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勺子》和喝湯用的勺子半毛錢關係都沒有，儘管陳建斌、蔣勤勤、金世佳都拿著勺子宣傳這部電影。陳建斌拿了金馬，也送給老婆一個金勺，也算是物盡其用，恩愛有加。不過，那個傻子陰魂不散的某個瞬間，我還是聯想到了一個和喝湯用的勺子有關的短片，但其中勺子也不是用來喝湯的，而是用來殺人。
那是理察·蓋爾拍攝於2008年的一部短片《勺子殺人狂》。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法醫傑克在大街上溜達，就像《一個勺子》裡那個下午拉條子在路上一樣。突然有人從背後敲了他一下，一轉頭是一個死神模樣擎著勺子的怪人，然後故事就開始了，而且好像一直在開始。短片最後怪人敞開風衣，上面掛著數不清的勺子，而傑克已經奄奄一息。
重複、重複、重複，這是荒誕的手法，也是荒誕的一種內涵，就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這也是陳建斌的電影，自己是導演、編劇、主演的《一個勺子》給我的感受，荒誕。
而且作為「荒誕喜劇」在市場上奔走，又經歷了主演吸毒撤檔、刪減補拍各種事情，就像陳建斌說的，一部電影竟有點像「自敘傳」了。重複，是《一個勺子》敘事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意義：拉條子（陳建斌飾）一次次送走或者趕走傻子（金世佳飾），也一次次送不走傻子；傻子走了之後，拉條子的一次又一次跑到村長的村頭那邊上面等，一直等誰來認領傻子的人；拉條子每次都坐在大頭哥的猛禽副駕駛座上，攝影機的角度都沒變過，也次次在車鏡中漸漸遠去。「勺子」「傻子」「啥子」反覆出現，每個人都說過這幾個詞語，每個人也都被稱呼過傻子。
唯獨金世佳飾演的傻子沒有一句臺詞，只會說一個「媽」字，當然這對兒子缺席的拉條子和金枝子（蔣勤勤）的家裡有著補位的意思，尤其他穿得上兒子嫌棄的鞋子、金枝子為他收拾兒子房間時。不過這倒像極了韓少功1985年創作的小說《爸爸爸》，小說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是「尋根小說」的代表之作，其中丙崽兒只會說「爸爸爸」和「X媽媽」，故事光怪陸離、神秘瑰奇，極為荒誕，也充滿了隱喻。
拉條子始終想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都來搶這個傻子；金枝子也沒有想清楚，日子怎麼就過得這麼窩囊；大頭哥被拉條子搞糊塗了，他的兄弟知道自己想不明白只會說「人生就是這樣」；村長說拉條子不是個老實人，金枝子嫌棄自己老公太老實。整個故事只有傻子是最清楚的，他管對他好的人叫「媽」，他對來接他回家的哥露出笑臉。這種故事就是陳建斌「一直以來想要表達的事物」而這種東西在他與孟京輝合作的話劇和電影中似曾相識。
1998年，陳建斌主演了孟京輝導演的話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話劇改編自達裡奧·福的同名話劇，達裡奧·福「是一個越老越激進的傢伙，他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左派，他是一個被美國拒絕入境的危險份子，他是一個被禁止在電視裡露面的戲劇明星，他是著名詩人聶魯達的朋友，布萊希特的熱愛者，馬雅可夫斯基的同路人，199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陳建斌在話劇中飾演「一個瘋子」，他和一群警察反覆搬演囚犯死亡的過程，對當權者以極大的揭露和嘲諷，一開始他被三個警察操控，後來反客為主，讓警察差點瘋掉。
他們的關係很好，好的就行電影中的主人公和村長一樣、女警、大頭哥的關係，後面三個求著幫助的都給主人公跪下了。「情況太複雜了，現實太殘酷了，理想都破滅了，我也不想活了」，這是話劇中的臺詞，也是帶著口罩的夫婦、他們來到這裡到朋友家打聽了，傻子和金枝子的內心和想法。
2002年，《像雞毛一樣飛》的電影開場就是俄國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光頭頭像。馬雅可夫斯基出版了俄國未來派的第一本詩集《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他也是一個戲劇家，創作的喜劇諷刺小市民、揭露官僚主義。他主張「舞臺不是普通的鏡子，而是放大鏡」，陳建斌說的很有道理，把電影當做「放大鏡」。
荒誕的非常有利，卻刺向每個人的靈魂。電影中秦海璐飾演了一個患有色盲症夢想當空姐的女孩方芳，她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與常人不同，就像《一個勺子》裡傻子戴的那個有紅色護眼的帽子，他看到的世界也有常人不同。他們所擁有的或許是人性的底色。
我怎麼都想不通，為什麼大家都在搶一個傻子呢？這樣的問題彌散著存在主義的意味，尤其當拉條子戴上勺子破舊的帽子時，鋸齒般的紅色帽子把現實和所看到的明顯隔開，一個個曾經投向傻子的雪球投擲過來時，那種荒誕四處蕩開。那些本該像雪一樣純淨的孩子為何要把雪球投向一個比他們還純淨的傻子呢？是誰教唆的呢？傻子沒有解釋，瘋子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中說了，用薩特存在主義的口吻：「說的遠一點兒，山頂洞人，說的近一點兒你們家人，說的唯物一點兒日食月食，說的唯心一點兒儒家法家，說的辯證一點兒是受害人，說的痛快一點兒，都是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