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敏明
我的一家似乎都跟天主堂有著某種聯繫。外公外婆都是天主教徒。早年，外公還念過上海教會辦的上海滬江大學。媽媽雖然從來沒去天主教堂做過禮拜，但她小時是受過洗禮的。特別有意思的是，在我十歲那年，我居然還搬到了天主堂，在那裡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是1972年，由於老住所要拆掉建電影院，政府便讓我們家在天主堂的內院空地上建一個四十平米的平房，供一家五口暫住。從搬進天主堂的那一刻開始，此地便成了我一生的記憶。
那時，聽外婆說，天主堂建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是一位法國神父主持建造的。我外婆口中，老底子的天主堂是很美的，禮拜堂建築風格為哥德式，用羅馬式柱承託穹頂，非常華麗。禮拜堂的大窗戶用的是法國進口的五彩玻璃，伴隨著讚頌上帝的歌聲，日光在玻璃上輕巧地跳動，編織起一條又一條的彩虹。當年天主堂的院子裡面，還有許多混磚結構的歐式房子，房子前後夾雜種著竹子，風一吹，竹影婆娑。穿著黑衣掛十字架的神父和嬤嬤從房前走過，有一種奇特的神秘感和聖潔感。
天主堂佔地近十畝，我們到那裡時，此處已經是個大雜院了，一派人間煙火的景象。大門進去，右邊是早已荒廢的禮拜堂，其它地方都是生活圈。剛住進去時，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過去只能從外國電影中看到的尖頂和閃著五顏六色的玻璃的窗戶就在眼前。小孩天真無忌，總想跑到裡頭去看看，這光怪陸離的玻璃窗後面到底隱藏著什麼。
那時的天主堂院子內，已密密麻麻地建了幾十間平屋，加上天主堂原有的房子，裡頭總共住了百餘戶人家。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幹部、軍人、警察、醫生、小商販、剃頭匠，等等等等，就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成了個小社會。孩子們四處奔跑，木頭的樓板被踩得吱吱作響，年久失修的房子，四處漏光，那些光中，塵土清晰地飛揚。夏天，家家戶戶都會到院子裡乘涼，有的吃西瓜，有的躺在竹椅上睡覺，有的聽收音機，婦女一般都會搖著草蒲扇，小孩都會圍著大人轉，雖然都在院子裡，但大家都少有交流，似乎相互間有著某種防範，做事說話都小心翼翼有分寸。
在我的印象中，院子裡住著一個壯年人，五大三粗的，平時靠擺地攤賣膏藥挖雞眼為生。他挖雞眼時，小孩兒們經常圍觀，只見他操著一把鋒利的鐵刀，一刀下去鮮血四濺，引得大家一陣驚呼。天主教堂門口邊房，住著一位賣電影票的阿姨，矮矮胖胖的一張笑臉。那年月賣電影票很是吃香，我家就經常託她買票。記得《少林寺》剛上映時，一票難求，我的票就是她幫忙買的。我家後門還住著一對醫生夫妻，都畢業於知名的醫學院校。先生是當年寧海最好的外科醫生，寧波人，講話輕輕腔，動作文縐縐。妻子則是內科醫生，上海人，穿得洋氣，言語嗲聲嗲氣。醫生夫婦待人和善，口碑很好。家裡還住著男醫生的老母親、老父親，二位老人都文質彬彬，平時，深居簡出，據說老母親以前是外語教授，老父親則是外交官。文革後期，兩位老人先後去世，去世時鄰居均不知，待醫生夫妻戴黑袖套出現，方知老人已故去，喪事辦得簡單得離奇。天主堂院內還住有二位軍人，一位是縣人武部的參謀，家裡養著二個漂亮的女兒，都笑靨如花。另一位是縣人武部的秘書，戴著副眼鏡，人長得很斯文。我家南面的鄰居是我小學同班同學一家，姓郭，同學父親當年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他有位赫赫有名的同學，是曾擔任過國家領導人的李嵐清。據說，他最早是在北京冶金部工作的，後逐級下放，先到杭州冶金廳，再到寧海電力公司工作。院子裡還有位姓陳的先生，長相英俊，為人低調，鄰居們都不會想到，這位英俊的年輕人，上世紀九十年代時，還成了寧海的縣委書記。
我在天主堂住了十幾年了，在那裡，留下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歲月。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們家才搬離了天主堂，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回去看過。關於這段記憶，種種難處，早已淡忘，有些美好，則總是記著。比如臨白石頭路的二樓一戶人家的陽臺上，種著一盆碩大的仙人掌，會開花。
我的鄰居告訴我，那是舊社會天主教堂裡一位嬤嬤的家，是位孤身女人。那仙人掌開的花好美，我至今一直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