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之光》中的孫中山
我輩長期肅著面孔，用刻板文字寫史作文，面目可憎，味同嚼蠟，已成難改的積習。出乎意料，研究中華民國史三十多年的同道朱宗震先生，竟推出一本以較為通俗文字寫成的《真假共和—1912中國憲政試驗的臺前幕後》，給人以面目一新，別開生面之感。除卻文字新，重要的是視角和內容出新。作者深諳歷史文獻檔案，把當年登臺表演的人物重新拉到前臺，不問其素質高低、道德美醜、角色正反、言行左右，不以道德評價為第一標準，而由其人自說自話、各逞其姿，力求再現昔日場景，逼近歷史本來面目。作者在緊要處的議論和不時發出的感慨，植根於明白曉暢的敘事中，把讀者引向歷史深處，盡的點睛之妙。以下採擷書中精粹，成札記數則與讀者分享，並就正於方家。
清廷退位非一黨一人之功
民國肇建，三位政治強人共襄其事。一是激進派革命黨領袖孫中山，一是溫和派君主立憲派領袖梁啓超，一是清朝權臣領袖新政改革派袁世凱。三人合力把清王朝送進墳墓，迎來民主共和的開端。三顆政治巨星之外，在民國政壇燦爛星空中，還有次一等卻也相當耀眼的群星環繞拱峙，閃爍其間。諸如，孫中山的主要副手黃興；國民黨的實際主持人宋教仁；學問家而熱衷於非其所長的政治的章太炎；21歲的青年政論家戴季陶；懂得些許西方政治教條的多變文人章士釗；狀元實業家、君憲派張謇；第一位反正的清朝大吏且為各方接納的老練政治家程德全；被迫反正親袁無能而集權的軍人黎元洪；自恃首義功臣、八方樹敵的張振武；同盟會贛督李烈鈞；同盟會粵督胡漢民；梁啓超門生、滇督蔡鍔；同盟會滬督、掌控會黨反遭其害的陳其美。此外，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第二任總理陸徵祥、第三任總理趙秉鈞等，皆一時風雲人物。他們各倡其言，各宣其聲，各張其勢，各肆其行，風動朝野。一邊是，從臨時約法到正式憲法，從參議院到正式國會，貌似政治革新。推進民主；一邊是，從陽謀到陰謀，從明殺到暗殺，以至兵戎相見，雨血風腥，不滿三年的共和政治起伏跌宕，其實濃縮了自那以後中國人民主之夢的升沉消長，雖無望卻必爭的悲情歷程。朱宗震的《真假共和》，讓我讀出了這個歷史的必然和所以然。
長期以來，政治家和歷史家告訴人們，把清王朝掃入歷史垃圾堆的是辛亥革命，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
而君主立憲派梁啓超、「竊國大盜」袁世凱與此事不相干。其實，政治家的政治定性。歷史家的歷史結論，雖簡括明晰，界限清楚，卻往往與歷史實際或實踐進程大相逕庭。誠如朱宗震所論：
晚清政局，懦弱無能的攝政王載灃代表了滿族親貴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凱則代表了體制內在新政中發展起來的權臣勢力，而梁啓超則代表了體制外民間的和平改革派勢力，孫中山則代表了對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間反體製革命勢力。袁世凱、梁啓超、孫中山，三個社會梯次的勢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複雜的糾結在一起，並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時，從他們成長的經歷中也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現代意識其實還非常薄弱，更不要說中國國民了。辛亥革命爆發後，出現了國家政治洗牌重組的局面，三股勢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們如何分享變革的成果，如何規劃國家前進的方向？一時成了一個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撲朔迷離的一場大戲。
大戲舞臺上演的似乎是內閣更迭、政黨組合、參院彈劾、爭持駁辯，而內裡各派人等卻是運籌帷幄，機心畢露。只有孫中山堪稱豪放大度的政治家。孫中山本來認為，推進革命，實現民主憲政，應該由革命黨來完成。可是出乎意料，黃興指揮的以城市遊民為主的武漢革命軍竟是一群烏合之眾。夜襲漢口的部隊，竟然打起燈籠；稍一受挫，即狂奔逃跑。老謀深算的袁世凱，運用和戰兩手，操控政局。形勢的發展，居然有不贊成共和的袁世凱的反正，而實現了革命黨人建立共和國的理想。革命黨人既然在革命時期無法與袁世凱的軍事力量對抗，而由袁世凱迫使清廷退位，他們又能憑什麼力量與袁世凱競爭政權？孫中山顯然明了於此，既然一時不能制袁，把政權讓給他，那就只有讓袁維持一個比清王朝好一點的「小康」局面。革命黨人可以利用這個政治穩定局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到國家經濟好轉，革命黨人再來執政，進而實現共和理想政治。這當然是一廂情願。
梁啓超、袁世凱謀制孫中山
這時的梁啓超，又作何打算呢？早在維新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就與袁世凱結仇。流亡日本，一度傾向革命與孫中山合作。後因政見分歧與孫反目，提倡君主立憲，反對暴力反清。他在日本努力介紹西方學說，研究中國現代化理論和步驟；提倡國民自由，去除奴隸思想；提倡中華民族的大民族主義，反對「漢民族」的小民族主義；主張鼓勵發展私人資本，參與國際競爭；主張文學和史學的現代變革，從學術史來說，同時代的中國人，沒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比肩。梁啓超的基本政治主張，是和平的改革，通過開明專制(即以好的、善良的、專斷的方式運用權力)，實行君主立憲。1903年後，身居海外的梁啓超與國內的張謇聯手發起君主立憲運動。1905年清朝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呈請慈禧太后實行兩院制，司法獨立，責任內閣制和地方自治制。殊不知，五大臣考察報告的槍手就是梁啓超。
明治維新以後「脫亞入歐」的日本。西學盛行之時，沿襲「大化改新」以來向中國學習的舊例，學西方、懂西文的日本人把西書譯成古漢語給日本人看。梁啓超只要拿來照抄，略改幾字，便可介紹給中國人。略知西學一二的梁啓超，在四億人口泱泱大國屬鳳毛麟角，可見當時中國現代人才是何等稀少。這裡，請允許我說幾句題外話。先賢有雲，十月革命(今稱十月政變)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並非直接由俄國傳入，而是以日本為中介，通過翻譯介紹日本社會主義者所寫講解馬克思主義書籍這種二傳手法得以傳人的，是當時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渠滿而溢的結果。經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考證：始作俑者是《晨報》駐日記者、李大釗的朋友陳溥賢。李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陳在資料和解釋上的幫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評判馬克思主義學說時，幾乎完全承襲河上肇等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觀點，而這是由陳溥賢傳遞給李大釗的。石川說：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北京的傳播，絕非李大釗一人之功。這一論斷，當符合歷史實際。
梁啓超在武昌首義爆發後，仍然主張君主立憲。他擱置與袁世凱的往日恩怨，決心與袁合作，為袁出謀劃策。南北和議即將告成時，梁接受共和，進行組黨活動，成為其中靈魂人物。1912年2月23日梁給袁信中，詳述今後國家政治規劃，袁世凱掌握行政部門，梁啓超組黨掌握立法機關，分化革命黨人，全力對付反袁的激進派，實行開明專制，使共和僅成軀殼。梁啓超沒有說要實施政黨政治，政黨只當作開明專政的輔助手段。梁啓超在另一份政治文件《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中，迎合潮流提出政黨政治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建立兩大健全的政黨。提出國權主義，反對民權主義，幫助袁世凱的官僚勢力反對同盟會的激進派。梁啓超政黨政治遊戲的本質：執政者是主人，人民是僕人，但在當時高唱共和的形勢下，主人要偽裝成僕人。未曾學會政黨遊戲規則的袁世凱，本是玩弄權謀高手，一經點撥，對付那些稚嫩而渙散的革命黨人遊刃有餘。就連老道的革命家孫中山，也因樸直誠信過分，被袁世凱弄糊塗了。
袁世凱、孫中山合演承平戲
1912年秋，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北上，袁口蜜腹劍，投孫之好，會談中盡力附和孫的革命主張和政治見解，儼然一位民主共和擁護者。兩人談農民問題時，孫說一定要實現「耕者有其田」，袁滿口贊成。此前，孫與章太炎私下談論平均地權綱領，比耕者有其田方案要溫和得多，尚且在社會上引發強烈反對，袁世凱竟能如此，不能不使孫中山驚訝不已，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孫中山告訴《亞細亞報》記者：「袁公經驗豐富。足以當此困境，故吾謂第二期總統非袁公不可。」記者黃遠生問：「究竟先生對於袁總統之批評如何?」孫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歡辦事的，民國現在很難得這麼一個人。」又問：「他的新知識新思想恐怕不夠麼?」孫答：「他是很清楚的。」再問：「他有野心沒有?」孫答：「那是沒有的。」孫中山告誡激進人士：「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袁世凱攢足了面子，迎合孫中山之請，頒令特授孫中山「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在總統府盛大宴會中，袁敬酒高呼「中山先生萬歲」，孫則回以「袁大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五大民族萬歲!」此後，孫中山一再向外界宣示，支持袁世凱競選正式總統，袁長於練兵，希望袁任總統十年，練兵500萬，而自己十年內修鐵路20萬裡，使國家統一富強。孫中山希望袁世凱的權力相對集中，以求有一個經濟發展的穩定局面。黃興應袁世凱邀到北京會談，袁商請黃興擔任總理一職。黃興此時與孫中山一樣，對政治消極，堅拒總理職務，表示追隨孫中山發展實業，盡力於社會事業。袁摸到孫、黃政治底線後，便請黃興在趙秉鈞、沈秉堃兩人中選擇一總理人選。國民黨方面開會議定以趙秉鈞出任總理，並公推黃興向袁世凱面陳此議。
參議院以絕對多數，通過袁世凱對趙秉鈞出任內閣總理提名。袁、黃事先協商時，黃提議總理和全體國務院加入國民黨，袁也在內閣會議上建議閣員考慮此議。趙內閣通過後，國民黨由黃興出面，一一延攬國務員加入國民黨，湊成一個不執行國民黨政策的國民黨內閣。當時，孫中山、黃興都曾勸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袁世凱未允。袁後來寫信對柏文蔚(皖督)說：加入甲黨，即與乙黨為敵，加入乙黨又與甲黨為敵，實在不敢以一己之故，而造成國家紛擾。說的何等超然！質樸熱誠、天真率直的黃興，誠心誠意調和黨派分歧，用和平手段對待政府，以期國家建設的理想前景。孫中山返回上海，在國民黨歡迎會上宣稱：袁世凱思想很新。手腕稍舊，要想治理民國，一定要具有新思想、舊經歷、舊手段的人，袁世凱正好適合。今日的內閣，已是國民黨內閣，民黨和政府的調和，可以說已經達到成功。從今以後，國民黨的同志應該全力支持贊助這個政府。黃興回到南京後，也宣布「南北統一，大功已竣，各國務員又加入本黨，切望諸君扶助政府，建設一切。」日後，革命黨人譚人鳳對孫、黃北上的政治判斷錯誤，深表遺憾地說：「昔人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二語，可為黃、袁二人持贈。經此一番款洽，遂皆人其彀中。孫有願袁為十年總統之宣言，黃對於同人亦改變論調，袁其真有魔術歟？何被弄於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
其實，在孫、黃聯袂盛讚袁世凱這齣承平大戲之前，袁世凱侵蝕《臨時約法》，破壞共和制度的一幕幕惡劇已經上演。6月，唐紹儀內閣風潮，袁世凱挑戰責任內閣權力；7月，陸徵祥內閣風潮，袁世凱挑戰參議院權力；8月，首義三傑之一的張振武被袁世凱、黎元洪合謀殺害，袁世凱挑戰司法權力與公民權利。張被殺三天前，同盟會與其他五個黨派合組國民黨，宣諸中外。袁世凱已經把共和制度一步步地摧毀了，而宋教仁主持下的同盟會，國民黨本部卻軟弱得令人吃驚。當章太炎倡言「革命黨消」、章士釗鼓吹「毀黨造黨」(毀革命黨同盟會，造議會黨國民黨)之際，似乎只有激進派的一位年輕代言人戴季陶，敢冒與袁世凱決裂之險，在《民權報》連續著文，痛揭「袁世凱之罪狀」，指斥「袁世凱想當皇帝，以及專制黨之想擁護袁世凱當皇帝」，袁已變成「國民公敵」。歷史學家固然不必因袁世凱帝制自為而否定其促成清廷退位的作用，也不要以為戴季陶代表了正確的社會發展之路。歷史發展的道路是曲折複雜的，各色人等為善為惡，各有各的存在價值。袁世凱及其集團的政治素質，是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養成的，不能說變就變。問題在於，革命黨人多數閉目塞聽，或見怪不怪，沒有像戴季陶那樣迅速地作出清晰明快的判斷。戴季陶批袁勇氣可嘉，卻沒有回答袁何以能夠如此？此時，他還缺乏對中國社會歷史生活複雜性、矛盾性的深層次認識和完善的政治思想。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地位的變化，他貌似成熟卻更加落伍，很快就沒有能力適應中國發展的需要，放棄了對民主的追求。
政黨風雲中的宋教仁
1912年，政黨運動蜂起。章太炎聯合程德全於1月3日最先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繼得袁世凱支持改組為統一黨，後又合併數黨為共和黨，用以反對同盟會一黨專制，淪為袁世凱御用工具。此外，有民主黨、進步黨、統一進步黨以及社會黨、中華民國工黨……名目繁多，時起時消，分合無常。中國政界向以士大夫出身居多，現代政治意識少而又少，多半停留在尋找做官門徑。趙秉鈞說：「我本不曉得什麼叫做黨，不過有許多人勸我進黨。統一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我也有拆開來看的，也有撂開不理的。我何曾曉得什麼黨來。」於此可知，那時政黨的本色。民初的政黨組織，多半是士大夫的朋黨組織形式，套上了現代政黨概念。
各色政黨湧起之時，同盟會怎麼辦?在孫中山、黃興不理黨務，汪精衛、吳稚暉等標榜「不做官，不當議員」之後，宋教仁擔任總務部主任幹事，實際掌控黨權。宋執意消除同盟會內革命情結，從事合法議會活動，與袁世凱分享政權甚至獨佔政權。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一可求組織一健全國會，一可求組織一有力政府。國民黨成立後，同盟會本部得意地宣稱：「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宋教仁並不知道2月間梁啟 超致袁世凱信中所擬對付同盟會的策略，國民黨的競爭對手不僅是議會中的黨派，而且主要是袁世凱的軍政官僚集團及其武裝力量。宋教仁把議會政黨力量對比等同於政權實力對比，在判斷上犯了嚴重錯誤。孫中山針對當時的政治局面，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避免政治衝突，似乎不無合理之處：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必向袁世凱挑戰，你要向袁世凱挑戰，就不可能有和平，而要準備以武力對付武力。宋教仁之所以是一個歷史悲劇人物，就在於他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凱挑戰，並且沒有看清隱藏在袁世凱背後的暴力。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戴季陶批評宋教仁：「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短時期內掌控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這話雖然說的有點過分，把過錯全部推到宋教仁一個人身上，但宋確實負有主要責任。
客觀地考察歷史，人們應該看到，共和制度雖好，但在當時中國遠未達到可以操作的階段。中國社會還很落後，先進人士向西方學習剛剛開始。士為四民之首，他們的行為方式還沒有改變，官僚派、立憲派、革命派，基本上還是士大夫階層的分裂。即使先進人士思想很新，對民主理論與實踐理解透徹，如果億萬民眾沒有覺悟，依然是阿Q式的國民性，少數精英也決定不了中國命運。稍有民主意識的革命黨人，其實仍舊保持著權威主義的專制習慣，在野倡亂時高唱民主，上臺後立即厲行專制獨裁。
1912年，共和運動在迷茫中匆匆走過。進入1913年，宋教仁期望主導正式憲法的制訂，循著議會政治的和平軌道執掌政權。袁世凱已經不願意接受一個總統受制於國會的國家體制。宋、袁兩方都提高了對政權的要價。以推翻清王朝為目標而暫時妥協的兩個政治集團，已經失去調和的空間，雙方矛盾日益激化。《真假共和》下卷，將會給我們展現這一不可避免的決裂過程和結局。
未了的話
1912年，反清革命中湧現的精英們，還來不及深入研究共和制度的各種深層問題，就要面對創建共和體制的種種挑戰。他們秉持初步的民主理念，設計民主共和國的制度框架，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訂《臨時約法》等憲法性文獻；以臨時參議院作為民意機構，革除若干專制弊端，樹立一些民主新風；促成結社風行、政黨林立的局面。這些舉措，對於沿襲兩千多年帝王專制制度的中國來說，無疑是極可寶貴的始創之功。然而，民主共和能否確立，關鍵在於廣大民眾是否真正覺醒到自居主人的地位，在於精英人士是否真正懂得民主真諦和民主實踐操作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就是白忙活。
摘自：《博覽群書》2008年第11期 作者：陳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