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利夫說，「葡萄牙試圖在東方尋找基督教同伴，試圖尋找那個謎一般的『亞洲基督教大國』。許多歐洲人真心相信關於祭祀王約翰的故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段旅程是因為無知才成功的。
瓦斯科·達伽馬
「為什麼宗教戰爭的爆發，會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是奈傑爾·克利夫(Nigel Cliff)的根本問題。為此，他寫了一本關於瓦斯科·達伽馬的書。
聽上去這兩件事情風馬牛不相及。500多年前的葡萄牙航海家，和今日世界的宗教戰爭與恐怖事件，會有什麼關係?
從2001年美國「9·11」事件以來，馬德裡、莫斯科、倫敦、巴黎這些原本象徵著西方世界繁榮發達的大都市，陸續在突發新聞中與宗教狂熱分子製造的血案聯繫起來。人類不同族群之間的傷害，促使奈傑爾·克利夫思考如今遍布世界的宗教矛盾究竟從哪裡開端，又在哪裡轉折。
「我意識到我們是被拉回到了一場古代衝突中，而關於那場衝突，我們集體喪失了記憶。」在2012年出版的《最後的十字軍東徵》序言中，克利夫寫道，「所謂的進步是勝利者自我陶醉的故事;失敗者的記憶卻經久不滅。某些當代伊斯蘭教徒認為，他們的目標不是與西方和平共處，而是要鬥個你死我活，用他們的話說，梁子早在500年前就結下了。」
在以西方視角為主的現代文明史中，從1497年7月8日葡萄牙人出航、史無前例跨越印度洋並抵達印度，到1499年7月10日第一艘帆船回到裡斯本，這整整兩年杳無音訊的遠航探險，把歷史永遠地分為兩半。之前是黑暗漫長的中世紀，之後則是光輝榮耀的現代。之所以「黑暗」，因為伊斯蘭教勢力總的來說壓制著基督教勢力;而之所以「光輝」，則因為歐洲的基督徒第一次繞過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世界，直接與富裕的東方接觸，從此開始殖民時代的原始資本積累。
「作為一個英國人，我很想搞清楚歐洲究竟做了什麼，雙方過去都做了什麼，那時候大家是如何看待彼此的。這是我寫這本書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了大量文獻資料之後，克利夫把達伽馬的航海探險與中世紀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東徵聯繫在一起。他認為，達伽馬去印度洋的探險與十字軍那8次東徵有某種共同之處。在羅馬天主教教皇準許下，西歐封建領主組織軍隊對地中海東岸的國家發動戰爭，是宗教動機把「侵略」變成了「收復失地」;而15世紀末的偉大遠航所開啟的野蠻殖民時代，也因「找尋失落的基督同伴國家」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得到正名。
所以，克利夫把這本講述達伽馬發現亞洲航線的書，命名為「最後的十字軍東徵」，因為達伽馬實際上完成了當初十字軍東徵沒有完成的任務——他們終於開啟了基督教國家掌控全世界的新時代。
瓦斯科·達伽馬和他受上帝眷顧的船隊
關於達伽馬的好故事
眾所周知，在達伽馬之前，義大利人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已經先行出航了。他肩負著西班牙君主的期望向西遠航，第三次橫跨了大西洋之後抵達美洲——可當時迫切希望找到通向神秘東方之路的歐洲人，根本就沒想過世界上居然還有新大陸。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哥倫布的發現是個「偉大的錯誤」。
兩位探險家的目標一致，都是尋找通往亞洲的航線，但長期以來，哥倫布那個偉大的錯誤卻一直令瓦斯科·達伽馬的成就黯然失色。「不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與哥倫布不同，達伽馬真的如同出發時所想的那樣到達了印度。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幾十年裡，其實大家心中的世界地理概念還都是模糊的，以為必須要穿過美洲才能到達亞洲。」
克利夫選擇書寫這段歷史，首先因為達伽馬是個有趣的人物——投入航海事業之前，他完全是個無名小卒，但他具有某些非凡的首領特質，比如絕對的忠誠、對信仰的虔誠，以及最為可貴的，航海家、探險家必備的勇氣，「特別像海盜」。
這次探險的整個航程極富戲劇性。「像真正的史詩一樣，人們花了兩年時間與大海搏鬥，與家鄉失去聯繫，唯一的依靠就是基督教信仰，有時會連續三個月在視野裡看不到任何陸地的影子;當他們進入印度洋，情況變得更糟，沒人做過這些事情，既沒有地圖，也沒有任何已知信息。他們遇到的異域文化可能出現各種情況，有些人很友善，有些人則兇險。」克利夫說，「人類主動地跑到未曾去過的地方，經受重重考驗，這件事本身就是個很好的故事。」
為了寫作這本書，克利夫跑遍倫敦的博物館、圖書館，還特別去研究過哥倫布當年出海時駕駛的航船。「當然我還讀了大量航海教程，那些書就像是用外語寫的，幾乎每一個船上的小動作都會有個專屬的術語。畢竟我寫書是為了給大眾讀者看，所以必須搞清楚所有的細節，儘可能地避免出現晦澀難懂的詞語。」
他兩次去葡萄牙，每次待上幾個星期，又花了一個半月重走達伽馬當年的徵途：從南非開始沿著非洲東海岸向北旅行，經過莫三比克、坦尚尼亞、肯亞，橫跨印度洋到達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然後繼續往北直到緬甸東北部的克欽邦。
如果不是親自去過那些地方，他覺得自己很難寫出幾百年前發生在那裡的探險故事。「我想去親眼看看印度洋上的日落。」他說，「而在現場我感到尤為震驚的是，從海面看上去，非洲大陸是多麼的不起眼——就是天邊那麼狹窄的一條深綠色而已，向兩邊無限延展出去，什麼山脈地勢起伏都完全看不出來。」
越是以現代人的狀態身臨其境，就越發敬佩當年航海家之壯勇。沒有地圖，沒有航海圖，航船都靠風帆作為動力，偶然出現的洋流、大風隨時會擾亂航線。那些船又那麼小，只能搭載30～100名船員，甚至與半個多世紀前下西洋的鄭和艦隊比都相形見絀。
敘述性非虛構寫作
克利夫在這本書的創作中使用了一種特殊的寫作方式。他說，傳統的英國歷史寫作，一般只分兩類：嚴肅歷史學術著作或流行歷史小說。而他的風格「介於二者之間」。
「一方面，我當然希望自己的歷史寫作能變得流行，不是只給學者們看，而是讓更多大眾讀者接觸到。但是另一方面，為了寫作而做的那些調查研究是嚴肅的，跟我準備寫一本學術著作的研究方法沒什麼差別。」他說，這種來自美國的文體，準確的叫法是「敘述性非虛構文學」，即基於事實來寫作，但同時需要藉助虛構文學創作中的某些文字技巧。
事實上，在收集完材料、做完調研之後，最難的部分才剛剛開始：如何把歷史事實材料雕琢出引人入勝的故事。這個環節所需要調用的能力與虛構小說創造不相上下。「寫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創造事實。這其實非常困難。因為在完成一本書的過程中，作者常常與書裡的人物朝夕相處兩三年之久，他們遇到某類情況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對某件事會做出怎樣的評論，你知道得一清二楚，卻不能寫出來，因為那都是沒有被史料記載過的。」
這種謹慎的態度貫穿全書。所以讀者不會看到達伽馬在遇險時產生怎樣的心理活動，也不會看到歐洲人與印度人具體的對話內容，一切都嚴格依據被學界證實過歷史真實性的記錄文獻。克利夫認為，一旦開始表達作者個人的感受、想法，那就意味著開始虛構寫作了。所以即便是作出假設，也需要保證自己傳達出來的意思是經得起學術推敲的。
但作者的價值觀還是不可避免地會體現在寫作中。在《最後的十字軍東徵》裡，克利夫就在精心編排的歷史事實當中埋設了自己對葡萄牙人的批評態度：當「偉大航路」被開拓出來之後，達伽馬後面的兩次重訪，對異族施加了極其野蠻而血腥的暴力。這些行為與航海探險的勇氣交織並列，構成了一種歷史的真實。
「15世紀末，軍隊會在佔領敵人的城市時用屠城來示威或慶賀，這有點像是歐洲世界通行的潛規則。那的確是個野蠻的時代，可是達伽馬把這種態度帶去了東方，因此而造成某種黑暗的後果。」克利夫說，「葡萄牙試圖在東方尋找基督教同伴，試圖尋找那個謎一般的『亞洲基督教大國』。許多歐洲人真心相信關於祭祀王約翰的故事，說他的王國擁有歐洲三倍的人口。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段旅程是因為無知才成功的。假如他們事先接觸過哪怕一位來自亞洲的基督徒，可能就不會去那裡。」
《最後的十字軍東徵：瓦斯科·達伽馬的壯麗遠航》
【英】奈傑爾·克利夫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17年5月版
對話奈傑爾·克利夫
現實是如此的瘋狂，比虛構更勝一籌
第一財經：為什麼書名要叫「最後的十字軍東徵」?
克利夫：開始我發現了這個很好的角色、很好的故事，然後是這個故事背後更為深遠的意義。達伽馬的旅程將世界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在英語世界其實他的知名度不如哥倫布，可是他至少是哥倫布發現美洲那個故事的另外一個側面。
在那之前，伊斯蘭勢力要大於基督教勢力，他們控制著葡萄牙、西班牙和北非，還有土耳其，是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因為他們掌握著從中國、印度運送香料貨物到西方去的命脈。達伽馬開創性地繞過伊斯蘭地區，直接到達亞洲，這樣就省去了中間商環節，進而讓歐洲人意識到控制全球貿易是件舉足輕重的事情。那是歐洲開始增強全球勢力的源頭。
當年的十字軍東徵是羅馬教會集結成批的基督教國家軍隊向耶路撒冷進發，這個過程持續了近200年。可是那之後，東徵並沒有完全停止，時不時還會出現一些號召和響應，其中包括海上船隊，他們到紅海、印度洋，阻斷伊斯蘭地區的貿易命脈。葡萄牙當時是個非常正統的天主教國家，並且與隔壁的西班牙始終處於激烈的競爭關係中，於是兩者爭先恐後以教皇的名義進行海上東徵。所以遠航的宗教背景其實至關重要，可以讓這些國家向教皇證明自己做了對的事情。
第一財經：現在人們普遍把地理大發現的動機理解為單純地尋求財富，宗教在其中到底佔有多重的分量?
克利夫：當那些水手在海上航行的時候，常常會發出這樣的祈禱：是上帝帶來順風助力我們完成使命，上帝鼓起了遠航的風帆，上帝派來了洋流拖垮敵人……如果你讀葡萄牙君主留下的文字，他會把自己認作是上帝的棋子，受到上帝的旨意要把基督教傳播到全世界去。當然，你也可以認為這些都是藉口，實際上他們就是想要錢。
可是，單純認為「他們探險的目的只是為了更有錢」，這個想法本身是屬於現代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你真的很難把一個國家財富的多少與他們的宗教生活分開來討論，就好像你無法將國王、教會與國家分開討論一樣。國富民強，他們會認為是上帝對人們虔誠的獎勵。反之亦然。
第一財經：這段歷史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世界的宗教矛盾?
克利夫：如果一切矛盾都只是金錢問題，就會省事很多，是不是?人類的宗教矛盾太複雜了。這段歷史故事會提醒我們，當今社會的宗教衝突其實由來已久，雙方糾纏了十幾個世紀。部分原因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總是在爭奪同一片土地，而且這個問題也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我們雖然處於現代社會，更加文明，但是衝突的某些模式與歷史上並無二致。達伽馬之所以開始這段旅程，有個很具體的目標，就是打破伊斯蘭教國家在中國、印度等地的貿易壟斷，這與當今社會的經濟戰爭極為相似。
不過在我心底裡，寫這本書還抱著一個期待，就是我希望了解作為歐洲人，我們曾經的行為是什麼樣的，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是怎樣看待我們的。寫書的時候我會與非洲、印度的人們談論這個話題，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與我們習慣的大不一樣。
第一財經：歐洲人開啟地理大發現前後不到20年，相比於十字軍東徵的200年，怎樣看待這兩者之間的對比?
克利夫：準備工作很長，而突破時間很短。這件事最好玩的地方在於，歐洲那麼多有實力的大國想著遠航去非洲想了這麼久，最後居然是小小的葡萄牙幹成了這件事。從近一些的地方開始，一點點地走得更遠，不同的船長、不同的國王，之後所有人都要沿著他們開發的路線前進。一點點地堅持，最後成就了巨大的夢想，這一點非常令人讚嘆。最後到達東非、橫穿印度洋，幾乎就是在兩三年之內的事情，的確很快。
無論他們之後在亞洲做了什麼，你終究還是無法否認他們的勇氣。那麼小的船，我是說真的，在幾十年前中國明朝的船隻也曾經到訪過印度，那可是巨大的體量。有種說法是，如果中國當時決定要把印度洋納入自己控制下，那麼葡萄牙絕對沒有機會。可是中國放棄了，以至於讓歐洲的小船能夠乘虛而入。（文/錢夢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