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由地下樂隊進入主流唱片市場至今，Beyond一直在尋找商業和搖滾之間的平衡點，直到樂隊靈魂人物黃家駒的去世。從四人Beyond到三人Beyond再到Beyond三人各奔東西，不管曾經有過怎樣的妥協，這支理想化的樂隊一直都朝著心中的理想，堅持做自己想做的東西。Beyond為人們提供了很多夢想，而所有這些皆是屬於現實的，不是白日夢。那並不獨是指音樂。
Beyond：流行和搖滾之間的追夢人
從1985年由地下樂隊進入主流唱片市場至今，Beyond一直在尋找商業和搖滾之間的平衡點，直到樂隊靈魂人物黃家駒的去世。從四人Beyond到三人Beyond再到Beyond三人各奔東西，不管曾經有過怎樣的妥協，這支理想化的樂隊一直都朝著心中的理想，堅持做自己想做的東西。Beyond為人們提供了很多夢想，而所有這些皆是屬於現實的，不是白日夢。那並不獨是指音樂。
記者李翊
從地下到地上
沒有深思熟慮，就是幾秒鐘內突然的感覺，陳健添決定籤下Beyond。
1985年6月陳健添剛當上小島樂隊的經理人，而小島的第一張專輯也正在錄製中。小島這張唱片的出版日期已定好在11月，並同時在12月初安排了一個名為「小島&Friends」的演唱會來配合專輯的宣傳，演出地點是在九龍紅磡區的高山劇場。由於小島成立的時間不算太長，樂隊的主唱區新明擔心售票的能力，所以建議多請幾隊樂隊來當嘉賓。陳健添告訴本刊記者：「除了浮世繪外，他特別指定邀請Beyond，原因是當時的Beyond已經擁有一批固定的歌迷，對門票的銷售會有保證，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意見。」
在此之前，Beyond於1983年因為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一個吉他比賽贏得冠軍而出道。大地唱片公司的創辦者劉卓輝當時在做一個音樂雜誌。「兩星期後，我在九龍佐敦一家茶餐廳訪問了Beyond，那時他們還是地下樂隊，沒錄過音，黃貫中還沒加入。」劉卓輝高中時代就開始聽西方搖滾樂，按照《音樂一周》的介紹買唱片，在他的記憶中，上世紀60年代，在TheBeatles的影響下，香港興起了一股組「BAND」潮，年輕人紛紛在家人反對之下組「BAND」，在下班或課餘沉迷於BAND房之中。「1979年出道的RANBAND是香港搖滾樂隊的鼻祖，技術上有水平，以唱英文歌為主，但只出了一張碟就解散了。Beyond玩的還是前衛搖滾和藝術搖滾，長頭髮，演奏很長，英文歌為主，但也堅持自己創作，有一定的整體水平。」
1985年，Beyond在港島明愛中心自費舉辦了一場名為「Beyond——永遠等待」演唱會，當時陳健添租住在劉卓輝的家裡。「演唱會那天的黃昏，輝哥說他有兩張演唱會的票，問我有沒有時間去看，我問他是什麼演唱會，他反問我有沒有聽過Beyond這隊本地樂隊。」陳健添說，Beyond是有聽說過，印象中他們玩的音樂都是比較前衛和重搖滾的。「當時我沒有怎樣思索就回答輝哥：『他們自己的演唱會？行不行？他們玩的音樂好像很重的搖滾，有市場嗎？要跑到香港那邊，不去啦，你自己去看吧。』」
晚上劉卓輝回來的時候，基於好奇心的驅使，陳健添便問他演唱會好不好看。「輝哥說還可以，然後把他帶回來的場刊遞給我看，當時是有點驚訝，沒想到他們會那麼認真，連場刊都有，而且是印刷品。翻開裡面有樂隊成員的照片和歌詞，我對那些英文歌不大感興趣，仔細地看了《舊日的足跡》和《再見理想》兩首中文歌詞後，覺得他們的寫作技巧比較生硬，當我的視線移到旁邊的照片時，就馬上問輝哥：『這個很英俊、他負責什麼？』輝哥瞄了一眼後告訴我是鼓手。我再看一下其他的成員人便接著說：『假如這個鼓手做主唱就可能有機會，其他幾個比較普通，他們的歌詞也寫得不好。』」這就是Beyond給陳健添的第一印象。
12月6日「小島&Friends」演唱會由國際級的香港爵士吉他手包以正開場，接著是浮世繪及Beyond，最後由小島來壓軸；當Beyond出場的時候，陳健添特意從後臺跑到觀眾席去觀看。「當時的氣氛非常熱烈，他們的歌迷都已經全堆在臺前，Beyond當天的打扮都是典型的rocker，他們玩的音樂都是很重（heavy）的力量型搖滾，這是我完完全全的第一次看他們的演出。我大概站在觀眾席的第七八排，突然我覺得眼前這幾個夥子將來會很紅，這隊樂隊將會很厲害，然後腦袋裡好像有一個聲音跟我講：『你一定要跟他們籤約，你要當他們的經理人！』就是因為這個聲音，當他們表演完畢後，我馬上跑回後臺去找他們，我記得當時只是跟家強和阿Paul聊過，我問他們有沒有經理人，他們說沒有，然後我很直接地說我想跟他們籤約，當時他們兩人的表情都是沒有什麼反應，尤其是阿Paul，他給你的感覺就是很cool（酷）的。」
上世紀80年代，在英國流行獨立製作的小品牌唱片公司，專注於音樂的發展，籤一到兩個有個性的歌手或者樂隊組合做特別的音樂。這一潮流很快在香港流行。陳健添的公司就是小廠牌流行的產物。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陳健添和Beyond大概通過兩三次會面後終於在聖誕節前與他們籤了第一份合約，成為他們的經理人。
事實上，直到坐下來談籤約，陳健添並沒有認真聽過Beyond的東西。「我是TheBeatles的『粉絲』，從中一開始聽了很多西方搖滾樂，但我並不喜歡HeavyMental。1976到1978年進了華納，一直在做老外搖滾樂的發行。我從前不聽香港本地的東西，搖滾樂在亞洲是新東西，根基很淺，接近沒有，香港的唱片市場很單一，容貌漂亮的偶像型歌手更受歡迎。在香港，搖滾樂的市場並不好。不過，我也沒興趣做流行的東西。」
陳健添說，從做唱片市場的經驗出發，他並不希望將Beyond做成一個和小島樂隊一樣的東西，他看中Beyond是因為這支樂隊注重原創，有風格，有個性，既不同於1986年初正式發唱片的傳統組合太極，又不同於1985年就已進入主流唱片業以電子樂風格取勝的達明一派。「做樂隊不是找幾個漂亮男孩子來，包裝一下就可以的。樂隊成員的音樂興趣要一致，願意花時間培養自己，有能力站在舞臺上玩音樂才可以。一定是有樂隊存在，才有機會慢慢做。」
但Beyond依然需要調整。「交流的時候我們有談過唱片的方向，我的意見是可以用搖滾的方式做唱片，但一定要好聽。」陳健添說，當時跟他交流的主要是黃家駒，其他幾個人都不參與討論。「事實上，家駒能寫好聽的歌，他也認同我的意見。所以如果留意Beyond的音樂歷史，你會發現除了1983年比較前衛，到1985年出《再見理想》之後，音樂風格簡單一點，搖滾的味道有所減弱。」這個時期，已經有一些寫樂評的人開始注意到Beyond，由於他們的服飾，甚至音樂的構思都比較前衛大膽，所以就被形容為「香港的地下樂隊」。
1986到1988年，Beyond在陳健添的公司出了一張EP《永遠等待》和兩張大碟《亞拉伯跳舞女郎》與《現代舞臺》。這時期，Beyond開始嘗試尋找介於商業和搖滾間的平衡點，「音樂中加入了更多的電子音樂，比較柔和，嘗試用歌聲和旋律來表達內心的真實感受，這種感受可以是振奮的，令人激動的，也可以是傷感和無奈的。這反倒讓他們成了非主流中的主流音樂」。
但在樂評人黃志華和一些樂迷看來，Beyond開始妥協，玩一些商業化的東西。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黃志華說：「在我們心目中，Beyond應該是十分前衛、以搖滾為主的。」「其實從商業上看Beyond是不成功的。」劉卓輝說，「唱片銷量不高。」陳健添的看法反而比較平和：「也不差吧。賣了2萬多張，賣到2.5萬張就是金唱片了，同時期達明一派的《石頭記》賣出10萬張，Raidas（跳舞組合）也是這個數量，這就算白金唱片了。一年能有一兩張賣到10萬已經很不容易了，那時候也就譚詠麟能輕鬆達到，陳百強的唱片也只能賣三五萬張。」
「出完《亞拉伯跳舞女郎》，家駒感覺很失望。」陳健添說，「做《現代舞臺》的時候，家駒不知道該怎麼走下一步了。」
陳健添認為，音樂上的問題不是最大，關鍵在於小公司缺乏資源，爭取不到更多的曝光率。「香港只有一家無線電視，兩家電臺，電臺每星期播一小時的勁歌金曲，全香港所有的歌星都想上電臺流行榜。寶麗金這樣的大公司有譚詠麟、陳慧嫻這樣的大牌，電視臺電臺每年做活動需要大明星，和寶麗金討價還價的方式就是：給我安排大明星的檔期，我幫你打榜，做新人。至於小公司，人家認為可有可無。除非你的新人唱片一開始就賣到10萬張。」陳健添還記得1988年，Beyond在香港電臺流行榜排到最高的位置是第六，而一些來自大公司出道才一兩年的歌手，新歌一進榜就能排第六，「人家最低的位置是我們最高的位置」。
1988年，Beyond轉投寶麗金旗下最大的唱片公司——新藝寶，陳健添轉為Beyond的經紀人。
《大地》
《大地》是Beyond自出道至1988年，最為成功的一首歌曲，進入電臺排行榜10周，最高排位第一位，獲十大非情歌評選第一名；入選1989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在陳健添看來，《大地》是Beyond樂隊成功的一個轉折點，它確立了Beyond新的音樂風格的開始，音樂清新自然，Beyond從《大地》開始真正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路線，也從而由一支半地下搖滾樂隊迅速蛻變成為真正廣受歡迎的主流樂隊。
「1986年在做《永遠等待》的EP的時候，聽完所有小樣，家駒突然拿出了一個樣帶，說：『lesie，還有這個歌。』聽過後，我覺得這歌很好，有濃厚的中國特色。但假如當時做，被關注的概率不高，反而會浪費這首歌。」陳健添說，「成功需要一個過程。樂隊需要從一個搖滾的形式變化到呈現出搖滾的狀態，而市場也需要時間的打磨逐步形成接納的心態。」
陳健添說，就為什麼不用這首歌他當著一大幫人，跟家駒有解釋。「他內心裡有懷疑，也有不確定，所以接受了我的解釋。」
換了新公司，籌備第三張大碟《秘密警察》時，同樣是直覺告訴陳健添，合適的時機到了。「結果選了10首歌，還沒找到《大地》的小樣，家駒也忘記了譜。等把所有曲目都定下，差不多要進棚的時候，說找到了。因為時間倉促，擔心家駒自己填詞有難度，我建議找劉卓輝。」陳健添說，劉卓輝曾經在1986年的一個填詞人比賽中拿過冠軍，就是1988年夏韶聲演唱的《說不出的未來》，做小島樂隊時他找劉卓輝填過兩首詞，覺得很有特點。至於那些已經在流行歌創作上小有名氣的填詞人因為思維方式的不同完全不在他考慮範圍內。
「我和Beyond的合作方式，通常是公司寄來小樣，我就聽著寫歌詞，然後再把歌詞傳真回去。Beyond從來沒說過好或者不好，等到唱片發行的時候，我的名字不出意外，都會順利地被印在填詞人的位置。」劉卓輝說，《大地》的小樣很簡單，就是用錄音機錄的家駒彈的吉他旋律。「一般樣帶上會寫個歌名，這是我跟家駒唯一的交流。《大地》的樣帶歌名寫的是《長江》，我就意識到是要寫大陸。」
《大地》曲調磅礴，所表達的感情複雜，勾畫出一幅日暮歸鄉、父子相對、淚眼空濛的親情畫面。關於歌詞，眾說紛紜。劉卓輝說：「寫《大地》是關於我叔公的。」劉卓輝的叔公是一個國民黨老兵，在兵荒馬亂的上世紀40年代因為生存離開了老家潮州當兵，此後音訊全無。上世紀70年代中，劉卓輝的父親託去臺灣的朋友登報尋找，由此開始了分別30年後的書信往來。10年後的1988年，劉卓輝第一次去臺灣，代表父親去看望了叔公。「見過我叔公，我才有足夠的真情去寫《大地》的歌詞，不過，歌詞裡的『父親』是我幻想出來的，更多的是我爸爸見到我叔公的投影。」
值得一提的是，1987至1988年，臺灣當局第一次批准臺灣老兵返回大陸探親。引用家駒在《活出彩虹》節目訪問中的一段回答：「我會比較留意社會時事，有些人可能會對這些沒感覺，但聽到外國的新聞，如戰爭或政治問題，我會留意，別人未必有興趣，我會很自然去關心感覺它。」有樂評人如此解讀《大地》的歌詞，字裡行間暗示著Beyond的一片赤子心：渴盼祖國早日統一。
「在情情愛愛的香港樂壇，具有家國情懷的《大地》顯得很特別。旋律上口，樂隊成員剪掉了長發，整體形象很乖很健康，沒有地下的感覺。」劉卓輝說，香港人不太喜歡「憤青」。
而陳健添則認為，從小學中文的香港人其實對大陸有莫名的情感，只是有的寫中國情的東西太土，所以香港人不喜歡。「《大地》做了很好的處理，不土，旋律又很動聽。」陳健添說，事實上《秘密警察》的成功，不止有《大地》，還有《喜歡你》。「《大地》是突然間給你新鮮感，尤其是讓阿Paul（黃貫中）來唱，是另一個有別於黃家駒的聲音。《喜歡你》則是市場上需要的情歌。但他並不是為了迎合市場去寫一個流行的情歌，家駒有一個特點，不會刻意寫一些東西，完全都是真情流露。《喜歡你》也是他彈吉他給朋友聽時，彈了自己寫的一些東西，朋友覺得，哇很好聽啊！寫這個旋律時，家駒還跟女朋友在一起，等將這首歌徹底完善時，女朋友因為見他整日專注音樂，無心照顧她而提出分手。所以填詞時，他就寫下了自己的感受。最好的，就是最真的。」
反而是歌頌母愛讓Beyond大紅的《真的愛你》，並不是Beyond內心最喜歡的作品。「《真的愛你》完全是人為的題材，是唱片公司的安排。填詞的小美（梁美薇，現郭富城的經紀人）擅長寫流行歌曲，跟Beyond完全是不同的音樂風格，但那時小美是無線臺勁歌金曲的編導，找她填詞，這首歌能多上兩次，這也是一種交易。」陳健添說，「事實已經證明，純粹的搖滾之路很難走，要想在唱片市場生存，必須寫一些簡單的歌。新藝寶給家駒很大的壓力，他有時也會缺乏信心，擔心如果往這個方向走，唱片銷量還不行，還能做什麼？」
這時期，更多將不快樂情緒表露無遺的是樂隊貝斯、低音吉他手黃家強，家駒的弟弟。「也許因為自己在家裡排行最小，養成較為衝動的性格，記得《秘密警察》剛出版的時候，無論是謀利演出也好，政府舉辦的演出也好，來來去去就是演奏《大地》、《衝開一切》、《喜歡你》這三首作品，再配上一首返場時唱的《再見理想》，如是者重複不下數十次，簡直討厭得要死，悶得我大發脾氣。另外又試過一段心不在焉的時期，每次上臺表演皆會出錯，說來那些作品也真是太簡單太沉悶了，致使我沒有專心於彈奏，任由思緒浮遊。其實我也有嘗試過跟其他成員表達我的苦悶，但他們只會認為我比較情緒化，比較容易不快。家駒有時也會罵我的脾氣，但我自知性格上的死結不易解除，而他們也了解不到我當時自困的心情。」黃家強說，當我們最初開始需要做一些與自己想法背道而馳的事，自問真的耿耿於懷。但如果再讓思想鑽進牛角尖的話，樂隊愈是成功，所帶來的苦況也隨之增大。
「雖然我們沒出版過很多徹底的搖滾的唱片，但我們仍是一隊rockandroll樂隊，而能夠在流行風格中滲入搖滾元素，讓聽眾知道這世上有搖滾音樂的存在，也算是Beyond的一點貢獻。始終香港還是容不下純樂與怒，要繼續實現我們音樂理想的歷程，滲入流行元素在所難免，例如像《喜歡你》或《真的愛你》這一類作品。想通了以後，我便不太介意，流行搖滾自有其值得欣賞的地方。TheBeatles也有很多作品是流行搖滾風格，就算Beyond的歌曲不是百分百搖滾，只要我們有一顆搖滾的心便足夠了。」黃家強說，在音樂的領域，他覺得自己應該盡力去做，心存一份使命感，亦希望能改變人們對搖滾樂手的誤解，不要再認為「癮君子」和「爛仔」才會玩搖滾樂。Beyond曾以健康形象示人，也不過是要扭轉一般人對搖滾樂手所抱持的執念。
不過，回憶過往，陳健添卻說，那時還是有一個走錯的方向。「當時大家可能過多受外界氛圍影響，到真正走紅，沒有稍微認真堅持一下。如果再堅持一點自己的東西，或許依然會有人聽。當批判香港樂壇的《俾面派對》獲得成功時，大家會有疑問，能否反過來做更搖滾的東西？」
於是，1991年，當Beyond決定不再與新藝寶續約，籌備合約期內最後一張唱片《猶豫》時，Beyond曾經想過，是時候回歸搖滾。「我建議能否做雙唱片，另一面做屬於你們個人自己的音樂。」陳健添說，那時候家駒其實已經寫了好幾首回歸以前搖滾風格的重金屬作品，但大家還有一些顧慮，「比如新藝寶已提出要續約，如果不續約，作為合約期內最後一張唱片，對方不會太花精力推，此外，以當時樂隊成員的創作能力，家駒和阿Paul或許可以完成作品，但家強和世榮可能會有一些問題，而家駒和阿Paul做的音樂如果差別太大怎麼辦？到最後，大家決定還是做一張普通的唱片」。
1991年，Beyond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了五場《91live生命接觸》演唱會。演唱會以黃家駒和阿Paul的solo交替彈奏為先鋒，黃家強的貝斯緊跟其後，最後葉世榮那超震撼的鼓聲迎面殺入。接下來連續三首不間斷的演唱，黃家駒演唱《俾面派對》、《高溫派對》和阿Paul的《早應該習慣》。在演唱《再見理想》時，黃家駒說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話：「我們Beyond在這幾年間經歷了很多事，從我們沒有機會直到有機會一路改變，我們有不開心也有開心的事，但是都不要緊，我們Beyond永遠會彈奏到手指不會彈為止，堅持我們，堅持樂隊的信念。一首很舊很舊的歌，這首歌講出我們早年的時間一些玩音樂的感覺，一種落寞和孤獨的感覺。今日我們再唱這首歌，是因為雖然今日有很多歌迷和我們一起分享音樂會，但是有些時候我們還是會感到落寞和孤獨。」
1991年是Beyond最鼎盛時期，他們成為香港第一個進紅磡開唱的樂隊。然而香港的樂壇是複雜的，大量的無聊遊戲佔據著他們的創作空間，在舞臺上扮演小丑，讓他們對香港的樂壇徹底失望了。「雖然紅了，但是不開心，要做很多無聊的事情。」黃家駒也說了一句經典名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道出了Beyond對整個香港樂壇的不滿，隨即遭受到同行的抨擊，指責Beyond不夠資格做此批評，而Beyond則回應：「只要身為音樂人，便有資格發表意見。」
黑色日本
從陳健添的角度回頭再看Beyond去日本發展的整個過程，他形容為「片斷化」，認為「有的事不是我們能夠改變的」。
上世紀90年代初，很多已在香港成名的歌手開始轉去日本發展，而像鄧麗君、林憶蓮、王菲這樣的歌手也確實在日本有不錯的唱片市場。「要成為國際巨星，這似乎是必經的一步。」劉宏博說。
從1992年開始，陳健添也開始和EMI百代有接觸，他說：「製作上他們幫過我，我覺得也應該幫他們開拓市場。」這時候，Beyond的母帶控制權在自己手上，陳健添想用新的方式做自己的唱片。「那時臺灣市場很大，陳淑樺曾經有一張唱片賣了100萬張，這在香港幾乎不可想像。在香港，唱片能賣到10萬張已經很厲害了，而在臺灣，唱片至少賣到20萬張才算火。但因為新藝寶沒有臺灣分公司，必須通過寶麗金，而那時候草蜢是寶麗金自己的歌手，Beyond不被重視，推廣力度不大，我當時對Beyond發展的布局規劃是：主打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是基地，不放棄，新馬泰緊跟香港地區走，同時兼顧日本地區。」陳健添把臺灣地區的唱片合約籤給了滾石，並在1991年和日本的Amuse公司籤了經紀人約，籤約的理由是：「條件太優厚了！」
籤約的過程很戲劇性。「第一次是跟EMI聊，對方不感興趣。大概接觸了半年，正好EMI的老闆出差經過香港，Beyond有一個演唱會，我建議他去看看。結果看了後，在與Amuse正式談合約前他又有興趣了。」
也就是從1992年四五月份開始，陳健添和Beyond之間出現矛盾。陳健添的解釋是：「雖然家駒是老大，能做決定，但樂隊有四個人，想法有出入。而出現矛盾後，我沒有找到一個好的處理方式，導致矛盾從兩方變為三方，Amuse日本人介入進來。」最後的結果就是陳健添被隱身，日本人完全控制了Beyond的發展。
劉宏博說，Beyond決定去日本發展，除了要擴大知名度、影響力，開拓海外市場，使Beyond國際化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黃家駒的音樂是激昂的「rockandroll」，而不是香港樂壇流行的「男生女腔」，所以在香港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黃家駒曾經用歌聲《俾面派對》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即不明白為什麼玩音樂的要常去參加一些「俾面派對」（宣傳和遊戲節目），被人當小丑似的玩。但去日本，對Beyond來說，就意味著一切重新開始。「日本的音樂市場確實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對自己的樂隊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發展，他們還是有些始料不及。」
日本的物價高，房子小。Beyond初到日本時，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連窗簾都沒有。黃貫中躺在地上睡了一個晚上。他用報紙鋪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擋著陽光。房子很小，黃貫中個頭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腳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遙控器」。
那時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錄音，回香港宣傳，然後再回日本錄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繼續宣傳。他們經常要留在日本兩三個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沒有工作，他們的生活悶得讓人發慌，黃貫中躲在家裡看電影，每天騎一輛腳踏車，往返於住所與他家附近的錄像帶出租店，以每天四五部電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爾有日文字幕的歐美電影以及根本聽不懂對白的日本電影。
黃家強有時靠打電動遊戲過日子。「你講英文他們（日本人）不懂，我們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這樣過。」黃貫中形容他們那時是一個完全沒有活力的團體：「我們四個住得很近，經常聚……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來的一樣，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自己不停問自己，我來這裡幹嗎？」
黃貫中把這種狀態理解為這是在一個新地方的新開始的一部分，但他開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來到日本就開始喝酒，回家，脫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連杯子都不要，就這樣一瓶下去，希望讓自己不要想那麼多，趕快睡，明天還有很多工作。」
雖然Beyond每一個人都可以創作，但無可否認，黃家駒是Beyond那時絕對的創作主力，他甚至一個晚上可以寫10首歌出來。但是在日本，黃家駒的創作量並不大，也沒什麼興致彈吉他：「吉他放在那裡就不想碰，整個人情緒有一點低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
相對而言，葉世榮的性格比較樂觀，他說Beyond最擅長的就是「苦中作樂」。不過這依然無法抵制語言不通以及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沉悶感，也是那時候，他學會了抽菸。
日本的生活和他們想像的並不一樣，那不只是異鄉生活帶給他們對環境的生疏感，他們在錄製《繼續革命》的時候，發現原來公司對他們的要求和他們自己對音樂的期許，也有很大差距。他們很想做一些重型音樂，可是公司卻希望他們走流行的路線。Beyond那時年輕氣盛，難免和公司發生一些衝突，慢慢他們才發現，日本也是一個以流行為主的市場，日本就是一個變大了好幾十倍的香港。為了能在日本學到更多音樂方面的東西，他們妥協了。
Beyond在日本一共製作了兩張專輯，《繼續革命》和《樂與怒》，前者的國語版叫《Belief信念》，後者因為收錄了《海闊天空》這首Beyond的大熱作品，國語版乾脆就叫《海闊天空》。《繼續革命》裡的12首作品是從50多首歌裡挑出來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寫好的，唱片公司覺得不夠，Beyond到了日本又創作了大概20首作品，這20首作品裡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們在日本的生活狀態。黃貫中的《厭倦寂寞》和《溫暖的家鄉》，黃家駒的《遙望》，都是他們自己的感受，內容都是關於想念的。
陳健添說，《繼續革命》裡被認為有民族情懷的《長城》和《農民》是黃家駒去日本前就寫好的，詞是交給劉卓輝填的。1992年的時候，劉卓輝已經在北京創辦了大地唱片公司。
「這是一張充滿背井離鄉感覺，每首歌都值得玩味的唱片，主打歌是《長城》和《農民》。在異國他鄉的黃家駒，漂泊感會令他希望有種依靠，而作為中國香港居民來說，祖國太遙遠陌生，缺乏實質了解。黃家駒遠遠審視著這陌生的國度，長城是中國文化的象徵，農民是中國最大的群體。」劉卓輝說。
《繼續革命》的錄音過程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在香港的時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編曲，到了日本，公司給他們安排了一個專門負責編曲的製作人，梁邦彥。葉世榮說：「我們第一次和製作人合作。他把我們的很多東西改變了。整個味道不一樣了。有可能是我們經驗的問題，後來錄音的時候才發現，他做出來的效果也特別好特別美。我們那時候比較年輕，火氣比較大，稍微改變一點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後來唱片做完之後仔細地去聽，對我們音樂的幫助也挺大的。」
正如黃家強所說，梁邦彥的出現，歸根結底是公司的需求。「做《繼續革命》的時候，我們和公司的分歧比較大。公司希望我們做一些軟性的搖滾，我們那時是比較硬的，刻意要轉變我們的風格，我們是有點難受。」
火氣最大的黃貫中一時衝動，居然對老闆發了脾氣。十餘年後，他仍然可以繪聲繪色地重現當時的情境：「我肯定發過脾氣，我知道，我是第一個發脾氣的，對著我們的大老闆。他讓我們聽很多日本的樂隊，然後告訴我，他們日本人會這樣做，他們日本人會這樣想，他們日本的樂隊是怎樣怎樣，結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遠告訴我們日本這樣這樣，你為什麼要老遠費力氣去籤一個香港的團回來，把他們都變成日本人？你這樣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臉變黑了，我就知道我說錯話了。」
當時所有人聽到黃貫中這句話，都倒吸了一口氣。在日本，藝人從來不敢和他們的老闆這樣頂撞。
對於初探日本市場的Beyond來說，《繼續革命》註定成為一張叫好不叫座的唱片。「沒有成績。」黃貫中努力回想這張唱片在日本的成績，居然毫無印象，「根本講不出個成績來。既然已經來到這了，還可以怎麼樣？我不可能變成一個日本人嘛。我快分裂出另外一個自己了，另外一個非常搖滾的黃貫中，站起來問自己：『你現在他媽的在幹嗎？』『我希望把香港的搖滾樂帶到日本來啊！』『你還要把香港的音樂帶過來？你現在都快變成日本人了。』然後我就痛苦地大喊：『我沒有！』」
長居日本的Beyond，在這一年接下了大大小小很多工作，其中包括他們最不喜歡的遊戲節目。他們起初以為日本比香港地區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做音樂，誰知卻依然要裝「鄰家的小男孩」，去得到日本樂迷的認同。「學習到了和香港不一樣的音樂」，這成為Beyond在日本玩音樂最大的推動力。
1993年，Beyond雖然還是必須寫一些流行歌曲交差，但Amuse不僅給了他們更大的投資，也給了他們更大的創作空間。錄製《樂與怒》這張唱片的錄音棚從富士山的「小木屋」轉到租金昂貴的日本市中心。
5月底，他們回到香港，帶回《樂與怒》這張大碟，比《繼續革命》明朗很多，充滿希望和積極。這張大碟是他們的巔峰之作，Beyond保持了他們一貫的、豐富的原創性，對周圍世界的敏感，以及憤世嫉俗的批判性。論製作水準無疑是Beyond迄今為止最為出色的一張，也是上世紀90年代香港樂壇不可多得的佳作。有一天，葉世榮去租錄像帶，店裡放的音樂居然是《遙遠的夢》（《海闊天空》日文版）。他意識到，他們在日本成名在望：「在路上偶爾會有人認得我，證明我們在日本的宣傳做得不錯。那時覺得什麼都很有希望。」這張唱片風格比較多樣化，硬搖滾風格的《我是憤怒》激昂豪氣，暗喻1997年香港回歸的、帶點爵士味道的《爸爸媽媽》則有著他們的迷惘和期待。《命運是你家》是黃家駒的寫照：「天生你是個不屈不撓的男子，不需修飾的面孔都不錯……」可是這個無論多不屈不撓的男子，也無法阻擋死神對他的眷顧。據說他昏迷前對抱著自己的黃家強說了最後三個字：「疼，保重……」這張唱片裡，尤其是《海闊天空》，填詞作曲均出自黃家駒。而這首歌，也成了他的遺作。這首充滿了Beyond十年心路歷程的歌曲，最能表達他們的心聲。對背井離鄉的感受，對音樂的熱愛，對前方的迷惘，在心裡的吶喊，在這首歌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海闊天空》是如此離奇巧合地成了黃家駒的絕唱，以致此後黃家強唱到這句時失聲痛哭，總會有這種刻骨銘心的感覺。
此間，Beyond在香港地區和馬來西亞各舉辦了一場大型戶外不插電的演唱會，所謂的「不插電」指的是沒有運用電子樂器而採用木製樂器的原音作為演唱會的主旋律。雖然天氣炎熱，加上燈光直射，甚為辛苦，但他們卻玩得十分投入，他們在沒有冷氣的場館為上萬歌迷演唱。儘管條件異常艱苦，Beyond依然為全場觀眾認真地演繹每一首作品，裡面大多數是大碟《樂與怒》的作品。
雖然和《大地》、《真的愛你》等歌曲在香港的影響力毫無可比性，但《遙遠的夢》給Beyond帶來了相似的後果：公司需要他們上一些和音樂無關的遊戲節目，進一步提高知名度。1992年他們在日本還成名無望的時候，做的宣傳反倒和音樂比較密切相關。但1993年《遙遠的夢》在電臺播放之後，公司需要他們多參加宣傳，多爭取曝光機會，所以他們要上一些流行的電視節目。黃貫中曾經憤怒地說：「不是說來日本就是因為有大一點的天空嗎？大一點的天空不就意味著來這邊就不用玩遊戲了嗎？結果不是的，一來就是玩遊戲。為什麼會這樣？晴天霹靂！原來日本這個市場比我們香港更企業化，原來日本的搖滾是一個假象，原來比香港那一套更爛！我有這種感覺，但不敢講。我們經紀人當時安慰我們，給我們很多理由。好吧，既然我已經是肉在案板上了，現在抱怨也沒什麼用了。」
陳健添說，從個人的角度，他並不喜歡Beyond在日本製作的兩張唱片。「典型的日本式處理，編曲很唯美，搖滾味越來越淡，沒什麼火花。」在陳健添看來，日本市場很大，如果能打開，那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唱片市場，唱片賣到100萬、200萬張的大有人在。「從理性的方式看日本，不妨一試，但前提是要唱日文歌，不能唱粵語或者只能唱少許。但市場那麼大，那麼多歌手樂隊，能拿到多少佔有率？按我的了解，日本是個大男人市場，歷史上中文歌手能在日本走紅的雖然有，但很少，而且幾乎全是女歌手。除非你是他們日本沒有的，比如李小龍、成龍。Beyond還沒過去我就知道不會有太好的成績。當時之所以答應籤約Amuse，是想讓他們發幾個日文版，利用每一張唱片儘可能達到每個地區的佔有率。但Amuse顯然是想讓Beyond更本土化。」
從1992年開始，陳健添被徹底排除在Amuse和Beyond的合作之外，在黃家駒意外去世後，被兩家聯手起訴，官司打到1994年七八月份，最後以庭外和解告一段落。此後，陳健添和Beyond漸行漸遠。
四人Beyond和三人Beyond
在「黃家駒，黃貫中，黃家強，葉世榮」四人Beyond樂隊成型之前，樂隊成員有過小規模的人員更換期。
「80年代初期，黃家駒通過琴行老闆的介紹，在錄音室認識了葉世榮。由於彼此都受英國搖滾樂的影響，從而發覺彼此音樂興趣相近，於是又聯同另外兩位朋友鄧煒謙（又名鄔林，William）及李榮潮一起組成樂隊作音樂交流。」上世紀80年代初即來到香港，並因為喜愛搖滾樂而與黃家駒兄弟結識並成為好友的劉宏博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黃家駒當時和好幾個樂隊在一起彼此交流，他和鄧建和、黃家強也組成了另一個名叫Nasa的樂隊。
葉世榮告訴本刊記者：「把樂隊命名為Beyond的這個人，是我們的第一代吉他手WilliamTang（鄧煒謙）。對此我曾說他頗有念頭。因為這跟我們當年玩音樂的出發點甚為貼切。首先當然是我們所玩奏的音樂比較另類，或許今天說喜歡PinkFloyd、Yes、Rush等樂隊並不稀奇，但當年我們這些人心頭卻給人古靈精怪的感覺。而在我們的年代，其他本地樂隊多會翻玩人家的作品，然而Beyond卻愛創作屬於自己的音樂，所以把樂隊喚作Beyond實有著超越一般樂隊所涉足的音樂領域之意。不過話雖如此，在未正式組成Beyond之前，我們亦跟其他樂隊一樣，翻玩人家的音樂。只是人總會成長，到了一個階段，我們都覺得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Beyond不算是要超越他人，也有超越自己的意義。」
「那時我們純粹是幾個喜歡音樂的人，希望能創作出好的音樂而已。我們最關心的是音樂方面能否有好的發揮，令身邊其他樂隊認識到我們，並且會尊敬我們玩音樂的精神，所以在地下的日子自己也不曾有半點怨言，更遑論有出版唱片的念頭。既然我們的現場演出得到人們的支持，又自資出版過卡式帶，就已經很滿足。」
1985年，Beyond的成員為黃家駒、黃家強、葉世榮和陳時安。4月，在Beyond第一次演唱會即將舉行前兩個月，吉他手陳時安因讀書問題要離開香港，臨時找來了在大專讀美術的黃貫中（阿Paul）。
劉宏博說，當時Beyond的風格是artrock，技術偏向高深一類，而黃貫中則是一個看重速度力量的吉他手，以玩奏重金屬為主。在一個月時間內，他要學懂14首Beyond的作品，苦不堪言，幸好家駒一直從旁指點，使他進步神速。
「音樂上，家駒對我影響很深。技巧上我有百分之八十是從他那裡得到啟發而學習過來的。所以他除了是一位關係密切的朋友外，也是我的老師。十年前我對音樂的態度還不太開放，會認為除了搖滾音樂外其他都不值得嘗試。但他的眼光就比較開闊。更告訴我們Beyond要繼續走下去的話，就一定要做些流行又易上口的作品。其實當時我們都不太喜歡這麼做，但在他的影響下，我開始明白到音樂有不同類型，也可以用一種研究的態度做音樂。」黃貫中回憶說，另外，家駒也讓他認識到很多好的音樂，像OriconPacodeLucia等。「我們都來自底層，對社會上的一些看法，常有共鳴。」
1986年，吉他手兼鍵盤手劉志遠加入Beyond。「劉志遠15歲就被稱為『吉他神童』，除了不會打鼓，他一個人可以錄出所有的唱片。曾是『浮世繪』樂隊成員之一，後因為另一位成員梁翹柏要出國，『浮世繪』解散，被黃家駒招募到Beyond。」劉宏博說，黃家駒認為劉志遠能從技術上幫到他。1988年，梁翹柏從美國回香港，劉志遠離開Beyond和梁翹柏重組「浮世繪」。
四人Beyond時期，無論是創作才華還是人際交往、把握樂隊的發展方向，黃家駒是公認的靈魂人物。在黃家駒去世後，黃貫中說：「我們就像三個沒有靈魂的人。」黃家強則表示：「若果家駒還跟我們一起的話，相信我絕對不會感到有那麼大的壓力，因為他在樂隊所擔任的角色就像廚房裡的大廚，而我們則是負責烹飪程序的廚師。沒有了這個大廚，壓力便增加起來，最主要是擔心樂隊不能保持到一定的水準，繼而漸次消亡。」
「家駒之外的三個人，阿Paul很直爽，他是那種200米外有個小彎要轉他不轉依然徑直往前走的人，他就想做音樂，就喜歡彈吉他，簡單純粹，安分守己。世榮是鼓手，創作才華或許不如其他成員，但他很努力，樂於付出。家強是家裡最小的弟弟，家駒特別照顧他，這也導致他對家駒有很強的依賴性。」陳健添說，四個人都來自草根階層，初入Beyond時，黃貫中正在讀設計，黃家強曾經當過寫字樓助理，又幫忙過舅父在他的燈箱及水晶膠公司做學徒。出版《再見理想》時期，他一邊在設計學院進修，一邊工作於某設計公司。葉世榮則在一家保險公司推銷商業保險，曾因為要在保險和全職音樂人之間做出選擇而左右為難。
「大家一樣窮困，但我絕不會呆呆地等待唱片爆出極佳銷量，或者是希冀著Beyond成名的那一天。我只是一邊玩音樂一邊工作。」黃貫中說，那些日子他們在一起時經常說著「俾住先」，可想而知大家也沒有太多金錢可以揮霍，更沒有先用為快的念頭。「很節儉，但從不覺得辛苦。那時的心態很簡單，只要可以玩音樂，其他的又有何相干？我們要的是什麼，也不過是多買一張唱片罷了，但這已經很快樂。我認為快樂跟金錢無關，就像寫出了一段好的歌詞或者彈出一段動聽的音樂，我已感到快樂。」
「Beyond能夠持續這麼久的緣故，大概與我們本身的際遇有莫大的關係。由籤的一紙唱片合約開始，我們有四年光景是業餘性質，之前則是自資舉辦音樂會及推出錄音帶。很多東西都是靠自己爭取回來，凡事亦需付出及實踐。經過了這些階段，我們的感情就像兄弟般親切，大家都十分珍惜彼此的友誼。組樂隊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大家合拍與否，那就像婚姻生活，如果一起不快樂的話，一切也是徒然。」葉世榮說，經過了這幾年時間，Beyond各成員皆互相了解，也知道大家的想法和理想，所以他們不單是一隊樂隊，還是幾個十分要好的朋友。有些人只是為了出唱片和賺錢才走到一起，但他們性質不同，所以絕對不會因為利益而分開。外面確是充滿了誘惑，企圖要分化他們，幸好他們從來是團結一致，所以才能把身邊的誘惑一一踢開。
黃家駒的去世，對其餘三人的打擊不言而喻。Beyond面臨的不僅僅是解散的問題，三位成員還有沒有勇氣再拿起手中的樂器都是問題。黃貫中說：「記得事發後自己第一個念頭是不想再做音樂，而我們三人一直也不敢提及關於樂隊的事。直至有一天家強致電給我，但既然他也能站起來，我也一樣要堅強。不過重新起步做第一首歌的時候，真的非常辛苦，既心不在焉，也冷靜不了，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日子。」
1994年，三個人的Beyond結束了與華納的合作關係，與滾石籤約，不再續約Amuse，自己做自己的經紀人。7月在臺灣發行《Paradise》，辦了三場歌友會，形象開始改變，走另類樂隊的路線，他們留心電子音樂的發展，三人樂隊的音樂形態就此成型。1996年，Beyond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辦了四場演唱會「LiveandBasic」，精彩的演出和精湛的彈奏獲得全港樂評家一致好評。此時的Beyond已經走出了全新的自我，三個人漸漸走向個人創作。也是在這一年，Beyond將自己多年以來一直使用的band房「二樓後座」投資改建為錄音室，使他們成為一個有自己錄音室的歌手，並開始著手培訓新人。
1999年，Beyond宣布暫時解散，並在2003年為紀念樂隊20周年而再次復出。在舉行了世界巡迴演唱會後，2005年正式解散，「三人音樂理念不同，對香港樂壇不滿」都是解散的解釋原因之一。
在劉卓輝看來，三人Beyond更像嚴格意義上的搖滾樂隊。「四人Beyond時期，家駒的音樂和創作佔據主導，其他人都過於依賴他。家駒去世後，剩下的三個人迅速成長起來，形成了不同的音樂理念和風格。」
黃貫中說：「我不相信今時今日Beyond的東西對每一位成員會是百分之百純自我的發揮，玩了這麼多年音樂，我認為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間，就算是兄弟死黨，感情如何要好，在家裡也總會有一個角落是屬於你自己的，又或者至少有一個盒子是私人的，只有自己才可以打開。以往家駒曾表示過想出版一張純吉他碟，其出發點是相同的，因為純粹以個人名義做音樂的話，所背負的自然沒有那麼多，掣肘亦不會太大。你再不需要其他人同意，也不用擔心市場問題。如此便能隨心所欲，做自己認為最好的，而唯一要負責和交代的，是你自己。」（本文部分圖片來源於《擁抱Beyond歲月》）
1991年9月在香港紅館舉辦「生命接觸演唱會」時的黃家駒
從地下到地上
沒有深思熟慮，就是幾秒鐘內突然的感覺，陳健添決定籤下Beyond。
1985年6月陳健添剛當上小島樂隊的經理人，而小島的第一張專輯也正在錄製中。小島這張唱片的出版日期已定好在11月，並同時在12月初安排了一個名為「小島&Friends」的演唱會來配合專輯的宣傳，演出地點是在九龍紅磡區的高山劇場。由於小島成立的時間不算太長，樂隊的主唱區新明擔心售票的能力，所以建議多請幾隊樂隊來當嘉賓。陳健添告訴本刊記者：「除了浮世繪外，他特別指定邀請Beyond，原因是當時的Beyond已經擁有一批固定的歌迷，對門票的銷售會有保證，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意見。」
在此之前，Beyond於1983年因為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一個吉他比賽贏得冠軍而出道。大地唱片公司的創辦者劉卓輝當時在做一個音樂雜誌。「兩星期後，我在九龍佐敦一家茶餐廳訪問了Beyond，那時他們還是地下樂隊，沒錄過音，黃貫中還沒加入。」劉卓輝高中時代就開始聽西方搖滾樂，按照《音樂一周》的介紹買唱片，在他的記憶中，上世紀60年代，在TheBeatles的影響下，香港興起了一股組「BAND」潮，年輕人紛紛在家人反對之下組「BAND」，在下班或課餘沉迷於BAND房之中。「1979年出道的RANBAND是香港搖滾樂隊的鼻祖，技術上有水平，以唱英文歌為主，但只出了一張碟就解散了。Beyond玩的還是前衛搖滾和藝術搖滾，長頭髮，演奏很長，英文歌為主，但也堅持自己創作，有一定的整體水平。」
1985年，Beyond在港島明愛中心自費舉辦了一場名為「Beyond——永遠等待」演唱會，當時陳健添租住在劉卓輝的家裡。「演唱會那天的黃昏，輝哥說他有兩張演唱會的票，問我有沒有時間去看，我問他是什麼演唱會，他反問我有沒有聽過Beyond這隊本地樂隊。」陳健添說，Beyond是有聽說過，印象中他們玩的音樂都是比較前衛和重搖滾的。「當時我沒有怎樣思索就回答輝哥：『他們自己的演唱會？行不行？他們玩的音樂好像很重的搖滾，有市場嗎？要跑到香港那邊，不去啦，你自己去看吧。』」
晚上劉卓輝回來的時候，基於好奇心的驅使，陳健添便問他演唱會好不好看。「輝哥說還可以，然後把他帶回來的場刊遞給我看，當時是有點驚訝，沒想到他們會那麼認真，連場刊都有，而且是印刷品。翻開裡面有樂隊成員的照片和歌詞，我對那些英文歌不大感興趣，仔細地看了《舊日的足跡》和《再見理想》兩首中文歌詞後，覺得他們的寫作技巧比較生硬，當我的視線移到旁邊的照片時，就馬上問輝哥：『這個很英俊、他負責什麼？』輝哥瞄了一眼後告訴我是鼓手。我再看一下其他的成員人便接著說：『假如這個鼓手做主唱就可能有機會，其他幾個比較普通，他們的歌詞也寫得不好。』」這就是Beyond給陳健添的第一印象。
12月6日「小島&Friends」演唱會由國際級的香港爵士吉他手包以正開場，接著是浮世繪及Beyond，最後由小島來壓軸；當Beyond出場的時候，陳健添特意從後臺跑到觀眾席去觀看。「當時的氣氛非常熱烈，他們的歌迷都已經全堆在臺前，Beyond當天的打扮都是典型的rocker，他們玩的音樂都是很重（heavy）的力量型搖滾，這是我完完全全的第一次看他們的演出。我大概站在觀眾席的第七八排，突然我覺得眼前這幾個夥子將來會很紅，這隊樂隊將會很厲害，然後腦袋裡好像有一個聲音跟我講：『你一定要跟他們籤約，你要當他們的經理人！』就是因為這個聲音，當他們表演完畢後，我馬上跑回後臺去找他們，我記得當時只是跟家強和阿Paul聊過，我問他們有沒有經理人，他們說沒有，然後我很直接地說我想跟他們籤約，當時他們兩人的表情都是沒有什麼反應，尤其是阿Paul，他給你的感覺就是很cool（酷）的。」
上世紀80年代，在英國流行獨立製作的小品牌唱片公司，專注於音樂的發展，籤一到兩個有個性的歌手或者樂隊組合做特別的音樂。這一潮流很快在香港流行。陳健添的公司就是小廠牌流行的產物。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陳健添和Beyond大概通過兩三次會面後終於在聖誕節前與他們籤了第一份合約，成為他們的經理人。
事實上，直到坐下來談籤約，陳健添並沒有認真聽過Beyond的東西。「我是TheBeatles的『粉絲』，從中一開始聽了很多西方搖滾樂，但我並不喜歡HeavyMental。1976到1978年進了華納，一直在做老外搖滾樂的發行。我從前不聽香港本地的東西，搖滾樂在亞洲是新東西，根基很淺，接近沒有，香港的唱片市場很單一，容貌漂亮的偶像型歌手更受歡迎。在香港，搖滾樂的市場並不好。不過，我也沒興趣做流行的東西。」
陳健添說，從做唱片市場的經驗出發，他並不希望將Beyond做成一個和小島樂隊一樣的東西，他看中Beyond是因為這支樂隊注重原創，有風格，有個性，既不同於1986年初正式發唱片的傳統組合太極，又不同於1985年就已進入主流唱片業以電子樂風格取勝的達明一派。「做樂隊不是找幾個漂亮男孩子來，包裝一下就可以的。樂隊成員的音樂興趣要一致，願意花時間培養自己，有能力站在舞臺上玩音樂才可以。一定是有樂隊存在，才有機會慢慢做。」
但Beyond依然需要調整。「交流的時候我們有談過唱片的方向，我的意見是可以用搖滾的方式做唱片，但一定要好聽。」陳健添說，當時跟他交流的主要是黃家駒，其他幾個人都不參與討論。「事實上，家駒能寫好聽的歌，他也認同我的意見。所以如果留意Beyond的音樂歷史，你會發現除了1983年比較前衛，到1985年出《再見理想》之後，音樂風格簡單一點，搖滾的味道有所減弱。」這個時期，已經有一些寫樂評的人開始注意到Beyond，由於他們的服飾，甚至音樂的構思都比較前衛大膽，所以就被形容為「香港的地下樂隊」。
1986到1988年，Beyond在陳健添的公司出了一張EP《永遠等待》和兩張大碟《亞拉伯跳舞女郎》與《現代舞臺》。這時期，Beyond開始嘗試尋找介於商業和搖滾間的平衡點，「音樂中加入了更多的電子音樂，比較柔和，嘗試用歌聲和旋律來表達內心的真實感受，這種感受可以是振奮的，令人激動的，也可以是傷感和無奈的。這反倒讓他們成了非主流中的主流音樂」。
但在樂評人黃志華和一些樂迷看來，Beyond開始妥協，玩一些商業化的東西。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黃志華說：「在我們心目中，Beyond應該是十分前衛、以搖滾為主的。」「其實從商業上看Beyond是不成功的。」劉卓輝說，「唱片銷量不高。」陳健添的看法反而比較平和：「也不差吧。賣了2萬多張，賣到2.5萬張就是金唱片了，同時期達明一派的《石頭記》賣出10萬張，Raidas（跳舞組合）也是這個數量，這就算白金唱片了。一年能有一兩張賣到10萬已經很不容易了，那時候也就譚詠麟能輕鬆達到，陳百強的唱片也只能賣三五萬張。」
「出完《亞拉伯跳舞女郎》，家駒感覺很失望。」陳健添說，「做《現代舞臺》的時候，家駒不知道該怎麼走下一步了。」
陳健添認為，音樂上的問題不是最大，關鍵在於小公司缺乏資源，爭取不到更多的曝光率。「香港只有一家無線電視，兩家電臺，電臺每星期播一小時的勁歌金曲，全香港所有的歌星都想上電臺流行榜。寶麗金這樣的大公司有譚詠麟、陳慧嫻這樣的大牌，電視臺電臺每年做活動需要大明星，和寶麗金討價還價的方式就是：給我安排大明星的檔期，我幫你打榜，做新人。至於小公司，人家認為可有可無。除非你的新人唱片一開始就賣到10萬張。」陳健添還記得1988年，Beyond在香港電臺流行榜排到最高的位置是第六，而一些來自大公司出道才一兩年的歌手，新歌一進榜就能排第六，「人家最低的位置是我們最高的位置」。
1988年，Beyond轉投寶麗金旗下最大的唱片公司——新藝寶，陳健添轉為Beyond的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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