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中郎將蘇武牧羝處》石碑破譯記
□ 柴永賢
一、古碑破譯過程
民勤《鎮番乾隆縣誌古蹟》：蘇武廟臺：縣東南三十裡蘇武山，上有廟址，古碑，大書「漢中郎將蘇武牧羝處」。
這通碑作為重要的歷史文物，收藏在民勤縣博物館院內（即聖容寺第二進一座配殿廊簷之下），並被罩上了玻璃罩，很好地保護了起來。
碑寬56cm，高130cm，厚16cm，主體部分為矩形，頂端為圓弧形。碑體材質粗觀既類砂石，又類青石，色微紅；經有關人士初步鑑定為河西地區常見的青砂石，學名為沉積砂巖。從感官看，古碑似曾在泥土中掩埋過或被土泥塗抹過，有風化感，剝蝕比較嚴重。碑的正面，正中陰文豎刻碑題——「漢中郎將蘇武牧羝處」九個大字，字號頗大，一目了然。碑題兩邊隱隱約約似有文字，但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碑的背面、側面，經考，沒有發現刻過字的痕跡。
我愛好文史，尤其對民勤歷史多有涉獵。原博物館館長李輝年先生，與我相交甚歡，約我對石碑文字考證，以備領導及相關人士參考備用。他拿出拓片，拿出有關人員考證出的不到20個漢字（也有錯誤），和拓片做以比較，發現他們考識出落款的「崇禎歲次」是準確的，便知該碑是明末的文物，這四個字給了我信心，因為筆者曾經整理過一本明朝鎮番衛的檔案，故對明朝民勤歷史頗為熟稔，更對明朝古物有發微探究的興趣，所以，也是抱著一試又志在必得的態度，接受了這項艱巨的工作。
工具是必要的。但面對掛在牆上的拓片，放大鏡卻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而照相機則顯得格外神奇：藏在石頭裡面的工工整整的正楷字，在它的多次照探掃描之下，必然會在某天的某一時刻露出清晰美麗的臉龐。這時除了收穫成功的喜悅之外，考識工作也大步向前邁進。
這項工作的困難在於，有些字已經磨滅不顯，有些只剩偏旁，有些姓名中只可以看清其中一字，怎麼辦？
聯想顯得十分重要。比如第一行出現了兩個「鞏」字，當你聯想到鞏昌府或鞏昌衛的時候，照相機的鏡頭就會馬上會對你的聯想做出完全正確的評判。
推理是也是一個重要方法。比如第四行第一字磨滅，第二字可以看清一個半截字「工」字，由第二三行「欽差」可知，此處磨滅的兩個字一定也是「欽差」，是謂推理。
查資料則將完成最後一公裡的工程。比如「參將王之鼎」的「鼎」字就看不清楚，結果一查相關資料，答案就出來了。落款處鎮番衛的這些官員中，除了王胤昌、毛捔宜外，能夠辨識清楚的只有「何光祖」的「何」字，「吳三長」的「長」字，「裴居敬」的「裴」字，「周鷹揚」的「周」字，其餘都蕩然無存，幸好《明朝檔案總匯鎮番衛卷》記載的清楚，崇禎二年前後，在鎮番衛擔任指揮僉事的就是何光祖，擔任指揮使的是裴居敬，吳三長擔任指揮同知，周鷹揚擔任鎮番衛左所千戶，至此，落款三個把總（一般由千戶擔任，有時也可以由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兼任）中仍然有兩個名字無法辨認，虧了這本檔案，它清楚的記載著，崇禎初年在鎮番衛擔任把總的另外兩人是陳溢彩和李昌頎，於是這項艱苦的工作於是圓滿的畫上了句號，堅信它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也許是賴於對明朝尤其是明朝民勤歷史的熟悉和寶貴資料的佔有，正所謂精誠所至吧，連自己也感到吃驚，經過20多個日夜的艱苦考證辨識，最終竟將隱沒在石頭中的小字找尋了出來，並且自信一字不差。
二、碑文註解
1.浦東陝西都轉運鞏昌衛同知莊罥：浦東，地名，人物籍貫，意為浦東人。都轉運：官名，全稱為都轉運使。宋朝諸路置轉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監察各州官吏。明朝都轉運，為主管鹽務之長官，從三品。鞏昌，今隴西；鞏昌衛，應為鞏昌府；明朝鞏昌府隸屬陝西右布政使司。衛同知：指鞏昌衛指揮同知，明朝衛一級指揮機構第二把手，地位僅次於衛指揮使，從三品。莊罥：人名，事跡不詳。全句：浦東人，陝西都轉運使兼鞏昌衛指揮同知莊罥。
2.江寧鞏昌府駐紮涼州同知事務秦漢高：江寧，地名，人物籍貫。依碑文可知：明朝時府衛之間有互派官員的制度。同知事務，官名，從三品，協助住在機構共同辦理事務之官員；秦漢高，人名，事跡不詳。全句：江寧人，鞏昌府駐紮涼州衛同知事務之秦漢高。
3.欽差督理糧儲屯田水利兼理衛政分守西寧道陝西按察司按察使曠遜：欽差即欽差大臣；督理，即督查管理；兼理，即兼職管理；西寧道，應為西寧衛，隸屬陝西行都指揮使所轄，稱西寧道乃沿襲元朝之稱呼。按察司，機構名；按察使，官名，正三品，負責司法刑事等。曠遜，人名，事跡不詳。全句：欽差大臣、負責督查管理糧儲、屯田、水利事務，兼理衛所行政事務，且分守西寧衛防務的陝西按察司之按察使曠遜。
4.欽差協涼州等處地方副總兵並將下級王世焯:總兵,明初為戰役指揮官，遇有戰事，總兵配印出徵，後成為常駐邊鎮之武官，正三品；副總兵為從三品；並將下級：明朝副總兵只有獲得任命才具備統領下級的權利，即未獲得任命者，無此項權力。王世焯，人名，五凉志有載。全句：欽差大臣、甘肅鎮協助涼州等處地方副總兵並將下級之王世焯。
5.欽差分守鎮番衛等處地方參將王之鼎：參將，明朝武職，從三品。王之鼎，人名，《鎮番縣誌》和《鎮番軼事歷鑑》均有載。全句：欽差大臣、負責防守鎮番衛等處地方之參將王之鼎。
6.築制衛印 毛捔宜，指揮使何光祖：築制，指石碑雕刻製作負責人；毛捔宜，人名，為鎮番衛執掌衛印之人，史書無載。何光祖，人名，明朝崇禎年間鎮番衛指揮僉事。《明朝檔案總匯鎮番衛卷》有載。
7.經歷署監：石碑雕刻製作之監理機構；吳三長，王胤昌，均人名，石碑雕刻製作之監理人。時吳三長擔任鎮番衛指揮同知，王胤昌擔任鎮番衛指揮僉事。史書有載。
8.崇禎歲次己巳仲冬：崇禎己巳，即1629年，乃崇禎二年，距今391年。
9.鎮番營中所：應為鎮番衛中所，地點在今縣城，此處沿襲明初之稱呼。把總，明朝對千戶所負責人的俗稱。時裴居敬為鎮番衛指揮使，周鷹揚、陳溢彩和李昌頎分別擔任鎮番衛左、中、右所正千戶；史書有載。
10.印：碑文中出現了三個「印」字，其中，兩處為官員之印，一處為官府之印；說明在碑的設計圖紙上，是蓋了兩位官員和鎮番衛的私印和官印的。官員之印，說明了官員的嚴肅鄭重之態度；官府之印，說明刻碑乃政府行為，而非私人行為。碑上無法將印信蓋上去，故刻碑人刻「印」字以代。
碑文其實很簡單，即中央（欽差）和地方的6位從三品以上的官員和鎮番衛及所屬三所的8位官員，在鎮番衛中所共同倡議並且參與製作此碑。之後，此碑被移去蘇武山，立在蘇武廟前。
120年後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民勤相當出名的一群文化人，如總修張玿美，篡修曾鈞、王有德、盧生蓮、盧生莢等，監修楊大烈等，他們在編修《鎮番縣誌》時，看到了已經成為廢墟的廟臺，也看到了該碑，但不知何故，他們並未將碑文載入縣誌。以後二百七十年間，該碑被歲月之刀無情剝蝕且四處流浪，以致面目全非，無人關注，更無人辨別考識。
今天，他終於又一次重見天日。這是可喜的事情！
三、古碑破解的意義
一般認為，破解該碑文，也許就得到了打開蘇武北海牧羊地在何處謎題的鑰匙。但是筆者不是專家，對於古碑的證據意義確實不能準確界定。這裡表述粗淺的看法：
首先，從立碑的朝代和時間來看。
這座碑立於明末崇禎己巳年十一月，即1629年，距今391年。
這個時間是有意義的：
一是它比首次考證了蘇武牧羊地「北海」的清重量級的歷史學家齊召南生年早了75年。1703年出生的他在《漢書考證》給「北海」做注，雖未考出北海的具體位置，但從歷史和地貌特徵對比中，可以看出許多信息和民勤相吻合的。
再是它比晚清提出蘇武牧羊「貝加爾湖」說的歷史學家王先謙生年更是早了213年。老先生《漢書補註》中引《唐書地理志》文字做證據，指出「……即此北海也，今曰白哈兒湖，在喀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白哈兒湖』應為現稱的貝加爾湖。」注文影響巨大，後來成為主流觀點。
將碑齡和兩位史學家生年做比在於說明：明代或王先謙以前，在民間或學界，蘇武牧羊地並不存在爭議，它就是甘肅民勤縣。民勤是明朝的北部邊境（明西部邊境在玉門關一線），其北面是北元。也許是受疆域所限想像的緣故，明時並不存在蘇武到萬裡之遙的地方去牧羊的說法。清朝疆域的擴大以及地理知識的傳播，使王先謙先生的視野和膽識等量增加，所以才能從對古書的考析中提出新穎的觀點。
儘管「聞道有先後」，但晚生的王先謙先生也並不一定掌握了真理（道），他從歐陽修等編撰的《後唐書》找到的證據，確實能夠證明「北海（其實是翰海）」就是貝加爾湖，但是並沒有任何一個字的證據可以證明，該地就是蘇武牧羊之北海。
再退一步，倘若王先謙先生給《漢書》做補註時在民勤蘇武山看到了這通反映明代及以前意見的古碑，且這通古碑的證據意義要大於《後唐書》文字的證據意義，那麼，不知這位老先生的補註該怎麼去「補」？
其次，從立碑者的身份和動機來看。
立碑者是一些欽差大臣和鎮番衛的所有官員及三所的正千戶。欽差和指揮使的身份較高，在明代，指揮使是三品官員，而欽差（多為從三品）大都進士出身，博學多識，目光遠大，或具全局性視野；他們不僅是行政官員，也可視作學術權威。
這些欽差和地方官員立碑，應無什麼不當動機，否則，其行為就無法理解和解釋！設定當時蘇武牧羊地有爭議的話，那麼他們是絕對不會胡亂立碑的。故可認為該碑的意願，既是官方的，也是民間的；既是地方的，也是中央的；既是官員的，也是學術的。它揭示的可能就是一個隱藏了兩千多年的秘密——蘇武山即因蘇武牧羊而命名。起碼，它以石頭的形式向世人昭示了清以前人們對於蘇武牧羊地的記憶和認知。
結論：立碑人用不庸置疑的口氣——「漢中郎將蘇武牧羝處」在蘇武山立了這樣一通石碑，它反映的是當時及以前人們的集體認識和意見！
對這種集體認識和意見，我們應該給予關注、重視和尊重！
作者簡介：柴永賢，男，收成泗湖人，中學語文高級教師。出版散文集《綠洲新韻》，教學專著《中學歷史記憶寶典》。現在民勤縣新河中學工作。
責任編輯：邸士智
文章來源於民勤縣文化館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