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化縱橫（ID：），作者：錢霖亮
近年來，中國慈善活動日益興盛，業已成為一種值得頌揚的社會正能量。但當更多的人參與到其中時，慈善組織和慈善活動究竟應該以何種面貌展現？部分學者和媒體人將蓬勃發展的慈善活動視作中國「公民社會」崛起的標誌，認為以慈善活動作為平臺和組織方式不僅能讓公民在社會福利方面受益，更能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進而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化。但實踐中的慈善事業卻未必對所有人都有利，尤其對於慈善事業的目標群體：針對孤兒院、老人院等的慈善行為在許多時候將老人和兒童描述為「不正常的人」或者「可憐的人」，使之成為消費對象，其居住的場所也成為了「慈善旅遊」的景點，獻愛心活動變成了持續生產不平等關係的過程。
本文個案將展示在對孤兒院兒童的獻愛心活動中，慈善人士往往將「命運悲慘」的棄嬰當作獲得「旅遊」體驗、教育子女、培養他們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工具，以弱化他者作為完成「有價值的現代公民」認同感的途徑。慈善活動確有頗多益處，但凡事皆有兩面，本文主旨意在反思其不足，以審慎的態度檢視當前學術界和輿論對中國各式慈善活動的全然讚譽，並將其與「公民社會」理念乃至民主化掛鈎的觀點。
本文田野調查地點是東部某沿海省的永江市福利院（化名）。永江市是該省重要的商業城市之一，以繁榮的私營經濟著稱，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多年位居全省前列。永江福利院成立於上世紀90年代初，是該市唯一一家由政府開辦的收養棄嬰、孤兒的社會福利機構，在職工作人員27人，其中專門負責照料兒童的保育員6人，皆為中年女性。在院兒童共80人，約有70%是3歲以下嬰幼兒，約95%為病殘兒童，未被領養的大齡兒童皆有智力殘疾或肢體缺陷。筆者曾在該院進行了為期半年的田野調查，後來又進行了回訪，調查期間，幾乎每天都有來獻愛心的慈善人士，他們的在場已成為福利院兒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時這些慈善活動又生產出信息量特別豐富的話語和實踐，建構起獻愛心活動主客體之間的互動過程。
目擊孤兒院慈善「旅遊」六一兒童節早上，永江市福利院迎來了這天第一批獻愛心的30多名志願者，他們同屬於永江市一家非政府組織的義工團體。看到滿屋的嬰幼兒，志願者們覺得很有趣，紛紛拿出手機和相機拍照。有嬰兒被閃光燈驚哭，保育員便上前制止，但志願者質問：「為何來獻愛心卻不讓拍照？」也有志願者把嬰兒抱起來品頭論足，探究孩子的性別和殘疾狀況，或問保育員們這些孩子「哪裡不正常」，而後感嘆他們身世可憐，不僅身患病症，還被父母遺棄。這批志願者還未離開，又有溫州商會的數十名商人前來捐贈。放下禮物，他們催促著進了嬰兒房參觀，並要求和福利院兒童合影。
筆者見到其中一位突然摟住兩個孩子，鏡頭裡他笑容滿面，而兩個孩子一臉茫然。筆者身邊的工作人員輕聲問：「你看，這像不像我們平時去動物園抱個動物拍照？」待到訪客離開，被抱過的孩子因突如其來的陌生人已開始放聲大哭，保育員花了很長時間對他們進行安撫，過後還要打掃滿地的垃圾。打掃完畢，又來了新的訪客。兒童節這一天，永江福利院總計接待了八批前來獻愛心的訪客，人數過百。到晚飯時間，幾位保育員表示自己已經累得吃不下飯了。據了解，過去幾年每逢節假日就有很多人來福利院獻愛心，但工作人員表示每次接待完訪客，都會感到筋疲力盡。
節假日扎堆獻愛心的新聞近年來屢見不鮮，其中不乏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報導。譬如有養老院的老人一個重陽節要被前來獻愛心的人洗8次頭、7次腳。福利院兒童同樣也是扎堆獻愛心的對象，在永江福利院，六一兒童節是來訪人數井噴的一天，而孩子們基本上扮演的是「獻愛心」活動的客體——被獻愛心、被參觀和凝視，被同情的「可憐人」，被計劃愉悅的對象，但實際上，整個過程卻更多地愉悅了來獻愛心的人們，他們才是整個活動的主體。這些慈善人士似乎已經有意無意地將對孤兒的慈善行為發展成一種「慈善旅遊」的活動，這種活動既可以幫他們達到慈善的目的，又可在其中體驗到福利院兒童等弱勢群體不同的生活經驗，甚至還可以獲得休閒娛樂的趣味。
事實上，慈善人士將對救濟機構的訪問變成一種旅遊活動的現象在國外已經引起關注。在柬埔寨、尼泊爾和非洲南部一些國家，許多國際遊客把對當地孤兒院的慈善訪問和志願服務作為跨國旅遊活動的一部分，由此發展出所謂的「孤兒院旅遊」。這一項目近年來在這些國家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專門的產業，被認為是全球志願者產業的一部分。在參觀孤兒院或者欣賞孤兒們的表演前後，國際遊客會捐贈一定數額的資金以支持孤兒院的運作。 在永江福利院，我發現慈善人士的獻愛心活動也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旅遊活動色彩。依據世界旅遊組織對旅遊活動的定義：如果旅遊者出於慈善目的而轉移到其原本生活環境以外的地方停留少於一年時間的行為，可以稱之為「慈善旅遊」，它滿足旅遊活動的所有要素。
每個來福利院的「慈善旅遊」者的深層動機可能不同，但他們都稱自己是來向福利院兒童獻愛心的。每次獻愛心的行程從幾個小時到半天不等，慈善人士有時間來做捐獻做志願服務，同時他們也具備「慈善旅遊」的物質條件——負擔交通費用、捐贈現金和物資等。此外，福利院本身也有條件成為「旅遊地」：慈善人士對福利院有一種想像中的期待——福利院裡的兒童都是需要同情的「不正常的可憐人」，去福利院能夠體驗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這種期待促使他們前往福利院進行「慈善旅遊」。而「慈善旅遊」中最吸引他們的「景觀」莫過於福利院兒童各種「奇特」的身體殘疾和部分孩子的可愛外形。此外，福利院裡的兒童、工作人員及義工團體負責人也有可能為「慈善旅遊」提供服務。
在這個過程中，福利院兒童和工作人員相當於「旅遊地」的「土著居民」。雖然他們並不像柬埔寨孤兒院那樣需要獻上表演節目，但獻愛心活動本身卻也是一場儀式化的「表演」。在這個「表演」中，慈善人士和福利院兒童、工作人員同臺獻藝，在鏡頭前演出傳遞愛心的動人情節。當「表演」結束，「旅遊服務」的提供者獲得了 「旅遊收入」（捐贈等），而旅遊者也付出了「旅遊支出」。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所有的要素都串聯起來，中國福利院的「慈善旅遊」就變成了現實。「慈善旅遊」作為普遍意義上的旅遊活動的一種類型，不僅能夠達到慈善的目的，也兼具休閒娛樂功能，而這就意味著福利院已經被徹底的旅遊景點化了。
不同尋常的娛樂體驗福利院的慈善旅遊有著不同尋常的吸引力，據筆者觀察，絕大部分慈善人士在永江福利院進行「慈善旅遊」時，言行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認為福利院兒童不正常、可憐，所以他們要來獻愛心、做慈善；同時也消費這些「不正常的可憐人」，圍觀長相「奇特」的孩子，觀察他們的性別和身體殘疾，將身體殘疾但長相可愛的孩子抱起來玩耍——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增長見識、滿足好奇心，甚至獲得歡樂。
筆者曾遇到有人感嘆：「來一趟福利院，以前沒見過的各種稀奇古怪的人現在都看到了。」在「旅遊參觀」的過程中，福利院兒童不僅成為了凝視的對象，他們的身體特徵也成為一種標誌——慈善人士對福利院兒童逐個觀察、拍照實際上是對標誌進行收集，一如在旅遊過程中對於奇特景觀的搜集，當他們看到殘疾的身體，就認為自己在凝視的過程中捕捉到了「福利院兒童」的總體特徵，並將這些「不正常的」「可憐的」特徵視為福利院的符號，而慈善旅遊則恰好在消費這些符號。
出於對人體殘疾的好奇，慈善人士經常花大量時間仔細觀察和詢問每個福利院兒童的「毛病」，於是保育員常常被動地成為「旅遊」服務的提供者——不停地回答問題，並把福利院裡的孩子抱起來給他們仔細察看。
不僅如此，工作人員還要經常輔助他們獲得「旅遊體驗」，如抱嬰兒、給嬰兒餵奶等等。譬如當有年輕人想嘗試抱嬰兒，工作人員就得在一旁教他們正確的姿勢，以防止嬰兒墜落或吐奶。而一旦有一個人嘗試了，其他人也蠢蠢欲動，結果經常是把嬰兒一個接一個地抱一輪。
曾有年紀大的人打趣說：「福利院是一個非常適合年輕人，尤其是準父母來接受育兒訓練的地方。」然而嬰兒在此過程中似乎也成為提供「服務」的角色之一——情況經常是，被抱過的嬰兒一放回床上就哭，慈善人士們急著要走，不是把嬰兒轉交給保育員，就是把他們放回床上任由他們哭。於是保育員們常常抱怨，認為慈善人士給她們造成的麻煩遠多於幫助：「因為他們每次來都要把嬰兒抱一遍，等他們離開，哭聲使福利院一天一夜不得安寧。」
相較於福利院的工作人員，義工團體的負責人更積極地充當了「旅遊服務」提供者的角色。由於對福利院的狀況較了解，他們成了「福利院旅遊」的「專家」。義工團體負責在網絡發布志願者活動的信息、安排行程並說明注意事項。
據筆者觀察，其注意事項內容大致如下：每次活動人數不超過8人（但實際上卻經常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患病者不宜參加；衣著樸素，將長發綁起來以免被福利院兒童拉扯；每人需自帶一包紙巾幫福利院兒童擦口水和鼻涕；儘量不要帶皮包，避免福利院兒童隨意翻弄；儘量不讓福利院兒童玩弄手機，以防止有些孩子養成偷東西的壞習慣；儘量不帶零食給福利院兒童，防止引起腸胃問題；不能大聲吵鬧，進入育嬰房前要先洗手。志願服務的主要內容包括：幫助保育員照顧孩子、打掃育嬰房；教大孩子識字、畫畫、唱歌，和他們聊天、講故事……若大孩子主動來接近，應該把握機會，讓他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福利院的孩子都喜歡畫畫和跳舞，應該多鼓勵，然後誠懇地表揚，這樣他們就會很開心……
從繁雜細緻的行程安排與注意事項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專家」的義工團體為志願者們設計的計劃非常清晰。他們像導遊一樣給志願者提供了到陌生環境中詳盡的「旅遊清單」，包括準備工作、旅遊「項目」、注意事項和促進活動順利開展的各種「小貼士」(與不同類型的「土著居民」的不同互動方式等)。同時他們又是「旅遊者」和「當地服務者」之間的聯絡人。譬如有一位義工曾向保育員提出：在每個孩子的床頭貼上孩子的名字，免得新來的志願者不停地問孩子的名字，這樣對他和志願者都方便一點。當時保育員們聽到這個要求都沉默了，而後一個在福利院裡長大，目前在寄宿中學讀書的孩子聽說後突然非常激動：「福利院不是動物園，不是給遊客參觀用的！為什麼要在每個孩子的床頭貼名字？」
儘管義工團體的負責人試圖規範和管理志願者們在福利院中進行「慈善旅遊」的行為，但實際上很難實現這些目標。志願者很多時候認為既然是在獻愛心、做好事，就不應被批評限制。這些慈善旅遊行為的話語與行動，看似都以福利院兒童為中心，以他們的情感需求為出發點，但實際上他們從來都是被表述的客體，對其情感需求的表述也充滿了參與者主觀的社會想像，他們也利用慈善活動持續生產和滿足著這種自我感受與想像，獲得「獻愛心」後精神升華的體驗，甚至也從中獲得休閒娛樂。
帶著「教育意義」的參觀體驗每逢節假日，永江福利院都有大量的中小學生跟隨家長、老師一起來獻愛心。其中以家庭形式來訪的通常都是有一定經濟條件的本地居民，獻愛心以捐贈現金（一般為1000元及以上），或大量食品、玩具和生活用品為主。這些家庭來訪時的場景也非常相似：家長們都表現得非常得體大方，頻繁地與保育員和福利院兒童交流。
相比之下，他們的子女則經常顯得非常羞澀和膽怯，躲在父母背後、或站在門外，在父母催促後才肯進來。家長們經常會詢問福利院兒童的身世背景和身體狀況，絕大部分永江福利院兒童都有身體殘疾，家長們聽了就感嘆：這些孩子真可憐，遺棄他們的父母太不負責任、太殘忍了。許多家長還認定這些孩子肯定是在永江市打工的外地人遺棄的。
大多數家長也會站在福利院兒童的身邊，對著子女說：「看看這些小朋友多可憐，這麼小就被父母拋棄了，你們在家裡有父母親人的照顧，又有那麼好的物質條件，是多麼幸福，應該好好反省，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接著這段大同小異的話，不同的家長可能有不同的下文。有的家長批評自己的子女從來不知道珍惜，不努力學習。有的家長則鼓勵子女以後來福利院做義工或者把他們的零花錢捐給福利院的小朋友。總的來說，家長帶孩子來福利院的訴求有兩種：增加子女的社交能力，以及反省自身，學會同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福利院對於這些家長的教育功能表露無疑：他們將福利院視為家庭的參照系，福利院兒童的生活必然不幸福的，以此來反襯家庭中孩子的幸福生活。也通過這樣的對比，這些家長認為子女應該充分利用家庭所能夠提供的物質條件來增強社會競爭力，比如努力學習以獲得優異成績，積極參加興趣班培養廣泛的興趣，或掌握書本以外的多方面技能，這樣才算是珍惜了來之不易的家庭幸福。此外，福利院的教育功能並不局限於作為家庭的參照對象，家長更直接希望它能夠有助於增加他們的社會經驗，培養他們的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
有位家長坦誠地說：「帶孩子來福利院參觀是希望自己能夠為下一代作出表率，同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樣他們未來才能夠做一個對家庭、對社會都有用的人。」很明顯的，福利院兒童再次被認定是需要被同情的「可憐人」，既是家長培養子女成為對家庭、社會「有用」的人的工具，也是他們自身或者子女成為「有用」的人時必需的「墊腳石」——沒有「弱勢群體」作為參照對象就無所謂「強勢群體」，沒有對家庭、對社會「無用」的人，就無法界定對家庭、對社會「有用」的人；而且惟有「強勢群體」才有權力去同情作為他們對立面的「弱勢群體」。而這一同情引發的反思過程，以及努力成為 「有用」的人的過程，本身即是一個社會權力再生產的過程。
已有不少的學者指出，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面臨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他們一方面試圖追隨「西方的」「中產階級式」的子女教育理念，讓孩子更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給他們施壓以避免在市場化的社會競爭中落敗。而這本身就體現了城市中產階級父母對於社會流動性的焦慮。譬如永江的這些家長，他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維繫其家庭在整個社會等級制度當中的地位，但是現實中子女由於家庭條件的優越而生活「頹廢」（迷戀網絡、不擅交際等），看起來難擔大任，所以他們需要費盡心機教育他們，培養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未來成為「有用」的人。
在這個維繫中產階級家庭地位的過程中，家長們通過製造並利用福利院兒童「弱勢群體」和「可憐人」的表述來促使子女進行反思，引導他們建立中產（乃至上層）的階級意識，同時也再生產並且強化了福利院兒童和慈善人士之間的階級差異。事實上，這種階級差異的再生產並不僅僅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同時也是被想像出來的家庭與家庭、地域與地域之間的。當家長們在譴責棄嬰父母的殘忍，並強調他們一定是在永江市打工的外地人時，這一表述建構出一組二元對立的群體：一群是關心孩子各方面成長狀況的本地中產（乃至上層）階級家庭，一群是遺棄孩子的外地打工階級家庭——孩子父母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及其地域來源都被納入到階級差異的再生產中。由此，福利院對於施行「慈善教育」的家長來說遠不僅是促進反思媒介，更是進行階級意識言傳身教的工具。
慈善與不平等的「公民社會」「獻愛心」「社會責任感」等概念都是來訪永江福利院的慈善人士經常用來定義自身行為的話語。「責任感」也常常被認為是志願者們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最大動力和收穫。由於慈善活動的公益性、自發性和非政府性，學者和輿論便不吝將他們闡釋為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託克維爾「慈善活動—公民社會—自由民主制」的三段論被廣泛地挪用到理解非西方社會的慈善研究中，甚而也成為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寄託。但如上文所述，中國慈善活動日益興盛的同時，包裹其中的「慈善旅遊」的活動本質卻亦是方興未艾，因而我們是否能夠簡單地用「公民社會」的崛起來定義慈善活動洪波湧起的境況？
個體慈善人士和義工團體希望透過自發的公益行動來傳遞社會責任和關懷，但在此過程中，實際卻不斷地再生產著不平等關係：將慈善的對象臆想為「不正常」或「可憐人」，並將他們「可憐」的「弱勢群體」形象作為教育子女的參照系和塑造階級意識的工具，甚至將他們的「不正常」作為旅遊景觀來消費。由此，「公民社會」的論調便陷入自我矛盾——本應同為所謂「公民」的慈善對象，在實際的慈善活動中不斷被客體化、工具化，被想像和表述成不幸的邊緣群體。因而，在此現實之下，輕言基於慈善的公民社會，實為言過其實。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原載《文化縱橫》2015年第4期，作者錢霖亮。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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