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最流行、最強勢的語言恐怕不是漢語，而是英語，因為象徵著教養、身份、職業等等。然而，英語這片「林子」也不小，有美國英語、英國英語、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甚至是日本英語和歐盟英語，不是每一種英語都受人追捧。
如果你問國人，我們應該學習什麼樣的英語，答案十有八九是標準英語。對於那些不「標準」的英語，則冠之以「中國式英語」或Chinglish，將它們斬盡殺絕。標準英語受到國人的如此厚愛，許多人將它歸因於標準英語所具備的「心靈美」，說它語音優美，形式簡單，表達豐富。其實語言沒有優劣之分，任何一種語言在表達本土文化的時候都是充分的、完美的，但為什麼中國人對標準英語卻情有獨鍾?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點都不能錯
標準英語至少有三個版本，早些時候等同於「皇室英語」(Queen’s English或King’s English)，後來指英國的「公認發音」(ReceivedPronunciation)或美國的「普通發音」(General Pronunciation)。這些英語變體經過長時間的演化，發育充分，形態穩定，又經過語言學家的詳盡描寫，因而被看做是英語的藍本。標準英語的使用者在英美兩國只佔總人口的3%—5%，大多來自皇室、教會、貴族、政府高層和社會精英，可謂「人少勢眾」。語言喜歡「傍大款」，正是因為使用者的背景，標準英語才能夠威風八面，才能把別人當做矯正對象，並且通過矯正別人牢牢佔據價值判斷的制高點。
以糾天下之錯為己任的標準英語在中國是何其風光!它盤踞在由幾億英語學習大軍堆疊成的金字塔頂，居高臨下地驅使著芸芸眾生向上攀爬，卻極少給他們成功的機會。在標準英語的薰陶下，國人養成了一種「潔癖」。無論是聽的、說的，還是寫的、讀的，都十分講究語言的「正確性」。一旦講或寫得不合語法，就覺得特沒面子。一旦聽或讀出別人的「錯誤」，便認定對方的語言能力有限。結果中國人的英語被加工、雕琢成玲瓏剔透的「藝術品」，精巧有餘，自然不足。中國的英語工作者，無論自己的水平如何，都習慣於糾錯，這幾乎成為一種條件反射般的自我保護措施。國人對英語既嚮往又敬畏，一方面想通過英語獲得成功，另一方面又絲毫不敢冒犯標準英語的金科玉律。許多人乾脆自緘其口，從而成就了一代人的「啞巴英語」。
筆者參加過多次高考閱卷工作，充分領教過閱卷教師對英語標準的堅守。英語作文考察的是學生的綜合語言能力，而在這些老師的眼裡，它只代表學生的語法能力，一篇分值為二十五分的作文，只要出現了類似「he go」之類的錯誤，得分絕對不能超過二十分。其實，這也怪不得閱卷老師，《閱卷標準》上明明白白地規定，一檔和二檔的作文「語法幾乎無誤」，而像he go之類的句子，那是「老師很生氣，結果很嚴重」的。
對學生如此，對那些已經「出道「的人又如何呢?水均益的英語「賊溜」了吧，可不時有「專家」指出其語言中有許多不規範的地方;李湘在主持電視節目時，說了幾句英語，其中有一句是「Which one you want to choose.」結果遭到網友惡評。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內網友多持指責態度，但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荷蘭的國外網友則全部持支持態度，認為這樣的英語再正常不過了。挑水均益等人的刺也就罷了，因為他們畢竟代表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可我們連貴陽街頭的乞丐也不放過。一位老兄突發奇想，決定用英語當街乞討，結果被別人逮個正著，說其英語存在著許多錯誤。電視上看到，某市工商局為了規範街頭上的英語招牌，專門請了幾位外國留學生一起沿街巡查。當他們來到一個WC的標示牌前的時候，洋人說在人家國家，廁所不叫WC，而是叫toilet 或resting room，如果叫WC，外國人會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地方。於是，上來一人便摘了牌子。筆者感到納悶，WC就像PK一樣，是中國人對英語的貢獻，中國人之間經常會說「去一趟WC」，這跟外國有什麼關係?如果說他們不知道WC是幹什麼的，那麼，這位留學生怎麼知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幾乎在任何一個城市，都能看見缺胳膊少腿的漢語招牌，它們似乎很少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也許有人要問了，我們使用任何一種語言的時候都要遵循一定的規範，難道英語就不講究規則了嗎?難道我們看到國人把童子雞譯成「沒有性生活的雞」(a 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把貴陽譯成「昂貴的太陽」(Expensive Sun)，能無動於衷嗎?當然不能，可問題是我們強調規則的目的是什麼?對規則如何把握?如果我們使用的英語不僅篡改了事物的本來屬性，還弄得外國人一頭霧水，達不到交際的目的，確實應該規範;但如果我們的英語雖然不符合標準英語的規則，但也能「你知我知大家知」的話，就沒有必要吹毛求疵了。語言說到底是用來交流的，只要它能傳情達意，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於形式上的規範，「爛」一些又何妨?英語也在「以發展求生存」，即使國內當今最「標準」的英語權威，面對中古英語的時候，很多人恐怕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英語如今能成為世界通用語，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系統，能夠不斷吸收一些外來用法。遵循規範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規範高高地供奉起來，讓人們不敢輕易使用這種語言，那麼，它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
凡事整點「標準」的
對英語形式的偏好是標準英語情結在第二個層面上的體現。遇到具體情況，總想「整」點標準的。奧運吉祥物「福娃」曾經被蹩腳地翻譯成Friendlies。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的吉祥物是「虎娃」，韓國人沒有把它翻譯成Tiger Boy， 而是按照韓語發音翻譯成Hodori;一九七六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會的吉祥物是「海狸」，組委會沒有使用現成的英語詞彙Beaver，而是選擇了一個體現加拿大文化屬性的印第安詞Amik。我們的「福娃」為什麼不能翻譯成Fuwa呢?它既體現了「福」字的文化內涵，又發音簡單，容易上口，理應被外國人接受。而我們卻牽強附會地把它譯成Friendlies，大概是在標準英語的詞典裡能找到這個詞的緣故吧。中華民族的圖騰是龍，可long 硬是沒能進入英語，而dragon卻成了龍的象徵。豈不知在西方文化裡，dragon是一種兇猛殘暴的怪獸，於是網上爆出有學者提出改變我們的圖騰。還有人提出以「中國龍」(Chinese Dragon)取代Dragon，以做到「善惡分明」。換了頭的掃帚還是掃帚，無論是什麼龍都是龍，恐怕都難以抹去人家心頭的「陰影」。
這種蹩腳的翻譯還可以舉出很多，「炕」進入英語變成了bed(床)，「稀飯」成了porridge(粥)，「包子」成了 a kind of beamed pun with fillings(一種蒸出來的帶餡的饅頭)。餃子是一種地道的中國食品，可有些詞典中，它被翻譯成一種義大利食品ravioli。 對此杜瑞清和姜亞軍等(《外語教學》2003:39)發出質問:「英語既然能接受樣子奇怪的ravioli， 難道就不能容忍jiaozi嗎?」其實，英語無法容忍的不止jiaozi。 noodles相當於中國的麵條，筆者在日常交往中所遇見的老外都管麵條叫noodles， 可國人在美國的超市裡轉了一圈之後發現，人家根本沒有noodles這個東西，麵條的英語名字是pasta 或者spagheti，而這兩個詞好像也是從義大利語中淘出來的。 「二胡」原來被翻譯成Chinese violin，但這種傳統的中國樂器與小提琴風馬牛不相及，後來還是被音譯成erhu;Tai chi(太極)進入了英語，可我們硬是要把它趕出英語詞彙的行列，用shadowboxing代替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近年來英美出版的詞典裡卻毫無例外地收錄了Tai chi這一音譯詞。「氣功」一詞在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版的《漢英詞典》中有兩種譯法:qigong 和a system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一套深呼吸的體操)，一種音譯，一種意譯。令人不解的是，外研社一九九七年版的《現代漢英詞典》中竟沒有收錄這個詞條。想必編譯人員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翻譯成qigong，英語中沒有這個詞，有杜撰之嫌;要是翻譯成a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那又和「月季是一種植物」的詮釋沒什麼兩樣，這顯然會讓人懷疑編者的能力。所以，最安全的辦法就是認為這東西不存在。
以上現象的出現，顯然不能簡單歸咎於譯者能力有限，他們中不乏精通英語的學者，但為什麼還是出現這樣的翻譯呢?答案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姜亞軍在《為跨文化交際設路障》(《讀書》，二○○○年十月期)一文中就談道:中國人喜歡意譯而忌諱音譯，每次遇到一些中國特有事物時，總想方設法把它「弄」成英文，即使在英語裡找不到的也要「靠」一個。正是這種「傍」英語「大款」的心理使得我們一切從本本出發，標準英語裡有的就是正確的，沒有的就是錯誤的。所以，一些代表中國特有事物的詞彙，一旦進入了英語，要麼「缺心」，失去了它的本質特徵，要麼「少肺」，變得功能不全。反觀外國人在這方面則「隨意」得多。guanxi (關係)、hukou(戶口)等詞都是先從他們的口中講出來，然後才進入了英語，甚至連「繞口令」、「相聲」等有固定英語對應的詞彙他們也用音譯。「師傅」想必應該翻譯成master或者什麼的吧?但在《功夫熊貓》中，它就是shifu。
《文摘周報》(2007年3月6日)報導：中國由於經濟增長的影響，現在對英語的衝擊比英語國家還大。「全球語言監督」機構主席帕亞克說，一九九四年新增的英語詞彙中，中式英語貢獻了5%到20%，超過任何其他來源。這些「中式英語」的詞彙大部分就是通過音譯手段進入英語，並被廣泛接受的。這本來是在世界交往中傳播中國文化、擴大中國影響力、提升民族自信心的一種極好手段，只可惜它現在「牆內開花牆外香」，外國人樂意接受，而中國人卻不領情。
不入他鄉，也隨他俗
標準英語情結的第三個表現層面就是對英語所代表的價值觀的一味適從。語言學家有一種近乎天然的情愫，總想以一種「科學」的方法研究語言。當然，語言有其科學的層面，但從本質上來講，它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文化不可能不受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生存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所以，語言這東西看似客觀，卻「內置」有豐富的文化習俗、道德情趣和價值判斷。標準英語經過一千多年的「開發」，從發音到詞彙，再到語言行為方式，都被賦予了充分的價值內涵，體現著標準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標準英語就是標準文化、標準人，是可能導致他國文化城池淪陷的特洛伊木馬。
語言是文化，要想學好標準英語必先學好英美文化。這幾乎成為國內學者和教師的共識。某位外語界權威認為:文化教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學生跨越自己的文化，以目標文化成員的方式看待事物」。事實上，我們對自己文化「跨越」得如此乾脆，以至於中國的英語教學沒有中國，學生所接觸到的材料與他們的現實生活無關，表述的全部是英美國家的風土人情，這甚至被當做教材編寫過程中判斷語言材料「真實性」的重要標準。儘管學習內容與現實生活相差十萬八千裡，但我們所學、所用、所思必須是西式的。如何克服本土文化的「幹擾」，更好地適應目標語文化甚至成為外語教學領域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相關的論文在外語類學術期刊上隨處可見。這樣的英語教學培養出來的對自己文化一知半解、卻能「以目標文化成員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下一代能真正勝任跨文化交際嗎?這令人懷疑。誰知道他們會不會把我們修建青藏鐵路看做是對藏族的漢化，把我們打擊「東突」恐怖勢力看做是侵犯人權，把中國的發展看做是對世界的威脅?這是外語教學決策者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當今，英語全球化給其他國家所帶來的「文化入侵」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許多國家都在探討促使英語的本土化，將英語同它所承載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剝離開來，使其成為表述本土文化的工具，這意味著各國的英語使用者已經成為英語的新東家，正在創造性地使用英語，從而導致了各種各樣具有地區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英語變體的出現，這其中就包括日本英語、歐盟英語等外語型變體，它們和其他母語型變體和二語型變體一道獲得了平等的學術地位，並且被使用者認同。在各國英語紛紛「獨立」的今天，連英國女王都知道，標準英語不再母儀天下了，而中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