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經濟觀察報·書評》劉軍
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歷史》一書中，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歷史學家、曾任阿姆斯特丹約翰·亞當斯研究所所長的蕭拉瑟（Russell Shorto），講述了阿姆斯特丹自13世紀從一個小漁村直到當代的歷史，揭示了這座「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所代表的自由精神曲折起伏的發展進程。
17世紀歐洲宗教戰爭期間，阿姆斯特丹是宗教異端人士的重要避難所；其寬容、自由、多元的價值觀，使其成為出版啟蒙運動書籍的出版中心；在阿姆斯特丹首創的聯合東印度公司，則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國股份公司，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第一個期權市場——這些構成了日後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20世紀末，阿姆斯特丹以容忍大麻咖啡館和性交易非罪化而舉世聞名，但阿姆斯特丹的多元文化傳統也成為戰場：2004年，一名狂熱分子殺害了電影製作人提奧·梵谷，引發阿姆斯特丹市民與當地穆斯林社區的緊張關係。
今天的阿姆斯特丹，則逐漸從社會自由主義的傳統願景，轉向資本主義「雅皮士」：剷除棚戶區，縮小紅燈區，以優惠的稅收條件吸引跨國公司……與當代風雲激蕩的全球社會一樣，當代阿姆斯特丹也正在經歷著巨變。
唯一的聯邦共和國、第一家股票交易所16世紀時，尼德蘭低地國家獨具的特質——不基於封建體系、靠買賣資產與攜手促進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社會——催生出世界上第一個跨國公司：聯合東印度公司（荷蘭語縮寫為VOC）。
聯合東印度公司是一個開創歷史先河的獨特的聯合體：它是一家私人股東發起、受到政府特許和保護、接受政府監管的私人營利性公司。它有權力、更有義務為保衛荷蘭共和國發動戰爭；有權建造並維護軍事要塞，有權利用這些要塞迫使外國人與其進行貿易；還有權與外國政府磋商並締結條約。
歷史學家喬納森·伊斯雷爾指出：聯合東印度公司是一個獨特的政商機構，世界上其他地方無法仿效，因為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聯邦共和國，是一系列市鎮自治政府的集合，致力於促進貿易、工業的發展，手裡還握有強大的海軍力量。
VOC誕生以後，憑藉著迅速擴張的全球貿易，把世界連接到了一起，也重塑了整個世界。它把歐洲引入亞洲和非洲，又把亞洲和非洲帶進歐洲；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程度散播疾病，製造奴役和剝削——VOC總共把超過一百萬歐洲人運送到亞洲，把250萬噸亞洲產品運回歐洲，是其最大的競爭對手——英國東印度公司總貨運量的4倍以上。它用武力接管不屈從於其意志的王國，任命公司官員為島嶼的統治者，還曾屠滅某些族群。
VOC鑽研出許多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原則。它把日本的銅和銀運往中國，用貿易所得購買絲綢和瓷器，再賣到東印度群島換取香料，最後將香料運回歐洲。它讓瓷器、咖啡、茶等成為西方人的日常用語和居家生活的一部分。VOC在全球貿易領域的武力擴張，讓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對商品外銷產生了依賴。安納託利亞的牧羊人、印度人、中國人、印尼人，紛紛從本地耕種者轉變成為全球貿易網絡的參與者，把胡椒、肉桂、象牙、絲綢等銷往世界各地。
荷蘭海上運輸的擴張，同樣影響著歐洲：波蘭的種糧者，斯堪地那維亞的鐵製品及焦油加工者，法國的葡萄生產者，西班牙的食鹽精煉者，也被荷蘭人帶入了全球貿易網絡。
這一切不僅涉及運輸系統的建立，更涉及保險、貯存和加工系統的優化對全球貿易網絡的保障。阿姆斯特丹人想方設法培養歐洲市場對咖啡、茶葉和菸草的依賴，常常採用極其現代的營銷方式，開啟了現代消費主義，而消費主義恰恰是自由主義的一個促成要素。
VOC雖然在海上貨運和商業交易方面成績斐然，但它對世界最大的影響——對自由主義的發展最為深遠的影響——卻是在金融領域：VOC在阿姆斯特丹孕育出了現代世界的基石之一——證券交易所。
1602年4月1日，大批阿姆斯特丹民眾湧入水壩廣場附近的一所私人住宅——VOC創始人之一迪爾克·范歐斯位於內斯街的家。接下來的5個月裡，範歐斯貢獻出他的房子，供購買VOC股份的人辦理相關手續。先後有1143人在VOC的阿姆斯特丹辦事處購入了價值3679915荷蘭盾的股份，佔公司總股份的57%。
VOC的一個特點是恆久性：在此之前，公司的組建都是圍繞一次特定的商業冒險募股籌資，並在冒險結束後就解散；而VOC卻延續了下來。儘管它最初只獲得了21年的許可，但後來常年獲得更新。VOC的恆久性意味著，投資者並不是將錢投入某次遠航，而是直接投入公司本身。它還涉及一項意義更為深遠的創新：股份持有人可以把股份賣給他人。
原始股售罄後，幾乎一夜之間，後繼交易市場就拉開了序幕。蕭拉瑟強調指出，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革命性創新在於，它是世界上第一家銷售公司股份的市場——二級證券市場。公司的股份可以轉賣，創造了金融交易空間。金融市場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迅速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載體。
從現代意義上看，基於公司股份的股票最能代表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股票交易市場，是阿姆斯特丹人的首創。阿姆斯特丹在發展自由主義方面的領頭人角色則表明，個人與社會處於互動的「共舞」之中，共同分擔風險的願望，帶來了世界上第一家跨國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阿姆斯特丹的斯賓諾莎蕭拉瑟在該書中給了斯賓諾莎不少篇幅。斯賓諾莎是體現著現代思想的哲學家，是最早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之一、民主思想的早期倡導者。
1632年，斯賓諾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猶太人社區。蕭拉瑟指出，成就了斯賓諾莎的，恰恰是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這個允許各種自由主義思想和勢力生根發芽的地方。
1656年，斯賓諾莎受到阿姆斯特丹猶太教會的「絕罰」，被革出教門。斯賓諾莎遭此「絕罰」，既有他挑戰猶太教陳腐教義的原因——他辛辣地嘲弄猶太教的「上帝選民」觀念，批評宗教的附屬品聖書、戒律等，認為那些「荒謬至極」；也與他在經濟思想上支持自由貿易有關。
阿姆斯特丹作為自由貿易的典範，所取得的商業成就很令斯賓諾莎自豪。但他也看到了人類與資本主義「第一次接觸」的陰暗面。在聯合東印度公司和其姊妹公司西印度公司不斷積聚權勢的過程中，這兩個巨無霸扼殺了無數的小企業，陷入困境的斯賓諾莎家族企業可能是其中之一。壟斷企業日漸賺取超額利潤，而破產者不斷陷入貧困。斯賓諾莎由此認識到，資本主義儘管效率無窮，卻也是一架需要監管與控制的無情機器。
斯賓諾莎贊同呼籲關停、終結超大貿易企業的共和主義者，他們認為VOC這樣的壟斷企業違背了自由貿易的原則，已經成為荷蘭人民利益的威脅。但是，當時的猶太社區長老與荷蘭政府中的保守派結盟，進而與大型貿易企業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地位顯赫的猶太人大多是VOC的投資者，斯賓諾莎敢於攻擊VOC這樣的壟斷企業，自然被猶太長老視為害群之馬。「絕罰」斯賓諾莎，正是為了維護猶太社區保守勢力的宗教正統權力和經濟利益。
斯賓諾莎對於絕罰的反應，也非常耐人尋味。他本來有權提起上訴，但他放棄了。斯賓諾莎說，「這樣更好，我樂意踏上新的道路」。他一聲不響地離開了猶太社區，去找尋新的人生意義。
斯賓諾莎從阿姆斯特丹搬到了萊茵斯堡的一個社友會社區，後來又搬到海牙市郊的村莊。他打算獻身於17世紀歐洲的新事物：一種基於理性的宗教——他決定投身於荷蘭的自由主義事業，並為此而內心喜悅。
斯賓諾莎認為，他的使命便是向世人揭示，自由不是對秩序的威脅，反而是社會治安與信仰虔誠的必由之路。他在當時堪稱驚世駭俗的「地獄之書」——《神學政治論》中，把宗教神學剔除出政治領域。斯賓諾莎在該書中破天荒地提出：政治的基礎應該是個人自由，民主政體是所有政體中最自然、最與個人自由相協調的形式。
斯賓諾莎做出這一判斷的現實典範，就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空前繁榮是自由結成的果實，因為在這個欣欣向榮的省份，和這座最為繁華的都市，宗教與民族各異的人能夠以最為和諧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他寫道。
當代研究者認為，斯賓諾莎是第一位現代猶太思想家，也是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創始人。斯賓諾莎是一位積極參與政治的理論家，他倡導並體現了一種新的個人解放思想，是一位對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等多種運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思想家。斯賓諾莎是第一個把猶太人和猶太教的公民地位(後來被稱為「猶太問題」)，作為現代政治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著名思想家。他改造猶太教，納入了自治和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他把猶太教的「彌賽亞預言」轉變成進步的歷史哲學,使用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理論語言，捍衛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和現代商業共和國。斯賓諾莎對於宗教寬容和理智自由進行了最有力的辯護，力證它們是政治穩定和自由政體的必要基礎。
1677年，44歲的斯賓諾莎離開人世。「阿姆斯特丹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在他人的鄙夷與侮辱中黯然離世，和他一起離去的，還有自由主義本身。」蕭拉瑟寫道。
前景未卜蕭拉瑟還以倫勃朗、笛卡爾、威廉三世等歷史人物的思考和際遇為例，揭示了阿姆斯特丹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於現代世界的深遠影響。
倫勃朗在阿姆斯特丹完成了《蒂爾普大夫的解剖課》之後，在阿姆斯特丹一夜成名。市民們趨之若鶩，爭相請他畫肖像畫。蕭拉瑟認為，倫勃朗為阿姆斯特丹市民所做的肖像畫，不僅是藝術史上不朽的傑作，而且體現了自由主義的本質和精髓：個體性和個人概念的出現；自我意識的產生；自由行事、自由建立事業、自由改變身份和地位的權利。
倫勃朗時期個人肖像繪製事業的崛起，與荷蘭人的新觀念有關：他們正在以全新的、個人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社會身份，徹底擺脫舊制度的限制，再也不受君主、教會的束縛。
笛卡爾幾乎與倫勃朗同時抵達阿姆斯特丹，其後五年一直住在這裡。笛卡爾評價阿姆斯特丹不吝讚美之詞：「世上還有哪個國家能給你如此徹底的自由？讓你帶著如此少的焦慮入睡？讓軍隊以隨時保護你的安全為第一要務？或者擁有如此少的投毒迫害罪行、叛國投敵行徑與污衊詆毀的行為？」
1688年，荷蘭執政威廉進軍英格蘭，加冕為英王威廉三世，成就著名的「光榮革命」。蕭拉瑟認為，此前的一個世紀裡，英國借鑑、吸收了大量荷蘭文化的元素，尤其是其宗教寬容、容忍多元的價值觀。到1688年，英荷兩國在文化、知識和政治上聯繫緊密，以至於威廉的入侵看起來像是一次自發的合併。
英國的金融現代化和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擴張，是威廉入侵英格蘭帶給英國的饋贈。歷史學家認為，此事更大的意義在於，絕對君主制在不列顛的絕跡、君主立憲制的興起以及議會主權的確立。
整個17世紀，阿姆斯特丹幫助散播的自由主義思想——資本主義、宗教寬容、世俗主義、民主政治——由荷蘭海岸傳到英國，滲透進英國人的觀念與意識之中。英國人又使用這些思想材料，構築了自己的帝國，並借著不列顛帝國的擴張，將其傳遍了全球。當然，對於蕭拉瑟的這個觀點，有論者認為，他把歷史影響的因果關係單一化和絕對化了。
蕭拉瑟在書中總結說，阿姆斯特丹是把個體看得比任何制度或機構都要重要的現代觀念的誕生地，是「以人為本」觀念的搖籃。阿姆斯特丹所體現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宗教自由、公民權利、自由貿易、立憲政體、民主選舉——是西方民主國家最珍視的文化遺產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荷蘭人精心打造了一個新的體制，將社會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兩大流派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個由資本主義提供不竭動力的社會福利國家。
今天，荷蘭在依然保持著其寬容、自由、多元的基本價值觀的同時，也開始受到「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困擾。其解決之道，是固守「文化多元主義」的寬容、自由、多元之道？還是如某些批評家所說，需要更加積極地恢復啟蒙理性的「現代性工具」，以對抗和清理各種極權、極端思想和勢力？
蕭拉瑟對此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在結尾處寫道：阿姆斯特丹的歷史過於獨特，使它走上了迥異於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個人自由之路。很多人相信，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未來之路並不明確。
蕭拉瑟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只佔世界的一小部分；國族建構的民族主義歷程，未必有利於自由民主制度的輸出和建立。他引用福山的觀點，指出那些將個人自由視為根本價值、政府權力受到制約、對民眾負責的自由社會，正面臨著那些相反傾向的國家制度的挑戰，並且有可能在「制度競爭」中失敗。
阿姆斯特丹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制度的前景如何，在當今反全球化、反普世化的全球性分裂、對立和喧譁中，仍然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