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創造了中國電影票房紀錄的《戰狼2》和會打手語的紅毛猩猩夏特克。
上映三周，《戰狼2》不僅創造了 45 億的票房奇蹟，也成為了一塊「批評禁區」，這種「大一統」式的成功在國產商業片的歷史上還十分罕有。就在上周日，中央戲劇學院老師尹珊珊在她自己的脫口秀節目中批評《戰狼2》的視頻登上了微博熱搜，這期節目和尹珊珊本人也遭到了「戰狼粉」的圍攻。
近年來，已經有很多國產電影嘗試用好萊塢商業片套路拍攝愛國主義題材，但這些電影都沒有達到《戰狼2》這樣井噴式的效果，與《戰狼2》同檔期的《建軍大業》在有一批當紅小鮮肉加持的情況下依然全程陪跑。究其原因，是不是訴諸「弱者認同」的悲情敘事已在年輕觀眾中間失去根基？「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是大國沙文主義還是美式英雄的複製品？
上周，國內外很多媒體都報導了紅毛猩猩夏特克（Chantek）在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去世的消息，新聞背後還有一個他與人類學家琳恩之間的感人故事。夏特克 9 個月時就加入了琳恩的課題研究，在兩人朝夕相處的 9 年間，培養出了母子般的深厚感情，直到有一次，琳恩所在的田納西大學的一名女學生指控夏特克試圖襲擊他，儘管琳恩竭力為夏特克辯護，他最終還是被送回了出生地，兩人被迫分離。在此後的三十年間，琳恩經常去探望夏特克，直到他去世，在琳恩看來，夏特克的晚景十分悽涼：疾病纏身、精神萎靡，而人類似乎是他曲折命運的罪魁禍首。
然而，一些接觸過夏特克的飼養員和心理學家也指出，不僅琳恩對夏洛特晚年的描述嚴重失實，她在試驗中發現和記錄的那些夏洛特看似聰明的行為，也可能是出於自己的一廂情願。在對類人猿進行的行為實驗中，人類尚沒有能力分辨這些看似聰明的舉動究竟是隨機行為、天生本能或對刺激做出的反應，還是確實調動了和人類相同或類似的行為機制。
《戰狼2》的故事發生在非洲，然而令很多觀眾感到疑惑的是，這究竟是哪個非洲國家？開頭的海盜劫船戲份，讓人聯想到索馬利亞之類的東非國家，但東非沒有疫情；以伊波拉為原型的拉曼拉病毒又讓人感覺可能是在西非，但西非又沒有戰亂；目前唯一在經歷熱戰的非洲國家是南蘇丹，但也只有零星衝突；撤僑的部分又似乎在指涉2011年的利比亞撤僑和2015年的葉門撤僑，但前者是海灣國家，後者是北非國家，與電影中呈現的遼闊草原、獅子追車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場景，相差太遠。
這樣模糊的設定似乎恰好反映了不了解非洲的普通中國人通過各種時空錯亂的符號編織出的「非洲想像」。今天，在非洲大陸工作、生活的中國人已經超過百萬，然而普通中國人對非洲的認知，依然停留在那樣一個雜糅了戰亂、瘟疫、饑荒、海盜和原始草原等元素的大拼盤。
微信公眾號「世界說」採訪了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的首席研究院賀文萍教授，在這位從事非洲研究30年、先後訪問過25個非洲國家的「老非洲」看來，《戰狼2》是對非洲刻板理解的一個很典型例子，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並不是真的非洲。
首先，電影中的大反派、反政府武裝「紅巾軍」會突然降臨海灘，不加區別地濫殺無辜，這種野蠻的殺戮似乎更像是恐怖組織行為；而真正的反政府武裝起碼會有明確的襲擊目標。冷戰結束後，非洲大陸上發生過的最駭人聽聞的針對平民的殺戮，當屬 1994 年的盧安達大屠殺，但這是一場胡圖族人針對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行為，雖然導致近百萬人死亡，但使用的卻是砍刀這類冷兵器。好萊塢以此為背景拍攝了電影《盧安達飯店》。《戰狼2》撤僑段落中涉及到的「誰先走，要不要帶當地人一起走」的問題，在這部電影中早有呈現。
除此之外，「紅巾軍」僱用來自歐洲的白人僱傭兵在前線作戰的設定，也嚴重脫離了非洲現實，事實上，在冷戰後，僱傭兵的形式就很少出現的非洲大陸了，更不要說白人僱傭兵。近年來歐洲最出名的僱傭兵是卡扎菲的軍隊，但被招募的多是撒哈拉以南的圖阿雷格族黑人。《戰狼2》的創作者們虛構白人僱傭兵，恐怕是想通過「輾軋」白人的情節來滿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男主角在一家開在貧民窟裡的中資醫院邂逅美籍醫生瑞秋的橋段也與實際情況不符。賀文萍指出，中資醫院一般開在首都或者大城市，其中不太可能出現美籍醫生，至多會聘用本地醫生協助。影片中呈現的在疫區搭起帳篷、難民尋求醫療援助等細節，更像是發生在無國界醫生或紅十字會等國際醫療組織的情景。另外，在伊波拉疫情爆發期間，醫護人員都會迅速就地掩埋屍體，屍體推成小山只會讓疫情傳播得更快。不要說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男主角一夜自愈實屬離奇，男女主角藏身的喀斯特山洞也是不可能出現在非洲草原上——山洞療養後武功更強的想像只存在於中國武俠片中，嫁接到非洲地貌上，顯得非常突兀。
而最具誤導性的信息恐怕是中國護照在非洲非常「好使」，持中國護照可以一路綠燈、暢通無阻。事實上，中國企業家和打工者在非洲多國都遭遇過海關刁難，要求開箱檢查或者拖延敲詐小費等等。在南蘇丹、奈及利亞、喀麥隆等過都發生過針對中國人的綁架事件，綁匪向受害者所在單位索要巨額贖金，甚至動輒撕票。2007 年，位於衣索比亞的中石化石油勘探營地還曾遭遇過反政府武裝襲擊，導致 9 名中國工人和 65 名當地僱員死亡，7 名工人被綁架。
而影片最後海軍艦長下令發射飛彈的情節，則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現實中上演，中國會在和平時期培訓非洲當地軍事人員，甚至成立吉布地軍事基地，但在戰亂時期是極為慎重提供軍事援助的，這部電影也因此引發了許多關於中國如何在非洲使用軍事力量的探討。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評論則指出，如果將《戰狼2》的 50 億票房歸結為「好萊塢商業片程式」加「民族主義情緒勃興」的複合配方的話，那未免想得太簡單了。兩年前的《戰狼》第一部，便是「好萊塢」加「愛國情」試水，儘管反響不錯，也沒有釀成今日如此炸裂的文化現象。在這個逆全球化的時代，《戰狼2》以民族情懷為皮，試圖建立中國特色的自由精神與道德秩序，提供超越西方模板的中國想像和民族認同，才是它真正的力量所在。
《戰狼》第一部與彼時風頭正勁的《葉問》系列類似，是一部精準投放的愛國主義商業片，但是不像《葉問》欲說還休，《戰狼》直截了當地喊出了「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口號，這句口號足夠燃，因為它告訴你，「今天，我們可以這樣回應挑釁」。但是，這句口號也足夠危險，它讓人們對於「復興」的想像重新回到了「帝國」的老路上。
而《戰狼2》在主題上進行了一次有效的自我迭代，它沒有將民族情緒繼續向前推進，而是選擇後退半步，試圖贏得更多受眾的認同。這種「後退半步」的餘裕，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官方的保守克制，在沒有叛軍傷害中國公民證據的前提下，堅決不出兵幹涉；另一方面則回歸到最普世的親情和友情，最後撤離時，將中國工人的非洲妻子和無辜的非洲兒童也帶上了軍艦，這種巧妙的迴旋，讓《戰狼》系列從民族主義的狹隘走向中跳脫出來，贏得了新的表達空間。
評論還指出，傳統套路的愛國主義題材影片之所以在今天頻頻失效，關鍵在於其訴諸的情感模式依然是「悲情主義」與「弱者認同」，雖然晚清以來一百年的屈辱歷史曾是中國形成民族國家認同過程中的寶貴資源，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這種悲情敘事正在年輕一代的觀眾中喪失根基。而《戰狼》系列，正是希望在這個「後悲情主義」時代，重新建構一種集體想像的方式——從「曾是弱者」轉變為「已是強者」。
而在媒體人郭松民看來，《戰狼2》在張揚了中國崛起、在世界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的同時，也暴露出當下中國的種種困局。首先是民族主義困局。郭松民認為，如果說《戰狼1》中的民族主義是「馬戲團式的」，那麼《戰狼2》中則呈現出一種「自慰式的」民族主義。因為冷鋒與白人僱傭軍之間的衝突，實際並不帶有任何民族衝突的性質。白人僱傭軍是沒有任何明確政治訴求、為錢賣命的刑事犯罪分子，他們背後也沒有任何西方國家政府或軍隊的支持。把打敗一個來自西方的犯罪分子想像稱戰勝了西方，這難道不是一種「自慰式的」民族主義嗎？
其次是文化困局，郭認為《戰狼2》其實是一部「香蕉人」電影——黃皮膚的中國演員演出的典型好萊塢故事，吳京扮演的冷鋒就是史泰龍扮演的蘭博的「漢化版」，如果冷鋒是一位值得驕傲的英雄，那麼蘭博就是英雄的英雄，但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真的能讓我們獲得文化自信嗎？影片的票房成功，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力。
會手語的紅毛猩猩去世：曾經風靡學界的類人猿實驗是否是人類的一廂情願？8 月 7 日，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一隻名為夏特克（Chantek）的紅毛猩猩去世了，終年 39 歲。它的死引發了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因為他是一隻命運曲折的傳奇「明猩」。據央視新聞報導，夏特克幾個月大時，就被送往田納西大學做研究，他非常聰明，僅用兩周就學會了美式手語，能夠和人類做簡單的交流，後來他甚至成為了田納西大學的一名註冊學生，與他的人類同學們相處融洽。然而在他 9 歲時，卻發生了一場意外，由於一位女學生指控夏洛特試圖襲擊她，夏特克被強行送回了出生地，並被當成有攻擊性的動物關在鐵籠裡。
1997 年，夏特克被亞特蘭大動物園收養，雖然不用待在籠子裡，但很多報導稱，夏特克的晚年生活也並不幸福，由於陷入重度抑鬱，他常年處於精神萎靡、神志不清的狀態，需要長期服用藥物，還接受過心臟疾病的治療，目前，夏特克的具體死因還在等待進一步的確認。
然而，果殼網發表的評論確認為，對夏特克晚景悽涼的猜測是站不住腳的。據一位曾與夏特克朝夕相處過兩年的飼養員稱，來到亞特蘭大動物園後，夏特克仍在參與很多行為學實驗，這些實驗要求實驗對象精神正常，如果夏特克真如一些報導中所說的那樣，罹患抑鬱症、長期注射藥物，他不可能勝任這些實驗。除此之外，夏特克與動物園內的其他紅毛猩猩也相處很好，他和他的伴侶、一隻名叫 Madu 的母猩猩一起收養了三隻被父母遺棄的小猩猩，一家人雖然沒有血緣關係，卻其樂融融。
夏特克不僅精神正常、性情溫和並且智商超群，他喜歡畫畫，並知道用自己的畫作來交換零食。第一次在動物園接受體檢時，他曾對 X 光機表示困惑，當飼養員用手語打出「照相機」之後，他才恍然大悟，開心地去拍照了，夏特克也是少數幾個能夠在完全不用麻醉的情況下資源配合體檢的大猿之一。由於小時候和寵物貓一起長大，夏特克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吸貓族」，飼養員送給他的貓咪畫冊是他最珍愛的禮物之一。
出生於上世紀 70 年代末的夏特克恰好趕上了美國的一波大猿研究熱潮，很多「明猩」都是在那一時期湧現的。那時，行為主義理論（Behaviorism）在心理學和動物行為學界十分盛行，它認為人腦是一個黑箱，思維是單一維度的白板，包括語言在內的所有人類（和動物）行為都是通過外界的不斷獎勵、懲罰而逐漸習得的。於是，很多科學家試圖通過訓練大猿來研究人類的語言起源和社會演化等課題。
到了 20 世紀末，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逐漸取代行為主義，成為學界主流，人們意識到人的思維是由不同的認知系統構成的，單靠不斷重複學習來掌握語言的研究範式落伍了。大猿研究也變得越來越克制，科學家在研究中會儘量避免與大猿的親密接觸，不僅因為親密接觸會暴露人類的脆弱，增大大猿襲擊人類的可能性，還因為親密接觸會影響大猿的行為，讓觀察到的現象和數據「不自然」。
在現在的大猿實驗中，灌輸技能的人類導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實驗室裡設置的重重關卡——這些難題也符合大猿在野外生活的邏輯——從中人類可以考察他們隨機應變的能力，尋找他們身上存在的認知系統。所以，「行為主義」時代那樣驚人的結論少了，夏特克這樣好看的故事也少了，畢竟科學裡本來也沒那麼多驚世駭俗。
果殼網刊載的另一篇評論，來自哲學、神經科學、心理學混合博士，網友「RDX」，他師從美國最重要的類人猿研究者之一 Povinelli 教授，教授由於無法說服其他持有錯誤立場的同行而鬱郁退休。這一錯誤立場就是：當研究者在野外或實驗環境下觀察到類人猿做出看似很聰明的舉動時，他們會自動排除隨機行為、天生本能或對刺激做出反應等相對「低等」的行為機制，並一廂情願地認為類人猿是調動了和人類相同或類似的行為機制。
這一立場的問題出在第二步，研究者毫無根據地自動排除了其他「低等」的行為機制。在 Povinelli 教授看來，這不僅是人類的自我投射，還源於人類的特殊地位。由於我們默認人類是地球上唯一高等、理性的生物，所以看到類人猿做出「聰明」的舉動，我們會覺得是意料之外；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進化的歷程中，類人猿和人類有著特殊的相似性，因此如果他們有一些近乎人類的表現，我們也會認為是情理之中。換言之，正是由於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類人猿可能有高等認知機制一事，才順理成章地捕獲了所有人的關注。
但是，類人猿究竟是根據什麼具體機制來做出那些看似聰明的舉動，需要通過大量複雜、嚴謹的實驗來證明，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動物和人類的心理認知還十分有限，這導致實驗設計非常困難，研究者採取的往往是一廂情願的態度，通過強行嵌入人際交流，我們仿佛看到類人猿做出了非常合理、符合人類邏輯的反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拿掉人類的活動，類人猿的反應也完全說得通。夏特克的「明猩」神話，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這種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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