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之禍"是西漢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西漢宮廷內部政治格局的劇烈轉變,而西漢的國運自此以後逐步衰落。
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在這場驟然爆發的政治鬥爭中含冤死去,而漢武帝在後期雖然明白了自己的過失,並試圖挽回影響,但自此以後的近百年,西漢王朝一直處於"巫蠱之禍"的陰霾之下,在繼承人的選擇問題及治國路線的規劃上,這一事件的餘毒始終難以根除。除了漢宣帝時期出現了短暫的中興,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以及漢平帝等繼任者皆可稱得上毫無作為,與漢武帝時期的鼎盛國運相去甚遠。
學界對於"巫蠱之禍"出現的原因,有著各自不同的見解。第一種意見是認為,漢武帝與太子劉據之間的矛盾是"巫蠱之禍"爆發的根源,這類史學家依據的史料是《資治通鑑》;第二類史學家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漢武帝在這一事件上的用意恰恰是為太子劉據掃平道路,為此他們分析了漢武帝晚年的三大權力障礙:衛氏外戚、李氏權臣以及趙氏集團。而第三種說法則較為傳統,他們認為"巫蠱之亂"產生的根源是西漢後宮爭寵,與漢武帝和劉據二人無直接聯繫。
《漢書·五行志》記錄了這一事件爆發之前的"奇象":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而《漢書·武帝紀》則記述了這件事情的爆發,"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起。"
這件事情的結果在《資治通鑑》以及《漢書》中都有明確的記載:"明年,衛皇后、太子敗"。"巫蠱之禍"的牽扯麵實在是太廣,它的起因和性質在史學界一直沒有一個定論。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漢武帝晚年逐漸昏聵,他未能很好地調停各種矛盾。巫蠱之禍是圍繞著"漢武帝繼承人選擇"這一事件展開的,無論是站在"內宮爭鬥"的角度還是站在"宗室、外戚、權臣、宦官"四者爭鬥的角度來看,"太子"都是他們爭奪政治權力的重要砝碼。
而劉據與劉徹之間的矛盾分歧,使得朝中覬覦已久的各種勢力蠢蠢欲動。晚年的漢武帝難以分辨各種信息的真偽,以致於釀成了大禍。在簡單的梳理之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窺探"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封建時代的信息傳遞制度在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問題,漢武帝獲取信息的渠道受到了阻礙。將這一時期的相關史實以及封建王朝一以貫之的信息傳遞制度結合起來,我們能夠得到關於"巫蠱之禍"爆發原因的另一種解釋。
一、封建時代"信息傳遞機制"的概況及優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而"信息傳遞"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在帝王權力高度集中的明清時期,還是在分封制下擁有很大自治權的周朝時期,統治者們對於信息的收集都相當重視。《詩經》以文學的角度來看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源頭,但實際上它是統治者"採風"的產物,也就是最早的信息收集的產物。而漢代的"樂府"則扮演了"民謠收集者"的角色,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每一個王朝都相當重視民間的輿論,並且有專門的機構去監測、收集這些內容。
除了對信息的收集之外,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們還有一套自上而下的信息傳遞機制。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是秦朝,秦始皇統一文字和度量衡的行為可以看作是這一套機制的基礎。而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行為則是以一種強硬的態度傳遞一個重要信息:思想必須要得到統一。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的起點,秦朝在很多方面的措施都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修築長城除了具有現實意義以外,它還是的華夏子民的認同感極度增強。
漢朝是秦朝以後又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國祚長達四百年的漢朝自劉邦開始,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備的信息傳遞機制。這套機制是雙軌的:第一條軌道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從地方一路傳遞到皇帝的信息流通途徑;而另一條則是自上而下的,自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傳遞也形成了一條專門的通道。《史記》中記述的"漢高祖斬白蛇"一事,實際上就是劉邦最早的政治符號,這一符號帶有強烈的神權色彩,因此在它在民間廣為流傳。
而自漢高祖至漢武帝時期,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渠道越來越通暢,皇帝們所傳遞出的信息也越來越複雜。漢代在信息傳播的渠道設置上,有著一套獨有的完備的體系,這套體系一直為後世所沿用。《漢書》記載了扮演信息傳遞員角色的官職:"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鹹知上意",由中央政府派遣的刺史和督郵等官職除了行使日常的行政權力之外,還有著"教化百姓,傳遞政令"的職責。在信息傳遞的場所以及載體上,漢代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地方衙門頒布張貼"布告"、"檄文"等。
更為重要的是,漢代開啟了"私學"這一全新的教化場所,通過掌控對信息的解釋權來掌控百姓。而在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意見之後,儒家所尊崇的"禮學"開始逐漸得到完善。官方以強有力的態度頒布了包括"祭祀制度"、"朝議制度"以及各種各樣的行為規範在內的禮儀規範。漢朝統治者們通過這一系列的手段,完美地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傳遞制度,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秩序,穩固了自身的統治地位。
除了自上而下地傳播維護統治的價值觀之外,漢朝還有著一套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機制。察舉制度就是這套機制的代表,底層的百姓能夠通過向上級反映一些人的狀況,來達到擁護或者是舉報的目的。而除此之外的輿論情報搜集工作,則被分配到了不同的部門當中,比如著名的"漢樂府"。除此之外,地方長官也有掌握民眾信息的職責,中央責令他們定時向有關部門匯報,這類信息在層層上傳之後,最終會反饋到皇帝那裡。
二、封建時代"信息傳遞機制"的弊端
《禮記·王制》中提到了"四誅":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這四點其實是對於信息傳遞的預防工作,它也反映了時代的局限性以及這種制度的弊端。"四誅"主要針對的是兩類人:一類是與統治者價值觀不合的飽學之士,"析言破律"、"學非而博"這兩條是專門為這類人寫的;而"奇技淫巧"、"假以鬼神"則是為了防止民間某些心懷不軌的人,他們往往會利用一些小把戲達到"混淆視聽"的目的。
而封建時代的"信息傳遞機制"的弊端在這裡暴露無遺:最高權力機構的觸角無法伸入各個角落,更為重要的是對於信息的判斷標準完全是圍繞著皇帝建立的。以漢朝為例,在垂直傳遞或者反饋信息上,他們有著非常完備的體系。然而一旦脫離了這個系統,漢朝的官員以及統治者是完全沒辦法掌控的。這一弊端是封建時代生產力有限的必然,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沒有辦法組織起一套複雜而又有秩序的信息網。
歷來的統治者們雖然明白橫向之間的信息無法控制的道理,他們也出臺了相關的政策去極力避免這種弊端。例如在漢朝,重要的官員們之間是不能互相聯繫的,有專門的情報人員時刻監視他們,以避免出現官員、王侯之間互相串通的局面。但這套辦法在民間是不適用的,百姓之間的交流是無法禁止的。更為重要的是,皇帝作為制定標準的人,他在獲取信息的任一渠道出現問題,那麼引發的問題將是相當嚴重的。
而漢武帝在晚年顯然是受到了這種弊端的影響,除卻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之外,以江充為首的臣子利用了這種制度的漏洞,在信息的傳遞過程中對漢武帝進行了誘導。而正是這種誘導使得漢武帝失去了正確的判斷,作為天下一家之主的漢武帝錯誤的判斷使得他做出了錯誤的動作,而這種動作則是誘發"巫蠱之禍"的主要因素。"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是一句至理名言,晚年的漢武帝顯然是落入了一個由臣子精心布置的"信息陷阱"中。
三、漢武帝晚年的信息來源以及對"巫蠱之亂"爆發的影響
"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仗欲擊上",漢武帝晚年的這一夢境與他的心境有關,對死亡的恐懼加上固有的觀念使得他逐漸產生了"迫害妄想症"。漢武帝的這種情緒使得他除了追逐長生術之外,還對"巫蠱之術"深惡痛絕。即便是漢武帝時期"王權"得到了加強,"神權"的色彩已經逐漸淡化,但年老體衰的他還是表現出了對"長生不老"的極度渴望,正是這種渴望使得大量的"遊方術士"混入了宮中,昏聵的漢武帝在此時已經失去了判斷能力。
而遊方術士要想在宮中生存下去,必然要依附於某個勢力,也必然會參與到內部的政治鬥爭當中。這些深諳人性弱點的術士們聯合了他所依附的勢力,對漢武帝進行了滲透,晚年的漢武帝逐漸失去了判斷這些信息的耐心。漢武帝時期的朝中有著三大勢力:太子劉據以及衛夫人為首的外戚、李廣利和劉屈氂為首的李氏集團以及由宦官扶植起來的趙氏集團。而太子劉據是其他兩個集團攻擊的重點,所有人都想憑藉著扳倒太子來獲取自己的政治砝碼。
太子背後的外戚勢力是漢武帝所忌憚的,漢朝初年的"呂氏政權"是教科書一般的教訓。更為重要的是,漢朝雖然沿襲了西周以來的"宗法制",在文件上規定的是"嫡長子繼承制",但劉邦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那就是"改換太子"一事。而漢武帝劉徹本身就是宮鬥勝利者的產物,他在晚年也流露出了"換太子"的情緒,加之太子劉據與他的性格乃至政治綱領都不一樣,他在如何對待太子劉據問題上實際上是非常矛盾的。
"巫蠱之禍"的重要人物江充正是鑽了這個空子,作為漢武帝的寵臣他深深地明白漢武帝的心思。他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投機者,投靠了李氏勢力的他決定來一個裡應外合,以扳倒太子為自己的核心目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開始有意地以各種信息污衊太子,尤其是在漢武帝所痛恨的"巫蠱"上,他更是不遺餘力地向漢武帝透露一個信息:太子想通過詛咒之術來謀害您,陛下一定要仔細提防這件事啊。
封建時代的信息傳遞機制的弊端在此時暴露無遺:在官方的縱向渠道之內,信息的可靠性能夠得到有效地保證,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判斷,完全取決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能力。漢武帝沒有辦法對江充提供的信息溯清來源,而他晚年的昏聵加上對太子由來已久的不滿情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封建時代的溝通機制在橫向上的無能為力,使得江充與李氏勢力串通了起來。而在縱向反饋的標準上,完全取決於某個人的判斷,則是封建時代無法避免的悲劇。"巫蠱之亂"最終爆發,太子劉據死後的西漢進入了低谷,而這種低潮的影響長達一個多世界,西漢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衰退期。
結語
將雞蛋完全放在一個籃子裡是一種錯誤的做法,而將權力完全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上也是一種錯誤。中國封建時代的性質註定的傳統的信息反饋機制有著致命的缺陷:對於信息的判斷標準完全取決於帝王,尤其是在這類信息脫離了信息傳遞制度規定的縱向渠道後,帝王無法對這類信息進行溯源,因而在判斷上很容易出現紕漏。另外,古代生產力的限制,使得中央對橫向的信息傳遞管控上無能為力,他們只能將有限的精力花在重要官員以及王侯身上,對於其他人的互相串聯毫無辦法。
漢武帝的寵臣江充雖然是熾手可熱的紅人,但從其官職上來看,他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而他沒有引起帝王的注意。正是在這種漏洞下,他完成了與皇室內部其他勢力的串聯,而後又利用了漢武帝晚年對於巫蠱的畏懼心理,對他不斷進行灌輸和滲透。漢武帝晚年的昏聵加上制度的漏洞,使得他無法判斷這些信息的真偽。最終情感上的衝動戰勝了理智,殃及數萬人的"巫蠱之禍"爆發。漢武帝的一時衝動造成了西漢百年以來的國力不昌。"親賢臣,遠小人"是後人總結的至理名言,可是高高坐在寶座之上的皇帝,真正能做到這一點的又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