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草稿本今安在

[摘要]現存於遼寧省圖書館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本，是目前已知的蒲松齡唯一一部稿本，三百年來，衍生了抄本、刻本、印本、校本、評本等100多種版本。「草稿本」在手稿本之前，可想而知其價值。

《聊齋志異》草稿本今安在

原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現代作家師陀先生著述豐富，美國學者夏志清曾經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將師陀單獨作為一個章節來論述，引發了大陸文壇的「師陀熱」。師陀先生不僅創作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的小說作品，而且還對古典文獻有過深入的研究。1979年曾經在《文匯報》「筆會」副刊發表《雜談〈聊齋志異〉》，一篇短文發表費時三個月，事後又餘波未息，師陀仍然耿耿於心，成為他晚年鬱結的一件事情。

還是先從文本開始說起

1979年7月9日，師陀先生在《文匯報》「筆會」副刊發表了《雜談〈聊齋志異〉》，文章不長，僅有1500多字。此文內容確實是雜談，主要敘述了兩件事情，一是指責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75年6月影印出版《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認為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已經包括了「鑄雪齋」版本，單獨出版「鑄雪齋」版本，「大可不必作此勞民傷財之舉的」。二是提供《聊齋志異》草稿本由姚蓬子在解放初購藏的線索，提請有關部門追查。

1984年7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師陀的《上海三札》，收錄了《蒲松齡〈聊齋志異〉草稿的下落》，寫作日期為1979年4月17日，此文後收錄在劉增傑主編的《師陀全集》第六卷。《師陀全集續編》又收錄了師陀的手稿《雜談〈聊齋志異〉》，寫作日期為1979年4月9日，文章較短，可算是草稿。按時間順序可分為初稿、二稿、發表稿。三篇文章文字互有出入，初稿和二稿的文字及篇幅差別較大；二稿和發表稿，內容基本相同，文字有增刪。《師陀全集》和《師陀全集續編》卷軼浩繁，收錄了師陀的著作、手稿以及來往書信，還選錄了他人的評論、懷念文章等，奇怪的是很容易查檢到的發表稿，卻沒有被相隔九年出版的「全集」和「全集續編」所收錄。

師陀寫作此文最初是應「筆會」副刊主編徐開壘的要求，「承約寫讀書筆記，弟受命後，讀書不少，所得不多。思之多日，無以應命，慚愧甚焉！今有小文，題曰《雜談〈聊齋志異〉》，為準備寫的《新生札記》之一。如蒙錄用想讀寫下去，當然是有所感時才寫下去，絕非新店開張，爛拉僱主也。」（1979年4月13日信）。從信的落款時間看，寄出的應是初稿。稿子寄出後快一個月了，師陀於5月9日寫信索還原稿：「小文《雜談〈聊齋志異〉》寫的欠佳，而且涉及某方面，大概難以安排，又不易處理。那麼我不願使兄為難，請將原稿寄還我吧。」其實，同一天徐開壘已經向師陀寄出了兩份校樣，也陳說了副刊稿擠，又逢節日要刊登紀念文章云云。師陀及時寄出了校樣修改稿，他相當看重這篇稿子，在給徐開壘的信中提出兩點要求：「現在足下既然毫無顧慮，一定刊登，謹將留在手邊的僅有的一份校樣加以修改奉上。不過我首先提出聲明：第一、請按照這份修改過的校樣發表，不要修改；第二、請勿因為我是《筆會》的老投稿人，予以照顧，不能刊登，請將原稿並這份修改過的校樣一併賜還。你我老朋友，決不會『得罪』於我也。」（1979年5月12日信）。

不過，相隔半個月左右，師陀又寫信給徐開壘要討還稿件，他還是想到了此文未能發表的現實困難，對徐開壘表示歉意：「感到自己實在粗心，自稱老朋友，而又不為老朋友設想。稿擠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我應該想到所以一時不能刊出，因為涉及上海的某單位，雖然《鑄雪齋》是四人幫統治時期印的也罷。現在不同於解放以前，各機構互不牽涉，同屬於市委宣傳部領導，出了問題，你是吃不消的。我寫文章而由朋友擔風險，這種事我不能幹。投稿之初，我首先應該為做編輯的設想，而竟不曾設想，應該請你原諒。請你將該文原稿及第二次掛號寄上的校樣檢出退還我，免得你為難，我可以送到外地發表。千萬不要以為退還我的稿子就得罪我了，相反，壓住不發表我是有意見的。我是抱著歉意向你寫這封信的，人貴乎誠實。」（1979年5月26日信）。

《雜談〈聊齋志異〉》的「匯校本」

當年的7月9日，《雜談〈聊齋志異〉》終於姍姍來遲刊登在《文匯報》「筆會」副刊上。其間經歷了應約投稿、索回稿件、再寄校樣修改稿、又要索回稿件另投他處等環節。到底是什麼原因拖了這麼長時間，目前沒有見到徐開壘致師陀信函，其中的理由和線索乏善可陳。現在大致可以推想的原因，是當時的文學創作的主流為「四化路上新長徵」，《雜談〈聊齋志異〉》雖是師陀所寫，卻是雜談文章，只能居於整個版面的中間位置，當時在時間上得以延宕也未可知。

實際上，發表稿仍然保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字樣，說明師陀擔心因為難以發表不是什麼大問題。不過，徐開壘從他編輯角度考慮，沒有按照師陀「不要修改」的想法，對一些情緒化的言辭還是有所刪節。主要刪除了下面兩段：

「那麼影印者是否知道有一九六二年的《匯校匯注匯評》本呢？我想他們知道，而是故意撇開不提，否則他們就不可能為自己閒得發慌而慷此國家人民之慨了。」

「聽說姚蓬子有個妹妹在北京，他的一部分遺書被運往北京，為他妹妹佔有，大部分則歸上海師範學院。果真如此，則建議有關部門追查，務必弄個水落石出。」

徐開壘把後一段話改為：「若是已流散他處，則建議有關部門調查處理。」

師陀接到徐開壘寄送的樣報，無疑是高興的，他馬上回信表示感謝。但是他沒有忘記被刪改的部分，「請將我校過那份校樣寄還我何如！這並不影響貴報保存『檔案』，因為所刪部分正是我校入部分」。（1979年7月11日信）。

1984年7月，師陀出版了散文集《上海三札》（寧夏人民出版社），收錄了《雜談〈聊齋志異〉》一文，並做了較大的改動，首先把題目更改為《蒲松齡〈聊齋志異〉草稿的下落》，又增補了發表稿被刪節的部分。他在本書的《跋》中寫道：「《蒲松齡〈聊齋志異〉草稿的下落》原題為《雜談〈聊齋志異〉》，為著使有關領導注意查找這部草稿，我改成現在這樣的了。寫這篇跋文時我又後悔多此一舉，這篇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出來已經過去好幾年，始終沒有得到反響。」接下來又是一段情緒化的表述。

現在，對師陀寫作發表《雜談〈聊齋志異〉》的真正用意，可以理出些頭緒了。他指責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75年6月影印出版《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而難以發表的擔心已經過去，況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79年又影印出版《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可以說，師陀的文章中心是在追查《聊齋志異》草稿本上，也許當初寫作時就是為了這部記掛了二十多年的「草稿本」。

1985年3月，樓適夷先生收到《上海三札》贈書後，連續三次致信給師陀，對「草稿本」表示關切，「我認為您這發現很重要」。同時提供線索，如姚蓬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妹妹，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過《聊齋志異》手稿本等等。師陀回信說：「原來《蒲稿下落》是經（給）文化和文物領導看的，由《文匯報》1979（年）刊出，不料我們的文化和文物領導對『蒲稿』至今無人過問。」師陀在信中還講了一個故事，他曾經在參觀巴金書刊著作展覽時遇到過一位上海專管文物的副主任，說自己發現了蒲松齡《聊齋志異》草稿本，領導問是否最近山東發現的？師陀說我1979年就發表過文章了。兩人的對話南轅北轍說不到一塊兒，師陀最後掃興而去。

在《雜談〈聊齋志異〉》一文中，師陀用了很長篇幅回顧了發現「草稿本」的經過。解放初，師陀在上海的三馬路看到書商在出售「草稿本」，「內容與通行本不同，很多篇只有開頭，個別的篇目兩樣，而最重要的是全書幾乎每篇都經過大段刪改，無論原稿或修改部分都是蒲松齡的親筆真跡。而且一筆一划，毫不草率」。老闆開價大洋一百元，師陀當時並不寬裕，只能望「洋」興嘆。但是過了一個多月後再去看時，說是已經賣給姚蓬子了。師陀與姚蓬子有過文字因緣，他趕到姚蓬子家對他說這是一本蒲松齡的原稿並且是「草稿本」。但在「大老闆」姚蓬子看來，由於未鈐蒲松齡的印章，價格又太便宜，所以他對師陀的說法並不認可。

《聊齋志異》草稿本今安在

師陀曾經創作了許多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曾經相當投入地研究考證了松江歷史名人蔣平階的生平和詩文集。他知道《聊齋志異》草稿本的價值，因此他對發表文章以來沒有得到反響的狀況感到憂慮，甚至感到憤怒。以師陀的學識，相信他對《聊齋志異》草稿本應該不會看走眼，如果真有「草稿本」存世，套用一句俗話，「那是不得了的事」。現存於遼寧省圖書館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本，是目前已知的蒲松齡唯一一部稿本，三百年來，衍生了抄本、刻本、印本、校本、評本等100多種版本。「草稿本」在手稿本之前，可想而知其價值無可估量，於此就能理解師陀在文學創作、社會活動之餘，對這部「草稿本」幾十年來念茲在茲又無可奈何的心境。

不清楚當時及以後有關部門是否進行過追查，至少現在《聊齋志異》草稿本未有露出水面。由整理書信、梳理「雜談」文本進而關心《聊齋志異》草稿本的下落，筆者對「草稿本」進行了一次粗線條的「田園調查」，首先，翻閱目前通行的各種版本，其次，研讀相關論文；再次，尋找有關書證和實物。

樓適夷先生在信中說姚蓬子曾經將古籍藏書借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刷出版，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聊齋志異》手稿本。目前所能查到的是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於1955年9月出版過《聊齋志異》手稿本，即1948年在東北農村發現的半部手稿本，目前已是束之高閣享受珍本的待遇了。

葉永烈先生在作品中提到姚蓬子的相關情節：姚蓬子1963年到上海師院中文系兼職，主講《中國小說史》。1967年3月，被師院紅衛兵審查馬上又受到保護。1969年姚蓬子患肺癌去世，姚妻即搬到康平路姚文元家居住，當時即把姚蓬子眾多的藏書都搬到了姚文元家裡。

姚蓬子的這批藏書在「文革」後有可能被有關部門接收控制，也可能被其妹妹處理。但是，師陀關於大部分藏書都歸於上海師院的說法，目前沒有實物可以證明。筆者查閱了上海師範大學（即原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古文獻館藏，請教了原中文系資料室老師，都沒有查到姚蓬子贈書，檢索學校檔案館姚蓬子贈書信息，皆付闕如。又調閱華東師範大學（1972年5月-1978年5月曾經與上海師院等院校「五校合併」）圖書館古文獻目錄，同樣沒有相關信息。

《聊齋志異》草稿本成了一起難以破譯的懸案，但是只要藏身於公家的藏書機構，應該會大白於天下。肇始於2007年的全國古籍普查工作，湧現了許多善本珍本，參與其事的人員都是古文獻專業的博士碩士，不會遺漏如此珍貴的「草稿本」。但是，如果已經散佚或者損毀了呢？

讓我們記住師陀在《雜談〈聊齋志異〉》最後寫的一段話：「這是我所知道的流傳下來的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唯一手稿。絕對不能聽其湮沒，或被蟲蛀鼠齧，以致毀滅。」1980年10月8日，師陀寫了一首詩《頌蒲公松齡》：傳奇久衰宕，忽然有蒲丈。操持如椽筆，笑罵皆文章。曾撰聊齋志，萬代實無雙。君等畫狐鬼，各具人間相。遠勝李娃傳，何足論黃粱。用以教後人，一一歸於上。歸於上兮復如何？作仁人兮永不讓。

《聊齋志異》草稿本今安在？面對師陀先生如此深厚濃重的文化情結，我們何以告慰於他在天之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