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歲月競風流
----追憶我的祖父李烈泮
李森
1
1986年初春，壽寧山區低海拔區域的修竹村，雖已枝頭吐嫩綠，但仍然春寒料峭，寒氣逼人。那天，天空中愁雲密布，陰風颯颯。
入夜，一位86歲的老人，躺在一張老式木床上，雖蓋著厚厚的棉被，依然佝僂著身體，好像有點冷的樣子。他動了動嘴唇，示意我靠近，似乎有什麼話要說。我往前挪了挪，身體前傾，靠近他。他對著我的耳朵，有氣無力地說：「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只有……汝……才……能……幫……我……找到……證……據……以……證……明……我……的……身份……」我含著熱淚堅定地點點頭。
這位老人，就是我的祖父李烈泮。
圍在床邊的，還有我的眾多叔伯兄弟們，他們皆不知我祖父話中的深意，只有我心知肚明。祖父吃力地睜著眼，最後一次望了望我，似乎還有話要說，但終究沒說出來，安然地閉上了眼睛。我的祖父，一個慈祥而善良的老人，帶著一絲遺憾，永遠地離開了他生活一輩子的故土，離開他朝夕呵護的兒孫們。
一聲嘆息後，房中的叔伯兄弟們都深情地說，「多好的一位老人啊！「「難得的善人啊！」「他的一世過得好艱難啊！」……
2
祖父生於遜清庚子年（1900）。祖父、祖母一生育有三個親生兒子，老大李瑤華（我的先父）早他十年離世，老么李大也早早先他而去，年僅四十五歲。老二雖仍在人世，卻也沒能在他身邊為他送終。他雖然子孫滿堂，可給他送終的，卻只有我和我老婆。
他的一生充滿傳奇、曲折和悲苦。早在1933年，革命的火種就播種在壽寧南路的修竹這片土地上。那年，由陶鑄、葉飛、範式人等人在壽寧創立的「紅帶會」迅速發展，他成為「紅帶會」南路的一名地下交通員。由於他當時的住地頭崗下可通石井、斜灘，左可通岱陽、南陽，右可通平溪、政和、周寧。所以，黨組織在「頭崗」設立「修竹站」，繞開當時的南路「五虎」中的李墩（時為反動鄉長）、劉文儀（時為坪坑民團，團總），利用隱蔽身份與活躍在壽寧各地的「紅帶會」組織一起，開展壽寧的革命鬥爭，為福建的早期革命奉獻青春和熱血。
▲上世紀三十年代播下革命火種的頭崗「山樓」舊址
他本是一名淳樸、勤勞的農民，與世無爭，終日與黃土為伴，年少時跟隨父親離開修竹主村遷往離村兩裡多地的「頭崗」住「山樓」。曾祖父之所以帶領一家老小棄主村去住山樓，是有苦衷的。一方面為了避開當年李墩的橫徵暴斂，一方面是為了耕作方便，延長勞作時間。據祖父說，當時國民黨統治最黑暗的時候，兵匪橫行，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曾祖父看到李墩的狗腿子在村中橫行霸道，看著都討厭，說又不能說。惹不起，我們還躲不起？
曾祖父在修竹村口碑好、威望高，是村中的「當事人」。不管村中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人們遇到了困難，都會向祖父請教，請他出主意。這既是村民的信任，卻也是煩惱事。世間是非，有是就有非，幫了此人就難免得罪彼人。人心隔肚皮，人有君子就有小人。世間事，又豈非一個是非、對錯就能判個一清二楚？曾祖父一家躲到頭崗，也還有躲避「口舌」是非之事這層考慮。現在想起來，若當年曾祖父沒有遷居頭崗，或許就沒有後來祖父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了。世間因緣際會，一切皆於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在一個漆黑的夜裡，「山樓」迎來幾位頭頂笠帽、手提大刀、腰纏紅帶的青年。他們為避雨而來。進屋後，環視四周，見厝中沒有他人，便在「山樓」中借宿住下。祖父忙著為他們安排過夜的被褥，祖母踮著「三寸金蓮」為他們燒湯煮飯。飯後，他們在房中促膝談心，祖父也參與其中。由於年齡相仿，有共同語言，所以談得很投機。其內容多為抨擊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怎樣改變現狀，怎樣讓廣大人民的生活好起來，零零碎碎，不一而足。
據祖父回憶，當時的談話內容，有的很深奧，許多地方似懂非懂，可大概意思還是明白的。祖父告訴他們，當時的「南路五虎」之一的李墩橫行鄉裡，危害人民，劣跡斑斑。祖父少年時期曾上過幾年私塾，是一個聞名鄉裡的「小秀才」。由於話語投機，當晚談到夜深才各自散去。
第二天，這些年輕人並沒有急著離開「頭崗」的意思。當年，國民黨對地下黨搜查很嚴，祖父怕李墩在當地的眼線（狗腿）較多引發懷疑，為免生不必要的麻煩，就把他們先安排到厝下的果園中。園中有狗看護，同時也便於轉移。到了中午飯時間，直接送往果園中的灰寮裡。到了晚上，再把他們接回房中。
經過幾天的考察，他們認為祖父誠實可靠，便讓他給他們送信，收集糧食。並決定在「頭崗」設立地下交通站，叫他屯集糧食，以供急需之用。同時任命祖父為「交通員」。從此，祖父走上革命的道路，為活躍在壽寧山區的「紅帶會」送信、籌糧。
3
當上交通員不久的一天，祖父接到一個神秘的任務，前往斜灘取一封信，並把信送到鰲陽一戶李姓的人家中（因為同姓，便於掩護）。
斜灘是壽寧的重鎮，被喻為「小上海」。斜灘是壽寧境內水路與陸路的交匯點，通過水路往下通福安重鎮賽岐（出海口），稱下路或南路；往上通過陸路連接我省的政和、松溪和浙江省的慶元、龍泉等地，稱上路。周邊各縣的茶葉、香菇、木材等物資都要匯集到這裡，由斜灘運往賽岐，而賽岐的海產、食鹽也用「斜灘槽」水運到斜灘，再由斜灘運往閩北、浙南各地。所以，當時斜灘的客店特多，從街頭到街尾，食店連綿數裡，到處都有「擔擔客」來往，絡繹不絕。日夜從不間斷，因此有「小上海」之譽。尤其是「斜灘醋」「扁肉」「溼面」「斜灘醬油」「斜灘豆醬」等，至今仍為人所稱道。
我祖母郭氏，斜灘人，祖父去斜灘「走親戚」，自然不會引起人懷疑。祖父這次為「送信」有幸再次目睹斜灘的繁華，但他有任務在身，無心留戀，取到信後，決定連夜趕往鰲陽。彼時，壽寧境內還沒有一條公路，斜灘到鰲陽，走的是「車嶺車到天」的天塹車嶺，長7公裡，沿途山高路陡，峰高觸雲，故有「去天五尺」之稱。一路上，要經過著名的「一線天」「車嶺頭」等艱難險阻處。他這次必須連夜經過這些地方，心裡有些害怕。可是由於事情緊急，即使是虎口也要往裡面鑽。
這時，祖父的內弟告訴他：「姐夫沒關係，趕夜路的人多著呢！」他半信半疑，後來一路上的見聞果然如他內弟所言。整條路上的人流一點也不亞於白天。因為時值盛夏，趕夜路涼快；還有斜灘旅店早已經人滿為患，無處歇息，只好乘著夜色匆匆趕往下一個宿點----暘頭。暘頭離斜灘十五華裡，這對常人來說不算什麼，只要一個多小時就可以趕到。可是對這些肩挑一百多斤的「擔擔人」來說卻不是一件易事。因為這段路不在近遠，而是在於它的陡峭。這十五華裡沒有平路，全都是一級又一級臺階，抬頭仰望嶺頭與天空連接，故有「車到天」之稱。更有甚者，整條嶺是順山脊而建，從下往上一目了然，自古有「爬壁」之喻。
祖父輕腳輕手越過一個個「擔擔客」，站在嶺頭往嶺尾一看，只見三三兩兩的「擔擔客」艱難地往上爬行。他們一個個邊走邊高聲地談東講西，以解途中的寂寞。雖然口音不同，他們是那樣的融洽，那樣的親切，根本分不清楚是「舊客」還是初次見面的「生客」。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地----暘頭，都想到那裡找一個床鋪早點歇息，養足精神，再趕往下一個住宿地……可是當他們到達暘頭時，卻大失所望。因為這裡的旅店也早已住滿，還好旅店中的飯菜卻是二十四小時常備的。他們只好草草地填飽肚子，有的繼續前往，有的實在走不動了只好在路邊找一塊淨地勉強住一晚上。祖父草草吃了夜宵，繼續趕往鰲陽。
第三天，祖父帶著從鰲陽取回的信，匆匆趕回「頭崗」，回程並沒有走原路，而是改道走日洋鋪—九嶺—芹洋—頭崗。九嶺是壽寧境內與車嶺齊名的另一條名嶺，是壽寧通往政和、建陽、建甌的官路，是明清時期壽寧前往建寧府的著名古嶺，比斜灘到鰲陽的車嶺要略顯平整、寬闊些，可容兩頂官轎交互通過，沿途設有驛站，每個驛站都有驛卒，接待過往的官差，提供食宿服務。在壽寧境內就有五裡亭、日洋鋪、九嶺頭、官路洋、九嶺茶亭、外店、尤溪鋪、平溪鋪、南溪鋪等鋪遞。九嶺一樣以嶺長而峻峭聞名，素有「九嶺爬九年」之稱，讓人聞之卻步。
時近中午，暖洋洋的陽光照在身上，好不愜意。返程途中的祖父，突然聽到從鰲陽方向傳來一陣呼呼的聲響，祖父原以為是誰在放「雙響」鞭炮，駐步細聽，知道不是「雙響」的聲音，而是槍聲。當時匪患猖獗，幾許槍聲也不足為怪，所以祖父也沒怎麼放在心上。當晚，他借宿在「外店」的親戚家中。由於幾天來太勞累了，第二天起床時已日上三竿。他匆匆吃過早飯，徒步回家，這裡離家尚有15華裡，途中順便借道去芹洋探望遠房的姑姑。剛進芹洋，只見幾個李墩所養的團兵，倒背著槍狼狽地匆忙返回阜莽。後來得知，那是前一天傍晚，他們從斜灘取道鰲陽返回的路上遭到「紅帶會」的伏擊，被擊斃好幾人，還被抓走了幾個，只剩這幾個漏網之魚。
祖父從芹洋姑姑家出來，過修竹溪後，又繞到修竹棲林庵去探問他的「師兄」-庵中主持「烏明長老」，當晚就住宿在庵中。次日天還沒亮，他就懷揣書信回到了頭崗。
4
據《福建壽寧地方革命史》記載：
南區遊擊隊在隊長葉茂遷的率領下，從1933年9月開始至次年1月的短短的5個月時間裡，先後12次或單獨行動或同東、西區遊擊隊和第七支隊聯手，攻打了下庫洋、半坑、暘尾、後冬岔、斜灘、武曲、風陽、烏石嶺等鄉村的反動民團和反動「奶娘會」、「婦女團」、「黃竹仔」。並伏擊了偽教導團。此時，除斜灘、武曲、託溪、平溪等幾個大村鎮外，基本肅清了南區境內反動勢力。有力地促進了壽寧各區、福安北區、周寧上北區的革命鬥爭，使南區迅速成為壽寧蘇區的一大部分。
在南區的闊丘一帶，範振輝、吳阿五採取靈活機動的方式，抓土豪、打民團。1933年夏初，反動派向南區闊丘一帶革命力量反撲。坪坑民團團總劉文懷、劉文儀，後洋民團團總葉明茂，聯合出動全部團兵，並請來了國民黨漸江駐軍兩個連240多人，氣勢洶洶地撲向闊丘。範振輝、吳阿五組織紅帶會員和南區遊擊隊的一個分隊給予有力的還擊，消滅了一部分敵人。
祖父就是在紅帶會襲擊坪坑民團這一背景下為紅帶會秘密送信的。這次經歷後，祖父更堅定了革命信念，向組織表達了要求參加「紅帶會」的意願。由於頭崗經常有三五成群的外地人來糴谷，有時多達十幾人，這引起了李墩在修竹的「狗腿」的懷疑，於是招來了李墩的注意，他多次藉故派「團兵」或扮成「土匪」對頭崗進行不間斷的監視和搜查，但都沒發現什麼。據祖父說，有一次團兵假裝前來糴谷，如果不是我祖父機靈，就糟了。後來為了躲避敵人的注意，把交通站移到了修竹村溪源底的「村樓」。那裡緊靠修竹村邊，又在「嶺頭坂」的山腳下，即隱蔽又方便躲避，一有情況隨時可以躲進小樹林，由小樹林跑到村外。「村樓」原是村中的神地，除每年正月「遊祖」，有村中的「神頭」（主持「遊神」事項的人）在討論公事外，平時沒人敢到裡面去。因為我祖父在村中德高望重，每年他都會被推為「大頭」。他頻繁進出是不可能引起懷疑的。他帶幾個陌生人進出「村樓」也不會引起懷疑。
反動頭子李墩雖然找不到證據，但他依然沒有消除對祖父的懷疑。終於有一天，他獲知祖父的新厝只有前門，而沒有後門，便召集十幾個團兵，自稱是「何營」的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斧頭砍開大門。情急之下，我祖母身穿破衣，用一條髒的發黑的圍裙背起她的小兒子李大（年僅兩歲）手提泔水桶，稱是幫工的，硬著頭皮從「匪」群中逃出。祖父仗著年輕欲從後面的谷坪跳往上厝，不幸落空摔到大路上，幸被上厝的蔡阿婆救起，逃過一劫，可是卻不幸摔斷手臂，再加上得不到及時治療，落下終生殘廢，喪失勞動能力。大兒子（即我父親）年少體輕，從前面的曬穀坪跳入對面的菜園的草園中，躲過一劫。14歲的二兒子（李式龍）被抓往阜莽李墩厝中，李墩企圖從孩子的口中套出點什麼，最後還是親友和眾多鄉鄰請求才以罰款告終。經過這次驚嚇，我祖母因兒子還未滿兩周歲，導致大出血，從此落下病根，再也沒有生育。她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年僅36歲）。
從此，我祖父無奈之下，只好僱工幹農活。他自己開館教書，以舌耕度日。李墩知道祖父在村中有一定的威望，想為他所用，便要他做保長。祖父不為所動，委婉拒絕，故意讓曾祖母在公共場合大罵：「如果誰選我兒子當保長，誰就會斷子絕孫。」這樣村裡沒一個人敢選我祖父，李墩無計可施只好作罷。但因為此計不成，李墩惱羞成怒，找藉口在一個月之內連抓祖父三次，最後以「不識好歹」的罪名他抓往平溪區公所，關了好幾天。
5
祖父一生坎坷，他雖有三個兒子，可是他和我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在我的心目中，他是那樣的慈祥，那樣的高大。他不但是我的長輩，更是我成長的引路人，還是我思想的啟蒙老師。從我懂事起，陪我時間最多的，除了姐姐，就是祖父。祖父教育我一定要聽黨的話，學會本事，給我講「嶽飛傳」「戚繼光傳」「鄭成功傳」……尤其是父親逝世後，祖父生命的最後十年，簡直是和我形影不離。在這段時間裡，他告訴我一生的經歷，我才得以曉得這些充滿傳奇和悲情色彩的故事。
他出生的年代，是世界格局發生大動蕩的年代，也是中華民族蒙受恥辱的年代。他告訴我，他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中年喪妻晚年喪子之痛，而是與組織失去聯繫。可是他又告訴我，不管別人怎麼看，別人怎麼說，重要的是自己認為對就去說、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路，就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毫不猶豫，哪怕前面是萬丈深淵。
「修竹站」的創立給壽寧南區的「紅帶會」開展活動提供了方便。祖父走上革命道路以後，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積極努力地為組織傳送信件，遵照組織的要求，利用「山樓」作掩護，積極籌糧、置地，為「紅帶會」提供住宿、糧食、資金的方便。為了能多支持「紅帶會」的物資，祖父一家常年放著滿倉的糧食，除重要假日外，一家人終年吃地瓜飯，一年難得買魚肉。桌子上的菜幾乎全是園中自種，油全部自給自足。自己親自養雞、鴨、豬、羊、牛，解決全家的油鹽。為了增加營養，在自家門前屋後種植各種水果，在自家的田裡養殖魚、泥鰍、田螺之類待客。三個兒子在外讀書，都是自帶地瓜作主糧，祖母親手做好鹹菜、豆腐乳等，送到學校。
可是由於當時形勢的變化（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紅軍主力北上抗日），祖父與組織失去聯繫，直至全國解放依然沒有與組織取得聯繫。
在失去組織聯繫的最初一段時間，祖父以為是他們（指前所說的年輕人）工作忙，沒時間聯絡他。可是，一年又一年，祖父感到不對，又不敢主動去尋找組織，也不知道去什麼地方找（因為當初有約定，不能對任何人透露，否則按紀律嚴處）。處理村中事，他胸有成竹。早年讀過幾年私塾，也曾跟隨他嶽父（斜灘船戶）去賽岐做點小生意，在斜灘開過幾年店鋪。見識比其他人會多一點。受他嶽父的影響，懂得怎樣去同情別人，怎樣去識別一個人。更重要的是斜灘乃聯結福建上下四府的交通紐帶，也是黨開展活動的絕佳之地。
當然，祖父的「尋親之路」也是從斜灘開始的。不僅他的妻子來自斜灘郭家，他的妹妹也遠嫁斜灘。當年交通不便，從修竹爬山涉嶺到斜灘要走一天山路，不但嶺陡路滑，還經常要受到一些散匪的騷擾，被劫之事時有發生。他原以為在斜灘可以找到組織，殊不知由於黨組織的隱蔽性，一介山民想找到「幾個人」，豈不是大海撈針？在斜灘呆了幾天，一無所獲的祖父只好掃興而歸。數年之間，祖父幾乎走遍了整個壽寧，用他的話說：「我走遍壽寧的四個坑底（言走的地方遠而多）。」
解放時，由於屯集的糧食無法轉移，更無法證明這些糧食的用途，故而被評為「地主」。在那被戴上「地主」帽子的歲月裡，當他被戴上高帽被批評時，也不忘初心，對「鋪天蓋地的批判」充耳不聞，心中默默地喊著「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多少次我親眼看見，批判會都結束了，人們都走了，他還「捨不得」離開場地。每次都是我去叫他回去的。平時，他對投來的「白眼」和「流言蜚語」都能泰然處之。他常對我說：「人家用口水吐我們，不能顯出不樂意，反而要高興地接受，更不能當著人們的面擦掉。不然，人家會說我嫌棄他的口水臭。」他還說：「自己被人欺負，不是壞事。但自己千萬不要去欺負別人，尤其是比我們弱小的人。」
也因此，很多時候，他的「批鬥會」被稱為是最安靜的批鬥會，有時甚至有始無終。他也因此被稱為最老實的「地主」。他如果被強制去幹些「公益事」，如修路、鋤草，他總是走在前面，他總是挑重活、幹髒活。知道祖父為人的村民，仍然尊重他，一些輩分比祖父高的村民，只要是年齡比他小，都尊他為「烈泮哥」（我家在村中，輩分是最低的）。這是善良的村民打心底尊重他。
我曾經以為，祖父對此打擊仍能「不當回事」。後來，我理解了，祖父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間煙火，也有七情六慾，為了革命他喪失愛妻，他不是沒有感覺，只不過沒顯山露水而已。他對我說，這是黨對他的又一次「考驗」。直至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的真正含義。
雖然遭受批鬥和打擊，生活變得異常艱難，但祖父始終相信黨，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在極為困難的生活條件下，三個兒子均培養成材，老大李瑤華，解放前畢業於建甌師範學校；老二李式龍，1953年於福安師範畢業；老么李大，1956年畢業於福安師範。三個兒子全部培養成材，這在當時的修竹村，乃至整個芹洋，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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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發誓，要為祖父找到組織。然而，我一個處處受人鄙視的「地主仔」要找到「證據」談何容易。一個「地主仔」，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有誰會幫助我？所以，我只能一面認真工作，一面積極地靠攏組織，向黨遞交了我的「入黨申請」。最終由於我的努力，終於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我原以為入黨後，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有關部門查找證據。可是由於家庭的變故，父親李瑤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被評為「漏劃地主」被強制離職，甚至連我也被遣送回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直到1975年胡耀邦主持工作時，父親才得以平反，被落實政策召回教師隊伍。然而，父親的身心已經遭受嚴重創傷，參加工作才一年多，就於1976年八月含恨離開人世，年僅五十五歲。
數十年來，我曾多番尋找，但沒有任何證據。一晃，我退休了。我下決心，再難，也不放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當作百分之百去突破。如果我這一代不能完成祖父的遺願，時過境遷，希望將越來越渺茫。
▲1987年11月出版的《壽寧黨史資料》第二期記載，李烈泮於1933年7月至1934年9月擔任「修竹站」交通站負責人
一晃，又是十年。直到2018年，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於《壽寧黨史資料》中找到有力證據，證實祖父的「地下交通員」身份。《壽寧黨史資料》1987年11月第二期第73頁的《福建省壽寧縣「二戰時期地下交通站分布統計表」》，祖父的姓名赫然在列。作者分別為林希順和李晶明，林希順現供職於省教育廳，李晶明仍健在。這是迄今為止能證明祖父「地下交通員」身份的最有力的證據。
這本書面世的前一年，祖父去世。而由於信息閉塞，這本書出現在苦苦尋覓它的主人眼前，卻已足足過去30多年了。我感慨萬千，卻萬般無奈。除了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什麼也做不了。我也老了。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清明節，我帶著全家前往祖父的墓地，以寄託我的哀思。我告訴祖父，我這個不孝孫子，為他找到了「組織」。雖然沒有任何儀式，沒有任何補償，但我會告訴家族中的每一個人，告訴我的子孫，讓他（她）們永遠記住，您是我黨的一名「地下交通員」。我想，九泉下的您，聽到這個消息，一定會高興的。
寫於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