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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之死，不僅由於他迷信夫權而敢以雞毛當令箭，還由於他企圖靠兄弟手足作成他與潘金蓮的捆綁夫妻。
武氏兄弟的友情誠然是美好的，但是其中夾雜了共同對付潘金蓮的怪味，就不免令人生疑。
這不但由於潘金蓮飢不擇食般濫用了她的情慾，從而引起武松的反感和注意，所以百般囑咐他的哥哥應如何如何；而且由於武大寧肯信從他兄弟生硬的處方，絕不肯向潘氏行任何方式的「招安」。
當潘金蓮懷著複雜的心情反對過早關大門時，武大一口一個「我兄弟說的是好話」「我兄弟說的是金玉之言」，從而使可能有的一點「夫婦之愛」，這種恩格斯所稱的古代「婚姻的附加物」[[11]]，也被「我兄弟」的情感衝刷淨盡了。這在武大似乎也天經地義。
他未必懂得，卻在不自覺奉行的是《三國演義》中劉備那種視兄弟為「手足」，以妻子為「衣服」，所謂「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不可續」的封建教條，以「兄弟」之義蔑視甚至排斥「夫妻」之情。
這雖曾一時奏效，但是長遠上卻是加劇了「圍城」的內搏。
武松真愛他的哥哥。有人信口開合，說他不接受潘金蓮的挑戲為不近人情，這簡直不把武二當人。
但是，武二如果在處理這樣一類事情上是一個真正通情達理細心精明的人，應知「捆綁不成夫妻」；即使他有打虎的手段，也奈何不得。
但是，武二畢竟是武二，他臨行一席話本是要震住潘金蓮的，不想她當時發作，給吃了沒趣。
後來「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
而武大又畢竟是武大，在兄弟走後，貫徹其「籬牢犬不入」的「妙計」不走樣。
《金瓶梅》一部書「乃虎中美女」，「打虎還是親兄弟」，武氏兄弟配合默契，以伏虎之法術勢，必欲使潘金蓮永陷「牢門」不得出頭，是何其可憎也！
武松打虎英雄是出了名的。
他也以打虎的手段對付他水性楊花的嫂嫂，說：「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為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嫂嫂，拳頭卻不認的嫂嫂。」潘金蓮深知這話的份量。
後來武大捉姦，被潘金蓮挑唆西門慶踢了重病在床，又重提武二道：
「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幹休？……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卻和你們說話！」
潘金蓮把這話一五一十給王婆、西門慶說了，連西門慶都大叫「苦也……怎生得好？卻是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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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潘金蓮、西門慶懸崖勒馬與鋌而走險幾乎是同樣的困難，而自認是「狗娘養下的」攝合山王婆卻慣於不怕事情弄大，獻了投毒殺人以圖瞞過武二的毒計。
讀者不難看出，當武大病中以武二回來如何如何相威脅的時候，潘金蓮、西門慶等於接到了武氏兄弟的「最後通牒」，加以王婆的挑撥，遂激成殺心。
而武二以資保護自己爛忠厚無用的哥哥的打虎英雄的神威，竟事與願違地加速了武大之死。
所以，武大之死，死於他頑固堅持的夫權，也死於武松從兄弟之倫對武大夫權的極力維護。
因此，作為文學形象的整體，武大郎是一個矮子，一個貧民，一個小販，一個弱者……，可憐的人。
但是，在與潘金蓮、西門慶的對立中，他卻主要是一個大權在握專橫跋扈的丈夫。
當時他捉姦打上王婆的房門，連西門大官人都便「僕入床下去躲」，是何等氣概！
何嘗因為「三寸丁、谷樹皮」的矮陋有絲毫怯懦。
與對待張大戶相比之前後判若兩人，原因無他，是此時他已無所顧忌，又背靠了法律與習俗的力量，和他打虎兄弟武二的有言在先為他壯膽。這不是武大的光榮。
他要維護自己的夫權而與潘氏、王婆和西門的財、色聯盟所作的抗爭，性質極為複雜，但整體上最好不過是以一種惡去抵制另一種惡；包括武松的臨行前的造勢助陣，這一場混戰中的每一個人，都無特別可同情之處。
但是，這場混戰中，那以女人為性具、為生殖者、為附屬物的夫權的封建性質，決定了武大之死不是一個悲劇，而是一個喜劇。
他很容易使我們想到俄國契訶夫小說《套中人》主人公之死，代表的是一種舊的勢力的沒落。
就其個體而言，武大所遭受的雖然是罪過的懲罰，但是，懲罰的不當並不證明被懲罰者的正當。
從舊制度的滅亡起見，他的死激起的還應當是「哈哈哈」的笑聲。
這並不掩蓋潘金蓮等殺人犯的罪惡。一點也不，武大的生命與潘氏所嚮往的個人（就其合理的方面而言）的自由一樣，都是寶貴的。不過，「作為一個私人( a private individual)，他擁有實現欲望和快活的權利」[[12]]。
法律上武大絕無罪惡；但作為一個人，在封建夫權意識的毒害之下，他的不可救藥的錯誤，是把自己的欲望和快活建立在他人的痛苦甚至犧牲之上，而視為當然；
潘金蓮與西門慶的通姦，縱然與真正的愛情相去甚遠，卻至少是兩廂情願，在性愛道德上有情理可原，但是，潘金蓮因此殺夫卻為任何法律所難容。
不過，也應當看到，在由男人制定和解釋法律的世界上，當時法律整體上對她的不公迫她以不得已的地步，從而墮入殺人為惡的深淵。
因此，與武大之死相聯繫卻性質完全相反的是，潘金蓮墮落為殺人犯是一個悲劇，一個直接造成武大郎之死的罪惡所鑄成的社會的和個人的悲劇，一朵「惡之花」。
她殺死了武大，武大之死使她成為一個「再嫁由身」的寡婦，而成全了這朵「惡之花」震撼人心的美。
無論故事後來的發展如何，武大之死的喜劇和潘金蓮墮落的悲劇都可以說是「人性的證明」，一個從反面，一個從正面，永遠顯示著兩性關係的「人」的性質。
這正如馬克思所說：
「人和人之間的最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是男女之間的關係。……從這種關係的性質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並把自己理解為類存在物、人；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最自然的關係。
因此，這種關係表明人的自然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的行為，或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了自然。」[[13]]
[[1]][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引此書均據此本。
[[2]][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3頁。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譯本)，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版，第489頁。
[[6]]《第二性》(全譯本)，第694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3頁。
[[8]]《第二性》（全譯本），作者《序》第18頁引蒙田語。
[[9]]魯迅《古小說鉤沉》，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230頁。
[[10]]《第二性》（全譯本），作者《序》第17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3頁。
[[12]]《第二性》（全譯本），第691頁。
[[13]][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杜貴晨《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2001,河北大學出版社。轉載清楚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