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隻有將近一個世紀歷史的猴子玩偶。它比我的手掌短一點兒，很多地方的皮毛已經磨損。在漫長的歲月裡，它陪伴我父親漂泊四方——逃離德國，前往瑞典、美國……最終，這隻上了年紀的猴子成了一條線索，改變了一個猶太家族的命運。
父親格特·伯利納是玩具猴最初的主人。上世紀30年代，還是個孩子的他每次去柏林街頭騎車兜風，都不會忘記把這個小小的玩偶夾在車把上。
「我喜歡它，」現年94歲的父親回憶道，「小猴子就像護身符，能帶來好運。」
逃亡路上只有玩偶相伴
在兒時的照片中，父親看起來信心十足，嘴角帶著笑意，有點兒叛逆。彼時的他不可能預料到，從親人、玩伴到財產，自己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將被仇恨逐一掏空。
80年前的11月，在那個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德國猶太人的商店、學校和家園被納粹分子焚燒、摧毀。種族主義鼓譟下的德國民眾，也加入了迫害同胞的行列。
「我走到屋外，」父親描述起當時的情景，「地上有很多碎玻璃……警笛嘶鳴，猶太教堂火光沖天。」
猶太人的財產消失了，自由消失了，最後，逃離家鄉的機會也消失了。唯一的希望是留給未成年人的，即「金德兒童」救援行動，絕望中的人們試圖藉此讓兒女逃離魔掌。成千上萬的孩子從此背井離鄉、寄人籬下，多數人去了英國，父親的目的地則是瑞典。
1939年，14歲的他告別父母，登上了開往波羅的海沿岸城市卡爾瑪的火車。父親隨身只帶了一個小小的手提箱，屈指可數的幾件行李中，最「沒用」的就是那隻玩具猴。
幸運的是，接納他的是個慷慨善良的家庭。父親對瑞典的第一印象是空氣。擺脫了柏林的暴力氛圍，他得以自由呼吸。「突然就覺得暢快，」他說，「就好像空氣不一樣了。」
滯留在德國的親朋好友令父親心急如焚。戰爭爆發後，僅有的書信聯繫徹底斷絕了。1943年5月17日，我的祖父母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失去了生命。
孤獨與沉默困擾三代人
納粹的覆滅並未促使父親返回德國，失去親人的他不再視那片土地為故鄉。22歲那年，他離開瑞典去了美國，孑然一身，舉目無親。又一次，他在旅行箱裡給猴子玩偶留了位置——它是父親轉瞬即逝的少年時代的殘骸，更是他與故土僅有的羈絆。
那以後的大部分時間，父親住在紐約。作為攝影師和藝術家，他在新墨西哥州和義大利工作，始終和玩具猴形影不離。不過，小猴子一直「住」在父親抽屜最深處，隱藏得如此私密，以至於我有很多年根本沒意識到它的存在，更不了解它代表的一切。
這只是我不知道，或者說父親不讓我知道的諸多事物之一。
即便在我長大成人後，父親也很少和我討論他遭遇過什麼。他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流浪四方的他有多麼孤獨？這段經歷如何影響了他的思想？他是個冷漠的老人，我是個冷漠的兒子。我們在一起的日子，總是被斷斷續續、令人不安的沉默困擾。
要說我這些年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我們的家真的很「小」。伯利納家族似乎只剩下三個人活在世間：父親、我和我兒子。我一度非常確信，他們倆也是這麼想的。
之後，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年邁的玩具猴成了一場邂逅的牽線者。
博物館裡的奇妙邂逅
2003年，柏林猶太人博物館的檔案保管員奧布裡·龐莫倫斯造訪了父親位於曼哈頓的公寓。兩人之前見過幾面，這次，奧布裡是來尋求幫助的。他問父親：您在德國生活的時候有什麼小物件保存下來？可以讓參觀博物館的人親身體驗它嗎？
有那麼一陣子，父親覺得自己的心被撕裂了。他不想捨棄那獨一無二的玩具猴，它是他兒時最親密的夥伴。我也勸他毫不猶豫地回絕對方的提議。但父親最後還是決定，玩具猴應該回到外面的世界，作為一塊微不足道的歷史碎片，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就這樣，小猴子回到了柏林，這次是住在博物館裡，而不是夾在小男孩的自行車上。從此，數以百萬計的遊客在博物館的展覽中與這無名的玩偶面對面，聆聽它和昔日主人的故事。
其中一位遊客是艾麗卡·佩特森。2015年，她和男友約希姆走進博物館，當時展出的是納粹時期猶太兒童的生活。展品包括一些帶蓋子的木盒，參觀者可以打開細觀其中的文物。
盒蓋開啟的一刻，艾麗卡發現其中的物件有些特別。「是一個毛絨玩具和一張小男孩的照片，一個叫格特·伯利納的孩子，」她回憶說，「純屬巧合嗎？我母親也姓伯利納。」
艾麗卡覺得意外，她的母親阿格尼塔聞訊卻浮想聯翩。母女倆是瑞典公民，祖籍在德國柏林。阿格尼塔試著用父親的名字上網搜索，立刻找到了後者的個人網站，上頭有小猴子玩偶的照片。
「還有電子郵件地址。」她後來告訴我，「我有點兒猶豫，這也許只是個陌生人，但我終究抑制不住好奇，發了一封郵件給你父親——難道我們是親戚？」
我清楚地記得，向來嚴肅的父親那天仿佛換了個人，在打給我的電話裡竟有些語無倫次：「因為這隻猴子玩偶，我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有人從瑞典打給我，說，我覺得你是我表兄。」
放棄寶物 收穫親情
此後不久，趁著父親在柏林舉辦攝影展，阿格尼塔和她的妹妹蘇珊娜，以及蘇珊娜的兒子丹尼爾安排我們見面了。
素昧平生的兩家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是的，伯利納家族並非只有我們祖孫三人。
原來，我的祖父有個叫卡爾的哥哥。卡爾·伯利納有兩個孩子，他們在戰爭爆發前也流亡到了瑞典，但不是通過「金德兒童」行動逃離的，而是去了偏遠鄉村的農場，從此在當地定居。也就是說，這兩個孩子是我父親的表兄弟，但他們彼此從未有過聯繫。
80年後，藉助一隻古舊的猴子玩偶，血緣的紐帶重新被連接起來。
最近，我去了趟瑞典，與「失而復得」的親戚們見面，還尋訪了父親當年的足跡。冬至節當天，瑞典傳統的盛宴持續到深夜，大家品嘗肉丸、鮭魚，暢飲杜松子酒，蛋糕上的草莓比我以往見過的都多。儘管相識沒多久，我還是在遠方的親人身上找到了熟悉的感覺。我從未如此強烈地感到，自己是一個大家族的成員，這個家族度過了艱難歲月，開枝散葉。
年邁的父親沒有到場。於是，所有人一起給身在紐約的他打了電話——艾麗卡、阿格尼塔和我都守在話筒旁，把所見所感與他分享。這是個五味雜陳的電話。我知道，父親原本打算靜靜地度過最後的人生歲月，他習慣了獨自待在公寓裡，重溫逝去的時光。
直到寫下這些文字，我依然無法透徹理解父親和家族經歷的事情，但我越來越相信，從父親把那隻玩具猴裝進手提箱的一刻起，所有人便註定會重逢。
勇敢地放棄見證過歷史的寶物，父親收穫了失落多年的親情。「這是最棒的禮物，」他對我感嘆道，「在遲暮之年，我發現咱們的家竟然這麼大。」
美國國家公共電臺網站